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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关怀导向全球文化大革命

2011-12-03 14:43:59 来源: 理论车间博客 作者:

现象学能帮艺术家去“关怀”得更好吗?

1-探讨现象学与当代艺术的关系时,我想是在深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现象学如何能帮当代艺术家更好地去“看”?

第二个问题是,现象学如何能帮艺术家更“关怀”得更好?

第一个问题已被讨论得很多了,就不说了,这里只来讲后一个问题。让我们从艺术家的角度,来探讨一下现象学如何帮助他们在行动中作出更深厚的“关怀”吧。

我们可以先来列举一下今天的艺术家们的各种关怀套路。好像有很多。现象学式、海德格尔存在论式、保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东方精神、西方佛教、深度生态关怀,等等。再具体点说,我想,他们的关怀大概会有这么几种类型:政治关怀、人文关怀、精神关怀、生命关怀和生态关怀。这其中,好象生态关怀的覆盖面最大,囊括了其它的关怀?那我们也许应该先来讨论艺术家在艺术行动中带入的“生态关怀”,是怎么用现象学方法和眼光,能被做得更好。

让我们分开来问下面这些问题:生态关怀是一种什么样的关怀?现象学如何能帮助艺术家做出更好的生态关怀?在如何用现象学方法去作出更好、更高的生态关怀这一点上,哲学家如何能帮上艺术家?

麻烦的是,现如今,哲学与艺术之间是落入更进一步的暧昧中了,哲学家如何来帮助艺术家这一问题,也比以前复杂了。

哲学如何来帮艺术呢?这首先是成问题了。在座的各位你们准备怎么用现象学眼光和方法,来帮助国美的艺术家们在创作时作出更好、更高的生态关怀呢?而在我们当代,哲学家和艺术家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关系,才是较积极、有生产性或互相拔高?总之,哲学家应如何用现象学来“帮”艺术家去作出更深、更厚的生态关怀?

值得到这里来一说的关于哲学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当代关系的重要立场,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艺术哲学家Arthur Danto2004年提出的立场:艺术终结,人人可以各搞自己的艺术的时代里,艺术家的行动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实践作出自我定义,做作品的同时也在写一种我为什么要来这样画、而不是那样画的哲学理论了。也就是说,艺术家必须自己是哲学家,自己完成与其创作活动伴随的哲学工作了。哲学家是与艺术家一起来做哲学:作为陪练、体能教训、培训师?像今天这样,我们哲学家被请来,是油画系的哲学家们和各大学哲学系来的哲学家们的同行碰面会了!

第二个关于在我们时代里哲学与艺术的关系的立场,来自法国哲学家巴迪厄。他说,哲学与艺术的关系,是精神分析大师与他的歇斯底里的少妇病人之间的关系。哲学家说得很详尽了,艺术家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但总觉得没挠到痒处,还想听到更多,仍继续要哲学家分析她身上的问题,最后,哲学家被艺术家道德和情感勒索得不行,陷入一种不正当关系中了。但是,今后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了,但怎么样的关系才是好的呢?

现象学能像精神分析那样,帮我们找到一种哲学家和艺术家之间的一种较可持续的正常关系么?这需要我们在座的继续去探讨。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回答现象学能对艺术家的生态关怀有什么帮助这一问题。

让我们从两条当代艺术家们中间很流行的想要作出生态关怀时对于现象学的求助来入手。我认为,生态关怀最根本地来说,是对于源头和未来的关怀。我们应该问:艺术家在关怀源头(本真的过去)和正在到来的未来时,是如何求助于现象学的呢?

2-第一条求助是:艺术家仿佛是将现象学当作人类找到最后一条退路的入口的手电筒了。全黑了,只剩下那一道亮光,顺着它走,也是不错的。艺术家们可能会觉得,现象学眼光,对他们是这样的一种黑暗中的最后引领,被现象学这样牵着鼻子走,他们还会觉得蛮得意的哩。我们,不,你们也应该小心。

胡塞尔在《笛卡尔沉思》里的那一句著名的话,艺术家听了可能会认为,这是在替艺术家的生态关怀撑腰了:哪怕某个可怕的陨石撞毁地球,全体生命消失,先验主体的意向性,也将毫发无损。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意向、意志、决断,就好,我们还是回得去那个最适恰我们(欧洲精神人类)的世界的。一切仍都不会有问题。一切都不见了,这一种意向、意志和眼光还将存在。这听上去好安慰!

我在班上与同学们讨论这个时,大家提醒我,现象学眼光所引领的主体的意向,是与代数公式一样的东西,哪怕宇宙毁灭了,这个理论公式也仍存在。我们的主体意向能跟 着永存。真的是这样的吗?物理学家们对此已达成一致看法了吗?

我看到,海德格尔就不同意这样说。他在《形而上学导论》(英文版,115页)里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使这种数学公式可能的宇宙如果不存在,那么,这种永恒的数学公式也将不存在。这是这两个伟大的H之间的分岐。这个分岐也将影响到我们在第二部分里讨论“未来”时的立场选择。如果取海德格尔上面的这个立场,那么,“生态”是可以尽毁,不留下一点点人的痕迹的。

不过,海德格尔也会同意下面这样一种看法:现象学应该引导我们走向、靠近和亲临这个回返到我们的原来的本真世界的入口。艺术家应该是领路人,而现象学眼光可以成为他们的领路人。现在有相当多的艺术家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要把观众引向这个入口。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是将艺术作品同时当作蹦床,和将人送入人神天地和谐世界的入口。哲学家阿甘本最近认为,海德格尔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艺术品是人回到其原来的世界的唯一入口了(《无内容的人》,英文版 ,163页)。

退路,入口,怎么回去?回到哪里去?中国人也应跟着进去?

就胡塞尔而言,1935年的维也纳讲座中说得很清楚,这是要回到那个欧洲的精神格式塔(形式)(Diegeistige Gestalt Europas)中。对于海德格尔,是要回到那个夹于英美自由主义联盟和苏联之间的中欧大地所隐含的那个原初世界中。现象学是能帮助我们找到源头的,但源 头在“那里”,不在我们“这里”。

是的,现象学对于当代艺术家的一个可能是最大的用处是:找到源头,找不到,也至少是带我们到源头附近,或之前。沿着德里达对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这种欧洲精神中心论和中欧中心论式的现象学的源头的解构往下走,现象学能将我们带向更早,更原初的源头。海德格尔甚至用隐喻,来图示这种源头:春天之最初到来的那一刻,黎明的头一刻,源头之前的那个源头(《走向语言之途》,英文版,178页)。这对于一个中国艺术家是一种什么样的道路选择呢?他在这条通往源 头的路上能走得踏实吗?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曾指出胡塞尔现象学的种族主义和精神论特征,要我们小心海德格尔身上的中欧中心主义。回到源头,还是勇敢地冲到沙漠一样的未来中?德里达之后,我们其实还并没有选择过。我们中国人是正被卡在一种无法选择之中。

那么,我们中国人可以拿这个源头当我们的源头吗?胡塞尔在1935年的维也纳讲座中指出,中国的哲学是“神话-宗教”式的,意思也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无法引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命运的,应该转 而接受“欧洲精神人类”的哲学或现象学指引。我们中国艺术家应该怎么来接受这个安排?我们关怀到了头,就会遇到这样的选择之难。

可是,艺术家一作出生态关怀,就会预设一个源头、原来的世界、那个必须回去和保持的世界,这中间,他们如何来使现象学帮上忙?现象学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是救星还是特洛伊木马?如何使它能帮上我们?

3-第二条求助是:艺术家想要用现象学方法带给我们一种更牢靠的未来。

现象学是怎么帮我们艺术家去勘探到一种更牢靠的未来的呢?

刚才说了,在这事上,也就是在“未来”这件事上,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看法上是有分岐的。

胡塞尔认为,记忆里含着期待,期待一积累,就会充满当下,回忆所以会枝生期待,把我们带进未来之域(《全集》10:52,53页)。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未来的讨论,归结起来,则可这样表达:未来进入过去,而成为当前(先期到来的未来);未来是内在地处于我们的在世之此在中起着作用的。海德格尔反对胡塞尔关于“未来”的立场。他认为,我们的此在的“此-”(Da-)、在此(thereness),是处在未来之中的。现象学忽略了下面这一点:未来是内在地处在我们的在世之“此在”(being-there)之中的东西(《存在与时间》,陈、王译本,327页)。

好的,现在让我们替艺术家来问:生态关怀是从过去出发去关怀未来,还是从未来回转身,到达过去,再来影响当前的?我们看到,德里达后来是支持了海德格尔的立场。

我们对于生态的最远期的顾虑,也是从未来穿过过去,来着眼当前的;我们关于星球毁灭、人迹灭绝的看法,也只局限于我们这个自认的宇宙内:我们从当前的焦虑出发,试图跃入未来,回头来关怀我们的今天时,是同时从很多个过去,“考古学式”地回到当前:将未来嵌进当前,来改变当前----这是不是我们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要施展的“深度生态关怀”呢?

德里达是这样来进一步解构海德格尔的先期“未来”的:开端就是“将来本身,它来自于将来。而将来是它的记忆”(《马克思的幽灵》,法文版,52页)。德里达认为,未来,正在到来的未来,是笼罩我们的,必将我们拖进一种好客伦理下的正义中:他者将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远程生态关怀,必须在这种新的正义下,才有得谈。

从今天的眼光看去,发生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今年的占领华尔街之后,我感到,海德格尔关于我们的生态未来的一些相关立场,是看上去更过硬一些了。盟军打败希特勒,在他看来也不值得多提,福利社会民主;他认为根本无力应付技术主义将人类带进的乱局(Wrathall,

海德格尔自己晚年曾激愤于我们的至今拿不出这种终极决断和伟大解决。1968年,当时还是抗议学生领袖的Wolfgang Schirmacher教授等十多人,曾组成了抗议学生代表团,在最风起云涌的阶段,前去拜访海德格尔。后者很动情地告诉同学们,你们早该这么干了!他很同情同学们的造反,说他自己其实暗中一直在全力支持他们,早该这样闹一闹了。他认真告诉这些抗议学生的代表:你们这是在做我那一代人在1933年想做而做不成的事儿,这正是他1933年在弗莱堡做校长时就想全力去做的事儿(转 引自齐泽克《捍卫失去的事业》,142页)。

实际上,海德格尔真的曾在弗莱堡大学发动过文革的:强迫学生与工人和战士“三结合”,要同学们上山下乡,与毛泽东在文革时做的,很是相像。他是想做革命的,只是他没有这个胆往下推进。这让我想到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人物基弗和伊门多夫在毛泽东、海德格尔和波伊斯三个偶像之间的摇摆:他们的三个偶像,是在引领他们去做同一项事业吗?很有意思。

你看,哪怕是海德格尔这样一个有点卑劣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底里其实也是一直在等待一场巴迪欧式的革命事件,暗暗地期待着它的发生的?学生与工农兵相结合,投身到一场伟大彻底的革命运动中,这并不是法西斯主义式,而是很毛泽东、很文革的?他心底里是很想搞文革的,权力一到手,就想来发动一下。可是,他很快就被他自己发动起来的革命阵势吓坏了。与毛泽东一样!他心里是一直有一个激烈的革命剧本在的,但他实在不是个好演员!齐泽克曾说,纳粹也何尝不是想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呢!但是,连纳粹也太软,根本没胆去打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权力结构的一分一毫,却去造出一个外在敌人,用犹太人来做资产阶级的替罪羊,而应该被送进集中营的,本来应该是德国的大资产阶级!他的确搞出了耀眼的革命式景观,却是为了让资本主义秩序能够延续和逍遥。今天的拉登其实也是如此,太小资,太革命得不够激烈,放过了最大的敌人,忙着制造景观政治的烟雾,还不如塔利班:一进村,就打土豪,分田地。

在历史终结处,纳粹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斯大林式共产主义都被搁浅在历史的沙滩上,全裸在那里了。也许海德格尔竟是对的:重要的是那个“根本的决断”和“大解决”,纳粹、斯大林和毛泽东也其实都在这样一个需要顶天立地的决断前退缩了。今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最终需要作出的,也仍将是这一“根本的决断”!我们拿得出这个胆量了吗?

但我要向大家指出一点:如果现象学能帮我们关怀得更好,那么,这会给我们增 加压力:关怀者其实最后必须去成为革命者。但关怀者往往就逡巡在半途了,恋物式地自我架空,歇斯底里了,说不定还没有海德格尔来得坚决,而海德格尔倒还想来搞一场全球文化大革命的,虽然他一试,就收手了。

我们一关怀生态,一认真彻底,就会成为革命者,而且我们也知道自己是应该去这样成为的。所以,这个生态关怀其实也不好闹着玩的。

小结:我想要来讨论艺术家如何求助于现象学,来指引他们如何“回去”,去守护源头,或找到一个可欲的“未来”。讲着讲着,我是在说这样求助于现象学,其实是很难的了。我还说到,一对现象学或对胡塞尔或海德尔当真,我们就会难办:我们这样真地去作出深度生态关怀时,是在将自己往一个全球革命者的位置上拖了,这可不好玩。

海德格尔在穿过纳粹的小鞋之后,在1934年至1935年和1937年至1937年冬季讲座中的一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反而是更过硬了。

他认为,与共产主义相比,“英国式(英语世界里的)”民主自由主义,是更危险的:“英语世界里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市民-基督教形式,是最危险的。不消除它,现代之情状,还将被维持下去”(1933-1934冬季讲座,转引自Faye,《海德格尔》,英文版,467)。对他而言,美英自由主义,比斯大林式共产主义更危险:“无产阶级专政和自由-民主的文化斗争,是犹太人、基督徒为了主导我们而玩的双重游戏(法耶,同上,333页,358页)”。我认为,这是海德格尔在给今天的我们判别方向:今天,作出那一根本决断和大解决的,应该是我们了!他把责任推到了我们头上。

1936-1937年冬季的尼采讲座中,海德格尔写到:“欧洲总是想要依赖‘民主’,而不愿意看到,对于民主的死磕,将让欧洲死在其中”(同上,483页)。《明镜》的最后访谈中,海德格尔也怀疑,民主是无法应付这个技术时代的。这些话,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听起来,是相当地令人不安!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了:海德格尔几乎是在说,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主义,是比斯大林主义更可怕的。斯大林主义可怕,所以,相比之下,法西斯主义反而成了一种技术主义式歇斯底里了,而与美国的民主自由主义相比,法西斯主义也太gay了(现在看来,海德格尔似乎有理由相信今天的全球技术-消费-景观装置,是比奥斯维辛更可怕的了,集中营是流水线式地生产一些尸体,而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装置,正在把我们变成塑料动物(de Beistegui, 《新海德格尔》,2005年,7页)!海德格尔会不会私底下是已经作出了这样的选择:解放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将进入一个更可怕的集中营?)。

对自己的纳粹经历痛苦地反思了四年后的海德格尔在1937年-1938年的冬季讲座中写道:“保守,终将陷于历史书的泥沼;只有革命的行动,才能达到历史的深度。革命并不是颠覆和破坏,而是一种起义,重新创造习俗,重新构造起源。因为源头并不属于开始,对起源的重构,决不是对更早出现的东西的拙劣模仿;重新创造的起源,完全是另外一个了”(法耶,《海德格尔》,同上,382页)。在这里,海德格尔的革命情怀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达到了毛泽东的历史意识高度:十月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重复,中国文革是对十月革命的重复;用他的话说,重复是一种内置/逆置的记忆。每一次革命的第二天,就被市场现实接管,但革命并不就此熄火,而是成为一种虚拟状态,继续萦绕我们的解放式想象之中,由待来到一个新的事件,来重新现身。决断的点,是不同,决断却总是那同一个。海德格尔嘴里老是念叨的那一“根本的决断”,在我看来,很有点类似巴迪厄和齐泽克说的passion forthereal:就是一竿子到底的那种狠劲,就是对于真理事件的终身的忠诚。1933年那会儿,海德格尔很快发现,纳粹也很小资的,根本就拿不出触及世界历史的根本的决断的,自己就主动退出了。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个人此在的绽出的描述中,就曾指出这种革命式决断的迂回:从未来穿越到过去,再折返到当前;我们的未来里的每一种可能性,都是先已被包含在这个封闭的宇宙中的;我们只能重复着去实现总是早已在场于那一我们继承来的过去的纤质里的东西;过去之中总已包含着隐藏的、未被实现的潜能,真正的未来,不是陌生的未知和到来,而是对于这样的隐含着我们当前所需的潜能的过去的追溯和重复;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另外找到一个新的未来,而是执着于过去中那些被出卖、屡屡失败的东西,盯住它们,实现它们,就够。这就是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决断”(《形尔上学导论》,英文版,47页)。放在今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的全球现实中来透视,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或者说,他的关怀,突然又很革命起来了!

好的,我们今天的结论的结论也许是:艺术家的深度的生态关怀,实际上会推动他们去成为一个全球革命者。他们的生态关怀,最终是一种像1968年的海德格尔身上的那种革命关怀。所以,他们从现象学眼光出发,是为了一步走到底:他们的关怀,最终实际上旨在去发动一场全球文化大革命,也只有在后者中,他们的这种关怀,才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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