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符号学研究什么
20世纪初年，索绪尔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时，曾把符号学设想为“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他说：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我们管它叫符号学...(sémiologie，来自希腊语sēmeîon‘符号’)。它将告诉我们符号是由什么构成的，受什么规律支配。因为这门科学还不存在，我们说不出它将会是什么样子，但是它有存在的权利，它的地位是预先确定了的。语言学不过是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将来符号学发现的规律也可以应用于语言学，所以后者将属于全部人文事实中一个非常确定的领域。[1]
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皮尔斯也提出了关于符号学研究的设想。他说：
逻辑学，我认为我曾指出过，就其一般意义而论，只不过是符号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符号学是关于符号的几乎是必然的和形式的学说。在把这门学科描述成“几乎是必然的”或形式的学科的时候，我注意到，我们是尽了我们之所能来观察这些符号特征的，而且，根据这些观察，并借助于我愿称之为抽象活动的一种过程，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对由科学才智使用的各类符号的特征进行十分必要的判断的时候了。[2]
从这两段引文中不难看出，索绪尔的符号学设想着眼于符号的社会功能，看重它的心理因素;皮尔斯受到洛克的影响，着眼于符号的逻辑功能，看重符号的形式研究。然而他们设想的毕竟都是符号学，比如皮尔斯说的“符号特征”，索绪尔说的符号构成及其规律，都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天，英语中有两个同义词：semiology和semiotics，它们同指一门科学——符号学。前者即索绪尔提出的法语sèmiologie，欧洲大陆的人出于对索绪尔的尊敬，喜欢用这个词;说英语的人喜欢使用后者，则出于对皮尔斯的尊敬。(当然，欧洲大陆和英美的符号学家们的符号学研究，在侧重点上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除索绪尔和皮尔斯以外，一些符号学家，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符号学家，也曾有过关于符号学的设想，或者给出过符号学的定义。例如：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一般理论的科学。它研究符号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符号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
——符号学研究那些作为一切符号结构基础的一般原则，研究各种符号的特殊性，以及使用这些符号的各种信息的特殊性。
——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产生、传达和释义过程的学说。
——符号学是研究意指作用的学科。
——符号学是一门研究可以用来说谎的每一种事物的学科。
如此等等。
从符号学家们提示的符号学研究内容来看，以下几方面是符号学特别应当关注的：
1.结构
符号结构就是指符号的“二元关系”或“三元关系”，包括它们的表征和意指方式。符号的“二元”或“三元”关系，也就是符号区别于其他任何事物的特征所在。
符号结构有简单和复合之分。有的符号结构简单，例如选举，只须在侯选人名单上打“〇”表示赞成，打“×”表示反对，这“〇”和“×”都是简单结构的符号。而有些符号的结构则比较复杂，例如一张国家地图是一个符号，但它却是由一些简单符号复合而成，如疆域符号、山脉符号、河流符号、铁路符号、公路符号、城镇符号等等。无论简单符号还是复合符号，它们都具有二元或三元的结构关系。
具有“二元”或“三元”结构的各种各样的符号，都有一个产生、流传和衰亡的过程。我们不妨把这一过程理解为符号“生命”的历程。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某个事物来表征另一事物，同时赋予意义，就可以说一个符号产生了。这种给定符形和赋予意义的符号操作，就是把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为符号的统一体，亦即“意指行为”。然而符号产生以后，并不意味着就有了生命的活力。符号的生命还在于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说，要由社会来“约定”这个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如果一个符号诞生后不能得到社会的约定，那是“夭亡”;如果在流传中不能得到社会的继续约定，那是由衰老而走向死亡。符号的社会约定性是符号的基本属性。
2.系统
就符号学而言，符号结构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系统。符号必须组成系统才能产生意指作用。例如交通路口的信号灯之所以有意指作用，就是因为它们组成了系统。一个单独的红灯、绿灯或者黄灯，如果离开了交通信号系统，那是不可能指挥交通的。形形色色的符号，都有各自的系统，例如语言符号系统、文字符号系统、礼仪符号系统、服饰符号系统、建筑符号系统，等等。不同系统之间的转换，需要通过“翻译”。
系统是依靠编码建立起来的。我们说符号组成系统，实际上就是符号借助于编码组织起来。编码就是规则，就是使用者们之间的约定，符号的意指作用就建立在编码的基础之上。例如方块汉字，就是按照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编码规则创造出来，并且组织成庞大的汉字符号系统，直到今天依然极好地发挥它的意指作用。
3.符号串
系统中的符号是个集合，而符号集合通常是按照一定顺序组成的。这样的有序集叫做“符号串”，也称为“符号链”。例如篮球判罚，就是由裁判员的哨声和一系列的手势动作组成的一个符号有序集，也就是符号串。一个按笔画顺序排列的名单是符号串;一个语句、一篇文章乃至一本著作，都是符号串。
一个符号串的意义，不等于各个元素符号意义的机械相加。几个元素符号相同的符号串，由于排列顺序不同，符号串的意义可能大不相同。例如符号串“不得了”，表示情况严重，没法儿收拾;“了不得”的意思是“大大超过寻常”;而“不了得”则是“不怎么样”或者“没什么了不起”;还有“得不了”，是指“不可能得到”。虽然它们的元素符号相同。
符号串的排列有“时间句法”和“空间句法”之分。例如语言和音乐符号为时间句法，绘画和雕塑符号为空间句法，舞蹈和电影符号则是时间-空间句法。
这里还需要再一次说到表征和意指。如果没有表征和意指，就没有符号的“二元”或“三元”结构，就没有符号，没有符号系统和符号串。当然也就没有了符号学。
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只有用一事物来表征另一事物，才能形成“能指-对象”的结构关系，能指作为讯息的载体，使得人们获取对象讯息成为可能。符号的表征方式，主要表现为肖似的方式、指索的方式和象征的方式。形形色色的符号世界，作为表征方式，无非就是这么几种。现代符号学把符号区分为图象符号、指索符号和象征符号三个类别，恰好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表征方式。
正是意指的作用，使得能指和所指结合成为符号的二元结构关系。所以一些符号学家，包括皮尔斯和艾柯，都十分强调符号学要研究符号的意指或意指作用。符号的意指作用是通过意指方式实现的，而意指方式则是多种多样。例如一件物品上画有骷髅图象，它会使人联想到死亡，由此推出该物件属于危险品。这是联想和推理的意指方式，同时也是一种约定。又如古代汉字符号“吾”字，字形是能指，字的音义为所指。“吾”是代词，可以作主语和宾语,这是语形的意指方式。“吾”是第一人称，当“我”字讲，这是语义的意指方式。《孙子·计篇》云：“吾以此知胜负矣。”“吾”指孙武;《荀子·修身篇》说：“谄谀我者，吾贼也。”“吾”指荀况。这是语用的意指方式。当然这些意指方式并不是彼此不相关的。语形、语义或者语用方式同时也会是联想、推理或纯粹约定的方式。比较起来，语形、语义和语用方式似乎更为根本。美国哲学家莫里斯把符号学划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组成部分绝不是偶然的。
至此，对于“符号学研究什么?”我们可以回答说：符号学研究符号的结构、系统以及符号串等内容。就其本质而言，则是研究符号的表征和意指方式。
那么“什么是符号学?”我们也就可以简约地表述(定义)为：
符号学就是研究表征和意指方式的科学。
二、符号学的疆域
符号学的疆域是极为辽阔的。罗兰·巴尔特说，符号学“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1]我们虽然不能说整个世界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可以作为符号，因而都可以成为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Eco.U.)在他的《符号学理论》一书中，曾经描绘了一个全景式的符号学疆域，其中包括：
动物符号学。
嗅觉符号学。气味代码。
触觉符号学。盲人识字，接吻、拥抱等。
味觉符号学。如烹饪。
副语言学。哭、笑、抽泣、耳语等。
医学符号学。
运动和动作符号学。从礼节到仪式，乃至哑剧。
音乐符号学。
形式化语言研究。从数学到化学。
书写语言研究。包括未知字母研究和密码学。
自然语言研究。
视觉通讯系统。
物体符号系统。从建筑到一般物体。
情节结构研究。神话、传说、民俗游戏、侦探小说等。
文本理论。语言的宏观单位研究，诗歌语言分析等。
文化代码研究。
美学文本。
大众传播研究。
修辞学。
艾柯列出的这些学科并不完全，学科间的分界也不够清晰。此后符号学家们描绘的符号学疆域，更为辽阔广大。
符号学辽阔广大的疆域，使得一些符号学家产生了被称为“符号学帝国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认为，符号学应当象古代哲学那样，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学科体系，并且宣称符号学有权侵入任何一个学科领域。“符号学帝国主义”当然是错误的。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涉及各个学科，并不是说要把各个学科都“兼并”过来。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涉及整个物质世界，但它并没有把研究物质世界的其他学科“占为己有”。
同“符号学帝国主义”恰好相反，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偏安一隅”的符号学倾向。一些符号学家象南宋小朝庭那样，自甘把大片疆土拱手让给别人。他们说：
——征兆不是符号。例如“症候”不是符号;电闪雷鸣使人们想到“将要下雨”，不是符号。
——信号不是符号。因为信号所处理的只是零星的不关联的表象或感觉，而不是系统。
——镜像不是符号。据说符号的对象总是不在场的，而镜像的符号对象“在场”。
——记号不是符号。例如人们读书时在书的空白处所画的各种记号。
有的人则更为明确地表示，只有“symbol”(象征符号)才是符号。也就是说，图象符号和指索符号都不是符号。
这不是自甘“偏安一隅”么?
既然“符号学帝国主义”是错误的，自甘“偏安一隅”也是不对的，那么符号学的疆域到底应当怎样划定呢?
原来科学的区分，就在于各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符号”(sign)，是符号的“二元”或“三元”关系，是符号的“表征”和“意指”方式。任何事物，只要符合“sign”条件的都是符号。当然，“符号”可能也为其他学科所关注，但是其他任何学科关注符号都只是一种“业余”行为，这些学科不会以符号的“二元”“三元”关系和“表征”“意指”方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相反地，只有符号学才把它们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符号学研究符号，是一种“专业”行为。符号学研究它应当研究而不研究它所不应当研究的内容。
符号学作为一门现代科学，它必须在人类的科学体系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既不能狂妄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就象C·布雷蒙所说的那样，应避免陷入乌托邦帝国主义和自暴自弃这两极陷阱。[1]符号学应当明确地规定自己独特的学科研究对象，从而划定仅仅而又应当属于自己的疆域。
三、符号学与符号学思想
“符号学”与“符号学思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彼此相关，但应当区别开来。符号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20世纪初年，创始人就是索绪尔和皮尔斯，它的历史是很短的;然而，符号学思想——关于符号学的一些具体理论或观念，则是自古有之，源远流长。
在西方，符号学思想发端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的“症候学”。随后，亚理士多德着力探讨过语言符号问题。“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便是亚氏名言。斯多亚学派的“Lekton”，如果解释为“关于对象构想的意谓的声音”，那就简直近似于现代符号学“三元结构”的思想了。罗马时期，奥古斯丁和他的继承者们发展了神学符号学的研究。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围绕名称的本性即名实关系的争论，有些像中国先秦时期的“名实”之辩。近代的洛克和莱布尼茨，都为符号学的研究做出贡献。特别是莱布尼茨，他有一个伟大的设想：创立一种全人类通用的符号语言，用以消除自然语言的歧义性。这种语言可以根据规则，构成像数学那样精密的“思维的演算”。他的设想直接导致数理逻辑的建立和计算机的发明。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也积淀了丰富的符号思想。早在数千年以前，《易经》就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符号系统，不仅有语形学，而且有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不能不说是符号学史上的一个奇迹。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关于“名实”的论争，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对符号问题进行探讨的高峰时期。这一争论甚至绵延两千余年，同今天国际上的语义学研究接上了“轨”。方块汉字是一种特殊的文字编码，“六书”即是编码规则。汉字学的研究历史悠久，古代汉字学的研究称为“小学”，包括研究符号能指的文字学和研究所指的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一书影响深远，形成了两千年来“《说文》学”的学术思潮。中国书法、中国绘画、中国建筑等，也都体现了中国艺术符号思想的独特风格和深厚底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蕴藏着丰富的符号学思想的府库。
然而，这些丰富多彩、辉煌耀眼的学术成就，实际上只是一些具体的符号学理论或观念，一些零珠碎玉，因而只能称之为“符号学思想”，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符号学”。
符号学，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它必须具备下面几个条件：
首先，它有一个明确而且独特的研究对象。作为一般符号学，就是研究符号的结构、系统以及表征和意指方式的科学。如果是部门符号学，还需要加上其部门的符号特征。
其次，它有一个确定的学科体系。符号学不只是研究符号，它还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理论体系，否则就不能称之为“学”，称之为“符号学”。
第三，还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可。一个“公认”的符号学理论体系，这是符号学学科成熟的标志。
目前的符号学界学派林立，莫衷一是。这也就是说，作为一门现代科学，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学科体系。符号学还不够成熟。但是符号学发展形势良好，跨国性研究的规模日趋扩大。1969年，在巴黎成立了“国际符号学会”(IASS)，出版刊物《符号学》(Semiotica)。1988年，又在芬兰伊马特拉城成立“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建立了世界性的符号学信息中心。符号学研究正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符号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
一般符号学理论
一、 一般符号学的构想
“一般符号学”中的“一般”，英语“general”一词，含有“普遍”“普通”等义，所以一般符号学也称为“普遍符号学”或“普通符号学”。
一般符号学是相对于部门符号学而言的。一般符号学和部门符号学的区别在于：前者研究符号学的一般理论，是从符号的“大系统”意义上说的;如果是某个子系统的符号学，那就是是部门符号学，如语言符号学、文字符号学、电影符号学、广告符号学、建筑符号学、工业设计符号学等等。一般符号学不是部门符号学。
自从现代符号学诞生以来，建立起“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学理论，一直是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符号学家们的愿望。然而由于任务的艰巨性，这项工作还处在探索阶段。
关于一般符号学的构想，由于受到索绪尔传统和皮尔斯传统的不同影响，因而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方向或倾向。
其一，索绪尔传统
索绪尔的符号学传统，即把符号学研究对象从语言的扩大到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中去。索绪尔本人就是以这一思考为潜在前提的，并且认为语言学只是符号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他的具体研究仍然局限在语言学领域内，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一门一般符号学。
其后，罗兰·巴尔特在他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作了创建一般符号的尝试，明确地把语言符号同其他文化符号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之内。然而巴尔特对于非语言符号研究采取的是“准语言学主义”，认为符号学只是语言学的一个部分，这与索绪尔的观点是不相一致的。诚然，语言符号在符号的大系统中占据着核心的地位，现代符号学思想的首要来源是现代语言学。现代语言学与现代符号学在内容上的重合性、理论上的根据性以及应用上的相关性都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语言符号之外毕竟存在着一个名目繁多的非语言符号的世界，一般符号学应当建立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上。
一般符号学的“一般”，其另一含义是为一般符号学提供方法论的理论。法国符号学家格雷马斯(Greimas,A.)的普通语义学研究为此做出了贡献。正如格雷马斯的夫人T.K.格雷马斯所介绍的：“自1970年起，符号学代替了语义学而占据了格雷马斯的思考空间。”“从词汇学到语义学再从语义学到符号学的三段式旅程颇能说明问题。无疑，三个学科都关注意义，但是，每个阶段的理论架构不同，适用场也不同。这样，符号学理论就要在包容前阶段的基础上发展。”[1]格雷马斯与巴尔特都被称作法国符号学的创立者。
其二，皮尔斯传统
皮尔斯的“一般符号学”似乎已成为美国当前流行的学科之一，然而皮尔斯的符号学体系主要是当代人对其零散的符号问题论述的系统重构，不是由皮尔斯本人完成的。皮尔斯以他的逻辑学家的眼光提出了许多关于一般符号学的重要思想，比如abduction的研究。“abduction”，旅美华人符号学家李幼蒸译为“试推法”，大意是“形成一般预测的方法”，与演绎法和归纳法对举。试推法在后来艾柯的一般符号学中得到更多的研究。
美国哲学家莫里斯(Morris,Ch.)自称是皮尔斯的解释者，是最早的正式提出一般符号学理论体系的符号学家。他在1938年的《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把符号学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三个部分，已成为符号学界的广泛共识;其中尤以语用学的思想最具特色。但是莫里斯的社会学行为主义符号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当代符号学研究的需要，因而影响力在不断的减弱。
其三，“兼容”的方向或倾向
兼容索绪尔传统和皮尔斯传统于一体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从艾柯的思想发展史看，他似乎是从索绪尔传统逐渐转向皮尔斯传统的。他对一般符号学的论述并不统一，有时说是“元符号学”，有时又说是语言哲学或“文化逻辑学”。但是不管怎样，他对一般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可行性以及存在问题等都有比较精当的论述;他于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符号学理论》一书也被看作一般符号学构想的代表著作之一。
法国另一位符号学家皮埃尔·吉罗(Guiraud,P.)同巴尔特和格雷马斯也有区别，他的《符号学概论》一书甚至把符号学定义为“对于非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这本书从科技符号、社会符号和美学符号三个方面介绍了符号学的一般理论及其应用，是一本一般符号学的入门书，曾经几次再版，并有英、德、汉等多种文字译本。
二 、走出罗兰·巴尔特的“怪圈”
罗兰·巴尔特在他的《符号学原理》一书的导语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于符号学尚有待建立，可以想见的是，任何一本有关这种分析方法的教材都不可能存在。况且，鉴于符号学涵盖甚广即以所有符号系统为研究对象，只有在这些系统以经验的方式被建立起来之后，它才有可能作为一门学科被讲授。”在巴尔特看来，只有等待各个部门符号学建立起来之后，才有可能编写出作为一门学科的一般符号学教材。然而巴尔特接着说到：“可是，为了逐步开展这项工作，具备一定的知识又是必不可少的。”[1]也就是说，建立各个部门的符号学又必须在一般符号学的指导下进行。于是就出现了巴尔特所说的“怪圈”：一方面建立一般符号学有赖于各个部门符号学，而另一方面，建立各个部门符号学又有赖于一般符号学。
那么，怎样走出这个“怪圈”呢?巴尔特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于某些基本知识的介绍”，即使这种介绍是“既胆怯又冒失的”。
巴尔特的“介绍”工作就是编写他的《符号学原理》，“目的仅在于从语言学中抽出一些分析性概念，这些概念已先验地被认为足具进行符号学研究所需的一般性。”[2]
《符号学原理》没有像《普通语言学教程》那样，提出让人们振聋发聩的符号学思想，但它界定了源于索绪尔符号学的基本概念，同时总结了到20世纪60年代的符号学发展的主要成果。《符号学原理》在索绪尔《教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号学的四对基本概念：(1)语言与言语;(2)能指与所指;(3)系统与组合;(4)外延与内涵。书中还介绍了叶姆斯列夫、雅各布森、马丁内等语言学家和符号学家对这些概念的继承和发展，展望了符号学发展的前景。
从巴尔特介绍的这些内容不难看出，《符号学原理》还只是一本扩大了的“语言符号学”，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般符号学”。
巴尔特这样地“介绍”符号学基础知识，同他关于符号学和语言学关系的观点密切相关。巴尔特和索绪尔恰好相反，索绪尔认为语言学应当是符号学的一个部分，而他则说：“符号学乃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单位的那部分。”[1]所以巴尔特的“介绍”没有比语言学走多远。巴尔特没有走出自己设置的“怪圈”。
其实走出“怪圈”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就是着手建立一般符号学。这样建立起来的一般符号学可能幼稚可笑，不能令人满意，但它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指导部门符号学的研究;而部门符号学发展了，反过来又会推动一般符号学走向成熟。如此这般，就可以形成一般符号学研究的“良性循环”。相反地，如果不是这样，那就难免循着“怪圈”团团转，永远走不出“怪圈”。
事实上，前面说到的几本书：莫里斯的《符号理论基础》、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和吉罗的《符号学概论》，都具有一般符号学的性质。目前我们编写的《符号学导论》一书，也是走出巴尔特“怪圈”的一次尝试。我们的尝试虽然像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在大人们眼里不那么象模象样，但毕竟属于走出“怪圈”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