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功新的心情和北京今天阴沉沉的天气一样，有点灰暗。他像个十几岁沉迷于最新科技的少年一样摆弄着新买的Sony数码相机，而每当谈起相机的新功能时，他会变得兴致盎然，似乎他之所以钟情录像艺术，完全是一个为了玩最新型机器的借口。
王功新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录像艺术家之一，不过他一直坚持认为设备是次要的，它们不过是探索艺术世界新途径的一个小小窗口。“我热爱新发明，因为它为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我想观众最终应该忽略这些硬件。技术只是让我找到一个新突破的手段而已。”
有着满脑子新想法和少年般的好奇心的王功新也有很严肃的一面。这位四十六岁、成长于“文革”中的地道北京人是由母亲独自拉扯大的，他父亲那时长时期被关在“牛棚”。“我妈妈和高中美术老师鼓励了我画画。”他说。
早年经历对王功新的艺术有着至深影响。这些少年时代不可磨灭的记忆令王功新创作出很多复杂的作品。皮力说：“他的作品颠倒现实，有一点怪异，但并没有逃避和脱离现实。就好像你在桌上放了一件物品，王功新把桌子移开而使物品漂浮在空中。”
今年年初在北京长征空间展出的他的新作品《二锅头》，就是一个将现实变轻松的例子。在这段录像中，一位上身赤裸的矮胖男子在沙漠场景中起舞。他抱着二锅头的绿色酒瓶，上下蹦跳，不停地咧嘴嘻笑。
“原来拍这个作品时，是我自己出演的这个酒后乱舞的人。”王功新笑着说：“不过我妻子和儿子都说我们的司机能演得更好，看起来也更像。”
王功新不时在他的作品中加入一些微妙的复杂因素，使作品变得严肃，甚至有些难以读懂。在他2000年的作品《卡拉OK》中，一个男人大张着嘴，嘴里竟藏着一个“合唱团”——每颗牙上都有一个在唱歌的人。这个唱K的日常活动却发生在这个有着令人恶心的牙龈、唏嘘胡茬的人脸剧场中，形成一种怪异的氛围。
而另一些作品又意味模糊地深入探视内部或自然变化的现实。比如1998年的作品《脸》，你可以看到一个男人面部不断变形的过程。对艺术家来说，这可能是运用技术的一种娱乐和游戏，但没人在看这件作品时不会皱眉咧嘴。这张脸最终分解为一片海，其间的变形怪诞奇妙却毫无美感。
还有一些作品则直接刺激观众的生理感官。“王功新的一件早期作品《凳》在我头脑中仍然留着深刻的印象，”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独立策展人布里塔•埃里克松说：“作品很简单，一张旧木凳中按了一个摄像头，记录下指头挂弄椅面的过程。我每次想起这件作品，就会有一种真实的感受，仿佛我的指甲中真的夹着木屑。”
1982年，王功新毕业于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此后留校教授油画五年。1987年他与同为艺术家的妻子林天苗，一起远赴美国——王功新进入纽约州立大学科特兰分校继续学习艺术，而林天苗则在纺织业做自由设计人。
每到暑假，王功新就靠各种临时工作来维持生计。他说：“我甚至为了几块美元为在街头为过路人画像，和艾未未就是这么认识的——他也在街头为人画像，像我和其他人一样。”
当林天苗自由设计师的工作有了进展，王功新就停止了去街头画像。慢慢地，夫妇俩还在城里找到了一间自己的工作室。“有自己的工作室后，我又开始画画了。但我不再用以前现实主义的老风格，我的作品开始变得更抽象。”王功新说。
1994年，夫妇俩开始频繁地回北京。王功新决定不再画画而做起了装置，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画家，自己找不到新的突破点。
回国后的1995年，王功新在自己北京的四合院里完成了第一个录像作品《布鲁克林的天空》，这也是艺术家首个装置作品的一部分。他录下了从自己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公寓中看到的天空景象，而在北京，他把那段影像投影在地面上。
美国人说，如果你从美国向下挖洞，一直挖，就可以挖到中国。《布鲁克林的天空》表达了王功新对布鲁克林的怀念，同时也暗示着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新的信息交流。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我想找到一种方法，超越两个世界的边界和隔离，把我的两个家联系起来。”
张培力是中国最早进行录像艺术的先锋艺术家。有专家认为，王功新推进了中国录像艺术的进程。“王功新为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两样东西。一是他强调技术；二是他创造了一种把观念带入现实的逻辑方法。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艺术家。”皮力如此认为。埃里克松则认为：“王功新之于中国录像艺术非常重要。在他作品所表现的枯燥的玩笑和令人惊讶的洞察力之外，他是中国第一位完全以数码编辑创作录像作品的艺术家。”
埃里克松还补充道：“他与林天苗一起完成的2002年作品《这里还是那里》，是过去几年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个罕见的，几无瑕疵，简明而详尽的作品，完整呈现出怪异的另一个世界。”
谈起自己的作品，王功新非常谦逊。“我不想做好莱坞式的电影，我只是想在生活中找到独特的景象。我愿意为此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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