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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科学者与宗教

2010-05-18 15:07 来源: 哲学cn 作者:丁学良


哈佛大学

    在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理查兹堂那一层一共住了24个学生,其中除了那个胖得“弯不下腰来系鞋带的天才”布兰福德外,还有个叫汉威的香港学生对神学非常感兴趣。
 
    每到晚餐之后,就是布兰福德精力最充沛的时候。这时,他开始天马行空地同别人聊天,能陪他聊天聊得最久的,就是汉威。

  汉威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不大会写中文,也不会讲普通话,由于语言上的隔阂,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当时跟香港出去的留学生之间并没有太多交往。汉威在理查兹堂的时候,我只偶尔地去和他进行一下交流,在我看来,很难把他看成是一个中国人。我只知道,汉威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很有成就,曾代表香港参加过奥林匹克国际数学赛,还获过奖。他的大学本科,上的是牛津大学数学系;到了念博士课程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全世界最好的数学系——哈佛大学数学系。

  汉威跟布兰福德在一起时,很少讨论专业问题;他们所讨论的,大部分都跟神学有关系,在西方,讨论神学问题与讨论哲学问题,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两个天天都在认真地讨论,如果对他们的专业背景不了解的话,大概会以为他们是神学院或者是哲学系的学生,完全不会想到布兰福德念的是英美文学,汉威读的是数学。他们的讨论一般是从晚饭以后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一两点。

  像我们这些1980年代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人,之前在国内受到的都是无神论的教育。在我们的观念中,宗教总是和迷信联系在一起的,认为信教的人的知识程度都比较低。但到了美国,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从他们两人严肃的讨论中间,我一下子顿悟出来,宗教原来是跟哲学在一起的,宗教研究和哲学研究关系非常密切。

  我常常在旁边旁听。他们讨论时,提得很多的名字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而比这两个名字出现频率更高的是圣·奥古斯丁。在布兰福德看来,圣·奥古斯丁是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之一。后来我发现,他们讨论的时间越长,面部表情越是严肃,严肃得如同是在讨论生死存亡的问题一样;差不多每隔一两个星期,我就能看到他们两个的讨论深刻到这种程度。

  我时常和汉威开玩笑,说他应该去读哲学系或是神学院,而不是学数学。他曾经问我是不是当真这么认为。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说:“我是不是应该去读神学?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面部肌肉都凝固了。

  说实话,我们这些大陆留学生,对香港留学生是有歧视的,最早我对汉威也是如此:第一,我们认为他们来自殖民地;第二,他一点普通话都不会说,更让人觉得他身上中国人的气味太少了;第三,他又对神学问题这么感兴趣。但是,当我们慢慢交往深了以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诚恳、可靠、谦虚而执著的人。后来,我们关系处得非常不错,虽然我与他只在一起住过一年,但他订婚时,竟然邀请我去参加他的订婚典礼。

  后来,汉威走上了一条非常奇怪的道路。订婚后的第二年,他就经常跑到神学院去听课。在不到多久后,他拿到了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立刻被他本科时代的母校牛津大学聘了回去。牛津大学数学系虽然在全世界排不到前三名,但至少能排上前十名。

  就在大家都很羡慕他的时候,他却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在牛津待了一年,他竟然辞职回到了美国。一方面,他觉得数学总是不能把自己的心思牵住,同时多多少少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他当时的年薪是一万八千英镑,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只相当于一万七千美元。

  回到美国以后,汉威找到了一份出乎我们意料的工作:到华尔街去做投资和股票市场的数学模型。1990年,他一年就能赚十几万了,大概是在英国收入的5倍。在我们这些学生眼里,这简直就是一步登天。

  然而汉威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就在我们瞪大眼睛羡慕他的时候,他又为我们制造了另一个“惊喜”:在华尔街工作了不到两年,他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年薪十几万的工作。在已经拿到了哈佛数学博士学位的情况下,他又报考了神学院。在我的印象中,他大概是在普林斯顿念的神学。在与神学院的面试官面谈以后,人家就发现他对神学相当入迷,对神学问题刨根究底,不仅仅把神学问题当作是道德问题,而且还把它当作自己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知识问题,神学院负责面试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在他读神学院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后来据布兰福德告诉我,他在神学院念得非常杰出,拿到了在神学院最具声望的奖学金,毕业后,在纽约的一个教会担任类似教长的工作。

  对于我这样背景的中国留学生来讲,汉威身上有几点是永远忘不了的。第一,在他和布兰福德讨论神学问题的时候,你无法把神学和迷信联系在一起,那是一个极其精深的知识问题。第二,在他身上,有着一种为了追求人生的终极真理,可以放弃一切的精神—他后来是否成家、结婚,我也不得而知。

  汉威虽然是个华人,但是他的精神世界却是纯粹美国式的。

  在全世界经济和工业化程度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宗教影响是最大的。我们中国有时候在很多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摩擦和误解,要说中国对美国最深、也最根本的误解,不在行政层次,不在权力分配层次,而是在宗教层次。在美国,无论是在教育、选举、家庭生活或是其他方面,宗教的力量强大无比。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最早的移民中,多数人是在欧洲老世界因宗教信仰问题受到排斥和迫害,逃到美国来寻找宗教自由的清教徒。

  在美国,宗教对社会基层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最好的私立学校中,有大约百分之九十五的学校在最早的时候都是跟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最好的医院里,有百分之八九十最早也是跟宗教联系在一起。

  中国要想减少同美国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误解,必须要好好研究宗教对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在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宗教就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在美国发达的伦理基础。

  在全世界的富裕国家中间,美国的民间捐赠的比例是最高的,新教鼓励人们把自己的财产捐赠出来,像盖茨、巴菲特、哈佛之类的慈善家,在美国比比皆是。清教徒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华纵欲,例如股神巴菲特,住的房子是多年前几万美元买的老房子,开着一辆二手破车。如今他已超过盖茨,成为世界首富。美国的高遗产税政策,是防止美国的富豪子女们被黄金“泡烂掉”的制度保障。在美国,真正非常有钱的人家的子女,很少露富;喜欢露富的,大多是亚裔人,尤其是华人。这个现象一方面跟遗产税有关系,同时也跟新教的影响有关:他们强调节俭和勤奋的进取精神。新教在马丁·路德改革之后,不再认为财富是罪恶的东西,赞许现世财富的积累,认为只要挣钱的方式正当,一个人的钱挣得越多,证明他向上帝捐献的财富越多。他们把自己的财富用来回馈社会,在美国,回馈的对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教育,这两个领域既是现代社会花钱最大的两个方面,又是纯粹经济学理论中人力资本最重要的两个部分。在美国社会,人们捐赠的广度和捐赠的持续程度,非常令人感怀。

  一个会挣钱的人是能人,而会花钱人的人则是圣人。

作者简介:丁学良,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关门弟子。现为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全球化、发展与腐败、华人社会的互动、大学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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