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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溟:作为社会调查的艺术

2011-12-13 14:49:57 来源: Art-Ba-Ba 作者:

2000年之后,很少部分的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告别过去的中国符号而转向新的前卫,这是一次重新定义“艺术”的实践,并且确实是通过展览改变了艺术的“定义”,这种艺术不只是关心一个空洞的内心和既定的艺术审美形式,而是将艺术开放到前所未有的新的领域,比如以前的社会学家的田野调查现在被艺术家们的工作所分享,然后美术馆不只是一个审美的场所,也成为了讨论社会问题的场所,展览和论坛组合在一起,通过展览引发论坛已经成为这种艺术的新的价值取向。11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展览就是以艺术家们为核心参与的社会调查。艺术在这样的社会调查中,重新找到了活生生的,充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的内心诉求和表达方式。

试图将原来不被认为是艺术的,但现在足以启示它的新可能性的部分纳入到艺术家的活动方式中,这是艺术家的新的努力,这种努力当然也在直接颠覆以往的艺术,既提示艺术家可以介入社会,又宣布以往的艺术——就那种唯一审美的乃至发展为艺术的审美教的——都不是艺术。“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从它启动开始就是抱着对旧艺术的不认同,和艺术需要讨论各种社会问题而引发的。当然这样的艺术目前遭受到普遍的质疑,只是质疑者的质疑永远会是徒劳的,因为艺术不只有一种定义,何况旧的艺术定义无法框定新的艺术,这是由艺术史告诉我们的事实,就像“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那种影像也从根本上不再关心影像所规定的形式,镜头所形成的影像作为图像文本,它们是社会调查过程中留住的材料本身,而不是一个镜头本体。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的反而是镜头的新道路,在一个传统纪实摄影和虚拟的观念摄影两端,传统纪实摄影要的往往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观念摄影往往是在做假图片。“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用的是图像文本,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传统纪实摄影和观念摄影两大类对立之后的另一种方式——我称为当代纪实摄影,当代纪实摄影既不需要虚构,社会现实到处都是值得定格的图像,也不再是传统纪实那种满足于抓拍的叙事模式,它用社会调查的方式调整镜头的功能,就像同样是湘西摄影,当我们看到在网络上传播着一个小学生手抱一个睡着的妹妹在上课,很符合传统纪实的准则,而“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用的是类似于图像式数据,用点点滴滴,分门别类,彼此联系的原生态实录,一个片断接一个片断而直接呈现出社会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艺术创作成为了一个社会课题。

有必要让我们重温波德莱尔关心现代主义与介入现代生活的论述,在一个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城乡问题,人口问题、生态、民生等等无时无刻不在动态之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被镜头所记录。就像波德莱尔推崇插图画家而反对古典永恒那样,那是一个不再迷恋于对旧时代人物的描绘,而是直接呈现出当下的社会生活,当然这种波德莱尔的插曲现在完全可以用影像来替代,伴随着我的“更前卫艺术”理论的成长,“聚焦社会问题”也是我在美术学院开设的一门专题创作课,这门课是让学生走出校门用镜头定格社会问题,那是我试图让学生知道除了后殖民的中国符号,中国还有如此多的领域可以真正让艺术家介入,当然学生在调查的过程中总是受到被采访者的反问:你们不是美院的学生吗?美院的学生不是画画的吗,为什么搞起社会调查?但这些被采访者不知道,作为社会调查的艺术正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部分而发展起来,它比一般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优势是,它被艺术家转换为图像,这种图像的直接性足以使它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成为反思各种问题的源头,这也就是我在《批评性艺术的兴起:中国问题情境与自由社会理论》一书中所论述的,它是“新闻即艺术”,同时也让“艺术是一种舆论”。

“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在两大类的镜头组合下展开它的叙述,一是“稳定压倒一切,责任重于泰山”和“跳花节”对歌中的意识形态话语,一是苗寨的留守儿童、老人和日常生活现状。两组影像拼贴成一件作品,包括当地的文字档案把一个点的调查通过视觉的方式呈现出来,不是说,艺术家不能做社会学的事业,而是艺术家能用更有“感受力”的方式来从事社会调查,这时的艺术人文精神不但被保留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在推进,但就何为艺术,总能引来喋喋不休的争论,而“湘西苗寨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查”的艺术家们再也不会去理睬他们,只要直接回答这样的话就行了——你们去抱着“艺术死尸”睡觉去吧,我们有更重要的艺术要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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