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为艺术，这几年，在某些舆论潮头，批评者和维护者相遇，进行短兵相接。是常有的事。而抛开那些“事”，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它现在的处境如何，它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是个令人回味的话题：中国行为艺术走过了怎样的路？它又何去何从？由于从事行为艺术创作，同时 又参与了两次现场艺术的策展工作，对于现在行为艺术在中国的状况有了一些认识。 这些认识，又令人感到复杂而困惑。
从中国近几十年的艺术发展来看， 中国行为艺术一直成为美术的一种，但又与“美术”耐人寻味的貌合神离着。
中国当代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性质和现实政治环境，使具有冲击性的行为艺术一经出现，就带有浓厚的“反叛”“刺激”和“社会性”。它的延伸也比较广阔。使人们很容易将行为艺术与其它传统艺术门类保持分离。这种情况和整个亚洲的行为艺术状况很吻合。当然，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是社会的倒映和投射。但行为艺术却更为突出的成为社会事件而不是艺术事件。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深深的烙上了“社会新闻效应”的烙印。一开始，这种“社会新闻效应”成就了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但到现在，它又成为中国行为艺术发展最大局限性所在(关于这一点在后面会有论述)。而同时，“社会新闻效应”作为中国行为艺术的一个”副产品”一直成为行为艺术维护者和批判者共享的资源。这种畸形的状况的结果，又使行为艺术这个作为一个具有无限性的“艺术”本身的问题不断被忽略而正在走向枯竭。
一个很典型的个案是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中国对于行为艺术的实验在那一年算是全面开始，但一直以来，行为艺术语言的实验性终于停留于实验性，而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处境也由于其社会因素的干扰和理论批评的扭曲而举步为艰。除了一些人云亦云的粗略判断，行为艺术在中国一直以来是作为一个社会事件而不是艺术事件，虽然它是二者的结合。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是与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的冲突，但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国从事行为艺术的创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又或多或少的在利用这种冲突的社会效应，而忽视对行为艺术作为学术方面的探究。这本来是一个艺术门类所必须的两条发展线索。而对于“社会效应”的利用在很大方面又是基于开拓艺术问题之外的目的。
在这几年，中国的行为艺术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徘徊不前的，在发展初期，行为艺术一经在中国出现，就蒙上了浓重的“事件”因素。这种“事件”因素又完全的从艺术观念层面被剥离出来。而成为一则纯粹的“社会新闻”而已。社会新闻在这个资讯时代是铺天盖地的，它令大众和行为艺术的创作者都依附于此来讨论行为艺术的社会意义。这是一种很大的片面性强调和对行为艺术粗糙的认识。
1989 年现代艺术大展上的“枪击电话厅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种行为艺术的实验，“新闻事件”在这个作品里是主导因素，“偶发”构成了该作品的手段(早在达达和激浪派都有过类似形式的探索)。但在中国发生，我们姑且看到它的“革命性”。而这件作品又由于其“新闻事件”的效应，造成很多扭曲和夸张的评论。直到今天，行为艺术被社会确定为“奇闻”是和艺术工作者自身分不开的。奇特而刺激的行为作品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很不健康的艺术评论。在1989年，很多其它好的实验性作品几乎再也没有被当时的批评家们所提及，这意味着他们同样利用社会舆论或被社会舆论所左右。
那些评论家们利用这个“枪击”事件(出自艺术家之手，也符合行为艺术特征)和其它的一些行为艺术来使“艺术大展”名扬世界(艺术家肖鲁的父亲在央视曾回忆说，当时接到很多国际重要传媒要求采访的电话，可见一斑)。起初，行为艺术并不在策展人的计划之内。甚至策展人还曾规劝行为艺术家离开美术馆。而后来的“社会新闻效应”又使他们改变了态度。试想，如果策展人事先知道肖鲁要开枪的话，这个作品将被他们制止而不复存在。他们更在乎的是整个艺术展的“计划内的正统”作品。他包含了后来蜚声国际并且有丰厚市场资源的架上绘画。在此之后，行为艺术便从那些批评家的视野中消失了。这种忽略甚至是一种功利的态度。那些行为艺术的实验者也都纷纷离去了。
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枪击事件”这个作品的意义在哪里呢？艺术家本人都很难用她的创作或语言来阐释清楚。十几年后回来又打了几枪，炒做一番。时过境迁，这后几枪，不会使那些批评家再打起精神来。因为，原本在他们看来，它的意义与行为艺术，更进一步讲，和“艺术”就没有太大关系。美术史同社会史一样存在着难以澄清的阴谋。
而从那时到现在，很多以“前卫”自誉的综合艺术展策展人和艺术家同样有这样的心理。一些策展人也如法炮制，他们看到行为艺术的“社会新闻效应”，并以此来为自己积累名声，然后，再放弃这个“没有肉的骨头”(没有市场运作的可能)。比如，策展人顾振清就很明显的实行这样的策略，他在2000年所做的“人与动物”系列活动。对行为艺术的推动也是众所周知的，曾经为行为艺术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但浓厚的功利色彩使行为艺术成为他与媒体的桥梁。也将对行为艺术的评论工作交给了大众媒体。其它很多策展人都在某个时间段对行为艺术保持热情。但也都是蜻蜓点水。
“新闻事件”在其中成为主导因素，除了成为媒体和批评家的炒做资源以外，对于行为艺术来讲，却成为一种负面的模式延续下来，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将它作为与艺术相关的话题来论述过。这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中国行为艺术负面发展的开端。 在“人与动物”系列行为艺术展中，行为艺术一直被社会舆论所淹没。“社会效应”的世俗价值成为讨论焦点，同时，也成为策展人的成就和努力方向。行为艺术在这里成为各方面的一个跳板。对于行为艺术开拓性的进展也就更无法谈及了。
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一直是延续了这个糟糕的习惯，对语言和观念的拓展一直被“讨论事件”所代替，大众媒体的介入使行为艺术得以在大众层面传播，但这种传播反过来又影响了行为艺术在中国的进展。大多策展人即垂涎于行为艺术的“新闻效应”又害怕惹祸上身。在操作方面，一些艺术的替代空间负责人也有极为相似的态度。行为艺术实际上已很难在专业的艺术空间里操作了。除非它还能有稳妥的“社会新闻效应”而保证没有“负作用”。
在前不久的“大道现场艺术节”其间，提供空间的建外SOHO方负责人在四天的活动进行两天时出面禁止。原因是在那一天，艺术家刘翔杰将SOHO外边街道上的乞丐盲艺人带入这“高尚的CBD”广场中央，引发了业主们的投诉。广告所说的“人性化和开放性”似乎不复存在。他们的那些盛气凌人的保安要求盲艺人马上离开这里。(这个事件刺激了我的神经姑且不在这里表述)在被通知禁止后的第二天早晨，建外SOHO方面打打电话表示可以继续活动，原因大概是一些媒体在头一天对艺术节进行了报道。而这些报道一定不是专业的艺术杂志所为。几乎没有看的必要了。同样的态度在去年的“第一届大道现场艺术节”的筹划中也有所遭遇到。
行为艺术的处境无异于婊子。这个婊子的唯一姿色就是那一点点被扭曲了的“社会新闻效应”，而这一点点姿色又能维持多久呢？
在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的时候，有些批评家会以一种“战士”的身份为行为艺术辩护，来占据一个姿态。跻身于话语的焦点。但对行为艺术的系统研究，却总是没有成为他们的选择。当社会舆论冷却的时候，自然也就再不沾染了。一些做艺术评论工作的人，更看重的是他的地位，而不是他赖以立身处世的评论事业和观点。(在关于大道行为艺术节的研讨会上，由于在会议材料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一位批评家来了以后又愤然离去)。没有得到邀请，是绝少有评论者去看现场表演的(邀请了也只是去露一下脸而已)。更谈不上认真研究了。但如果有必要，他们还是会长篇大论的发表意见。行为艺术就是这样靠它所延伸的“社会舆论的焦点”这样一个“副产品”而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
中国行为艺术由于在艺术市场里没有位置而不被重视，这当然也是这个文化环境一贯的态度。那些对行为艺术说三道四的评论家们到过作品现场的微乎其微，看几眼图片或录像就发表文章了。(我看到：在中国的行为艺术节上，那些经常写行为艺术评论文章的批评家几乎不见踪迹)。而行为艺术的创作者都知道，没有现场的观看，照片和录像无异于纸上谈兵。所以，行为艺术自1989年开始发展到现在，几乎没有在艺术语言和观念方面进行过系统讨论和研究。人们所有的兴趣都集中于“社会新闻效应“和“社会对抗性”。而就这样的讨论，依然羞羞答答，遮遮掩掩。隐藏不住“弄潮儿”的矫情和审时度势。
这种大讨论在2000年，文化部《关于坚决制止以艺术为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的通知》发布时，有过一次，同年，又是中国行为艺术转向和有所发展的一年，但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成就并没有得到理论家们的足够重视。拿“行为艺术事件”来讨论行政权力对艺术表达的干涉是很有必要的社会化延伸，但人们并没有看到，在哪个21世纪的第一年里，行为艺术自身重要的影响深远的表现。包括“人与动物”，“不合作方式”和“打开行为艺术节”，以及在其它地区所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但事实上，社会化讨论在所难免。但学术的讨论却无人问津。人们对行为艺术的关注点仍然集中于“新闻事件”和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上这一个层面是不够的。
关于行为艺术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几年，只存在这操作策略问题，关于社会习惯和主流文化的容忍与否，实际上已是没有太大的讨论意义了。中国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几乎是“无限的”。在这个层面上，行为艺术与法律关系的讨论是一个终结性的讨论。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本质问题。可以疏理行为艺术甚至是“现代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大脉络。对于行为艺术来讲，这可能是它社会性的外延空间。在这个方面，王南溟有很多理性的思考，他所考虑到的是几个界限被粗暴的突破将会引导人们对行为艺术看法的方向。他早期对行为艺术持一种艺术层面的批评。使他的态度产生变化是来自于社会对行为艺术的非理性态度，其实，这种影响在中国可以说是渗透到除艺术之外的所有社会事件。而成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常识问题会出现在知识分子聚集的艺术届而不为大家所提及？而这又不是仅仅只是发生在行为艺术这件事上。
这就是一个让人回味的问题。症结仍然在于，2003年当陈履生带着那本书和背后的行政机构精心修饰一番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中国的行为艺术，还是作为一个“社会新闻事件”资源，被默默无闻的想要“出来”的人抓住了利用的机会。使行为艺术又一次惨遭“强奸”(大概是最后一次了吧，它不再会给什么人带来快感了)。实际上，这一次的交锋的结果是对行为艺术的变本加厉的扭曲。行为艺术自身的发展和艺术语言的讨论再次被搁置下来。讨论的焦点表面上看似乎是行为艺术在各方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在“新闻效应”上的结果和对社会的影响与以前的讨论如出一辙。关注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人士更加关注的是行为艺术背后的社会问题。但这个社会问题，如果突破不了社会现实本身的局限，我敢说，下一次的讨论不过是那些陈词滥调的重复。包括批评者和维护者。而社会问题又不可能通过行为艺术得到更具社会性的讨论。但作为一个线索，又始终没有人打破沙锅问到底。这其中的原因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艺术界对行为艺术的貌合神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腐朽的文化圈子已不可能对行为艺术有什么好的帮助。社会的扭曲误解，意识形态的冷眼，艺术界的利用等等因素，行为艺术的“艺术”问题被深深的埋葬了。使行为艺术在这几年变的异常萧条。其内在性的原因在于，如果抛弃它的“艺术”可能性，而单就“社会效应”而论，它肯定是短命的。
“社会事件”资源的丧失，就意味着：如果行为艺术一直以来作为一个可利用的“社会效应”资源。那么，它的可利用空间非常有限。任何对社会造成刺激的“新闻事件”都是很有限的。正如一个妓女，迟早有人老珠黄的时候。如果不能寻找其它出路，被抛弃是肯定的结果。
目前，很多艺术家个人其实已转向其它途径或在创作上萎靡不振。我在去年和今年参与策划的两届“大道现场艺术节”过程中，征集方案异常困难。很多艺术家的方案受到策展人和各种机构的审查而面目全非。而很多综合展览中，行为艺术似乎依然成为一种“社会效应资源”或艺术类别的拚盘而被策展人反复斟酌。大多有“明显问题”的艺术家没有什么展览邀请。在大众舆论和官方文化机构不再感到行为艺术的“突兀”的时候。“社会新闻效应”自然就会减退。行为艺术就象年老色衰的妓女不再被人选择。批评家很有分寸的在社会舆论焦点时刻才会发表对行为艺术看法的文章。一些艺术空间也在将行为艺术拒之门外。因为，观众知道行为艺术的“另类”，“怪异”，“刺激”但物以希为贵，“另类”，“怪异”和“刺激”只是短暂的瞬间。虽然，观众甚至是业内人士也会与创作者的初衷擦肩而过。
当我们用冷静的思考和观察，将眼光转向行为艺术本身，在经历了翻云覆雨之后，中国行为艺术与这个社会已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它的影响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刚才所叙述，“新闻效应”和“社会事件”使行为艺术远远超出了以往艺术门类与社会的界限。与社会习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曾经使中国行为艺术的活力空前高涨。这个波澜无疑成为行为艺术在早期发展的契机。而另一方面，在这个波澜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行为艺术的继续发展就会面临着如何摆脱以往的靠“副产品”生存的处境，而独立自主的走路。
在今年的“大道现场艺术节”上，我在现场看完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之后，所感觉到的是中国行为艺术的萎缩和单调。其前景令人忧虑。行为艺术的发展所进入的广阔空间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国外艺术家在行为艺术语言方面的探索和拓展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行为艺术语言的丰富性被充分的展现出来，在“身体”“事件”“偶发”的基础上，他们实验性的纳入了“戏剧表演性”“意念化的肢体”“即兴音乐元素”“似舞非舞”“身体诗歌”等等探索。一些方式也只有在现场才会有所体验。但无疑，这些探索并不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探索，往往引发我们对自身探索的想象和渴求。至少，让我们看到，中国行为艺术的单一的传统线索和模式应该加以改变。而这改变的实践，寄希望于每年的几个“行为艺术节”(包括“打开行为艺术节”，“越界语言”和“现场艺术节”)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更多的艺术家，研究者和策展人的参与，需要摆脱无谓的外来干扰。
当人们沾沾自喜的提及中国行为艺术与社会的冲突性形成中国行为艺术特有的张力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发展的阶段，这种张力伸展的局限性和暂时性。 做为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它需要不断的突破局限，不断的有所作为，以开拓新的领地。
2004-8-4于如意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