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赌和预言，是经济学家最热衷但也是最危险的行为;相比之下，学者们爱干的另一件事——指责别人，就安全得多。
从2007年到2008年，全球经济的戏剧性，宛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最盛大的谋杀案——《无人生还》，在厄运暂时还没降临到自己头上之时，幸存者正在忙于互相指责。
政府在指责华尔街。作为相当老牌的麻烦制造者，深陷泥潭的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固然是无话可说，连商业银行也自身难保。然而，在太平盛世里，是谁放任与安享流动性的泛滥？又是谁在高唱反管制的自由主义高调？美国政府是真的没办法制约危如累卵的过度投机，还是在长期双赤字的压力下对繁荣的金融市场睁一眼闭一眼，维系那个消费主义的伟大美国梦，以及做梦的民众手里的选票？
美国纳税人在指责政府。为了给退潮后浮出水面的裸泳者提供浴巾，它无耻地夺走了穷人的衬衫。7000亿美元拯救金融市场，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GDP总值，意味着几百万所学校，几十万个初级医院，几万个基础科学研究项目，连NASA都不得不暂时减少宇宙演化的研究费用以保证火星探测计划的财力。讽刺的是，市场以一场暴跌迎接救市方案在议院通过。是啊，仅仅是麻烦最多的金融资产CDS(信用违约互换)市场总值就超过62万亿，救市资金不过给面临灭顶之灾的大金融机构扔下一个救生圈，可想而知，即使它们上岸，面对的也是漫长痛苦的清算。这种情形下市场又有多少理由欢呼呢？
经济学家们在指责格林斯潘。这位以反对“非理性繁荣”出名的前联储主席，突然发现自己恰恰被指责为非理性繁荣的始作俑者，连德高望重的安娜·舒瓦茨(弗里德曼的长期合作者，《美国货币史》作者之一)，和他的好友，著名的“泰勒法则”提出者约翰.泰勒都开始批评他当年的货币政策。退休前夕，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央行行长，两年之后却变成了世界上最郁闷的前央行行长——武侠小说是对的:人心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在金融的世界里，这句话更加意味深长，信心在这里就是金钱，是流动性和稳定性，是政策执行的最佳拍档。正如新科诺贝尔奖得主，喜欢反对一切的经济批判者克鲁格曼出人意料地为格老所做的辩护，如果没有格林斯潘长期稳定的低利率时代给人们的信心，危机也许根本就等不到现在，在网络泡沫崩溃和9·11袭击时早就凶多吉少。
全球各国在指责美国。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何处还有资产的避风港？冰岛政府破产，竟然是因为加利福尼亚的房屋供款人违约。事实上比冰岛表现更差的中央银行们大有人在，算算多少货币当局手握大量美国金融资产甚至两房债券？而且，就算你没被美国绑架，也会被美元绑架，一场漫长的通胀输出已经势无可免，而能源、农产品(11.77,0.00,0.00%,吧)、矿产这些发展中国家极为依赖国际市场的基本产品，将是受通胀影响最剧烈的部分。
我们是这个失去平衡的世界的一部分，深感无辜而愤怒，即使凭着直觉我们也能预感，这不是偶然，不是一场恐怖袭击或者瘟疫的恐慌，也不仅是金融危机、货币危机、生产危机、消费危机，甚至一次经济周期的归来，我们面对的是它们的全部，是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和全球发展模式的一次整体清算。
金融创新:“保险带悖论”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在他享誉全球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章里讲了一个有趣的“汽车保险带”案例。20世纪50年代美国汽车数量开始激增时，研究发现新速度下发生的车祸死亡几率很高，而安全带可以有效地在事故中减少死亡率。因此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司机驾驶时必须扣紧保险带。50年过去，数据研究居然显示，虽然汽车保险带可以有效挽救司机的生命，却大大刺激了超速驾驶违章，结果是诱发了更多的事故，从绝对意义上算来，反而造成了更高的司机死亡率。
这就是动机的改变将怎样影响结果的改变。
没有任何一种金融工具是为了增加风险而被设计出来，恰恰相反，它们诞生的初衷都是为了帮助投资者降低不确定性，把风险从基础资产里剥离，或者重新设计，交给那些愿意和有能力承担风险的人与机构。为了投资者方便得到这些工具，它们也必须有一个发达的市场。无论是MBS、CDO还是CDS，主要交易方都是金融机构，是被监管者认为有足够经验、知识和能力的交易者，但是事与愿违，专业机构投机程度上的疯狂和数量上的惊人，都是普通投资者难以望其项背的。而且由于机构间柜外交易监管的薄弱，不到炸弹爆炸的前夕，人们很难知道这些巨额头寸最后究竟埋藏在何处。每个投行或者对冲基金都有一套复杂的风险计算模型，甚至连监管机构也认为自己不可能比它们做得更好。可是无论模型多精美，都只能在历史数据中计算概率，而经济的转折点，冰面第一道裂痕，满月的第一缕阴霾，总是远远发生在这些傲慢的金融模型探测灯可怜的照明半径之外。
美国总统竞选人麦凯恩，正在为乱说外行话而饱受对手攻击，9月份，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声称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十分良好。很有可能，他会因为对经济无知的评论，以及过去反监管的自由保守主义立场而输掉这场选举。
但是麦凯恩同时也有理由感到委屈，经济的基本面良好并非空穴来风，8月份劳工部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势态不错，同期增长达到4.3%，失业率、外贸逆差等一系列数据都有改观。是否仅仅是金融的投机失败掩盖了实体经济的良好状况呢？
按这条思路，似乎还能找到更多的证据。过去10年间，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变化之一是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1995年至2000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约增长2.5%。2000年至2003年，每年约增长3.5%。自2003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约增长2.25%。而在上世纪70年代初至 1995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只有约1.5%。
但是问题在于,生产率只是计算单位时间的劳动产值来衡量效率，并不涉及经济的运作模式。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为什么在生产效率如此之高的地方，资金却疯狂挤入高风险的金融投机领域？
实际上何止是资金，人力资本也是一样。哈佛大学新任的女校长在毕业演讲中就表达过这样的困惑:为什么我们的学生70%去了华尔街？
因为那儿有钱。
新经济是以创新为本质的，并且以创新能力重新确定全球分工体系。20世纪90年代IT革命开始，美国作为龙头经济，创新的边际收益远远大于一般生产，于是按照要素禀赋，美国控制了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支持创新实现的能源利润这最丰厚的两端，而把中间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人力与环境资源廉价的发展中新兴工业国，一面扩大收割全球的优秀人才，一面以武力和政治相结合的办法控制石油产地，形成了一个美国领跑全球跟进，美国吃肉大家喝汤的模式。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次大创新带来的利润会慢慢耗尽，技术会扩散，差距会缩小。2000年之后，IT革命对于现实经济最直接和革命性的推动其实是互联网通讯，而互联网对金融业的整合与推动，是相关各产业中边际贡献率最高的。美国的生产率数字是由新经济本质决定的，如果不能维持创新的频率和强度，生产领域的资金只有流向虚拟经济部分，才可能保持之前的利润率，事实上，美国在2003年之后的实际资本深化程度远远不如预期。
然而，创新是不能规定时间表的，尤其是重大的，对生产力有持续影响的创新，更不能像自动售卖机那样投币即可。互联网革命之后几个重大的技术方向，纳米、生物、新能源都还没有获得有重大经济意义的突破，而强行推广创新的前车之鉴，就是2007年美国画虎不成反类犬，几乎引起世界粮食危机的替代能源法案。
在现实技术创新乏善可陈，经济失去动力的时候，资本会躲进虚拟经济中，对未来可能的创新突破下注赌博，这是一种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高危透支和一个逻辑上的怪圈。实体经济增长只要没有达到需要的超高预期，虚拟投机就会轰然而倒，但这又是必然的——创新难以为继，而生产上又不能与成本低廉的新兴工业国竞争的实体经济，正是资金蜂涌从事高风险的金融投机的原因。
宏观调节手段的贫乏
宏观经济学从诞生之日开始，就有着比微观经济学更鲜明的政策工具色彩。作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资深研究学者，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可能有着更深的感触。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林林总总的宏观理论，落实到政策选择上却无非寥寥几个办法:减税和扩张开支的财政政策，调节利率和货币供给的货币政策。
而现实是，美国的预算平衡法案确立之后，当局再也不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一样大手大脚制造赤字，财政政策受到巨大限制;现代信用货币体系的发展，也让控制货币供给增加量的办法变得不现实。20世纪90年代之后，利率成为联储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调节利率缺口、通胀目标、产出变动三者关系的“泰勒公式”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格林斯潘时代的很长一段时期，利率的微调操作曾经十分成功，稳定保持了低失业率、高增长和低通胀的共存。
然而，格林斯潘后期，利率调节操作开始越来越多地偏离“泰勒法则”，屡屡压低基础利率向市场“屈膝投降”，这也是格老目前受到批评——包括泰勒本人的质疑——的重要原因。
但是事实上,偏离“泰勒法则”的趋势，并非只是干涉市场这么简单。利率作为宏观政策工具的首要条件是利率的充分市场化和灵敏的传导机制。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机构之间的借贷(counterparty borrow)利率与无风险利率之间的利差，对风险的弹性越来越大,这意味着市场对央行指导性利率的反应会越来越谨慎，尤其在经济动荡的时候。眼下的伯南克面对的就是机构间的惜贷和信用萎缩,实际拆借利息率和基础利率的利差巨大且不稳定。利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正在受到考验。宏观调节手段的单一—— 下调利率和注资救市，也使每次危机市场都形成和强化了政策预期，让政策执行大打折扣。
更深的原因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间的鸿沟，虽然经过半个世纪整合的努力，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都远远没有消失。每当经济基础面临风云突变，应对政策常常有深刻的无力感。近年来，各国央行纷纷开始用包括微观基础的DSGE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代替传统宏观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制定者对这种困境的自觉，但是，目前的宏观调节手段对当代经济而言，依然像一条远洋航船上陈旧的铁锚。
结语
我们总是更愿意相信，一场前所未有的暴风雨过后，将出现一个“美丽新世界”，然而，它究竟是格林斯潘自传中的《我们的新世界》呢，还是赫胥黎笔下荒谬的乌托邦？
眼下还言之过早。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每次出现无处可逃的困境，人们就被迫回过头来解决问题，危机带来的智慧与爆发力，克服了太平年代积累的巨大惰性，引领社会走向未来。
中国，在面临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遇上这场惊涛骇浪，不幸也有幸，它堵住了一切容易走的出路:沾沾自喜的世界工厂，高能耗、高污染主导的出口业，刚刚开始的过度投机，缺乏经验的庞大外汇储备管理，甚至年轻人盲目的专业选择。如果中国认真打算成为21世纪的一流强国，这场考验同时也将是一次凤凰涅磐的机会。答案，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
作者：孔笑微 供职于香港浸会大学财务与决策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