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艺术家发现他们只要在画中用更多的政治元素，便愈能获国际的青睐。但这样的艺术不一定是一味批判的，细心看看中国政治波普的那些经典作品（如李山、余友涵等先生的作品），那些五颜六色的头像何时有说他对中国政治是赞成还是反对1 ？ 当然，西方世界看到这样的画会说：“看!中国人就是这样批评、反对政府的!”问题总是这样被简单化。以文革为例，当政治铺天盖地，影响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么政治就不再是他者而是自我，人咒骂它就是咒骂自己、嘲笑它就是嘲笑自己，所以中国政治波普叫世界大吃一惊的，不是说这些艺术家把头像涂成五颜六色，而是他们居然把自己的灾难涂成五颜六色。这是因为艺术家敏锐地意识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正在以一百八十度转变，并有效地用颜色和构图预示了这转变。艺术跟政治打的是一场持久而且总是打败的仗，艺术很难改变政治，但能以富创造性的方法改变人面对政治的观念和态度，只要相信这一点，就能减少政治艺术里面的消极精神。
C&G 艺术单位(C&G Artpartment)是由两位香港艺术家Clara（张嘉莉）及Gum（郑怡敏，人称阿金）在2007年创办的独立艺术空间，在开幕展《基本回归》（2007年6月）的前言中，他们说这个展览的目的是“把艺术家……的爱恨缠绵、以艺术或理性或感性地展现……”从这段话看来，似乎说明了他们面对政治并不采取对抗的态度，反而更多是展示在政治社会形势变化下艺术的反应。在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定义中，政治就是敌对(antagonism)，是一种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关系，经典的政治艺术家如汉斯·哈克（Hans Haacke）便完美地示范了如何用高度敌对性的手法以揭示政府、大企业和艺术机构的黑暗面。对于C&G，虽然他们对社会、政治议题也有深切的关注，但我愿意说他们在处理政治社会议题时发明了一种与哈克截然不同的“新风格”，这一点可以由他们的一件代表作开始说明。
2004年，CLARA同阿金穿上中式结婚礼服参加到游行队伍当中。从行为艺术的角度看，他们把自己的订婚仪式带到大游行中举行，是参与性的体现，把这一个历史时刻记录在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章，像纹身般把两者永远掺合在一起，有一种休戚与共的决心。但是，我更在意的是另一点，即他们谈到这个行为时，多次表示在游行中订婚是要为香港“冲喜”。Clara与阿金强调这种“冲喜”作用时，不但鼓吹用正面态度参与这个公民活动，同时，他们不用艺术的理论而是用传统中国家庭的概念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如此便轻松地消磨了艺术、个人、社会之间的界线。
C&G 艺术单位成立以来已举办了十一个展览，全部是联展，平均每次有六、七位艺术家参加，而除了Clara与阿Gum两位本人外，C&G极力不重复邀请艺术家（除了周俊辉例外地参加个两个展览外），故至今已有超过五十位艺术家参加过C&G的展览。我认为C&G这个不重复艺术家的策略，产生了一种有趣的效果：C&G的展览总有明确的公共性，所以当有一些比较关注私人世界的艺术家参展，便甚有九唔答八2 之感。比如说，怎么把一个爱说爱情故事的画家放置在对曾荫权说话的展览上？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把重点放在阐释上，像阿尔都塞说：“意识是延迟的。唯物辩证法就是要把迟来的意识唤醒。”他认为意识形态是潜藏在文艺创作中的，一件艺术作品即是一件文化产物，在辩证的眼睛里“不再是艺术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艺术是丰富的社会现实底下的一些多样性参照物。但这不是冒着误读的险吗？幸好在这里我们有一把尺子，即C&G那些极明确的主题，这一点确保了艺术家在理解展览主题时绝不含糊。有了这个保证，我便可大胆假设愈是九唔答八2的艺术家，在阅读甚或在创作的层面上，便愈有发现新观点的可能性，当然这是好话，真相是C&G成功地“老屈”3 了很多艺术家去思考社会现实的问题，或就社会现实的问题被思考。
在创立C&G之前，阿金有多年在独立艺术空间工作的经验，当时他兼任行政及策划的工作，几乎做到爆肺，而且通过这工作他对所谓“独立”艺术空间也受制于陈腐的官僚主义及因受艺术发展局资助而产生的自我审查有切肤之痛。在《贪婪》（2008年11月）展上阿金的作品《给贪婪的艺术团体》4 （很能说明这些问题。我认为阿金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所以在自己创办及运作一个独立空间时，凭开办画班达到自负盈亏，甚有一吐乌气的感觉。我认为阿金甚能把握运作独立空间的优势，首先是实时性，他可以对社会政治议题马上作出响应，令展览具有新闻性。当然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找到艺术家创作出恰如其份地响应展览题目的作品是不容易，所以有些作品有点小玩意的感觉，但简单不代表不好，这些香港艺术家往往能在很短时间里面做出不错的作品，像《心肺复苏法》（2009年5月）罗至杰那个股市健身，把观众的体力、艺术欣赏和股市起跌在千钧一发间融合在一起。来玩这件作品的观众，就算笑不出，也保证可以强身健体。
独立空间的第二个优势就是自由。C&G很成功的一点是对于展览题目所持的开放态度，简单来说是什么古古怪怪的题目都够胆拿出来做展览题目，一改我们“哇，艺术展览喎，好大件事架喎”的错误观念，经常能令我深深佩服。比如讲，如果我们不去比较太子和威尼斯的风光，只比较展览题目 ——《心肺复苏法》和《制造世界》，前者肯定较过瘾——你怎能想象这个“心肺复苏法”会展些什么古灵精怪东西？在这一点上又可以看到，C&G在于强调艺术的参与性之余不会忘记艺术的快感作用。对比起很多地方，香港的政治问题并非大灾难般的大是大非，更多是大众的冤屈气，试想想，即使你憎曾荫权憎到失眠，他也不会有半晚睡不着，这毋庸置疑是搵自己笨；再想想，如果你在为你策划的下一个展览的二千元经费发愁，脑中还记住被艺术馆挥霍掉的那六百万，那你一定会痴线。5 所以，解决的方案往往就是下一下火，然后用健康的态度去看问题。其中幽默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今天在香港的文化活动，经常是愈好笑，参与度愈高。C&G的幽默感对于增加艺术的参与度起了很大作用。
在《请病假》展（2008年4月）上，黄慧妍提供了“艺术业团结工会中医义诊”服务，邀请了两位中医师为参观艺术展览的人现场诊病。这个作品假定了一点，即这些参与艺术的人都是需要接受诊断的潜在病人，当然这些人的病不是伤风感冒、而是我们经常说的“心理作用”，心里不自然，这种病在今天的香港特别是艺术圈人人或多或少都有。正如阿金说：“艺术可以舒筋活络。”黄慧妍通过将展览变成了一间医馆，似乎道出了C&G 艺术单位的信念和功能，就是为被压抑、扭曲的人的精神提供匡正的力量。
1. 余友涵先生说：“我……不会去丑化。我借用波普的方式，用中国民间艺术的元素，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表现……在轻松中带些调侃、带些批判，也有肯定。
2. 粤语：形容词，风马牛不相及也
3. 粤语：动词，冤枉；在对方不情愿或不知情的情况下蒙受一些责任或罪名
4. 关于这个作品，阿金说：“‘一万元的支票’是一个香港的艺团（艺术公社）给我的，因为我帮他们搞活动…起码花费了半年时间，最后我收到一张支票。而那个艺团（艺术公社里面的个别人士）表示这张支票表面上是给我的，但事实上应该交给艺术公社。最后我把支票交给了他们（其实我没有交还，只是把它撕掉），满足他们的贪婪，一个贪婪的艺术团体是这样对待一个艺术家。”最后，这张背负血泪故事的支票便变成了这个《贪婪》展的邀请卡，而阿金更决定取回那一万元，均分给这个《贪婪》展上的其他五位艺术家，每位获得二千大元，是为C&G Artpartment有史以来首个有艺术家费的展览。
5. 广东方言，意为“神经兮兮”、言行举止有点不正常的意思，但常用于口头语表示对对方的不屑或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