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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文化变迁中的焦虑症候

2011-03-29 16:15:18 来源: 美术观察 作者:杨简茹

作者肖像

  从西方到东方,社会生活自1970年代初期以来发生明显的变化,经济出现了长期的繁荣,文化出现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转折。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标志。中国大陆文艺界的“80后现象”似乎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情绪,他们想要寻找自己的新定位,非常困难。此外,市场化用“效率”的概念把每个中国人的神经绷到最大紧张度。不说其他,仅在美术领域,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艺术家、理论家,纷纷自筹资源,开辟了各种属于自己的“阵地”:各种名目繁多的“80后艺术家作品展”、“7080中国新生代创作人展”、“80后全国优秀书法家作品展”、“青年理论论坛”、“青年批评家年会”等等应运而生,开启了80后的群体意识和自我指认。这是文化变迁过程中,国人普遍出现的焦虑症候,只不过突出体现在80后的集体行动上。

  “80后” ,即1980年——1989年出生的这一代人。80后出生的年代是当代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心动的浪漫年代。在八十年代,无论是以北岛为中心的《今天》杂志,还是“星星画会”,抑或是八五美术思潮,都诞生了许多重要的艺术家和文学家。也就是说,80后出生的大环境是一个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春秋时代,这似乎预示着这代人从出生起就注定会是不安分的。80后的第一声号角要追溯到18岁的韩寒于2000年出版的《三重门》中描述的高中生活,体现了一个学生式的思考、困惑和梦想。 “《三重门》隐含着一种让人欣喜的极大可能性。”这本书也因由儿童文学的代表人物、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一篇热情洋溢、不吝赞美之词的序言,迅速在中国文坛引起极大轰动。2000年,是一个对于80后来说极其重要的年份。正是在这一年,80后的先行者——1980年至1982年出生的这一批人率先进入大学的校门。而文学界继韩寒之后,出现了郭敬明、张悦然、恭小兵、李傻傻、春树等一批80后作家群。他们是有少年有才的,但大部分80后写作在语言上还是在追随或是模仿王朔,王朔是一个颠覆者,把原来的主流构成解构了,把神圣的东西变得滑稽了。这样的叙述方式通过电子传媒的广泛传播,迅速占领了青年一代的市场,从而进入社会视野。同样是在2000年前后,网络进入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80后也正是网络的最广泛使用者,网络信息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和流动。当然,商家炒作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每一个成功的80后的身后,都有一个50后或60后作文化推手。划分流派,圈定概念对商家和市场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其实,这正是后现代主义时代的表征。在西方,穷困潦倒、无能为力、墙头涂鸦和衰败的街头景象超越精英文化一跃成为文化主流;在东方,一股文艺的青年生力军已悄然壮大,这对于文化的缔造者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东西。

  从文学领域中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发行量来看,80后创作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80后的概念能被迅速宽泛化,波及到几乎所有的文化领域。美术界已经有几颗80后新星开始崭露头角,但大部分80后还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这就好像是西方1960年代的革命口号 “全球性的思维和地方性的行动”—— 激进的少数民族、殖民地的各个民族,妇女等,相对能在地方组织起来,但要在空间中组织起来却没有了能力。说穿了,80后在当下就等同于“青春”。也就是说,80后一词有许多外延——有活力的、具有开拓性的、新生力量。80后就意味着当代文化产业的主力,它所创造的商业价值是其他文化类型不能匹敌的,所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80后群体有着不可替代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探讨80后的群体意识和自我指认,不是要否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要通过反思来确立正确的文化观。

  青年群体的概念其实并不使人感到陌生。五四时期有许多有觉悟的新青年,勇敢地宣称自己是新时代的开拓者。一百年前的某一天,在《新青年》编委重组后,22个北大学生举行了筹建“新潮社”的首次会议。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是20岁的俞平伯,最大的是32岁的谭鸣谦(即谭平山)。这些学生被看作当时中国希望的化身。但是我们现在提到五四时期的青年团体,并没有拿他们的年龄大做文章,而当下的80后们是和当时的新青年是差不多的年纪,有的80后也已步入而立之年,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专业上都到了应该成熟的阶段。只是这一代人因为赶上独生子女潮,从小在亲人们的呵护下成长,又大多经历正规九年义务教育,读完大学赶上研究生扩招,这一切的经历一直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80后还是孩子,是学生,他们还没有长大。所以我们的体制对于“80后”青年艺术家、理论家似乎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而80后们自出生起就被告知是祖国的花朵,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从小熏出来的一种权力意识,这种东西具有普遍性。所以80后的集体意识和自我指认现象出现的并不突然,只不过已到“弱冠”甚至“而立”的80后们仍缺乏尖锐犀利的声音。但还是有个别者凸显出来,市场表现也不俗:比如1981年出生的高瑀,1980年出生的朱海等等。当然,80后艺术家之所以能在市场占一席,有个重要原因就是60后、70后那些艺术家的价格已经很高,藏家们选择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既有升值空间,又证明了自己的学术品质。所以无论是美术界还是文学界,80后都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利益。

  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电子媒介的传播赋予了80后青春文化的类型——就是要满足个人欲望和自我表现的需要,这也是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的基本目标:“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那么,80后的集体意识与自我指认也同样是文化变迁过程中的焦虑症候,“青春不在,成功没来”,现实真的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吗?

  80后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当代文化问题的研究,而研究当代问题的最困难之处,是文化阐释上的问题。笔者作为80后之一,也是在挪用过去的文化经验观察当代文化现象的当代人。80后的一切现象作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环,在短时间内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这些现象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空才能完成价值判断。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必定会有一部分80后团体经受住考验,留存于历史的轨迹中,但也必定会有一些80后们不再希望被圈定于这样的概念里而奋不顾身抽离出来。(注:本文已发表于《美术观察》2011年第二期,发表时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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