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国各地现代艺术小组的陆续解散，以及各类艺术杂志的相继停办，政府和舆论对当代艺术的强烈排斥，让已经逐渐适应自由环境的中国艺术家在茫然中不知所措。但艺术家追求自由和独立的态度没有改变，圆明园画家村成为散落的艺术家继续寻梦的乐园。
1990年，是方力钧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从安稳的环境突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现实生活中。大学毕业后，从学校进入社会，所面对的生活压力和经济困窘。从这一年开始，方力钧的作品呈现出关注自我意识的表达。
元旦，被迫于一天内搬迁至挂甲屯农民院落。
方力钧自述： 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寒冷的元旦，一亩园的房子到期了；房东极其愤慨，因为我违反了协定；第一，我曾经答应他们只使用外屋一间房，只一个人居住；可现在，我不但使用了里屋、还弄来了个显然不令他们喜欢的人同住；并且，我还偷偷使用了他们闲置的电褥子，并且烧坏了它(也险些烧死自己，但我没敢这样告诉房东)；我无话可说；我根本不记得曾有过使用一个或两个屋子讨论；我偷偷地试探老于，是否可以先搬回北大，如果让房东觉得找回了些面子，也许还可以多混几天，甚至熬过这个冬季。这个房子里虽然没有暖气，虽然也并未生火，可借了两边邻居家的余温，还始终比外面温暖；更重要的是，我已经认为这是我的家了。在满世界冰天雪地的此时尤其如此。但于天宏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家伙拒绝了我的胆怯的要求；当房东第二天再来而且再次看到老于时，他们平静但坚决地告诉我，明天，也就是1990年的元旦，我必须结清剩余的钱，并且搬出这所房子。
我年青，好身体，火气旺，却如此不可思议的老实；我付清了余款，几乎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一大早跑去周围的村子找房；天气如此寒冷，又是大节日，居然在一天之内，找到了一所农家院落。在北大西门的挂甲屯；那儿本来有两个村子，漏斗桥和挂甲屯，现在己混成一体了。一个挺大的院子，一个很大的屋子，角落里堆满了木头之类的杂物；大屋子的西头，有一件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房东告诉我，70 元的月租，只是里面的那间小房，至于那间大房，只可以通过，不可以使用。顾不了许多，付了定金，急急忙忙跑到北大总务处租车房，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记得来回跑了四趟，搬完了家里的一切。尽管天气奇寒，我的绵衣裤里面，都已湿透了。
无论如何，我有了新家。不管多么不像家，毕竟不是露宿街头。但我的新家却把于天宏吓坏了，一个若大的房子，四处漏风，地上堆着农民房东的拉圾宝贝；租用的那间小房，地面凹凸不平，没有床、没有暖气，甚至没有一个蜂窝煤炉子。
老于来这边看了看对我说：“我要搬回学校了，宿舍里有暖气，这儿太冷了。”我没有回答他。他是对的，只是我实在顾不得说话，这个新家，距离可以睡人，还有太大的距离；我需要几块砖头，好把床板垫起；也许还需要找到块塑料布放在褥子与床板之间，好挡住外面的寒风。
1月5日，好友老魏来信。
力钧先生：
来片收悉，甚是感动，但我又怕你更加感动，让我妒嫉。因为我在离开北京的那天起，就把你做为雷锋叔叔的形象一样永远永远的埋藏在心里。你的诚挚的心曾很感动过我，可惜我们已经分离，但曾经感受过的一切系着所有善良人的心，所以，请别在意，请别过意不去，这没什么，因为我常知道你的消息：“力钧辞职，过很逍遥，活得很健康。”“糟啦，我又伤了力钧先生”等等等等，可你却终于没有我的消息，怪哉？因为到处都可能有我的消息，我像一棵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只要活着都将为祖国为人民发光、发热，贡献力量。
二月本人去北京，你在吗？很希望很希望见到你，更像看看你一亩地中长了些什么东西，请备好清茶等我，再见！
用心祝
好！
好！
好！
老魏
1990 年1 月5 日
与刘炜、魏冰等一起至邯郸陶瓷厂，制作陶艺。
方力钧自述：冬天的时候再次去邯郸，还有我们班的刘炜和魏冰，他们分配到一个台湾人开的工艺美术厂。老板让他们出去做点陶瓷回来，说你们留一半，一半给我，差费由老板支付。我帮刘炜和魏兵安排做陶瓷。老板给了 3000 块钱，3000 块钱如果是按照正式手续来做的话，是做不了什么的。于是只好偷，跟作贼一样的做陶瓷，几个人租了一间房子，然后跑到陶瓷厂把泥偷回来，画的白摊也是偷来的。烧的过程也是偷着弄的，最后从厂里往外运，也是偷着干。就等于把这 3000 块钱除了租房之外都变成伙食费了。每天就是吃吃喝喝，最后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全部运回来。
与刘炜交往日密，筹划作品创作及展览。
穷困至极。在于天宏、陈红协助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园、宿舍内贩卖明信片。
方力钧自述：一次，像往常一样到外文局林朴处蹭饭，遇到了美院的老校友，正在批发单位出版的贺年卡；我进了一些，跑到北大学生会去卖，只卖出了一部分，又同于天宏跑去宿舍卖，还是没卖完；老于不关心最终实现的利润，他有不菲的北大教师工资，不可能从我的角度想我的处境。
陈红在清华教书。也许是为了我当时的苦难所感动，或者仅仅是觉得好玩；我轻易地说服了她，同我合伙出售剩余的名信片。因为她是老师，还是班主任，可以自由出入各个宿舍，对学生来讲又完全值得信赖。我们的业绩出乎意料的好，出于感激，我主动提出将收到的菜票全部归到她的收入里，要知道，在我们没有这个生意之前，我总是仗义地在她那儿吃了一顿又一顿；她老实不客气地接受了；很快我们都发现，她的收入，要远远多于我的。在学校里，菜票经常比现金更流通。当时我们俩儿一定各有心思，我这边儿一面后悔，一面想将来混饭的时候多了些资本；而她那边儿，却坚决不肯收这部分了。
张林海到方力钧挂甲屯工作室。
方力钧自述：我们搬的地方叫挂甲屯，那是我最贫困的一段时间。
张林海从天津来找我，一开始知道我是在一亩园住，后来搬家了，他居然还在那一带打听到我搬到挂甲屯了。当时正在画素描，兜里只有 30 块钱，每天不出门就是画画，有一个电热器，就是学校画模特儿时用的电散热器，我必须仔细去规划，每天买半斤面丸子，面丸子是 2 块 5 一斤，买半斤就是 1 块 2 毛 5，一袋面丸子大概要吃两顿，中午或晚上有一顿是去长征那里吃半斤水饺，这半斤水饺就可以算是正餐，早上晚上吃几个丸子就算了，晚上去北大，找于天宏他们混点啤酒什么的，或者混个夜宵。兜里只有 30 块钱，每天的花消至少是 2 块 5。
张林海来时我正在画画，心里就咯噔一下，心里开始盘算，怎么办啊？ 30 块钱，是这段时间仅有的生活费，要是两个人出去基本上就把这 30 块钱花完了，就没戏了。于是一边盘算一边画素描，那张素描画糊了。当然与他的到来有直接关系。我一边想着他的事，一边往上涂铅笔丝。家里有一瓶二锅头，时间长了，基本上没什么酒味了，我说你先喝点酒，他就倒一点酒就喝，突然叫喊：这是什么味啊？我说你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他说你先画吧。最后张林海有点不耐烦了，说出去吃点东西吧。我说等一会请你吃饭，心里却在想，到底该怎么办？这时林海就开始在旁边嘟囔了，什么意思啊，老方啊，我大老远跑来的，我都饿的要死了，你要是不请我吃饭你就直接说，我自己出去吃。或者咱们出去吃我请你也行。最后我说：林海，咱们是好朋友，你觉得吃个饭重要，还是我搞事业重要？张林海气得无话可言。我还在画画，一转眼已经从上午混到快晚饭了，我是一边扯皮一边拖延时间。冬天很冷，他看着我的电暖气上面有几个小丸子，但我自己也不舍得吃，去假惺惺地劝他吃。一瘸一瘸的。找了那么长时间才找到我这儿，一直耗到晚饭的时候，实在没办法打发他，看来不请他吃饭是过不去了。最后跑出去到长征饺子馆，买了一斤饺子，还买点花生米和啤酒。
裴姐借住挂甲屯工作室。
方力钧自述：很快，我便遇到了令我哭笑不得的一件事，裴姐来找我说自己有点钱，但不敢乱花，六、七千块钱在银行存了死期，然后说要到我的画室借宿。我有一只电暖炉，一个小屋子，都交给了她，自已在外屋搭了地铺，好在还多了只很薄的暖袋，靠着年轻的火力，将就着睡。白天到小屋里，就着电暖气没早没晚地画那两幅整开纸的素描。
张志与莫保平闹纠纷，康木解围。
方力钧自述：这时候还有几个朋友在，也有在外企工作的。人家都可怜我们，同情我们，在外企工作的平常偷一点东西，什么可乐啊、罐头之类的，就做个 Party，我这边请了康木、张志、莫保平，还有裴丹凤。这时候张志就把二锅头起开了，自己先倒半杯喝了，喝了之后又倒了半杯，在我们没注意的时候他已经喝多了。然后坐在女孩旁边，就开始撒娇装傻往人家身上靠，因为大家都很熟，女的跟他还很客气，但一会儿就过分了，女孩只好躲他，他再往人家身上靠，女孩就再挪。挪着挪着，就影响到旁边的人，旁边的人也得挪。然后下边的人还得挪。这样下来大家就变成转圈了。这时候他的酒劲上来了，不过瘾就开始动手，一动手女孩就叫唤，就从坐的地方蹦起来，然后张志就骂，你个婊子，我挨你怎么了？我碰碰你就好象是怎么样了。话出口非常难听，这时一帮人不干了，好不容易有女朋友来了，本来挺高兴得事，你一个人这样一搞，大家都不高兴，于是所有的人都站在女方立场上谴责张志。最厉害的是莫保平，两个人就动手打，玻璃也碎了。还没吃的瓶瓶罐罐盆盆碗碗全都弄翻了，霹雳啪啦乱打一痛，这个用拳头那个用脚，两人又各自去找东西。最后是这个人举着菜刀，那个人举着棍子，女孩吓哭了。两个人相持着，我们抱着这个抱着那个不敢松手，不知道他们要闹到什么程度。
正在无奈间，却听康木不轻不重的说一声，“张志家着火了 !”在场的人一下子全动了，张志第一个往前院跑去，其它的人全跟上来，我心想康木太牛了，用这种方法解围了。等到大家赶到前院，果不其然一切如常；既然来了，张志掏出钥匙打开门，才露一点缝，一股呛人的烟钻出来，张志一急，手里用劲，门才打开，屋里浓烟处火苗一闪，沿着墙壁上的布一下子着起来，本来在人群后面的康木一个箭步址下屋里的白布，三下五除二就在屋里跺灭了。大家一阵唏嘘，很快就感到寒冷；赶紧回到饭局，现场己惨不忍睹 ; 还没有来得及享用的一切，被踩得稀巴烂，窗上玻璃也碎了，寒冷的风吹进来像往屋里扔刀子一般，东拼西凑的杯子、盘子也损坏了不少 ; 真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大家看着一片狼籍，也无心骂娘，各回各家罢了。第二天很早被冻醒了，玻璃碎了还没来得及换；玻璃杯里的残啤酒也冻成了冰块。
从于天宏等的生活照片中获得大量创作素材，开始黑白油画《第一组》的创作。
《像野狗一样生活 1963—2008方力钧文献档案展》 （卢迎华 主编，视界艺术出版社，2009 年 4月第1版 P108）：
卢：你提到 1990 年开始黑白油画第一组的创作，是从于天宏等人的生活造型获得大部分创作素材，谈一谈这一组油画，第一组。
方：第一组……第一组就是到圆明园最早的工作就是这组油画，这组油画就一直持续到去辅仁大学，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吧，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
卢 ：这组油画用了一年多时间？
方：对，一共七幅，用了一年多，搬了无数次的家。那个时候我有一点像妄想狂一样的，因为受到某种刺激或者冲击，去创作作品，每天感觉好像所有艺术家，所有的作家啊都在拼命地工作，自己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你本身创作的欲望就强，然后现场你又看到了那么多的东西，然后你又突然之间有点儿“开天目”一样的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全部都加起来，那几年的时间基本就是一个工作狂的状态。
又回到了技术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技术方法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我又回到了最基本的，素描的第二组，也就是这个油画第一组的预备，还是用铅笔，纸上的。预备好了之后又变成画油画，我就想怎么样可以把技术的难度降到最低，我想就用黑白颜色就好了，这样你就不用画冷色啊、反光色啊、色彩关系啊什么之类的，它之所以是黑白，就是因为当时一个是把技术难度降低，另外一个我觉得当时的心里状态用黑白来表现是最好的，正好能够吻合，就是用黑白的来画。
至大连，同田彬、杨茂源一起临摹七十幅安格尔的商品画及坦克部队军用教学图。
方力钧自述：杨茂源在大连催促我们。他在那边儿找到了两笔生意 ；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
我同田彬轻装上路。也没有旅行包，临走时找到一个满是洞的手提塑料袋，幸亏还有胶带，就一小块一小块地将几十个洞粘起来，试一试，还结实，放了些零碎，直奔海运售票站。
在大连码头，杨茂源等人在台阶上排开 ；左边那个叫老六，右边那个叫潘强；老六头上太阳穴处，不知何故贴了十字形白膏药，茂源长头发，皱的麻西装，脚下一双大牛皮鞋，老六和潘强留着小平头；正是盛夏，三人一律戴着黑太阳镜，一副黑帮打手的作派。摆足了派头，大摇大摆地挤上了公共汽车。
活儿有两种；一是种给坦克部队画教学用的坦克结构图；一是种给号称画商的人画光屁股的安格尔。部队派了一辆军用大卡车，接到了驻地。此时的心情与大学三年级军训时完全不同；明知是人家有求于我们，心里总觉得怕。领导明白我们的心情，就此打住 ；反倒加倍关怀我们。
我们每日同团营领导一起用餐，质量及规格不是普通士兵所能相比；每当去厕所碰到一般士兵，总觉得内疚。生活在兵营里，除了跟领导们喝口酒，再就是到操场上玩玩双杠；其它时间只有画图，进度自然不慢。我们没有幻灯机、投影仪，甚至没有比例尺，所有描绘全凭感觉目测；画到一半，心里早腻烦了；又被这儿一颗螺丝这儿一颗帽钉搞的头晕脑涨；睁只眼闭只眼交了差。部队不比地方；领导看了，相当满意。当即付了钱。又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茂源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试探说，想到下面实战训练的部队去打炮。政委竞当即写了信，介绍我们去黄龙尾。
茂源满脸严肃地介绍说；黄龙尾是专门军训的半岛，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进入；所以，那儿的海里海参特别多，我们得带着麻袋去。等麻袋拿来了，茂源端详了良久，说一个不够，应再多一个。并正重其事地教我们：抓到海参，扔到岸上，千万得用最大力气使劲往地下摔，要不然，好不容易抓一麻袋海参，却都化成水，漏了。
部队派了勤务兵陪着我们；怕实战演习的部队不明情况，冷淡了我们。一路上勤务兵比我们更兴奋，比我们更渴望放几炮。一看到前线首长看信的表情，我们就知道事情不妙。首长显然强压了心头的怒火，叫自己的勤务兵安排我们住下和晚餐。第二天，陪同来的勤务兵向我们灰溜溜地道别，说是领导指挥他赶紧返回部队。
我们又混了一天；白天部队打炮的时候，我们到旁边海岸，试图摸到海参。等部队演习完了，士兵们集体下海洗澡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跑去，还是没有海参。第二天，我们扔了麻袋，甩着手，沿着簇簇荆棘类植物点缀的丘岭土路，嘻嘻哈哈，像三个流浪汉，重回了茂源在海边的工作室。( 后来部队的同志反映，教员在讲解坦克结构时，常发现图上缺少关键的零部件，大为头疼。)
那七十多幅光屁股安格尔是个苦差事，田彬没有经过系统的写实训练，基本上是个废人；我和茂源咬着牙，一边儿填颜色一边算时间，好歹按日子把画弄完了。留给茂源，由他去最后完成这笔生意，我们回北京等他汇钱。
《田彬访谈》 （2009 年 8月4日，北京，访谈人：刘璟、陶寒辰）： 杨茂源当时在大连，有一次写信说他在那边接了一笔画画的活，让我和方力钧去干，挣点钱。那是 1990 年春天，我和老方穿着拖鞋和裤衩就去了，去了之后发现是画行画，古典油画之类的，就画了几张。杨茂源当时还接了一个活，给部队画教学挂图，我们就跑到一个岛上的坦克学校，觉得在岛上挺好玩的。在岛上边玩边画了几天，一人赚了500 块钱。当时就觉得腰包里有钱了。杨茂源当时在大连师范学院美术系当老师，他的学校在海边，我们就和杨茂源在海边租了一个旧的老洋楼，每天去玩在海里游泳，所以方力钧画游泳是因为那时游泳是大家最主要的活动。
夏，协助徐冰老师至金山岭长城进行拓印长城工作。
继续素描和最初的油画作品创作。
7月，回北京，与田彬一起租用圆明园内养鸡场旁一农家院落做工作室。
方力钧自述： 我和田彬租了一个小院；就离我们曾极其厌恶的养鸡场几米远的地方。我们背对养鸡场，其实除了随风飘来的鸡屎的味道，这是一个堪称惬意的小院，一排三间房，我们各选了东西两边；中间过去是火房，兼做饭和烧火炕，早已废弃不用，火炕也已经拆了；窗上并没有玻璃，我们用高丽纸糊了，反倒比玻璃窗更有味道。
院子里有各种条样的虫子，尤其是品种繁多的蜘蛛；每当画画厌烦或累了，就在院子里点数或色彩班澜或灰头灰脑的小虫子。
福海周边的河叉、水坑还有很多，或芦苇或荷叶地生长着许多种水里植物；水很清，能看见许多的鱼；那些鱼又招来许多水鸟；很少有游人到那地方；为数不多的几个钓鱼者的存在好像故意为了衬托那种诗意。
我早己预感到要不断地搬家，将大部分的行李都塞到于天宏宿舍的床底下，为此，老于在宿舍里没少挨骂。在院儿里捡了几块干净的砖头，将床板垫起，隔开地下潮气；一床被褥，那些没画完的画，一张国画用的毡子，一卷糊窗户时买的高丽纸。这几乎是全部家当了。
除了在湖边散步，每天涂抹些中国水墨画是最大的消遣。我身边始终保留了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和《笑史》。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只盼天明各自飞’之类的乡村俚语正好打发困顿无奈；也在原书纸上，不断地画些对奕图，修行图之类；常常是弃了水和墨的意思，一味地在纸上找起木刻金石和简练的味道来；时间久了，倒也积攒了不少。
院子的东北角成一半圆型，对着养鸡场三角型的两层门房；院子的西南角有一废弃的屋子，被硬纸板。三层板之类连窗带门钉死了；那屋子伸入到邻居家的院子里，邻居家的院子里，堆了些有用没用的木头，也闲置着。
晚上，一只猫悲哀地在废房方向叫着；声音很像一个年轻妇人的哀泣，明知是只猫，但还是吓的一晚上不敢到院儿里起夜。
当同样的哀泣声重复到第三次的时候，隔着间房的田彬压着声音叫我 ：‘老方，有人在废房子上哭。’
‘没有，是猫叫’
‘不可能是猫叫，猫不可能总是在一个地方、在一种天气里叫。你忘了?前两次也是这样天气’
‘别瞎想了，是只猫。’
‘不可能。如果是猫，咱们的狗和前院的狗会有反映。’
我把身子缩在窗户以下的位置。窗外是黑的，屋里亮着灯，中间隔了一层窗户纸。
‘老方，你看一下；到底是人还是猫 ?’田彬不依不饶地动员我。
此时，我连站起身关灯的胆量也没有；不要说探出头去观察外面了。
第二天，我和田彬急不可待地将窗户上的烂板子们扯了一地，并打开了那间废弃了的小屋 ；里面一片阴暗，几束强光透过窗缝从西边钻进来；慢慢地，看清了墙壁上原来贴了些几年前的名星招贴，那些美丽的明星甜美、职业地冲着光束里飞舞的尘埃，和层层麻麻的新的破的蜘蛛网笑着。围绕着墙根，一个个鼠洞口磨的油光发亮。
借了阳光的勇气，我们无所畏惧这个莫明其妙的房间；现在，阳光将要逝去，恐惧来，我们以更快的速度用拆烂了的纸板、三层板、塑料布将门窗堵起来，否则，我们岂不是同那忧怨的女人同处一室 ?
田彬访谈 （2009 年 8月4日，北京，访谈人：刘璟、陶寒辰）：
问：您在方力钧之前就搬到那边（圆明园）去过了？
田 ：我当时在那住过，北大西门外。去圆明园可能是 1989 年春夏的时候，当时有工艺美院的康木、张念，他们在圆明园里租了个小院，我们就和杨茂源、方力钧一块儿去圆明园玩，偶然就发现一个后来叫福缘门的地方，那里的房子都是空的，很大，大家就开玩笑说将来毕业到这儿来租个房子画画挺好的。方力钧当时四年级。
问：也就是说方力钧在毕业前就准备好来圆明园了？
田：对，大家就是说毕业以后在这里租一个房子，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看到牟森、张念他们租的一个屋子很舒服，环境也很好，就开玩笑的说要来。等到真毕业的时候，方力钧就到北大这边来，因为他女朋友也在北大。
1989 年冬天，方力钧很快在一亩园租了一个小屋子，筒子楼。我那个时候就回陕西了，杨茂源就毕业回大连了。
等到我 1990 年春天来北京的时候，方力钧已经在一亩园住了一个冬天了。来了之后我们俩又到圆明园，当时他一亩园的房子已经不租了，他就乱混到肖昱还是北大于天宏那里到处蹭住。我来了之后我就说干脆咱在圆明园租一个院子，找了一个很破的院子，里面全是荒草都没人住。农民替我们收拾收拾，100 块钱租给我们。
问 ：房子有多大？
田：房子不大，一个小院三间房，两间偏房中间一个厅。那个时候没有工作室的概念，也就是可以画画可以住。方力钧在那一块就开始画一系列的水墨，就是后来画的人物，那个时候画的水墨就和他后来画的油画一样了。用高丽纸画的光头人物。
当时我们两个人只有一个铺盖卷，大概能睡觉基本上没有任何东西，只有房东给我们找的一个床板。当时就买了一些高丽纸，还有墨水，用一些很简单的工具画了第一批有光头形象的画。那是大家到处去找朋友的照片，觉得好玩的就挑出来，也因为没有材料就用水墨。这些都是根据照片画的。
一段不明不白的爱情。
方力钧自述： 人家给我介绍女朋友，住在一起，居然没有性关系，只有一个单人床，自己没有收入，追求这个女孩的男同学还不时跑来骚扰一下，表示气愤和抗议。这个女孩又特别认真，把她爸爸从老家接过来，就是要看一下男朋友。自己打肿脸充胖子，在外面借钱买烧鸡买酒，请她爸爸在这个小屋里吃一顿，老人特别好，看着我当时的那个样子什么也没说。那是 90 年亚运会期间。
她每天要到亚运会做翻译，亚运会开始的时候她要去值班，住在亚运会。我骑着自行车在美院那边瞎转悠。突然有一天，骑自行车在街上，心里一顿，发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做。就这样混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必须得把目前的这个僵局打破。结果我回去就把那些东西拿上，把门锁上，带着钥匙走了。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小屋，再也没跟这个女孩见过面。
因无力支付房租，投奔在职业高中任教的肖昱家中。
方力钧自述： 我不可能得到从容地追逐自已的梦想机会。当我再度陷入困境，肖昱收留了我。他当时分配在一三二中学教书，不宽裕，但是稳定。更幸运的是他拥有两间平房；假如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也许那根本不应称作房子，简易地用砖头砌起，四面露风，房顶露雨，也不隔音，旁边紧挨着比这两间房大的多的公共厕所。
但我还是当即搬了过来。一样的从北大租了三轮车；所不同的是，现在我只需一车一次就搬完了，不尽的迁移，令我没选择地抛下一切可以抛弃的物品，只剩一个床板、一床被褥、几件衣服、那几幅搬来搬去尚未完成的作品。同样地用两层砖头将床板垫起；同样地偷偷地为了使用电炉子改到电表；但我得到了一种保证：肖昱不可能看着我一天一斤面丸子苦撑着。
乐趣随处都有。我找了一个白色的玻璃瓶子，每发现一种未曾见到的虫子，便抓了来放进去，不几天便积了十来种。
到了冬天，买了塑料布，将窗户、门上的各处都封好了。将电表摆弄的说停就停，说走就走，说倒着走也便倒着走 ；都是老套路。
把电炉子插了电，六平米的小屋暖洋洋的；早晨爬起来，穿着衬衣就可以画画了。大概过了半个月光景，我感到有点头痛，时有时无，也并不很厉害；再过一个星期，头像要裂开样的疼；我问肖昱，他也不知所以然。两人只好大冷天里打开窗了，换换空气，不料果然好了。于是，这头疼便周期性发做，每一个星期，头感到巨疼，不得已打开窗户，好了；下个星期照旧如此。隔壁是一对青年教师。每天早晨六点多钟，一家人在我窗后的院子里洗脸涮牙；孩子上小学一年级的光景，两口子一边鼓励孩子坚强勇敢地战胜寒冷，一边教他算术或英文。
每天听到这家人亲切温暖习以为常的一切，总会令我感动和愤怒。感动是因为在如此寒冷恶劣的环境下的和谐和亲情。愤怒是因为我们的世界充满了冠冕堂皇，却对这世界的主体，人的需求充耳不闻；而这主体，也觉得一切均属正常。
到了夏天，地下的小虫们活跃起来，潮气也越来越大；房子不时漏水，我们只好用塑料布左一块右一块地接或堵，地下放满了各种容器，大小轻重缓急不同的水滴打在不同质地的容器上，发出一种堪称悦耳的共鸣。假如不是身居其中，也许我会有心情慢慢地听，然后细细地记述那种美妙呢。
气味也很糟糕，厕所的味道和在潮气里，和缓却从不间断地渗进来；只是我早已习惯了养鸡场的味道，没有旁人提醒，是不会自己发现的。
两块砖头垫起的床板不足以隔绝地下的潮气，我的肩膀很快出了大麻烦，有时，手臂居然没有力气举起画笔。那时候不到 30 岁，拿着铅笔画素描，举起手的时候，铅笔从手里掉下来了，想抓都抓不住了。再举胳膊举不起来，当时吓坏了，觉得自己还不到 30 岁，胳膊怎么就抬不起来了呢，心里特别害怕。还好，后来朱惠平从丹麦回来，我就拉着他去以前住的洗澡堂子拔火罐，跟师傅说肩膀有毛病。师傅给拔火罐，用蒸桑拿，经过一段时间拔火罐治疗，情况逐步好转。
《肖昱访谈》 （2009 年 8月26日，北京宋庄肖昱工作室，访谈人：刘璟、陶寒辰、杨琳琳）一个冬天我在街上碰见他，还是特兴奋的样子。他心里有事别人看不出来，他老是精神饱满的，自行车骑得倍儿快，我们俩就一边骑车一边说话。他说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在学校，他说我在找房子搬家要临时周转一下，我就把钥匙给他了。他很聪明，很快就找到了地方，哈哈。然后我就住了差不多不到一年，我当时的房子是单位临建的，很小，有两间屋有一个小仓库一个小过道，他住里间我住外间，屋子都很潮，基本打得地铺。
此前后共两年左右为经济上最困难时期。众多师友予以极大帮助:和平出版社的包露滋等老师；中央美院曲桂林老师、吕胜中夫妇、陈文骥夫妇；师兄林朴；栗宪庭先生及廖雯；北京大学于天宏、黄岫如、刘建民、张薇等；清华大学陈红；师弟高惠君、同乡王华、小红，肖昱、杨茂源等等。
方力钧自述： 那时候主要是混饭，第一个是栗宪庭老师家，那时候跟栗老师来往特别频繁，栗老师家里总有年轻的艺术家。经常是进去之后一个也不认识，或者是不认识的年轻人坐在那里，问你找谁？每一个人都认为他是这个家里的主人。栗老师就下面条，经常把自己吃的一点钱都没有，然后还要去管这些人，家里通常不知道住多少人，没地方住的就搭地铺住，炕上、沙发上也住，地上随便铺点东西也能住人。
第二是美院，美院混饭混的最多的是吕胜中和陈文骥两家，吕老师特别的热心肠，人特别好，师母也是，经常去吕老师家里混饭，不是吃饭的时候，师母一看我来了也下厨房给做饭，再就是陈文骥老师，还有马晓光，他们两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基本就是掐着点去混饭的，过一段时间就闪出来，或者是略微晚点进门的时候，先喊还没吃饭呢，饿了，然后人家就赶紧做饭，然后去中国画研究院，就是现在的国家画院去找师哥林朴，他也是这样一个人，比如说画画，没有画板，他就从画院里直接拿画板，给我抬着坐公共汽车送到一亩园。最早画画的那个画板就是他给我抬过来的。每一次去直接带我到朝鲜烤肉馆大吃一顿，或者去他家（他的父母都在外文局），我们就在那边吃。美院有一些师弟比较熟了，也到那里去蹭饭。经常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我们中专的师弟高惠君、王殿森等人。
那时候也不是故意的，好象就是有这个才能，把混饭的时间安排的很好。这个节奏很像是一个探望的过程，而不像是蹭饭的过程，不太容易把别人弄的狼狈不堪，也许有的人早就看得出来，但是也不好明说，混饭就混饭吧。
《方力钧：你不是“光头泼皮”》 （彭苏采访《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1月）：我从北大租了三轮车，开始了不断搬家的生活。四处蹭饭，常到北大，找于天宏他们，北大的朋友也是最多的，他们就打点饭和菜送到宿舍里给我吃。然后又去了中国画研究院，有人带着我吃烤肉，算是打牙祭吧。我那时又穷又臭，他们也没嫌过我，还有中央美院有个地下学习班，学生科的老师帮我安排课程，收入 100 元，刚好管租房。另外还有和平美术社的一帮编辑给我分活做，勉强赚点钱，反正一圈子人相处时间长了，我找他们蹭饭时，他们总以为我是想他们了，我也的确是想他们了，关于蹭饭，我挺佩服自己的。
邀请老康来圆明园工作室，老康提出热量理论。
方力钧自述： 老康的工作室被取缔，他被放出来之后有一段时间很惨。跑到东边红庙去住，平常他的性格特别好，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性格中的那种爽朗和乐观全都不见了，变得非常小心，我给他打电话，说老康你到圆明园来玩吧，然后他就清清嗓子，想半天才说：老方啊，情况是这样的，我寄宿在这个朋友家里面，他们两口子呢，有时候做饭有时候在外面吃，有时候情绪好有时候情绪不好，有时候饭量大有时候饭量小，有时候他们两个人感情挺好有时候他们俩吵架。他们饭量好，我就少吃一点，两个人做的多的时候，我就多吃一点，然后他们两个人如果在外面吃的话呢，那么可能我就没吃的。他们两个人如果要说在外面吃，心情又好，可能就叫上我一起吃。如果我去圆明园的话，你必须能够保证，就是说我到了那个地方我得到的热量，肯定要大于我去你那个地方付出的这个热量。
这个人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不论到谁家先看垃圾筒，如果这个垃圾筒里面有还能吃的东西，他就趁你不注意时把它捡起来吃了。如果这个垃圾筒里面被清干净了，他就打开冰箱，只要是那些盘子里子还有东西，不管是干了还是时间长了，他会拿出来，说你还吃不吃？如果你说不吃了，他就吃掉。如果你要正式请他吃一顿饭，对他简直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好友李进芳因斗殴杀人被判死缓，在狱中袭击狱警后被判处死刑。
方力钧自述： 我们中专有一个师弟叫李进芳，保定人。毕业之后也经常来往，我到圆明园的时候他还写信，还到圆明园来看我。有一段时间见不着了，后来从保定听说到他的一些情况：大概是为了弟弟打抱不平，跑到人家家里去打人，结果失手，在人家家门口把那个孩子用刀捅死了。判了死缓，平时要戴着脚镣和手镣这些东西，很难再监狱里感到舒服，然后他的脾气又发了。
他趁着监狱管理人员没有防备的时候，拿着手镣子就砸在这个人的脸上，可能是把这个人的眼睛砸伤了。于是罪上加罪，被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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