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星星美展
策 展 人：黄锐、马德升
艺 术 家：艾未未、包泡、薄云、陈延生、何宝森、黄锐、李爽、马德升、毛栗子、曲磊磊、邵飞、宋红、王克平、、严力、杨益平、赵刚
展览城市： 北京
开幕开幕：1979年9月27日
展览时间：1979-09-27 至 1979-12-02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东侧、画航斋（北京五四大街1号门外）
1979年，9月27日-12月2日 第一届“星星美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东侧展出。9月29日遭禁，10月1日“星星”成员上街游行。同年11月23日移展北海公园“画航斋”，由于展览遭遇封杀到游行到复出，在北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当时参观人数超过了三万。这次展览由23位艺术家组成，大多数都是青年的业余作者，作品163件，有中国画、油画、版画、木雕等，主要成员有王克平、马德升、黄锐、曲磊磊、邵飞。后来栗宪庭在次年的《美术》发表的文章将作品基本分为两类，一是干预生活的作品，一是对形式美的探索。这是一次带有革命性意义的艺术事件，它给中国当代艺术起到了催化剂的重要作用。
霍少霞著：《星星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的先锋 1979-2000》（台北: 艺术家出版社，2007年7月）， 页7-13。
一、文献资料回顾
星星美展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是一重要事件。学者和评论家将星星美展放在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背景上加以讨论。由于关于星星美展的文献资料繁多而简略，下文的讨论将焦点着重放在四个方面，这四个主题是：文化对星星美展的影响；星星美展的艺术冲击；星星美展对随后一代艺术家的影响；星星艺术家的艺术发展状况。本文希望将现存的文献数据的缺口做一个定位，并系统阐述上述研究课题和方向。
文化对星星美展的影响
研究星星美展的学者不少，白杰明 ( Geremie R. Barmé) 是其中之一，他主要研究文化对星星美展及星星艺术家游行示威活动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星星画会的这一系列活动对中国九十年代次文化发展的影响。例如：他研究九十年代初出现在北京的一族新潮人，这群人穿着由企业家兼艺术家孔永谦设计的商业性短袖汗衫，衫上印有讽刺社会政治现象的汉字，他把这一族群的行为等同于星星游行示威活动的策略，认为他们穿着这种汗衫的时候也带给民众一种艺术关怀。 不过，白杰明 ( Geremie R. Barmé) 并没解释星星游行示威与他们的文化背景的关系，而且，白杰明 ( Geremie R. Barmé) 视在中国美术馆外公园内的星星美展为“藐视官方艺术的象征性行动”，并视星星画会为北京的在野派艺术家的萌芽组织，把星星事件看作是七十年代初以来一直暗中发展的官方艺术的分支。 他强调星星美展的两个特色，首先，星星艺术家以街头传播者的形象展示自己，第二，他们敢在官方艺术机构的门前阶梯上展示非官方艺术的态度。这启发人们联想到1989年的官方“现代美术展览”是起源于星星及他们的同龄人，他指出这两个划时代的重要展览的政治形势背景：星星美展举办于政治镇压时期，而1989年“现代美术展览”则在经济改革时期。 他进一步提议，第一次星星美展意味着七十年代的中国大陆的文化转变，并进一步指出星星在“外国沙龙”的先锋角色。 文化转变是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后日益开放政策下的一个伴随物，某种程度而言，星星画会以及他们的同龄人开创了一种新的需进一步深化讨论的文化现象。另外，约翰．克拉克 (John Clark) 将一些类似的不守规则的短期实验和外国人的介入现象与星星美展及1985年至1989年间的艺术事件相联系。 星星艺术家和外国社群之间的关系是一关键而有价值的注意点，因为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外国的干预是一罕见而至关重要的现象。
当白杰明 (Geremie R. Barmé) 强调星星的街头展览所提倡的另类文化影响到九十年代的中国时，北京的艺评家栗献庭持异议，他更注重讨论于北海公园举行的星星美展，认为这次展览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序曲， 不过他未提供任何证据。另外，栗献庭也指出星星美展标志中国当代艺术的两个主要特征：其一是对现实政治文化的批判性，其二是采用现实主义象征手法。 与白杰明相同，栗宪庭把星星归类为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异见者之列，他指出星星与官方现实主义艺术模式的斗争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之门，星星美展强调自由风格，这是多年压制后的一种人性回归。他从三方面强调星星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创始者：其一，批评社会文化；其二，误读并转化西方现代主义；其三，依赖并转化现实主义。
白杰明 (Geremie R. Barmé)和栗献庭就星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指出，星星美展的主要作用是在对抗官方文化时创立了另类文化。另外，李欧梵认为不依循社会常规的星星艺术家们，其态度与<<今天>>杂志的诗人相似，他指出星星将艺术和文学提升到一个独立于政治和政治意识之外的地位， 并进一步认同星星及其同龄人意欲用八十年代盛行的文学、电影等形式去改变现状的颠覆性追求，不过，李欧梵并未论及星星美展的目的和有关细节。
高名潞及他的合作者们在1985年为星星辩护，认为北海公园的星星美展具有当时一切艺术的共同文化特征，他们的宣言、讲座及作品使事件变得清晰，其实他们的批判不但直指“四人帮”，而且也深究和批评民族问题，并寻求振兴民族的积极坚韧精神。 高名潞和他的合作者们进一步辩论，认为星星美展的文化价值在于反学院派、反形式主义和日趋紧张的社会气氛，这种展览形式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它充满激情和哲学意义。然而，他们注意到星星并未能开创一种文化风气和艺术潮流。同时，高名潞及合作者们批评星星美展作品里反映文化大革命事件和年轻知识分子生活的“伤痕艺术”是一种肤浅的社会评论，他们指出星星应该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意识领域，包括自我批评、自我反省和自我理解，这与纯控诉和纯悲哀的“伤痕艺术”是不同的。
与这些批评形成反差的是，高名潞在他的著作《中国前卫艺术》和《本世纪的乌托邦：当代前卫艺术潮流》中把星星画会视作理性破坏偶像运动的先锋，认为他们摆脱旧的形式和意识形态，采取现代主义风格和策略，在艺术界引起一场大轰动，并催化许多民间艺术团体的创立。高名潞认为星星美展的贡献在于打破旧有形式和内容，它代表一股启迪许多民间艺术家和青年脱颖而出的暗流。
中国艺评家侯瀚儒视星星美展为挑战官方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激进而折中的非传统展览，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我表现”的标语口号为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导航。 与此同时，巫鸿指出，星星强烈的政治批判性远比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种新的艺术风格”强，这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巫鸿把星星当作中国第一次公开的民间艺术展览， 认为星星艺术家热切抨击官僚主义，于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览，其内容与“六 ? 四”民主运动相联系，不论是星星美展还是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览，两者都使中国当代艺术的政治倾向突显出来。最后，巫向中国当代艺术家，包括为中国当代艺术拓荒的星星致敬。
以上文献资料回顾反映学者和评论家们皆认为星星美展有特别的文化价值，在开拓反传统的非官方实验艺术文化方面具有先锋作用。他们将星星的活动与年轻一代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活动作比较，显示生活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政治背景下的艺术家有类似的态度和文化特征。李欧梵进一步指出，星星和他们的同龄人为提高社会地位而抗争，这与随后的一代人相似。然而，极少人留意到星星艺术家的身分及与同龄人的关系，现存的分析指出星星美展的历史价值，但忽视其对同龄人的影响，且未提及星星与文学、政治和艺术群体的互动关系。如果把星星标签为异见者，那么星星艺术家组织星星美展和相关活动的目的都应被考虑。如果外籍人士的介入是从星星美展开始的，那么这种新的文化现象所采取的方式、运作的方法、圈外人士去获得他们艺术品的渠道都仍是极少涉及的领域。
星星的艺术冲击
当部分学者在分析星星美展的文化意义时，其它学者则更关心星星参展作品的质量。著名艺术史家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辩曰，星星美展的意义在于为争取更多的艺术创作自由而战，展览的精神唤起观众的想象力。他肯定星星对抗当局、挑战地位确立的传统艺术的方式是鼓舞士气、增添娱乐、提升社会和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革命。不过，他批评他们作品中的人像画、抽象画、半抽象画其实都是西方前卫艺术的仿制品，不是新的东西，不含新运动的意味。他还断言星星艺术家对西方当代艺术了解甚少。另外，他还点出星星对随后一代的溍藏危险，即一九八十年代的许多不出名的艺术家喜欢制做粗劣的作品去吸引外国传媒的注意，以此取巧的手法来销售自己。他肯定星星作为异见者的价值，但他们处于中国文化生活的边缘地位。总之，他认为星星美展是前无先例后无来者，然规模很小，故不应将其意义夸大。
与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 观点相近的是艺术史家安雅兰 (Julia Andrews)，她认为许多星星美展的作品都很天真，但他们的展览在策略和概念方面是老练的，星星将自己表现为异见者，这与1974年莫斯科的“推土机”（Bulldozer）展览会艺术家相似， 而且他们侵入官方艺术领域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就非官方组织和展览时间而论，安雅兰 (Julia Andrews)认为星星美展反映出他们对政治形势的敏感，并表现出一定的幽默感，由于星星美展对艺术民主的吶喊，导致民间艺术展览的发展。她总结道，八十年代后期的“新潮”或“前卫”运动以星星为榜样，并激荡了当代艺术世界。尽管如此，但是，她并未探讨星星美展对随后一代的影响，不过她进一步指出1979年的星星影响了民间艺术的经营，以至后来进入国际市场。 另外，安雅兰 (Julia Andrews)和高名潞视星星美展为1979年至1980年间在不同地方举行的十六个前卫展览之中最值得争议的一个，他们把前卫派当作一个独立的与官方立场相反的不受艺术界营利本位支配的事物，他们注意到星星的作品内容极具讽刺性，很多作品都显示抽象性，但认为星星参展作品的艺术影响力很小。
艺术史家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 视于中国美术馆外公园内举办的星星美展是一种抗议的象征，她评论星星的惊人展示欲望及于现实艺术制度的挫折感。她注意到星星展示被禁的主题和风格，很多主题都是政治批判的、色情的，抽象的，他们的风格大多倾向现代主义。她简洁地分析一些重要作品，最后指出他们还不够积极。 除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之外，Maria Galikowski也注意到星星艺术家的异类性格和另类艺术风格，他们把为中国的艺术前景引入新的活力作为共同目标，高度实现了团体凝聚力，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反映现代主义风格所表现的社会和政治问题。Maria Galikowski也在一些重要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做了细致的分析。
当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和安雅兰(Julia Andrews)注意到星星作品很少艺术意义时，乔安妮?勒伯?柯恩 (Joan Lebold Cohen) 和Maria Galikowski却对显露在星星作品中的被禁风格和主题特征致意。另外，中国艺术史家邵大箴批评星星艺术家对历史和现实缺乏辩证观点，虽然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太主观主义，是很单向的纯理论。邵大箴进一步批评他们的创作缺乏深思，大部分作品缺乏艺术性，变成政治概念和剖白政治感情的声明，他承认星星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星星艺术家不一致的观念和艺术追求使他们很难以团体形式生存下去以致不得不个别形式创作。
与邵大箴的观点相比，刘淳认为星星的历史意义是在两个方面起了革命性的突破。首先，展览的形式反映西方文化正冲击本地文化；其次，他们的作品内容直接显露艺术家的概念和态度，并代表大众心声。他认为星星美展燃响中国前卫艺术第一炮，他还提到1985年后的艺术现象改变，已不再有星星的参与。其实，1985年，文艺对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批评比星星所创造的影响更强劲。在行文中，刘淳引用了四位星星核心成员的作品。
除了邵大箴和刘淳，栗宪庭说星星美展于1980年曾激起观众和艺术圈人士的争论。栗宪庭分析了十四本展览留言册的意见，发现70%的观众赞同星星，20%接受，祇有10%持批评意见。除此之外，栗宪庭也曾谈到艺术圈中的争议。艺术圈认为打倒“四人帮”文化独裁政治是积极正面的，不过他们视星星参展作品为思想解放产品，因为星星艺术家敢用自己的艺术语言去表达他们的厌倦和伤痛经验，他们的作品带有时代观念、伤痕意识及曾引起强烈反响的自由主义欲望。另外，艺术圈肯定星星用艺术形式去揭露和批判官僚政治的黑暗面，不过他们批评那些表现悲观、沮丧和冒犯别人的作品，他们强调揭露社会阴暗面应该注意政治效果，要探索新的形式，还要考虑普通观众是否喜欢。 栗宪庭最近补充道，内容与现代主义词汇有关的星星美展是与中国问题相关联的，星星真的震撼观众的灵魂。 在一个研讨会上，他说星星美展并不是在世界艺术背景上产生意义，而是在重新调整现实主义思想倾向的中国文化背景上产生意义。 栗试图将星星置于国际背景的回顾式评论似乎欠妥，因为他并未在世界艺术范围寻找类似的事件或展览去与当时的星星作比较，当然也没有特别的证据显示星星参加一九七十年代末的世界艺术活动。
罗宾·蒙罗（Robin Munro） 认为部分星星作品被刊登在国家美术杂志上的事实已能证明星星的艺术成就，他说星星作品用一种新的风格反映在中国社会有一种强烈的传统人道主义欲望，其主题思想包括强烈的社会政治批评和个人感情探索，他也分析了部分重要的星星作品。
当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安雅兰 (Julia Andrews)及邵大箴在批评星星作品的艺术性和意义不大之时，乔安妮?勒伯?柯恩（Joan Lebold Cohen） 和 Maria Galikowski则揭示星星作品中被禁的风格和内容特色，刘淳、栗宪庭及罗宾?蒙罗（Robin Munro）不但从星星作品的内容去考虑其成就，而且更从星星艺术家的概念、态度、诚意去全盘考虑，因此他们对星星持更肯定的态度。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艺术标准，他们对星星作品的意见呈多样化，而且仍有颇多星星美展作品在现存文献中并未论及，因而有必要做一个涵括不同作品类型的广泛分析去评价星星的艺术意义。这将在第三章作进一步的讨论。
星星对随后一代的影响
除了文化和艺术影响，还值得花时间去分析学者和评论家是如何看待星星美展对随后一代的影响。吕澎和易丹认为星星美展是一个标志，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为人民的自由、为艺术的自由、为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建立新的价值系统作第一次尝试，他们的展览和活动影响随后一代。他俩将星星及相关事件跟1985年的“新潮美术运动”之间的前因后果联系在一起。 另外，尼可拉斯．周斯（Nicholas Jose） 视星星是自1979年始的连贯性活动，认为星星美展是1985年至1989年间的前卫派艺术活动的先驱。 还有，白杰明（Geremie Barmè）和 贾佩琳（Linda Jaivin）把星星当作一个异见前卫派艺术家团体，他们的政治作品影响当时的年轻艺术家，并启蒙了毛泽东后期的非官方艺术发展。白杰明（Geremie Barmè）和 贾佩琳（Linda Jaivin）将1980年至1985年划入星星晚期以后的现代主义时期，而1986年至1989年则划入后现代主义时期，这显示他们视星星美展为一历史转折点。 不过，他们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相关证据。
中国艺评家李陀将星星美展和1989年的现代美术展览当成历史上的一次国际安排，因为他们突然发生在代表中国艺术界革命运动的八十年代初和末。 除了李陀，陈英德认为虽然星星祇活跃了很短的时期，但星星美展代表中国新艺术的起点，他说今日的艺术家比以前更活跃，更有勇气面对敌手和困难，这成就应归功于1979年星星美展的出现和追求。 另外，巫鸿点评星星艺术家以圆明园遗址作为当代艺术主题的意义，1985年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新潮艺术运动”也将圆明园当作绘画、摄影、装置、即兴表演等的表现主题。
学者们更倾向将星星的成就视为领导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新趋势。与上述肯定星星美展对下一代的正面评价相比较，Maria Galikowski认为星星美展的影响是短暂的，她指出星星艺术家未能再创类似的激动，故把星星美展后的几年视作全盛时期已过的阶段。 约翰．克拉克 （John Clark） 也细查官方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反应，认为虽然1979年星星美展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开端，但实际上是八十年代末以后纔出成果。
这些评论反映学者将星星美展放在中国当代艺术舞台的位置，不过他们并未提供具体的证据去说明星星美展如何影响中国当代艺术发展。
星星艺术家的发展状况
当星星艺术家在第二次星星美展后解散时，一些学者和评论家已在讨论一九八十年代部分星星艺术家的发展状况。吕澎和易丹指出，1984年后，即使星星艺术家仍然继续探索无止境的艺术，但他们已失去冲力。吕澎和易丹将“星星十周年回顾展览”的作品与1979年至1980年的作品相比较，发现星星艺术家已不再富有激情和爆炸力，最后，他俩断言，1985年后，星星艺术家在新的艺术气氛中消失。 另外，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也注意到星星艺术家的发展，发现当一些星星艺术家在巴黎、东京、纽约等地面对新的竞争对手仍一直创作时，少数星星成员已放弃艺术，他指出星星艺术家在国际艺坛必须面对的问题与当初在北京对抗官僚政治是不同的，他还提到部分在国外生活的星星艺术家，例如：马德升、王克平、李爽、严力，并注意到中国艺术家袁运生于1986年建立“中国海外艺术家联合协会”，意欲将侨居他乡的中国艺术家凝聚在一起，不过两年内就结束了。 与苏立文 (Michael Sullivan)相似，张颂仁注意到星星艺术家在日本和法国举行的展览活动对艺坛的影响甚微，他将“星星十周年回顾展览”当作一次庆祝活动，从而赋予这个曾轰动一时的前卫派团体一种历史视角，并揭示出中国地下文化曾经经历的一幕。 生活在巴黎的台湾籍艺评家陈英德，按前后文脉关系着手分析星星艺术家自星星美展始至八十年代中的生活轨迹和作品，他论及的星星艺术家包括毛栗子、马德升、王克平、薄云、李爽、严力、黄锐及艾未未。
关于星星艺术家的艺术发展的文献资料很有限，虽然陈英德的书曾详论及好几位星星艺术家，尤其是侨居他乡的一批，但是有关星星艺术家于九十年代的发展情况，所知仍微。
展览名称：星星美展第二次展览
艺 术 家：艾未未、包泡、薄云、陈延生、何宝森、黄锐、李爽、马德升、毛栗子、曲磊磊、邵飞、宋红、王克平、、严力、杨益平、赵刚，朱金石、肖大元、周迈由、甘少诚、张世琪、李永奇、赵大陆
展览城市：北京
开幕时间：1980年8月20日
展览时间：1980-08-20 至 1980-09-07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北京市五四大街1号）
1980年夏初，“星星画会”成立并在美协正式注册，成员有黄锐、马德升、严力、杨益平、毛栗子、钟阿城、邵飞、艾未未等。由于第一次画展的游行取得的胜利，在8月20日的第二届星星美展被搬进中国美术馆的三楼，展览引起轰动。9月7日，门票创下9000多张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