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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黄山会议——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

2012-01-03 11:50 来源: 东方视觉 作者:


八九前夕的“黄山会议”

1988年高名潞在11月22日到24日策划了“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会议在黄山市屯溪的江心洲宾馆举行,史称“黄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名中青年美术家和理论家。会上展示、交流了两年来的探索性新作、并结合当前中国文化的发展、当代艺术家的思想观念、当前艺术市场的开发等问题,探讨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趋势,并且围绕将于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和其它艺术活动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八九现代艺术大展的成功成就了“黄山会议”的意义。

高名路疯狂的1989节选

黄山会议

一九八八年八月,安徽省合肥画院画家凌徽涛到北京找我,提到合肥画院有意主办一次现代艺术讨论会,希望由我来主持。九月,由于中国美术馆的场地问题有了进展,同时有必要进行一次展览的学术准备会议,于是我立即与凌徽涛确定了会议的细节,并得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水天中先生的支持,同意美研所作为会议主办单位。

十一月二十二日,百余名前卫艺术家及批评家、编辑等从全国各地(包括XZ、内蒙、甘肃)前来,并有一些外国朋友参加,齐聚黄山市屯溪江心洲宾馆,开始为期三天(继珠海会议之后)的第二次全国前卫艺术家大聚会。

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它检阅了自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来,以及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之下的前卫艺术的动向与反应,因为政治与经济的双向冲击确实对前卫艺术的发展影响很大。会议观看了一千余张画家新作品幻灯片,宣读了三十余篇论文。但这些成果远不及原先料想的丰硕,这也多少为一九八九年《现代艺术大展》投下了阴影,至少不得不从原先新作品展的计划退回到一个以回顾展和新作展相结合的展览形式。除了政、经双向冲击导致作品的弱化之外,八五美术运动以来的新转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会议中,不少艺术家认为八五美术运动应有新的转向,因为八五美术运动是向人文热情、社会理想(包括政治理念)的扩张,而新的转向则应该是对人文热情的清理。下一个阶段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是意义的消失,是与世界背景的认同。应该说这一转向非常早地传达出了一九八九年“6-4”之后的前卫发展动向:走向肤浅与波普化、商业化和全球化。

尽管这一转向是在反省八五美术运动的乌托邦理想主义,并试图将艺术回归到现实社会(这一点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它毕竟尚未体现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于是,转向可能成为阶段性空白。

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大聚会是全国范围各路前卫“诸侯”的大会师,这不仅仅是艺术思想与艺术作品的交锋、竞争,同时也是风度、魅力、语言表达等方面个人风采的争辉。对这些造反者而言,无权威可言,无先来与后到,不同群体的艺术家之间的对垒常常不可避免,他们的对话往往语词激烈,学术之外不乏人物臧否。互相反唇相讥,甚而剑拔驽张。或许前卫艺术家的聚集注定是散沙堆起的象牙塔。

黄山会议聚集了全国前卫艺术的精华,从服装到风范举止,这些放浪形骸的现代菁英们住进了黄山市最豪华的饭店。这颇使当地的“时髦名流”及“土豪劣绅”大生醋意,因而颇为不满。

从大家一踏入江心洲宾馆,我的神经就开始绷紧,防范各路诸侯之间会有“火拼”,在地方的被压抑很可能在另一种放松的环境中发泄。尽管三天会议间对一些行为进行了控制,如有的艺术家饭后当众摔砸饭碗及掀饭桌。有的艺术家则是在各个艺术家房间内投撒避孕套,一位收拾房间的女服务员抱著一大包避孕套来见我,问怎么办,我赶紧要凌徽涛给她二十元,叫她不要声张。但艺术家的放浪形骸引起了当地Z/F部门的不满,可我万万没料到会发生流血冲突。

十一月二十四日闭幕式的晚餐后,我以为万事大吉,谁曾想,到会艺术家在晚餐即将结束时与同时在餐厅进餐的新郎及客人(当地颇有影响的好事者们)发生暴力冲突。新郎被一艺术家用酒瓶将头打破,一时黄山地区各路好汉将前卫艺术菁英们团团围在一间饭厅之中。公安局也随即赶到。黄山好汉们高喊捉拿他们认定的凶手、艺术家毛旭辉,但据事后了解,根本不是毛旭辉所为。在与po.lice谈判后,我同意亲自带毛旭辉到公安局,将事情解释清楚。但当我拉著毛旭辉的手试图冲破拦截的人群到饭店门口乘车时,石块等如雪片飞来,毛旭辉虽身高一米八零,也手直颤抖,我只好拉他返回饭厅。于是公安局只得临时在饭店与我们谈判。我和合肥画院德高望重的老画家裴家同先生,及范迪安、周彦都参加了谈判。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公安局当然维护著地头蛇。公安局坚持要留下“凶手”,惩罚会议主办者,而饭店领导也趁火打劫,历数艺术家的种种“恶行”。我们只好据埋力争,为艺术家辩护。正当双方僵持下下时,电话急呼我,并告诉我艺术家宋永红在试图跳窗逃离饭店时被当地流氓围住,被乱棍打得躺在血泊之中。闻此我顿时大怒,向公安局指出,若宋有意外,你们要负责任。宋永红被紧急送到医院,仅脸部就缝了十七针,牙也被打掉几颗。公安局见势不妙,这毕竟是“全国性”会议,麻烦惹大不好收拾,于是建议我们连夜离开黄山市。

这时已是半夜,我赶忙召集所有与会者一百余人,不论选择何种交通工具,立即动身,必须当晚离开这是非之地,于是各路英雄三三两两悄然消失于冥冥夜色之中。回想起那紧张、狼狈而又富喜剧色彩的一幕,真像“胜利大逃亡”的场面,这场面使我感到一种发生于艺术家和民众心底的浮躁,它是一种不满,宣泄,也是一种对社会强烈的非理性批判。这浮躁后来出现于《中国现代艺术展》中和八九学生民主运动中,但它是社会所产生的,它又回敬于社会,有时其政治目标并不是很清晰的,但这种盲目的发泄与破坏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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