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进入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从事艺术创作，至今先后在北京、成都、上海、四川农村等地创作了大量先锋艺术作品，其中记录在案的行为艺术作品五十余件，多数作品在成都的公众场所或核心地带实施，多持续一小时、两小时、甚至三、四个小时以上，被中外媒体报道上百次，批评家栗宪庭评价中国的行为艺术家中：“就其数量、执着的程度，以及坚持艺术直接与普通大众对话这点而言，唯罗子丹最突出。”2008年《成都商报》在对罗子丹半版的专访中评价——是他让中国的行为艺术从“地下”转入“地面”。我极少去关注所谓艺术史，因为坚信历史绝不是由一个小圈子所能划定，近日一个偶然的原因，我目睹了一篇被称作《先锋艺术在成都的生态图景》的文章，作为一段艺术史的讲述与评论竟是如此不客观、甚至缺乏起码的公正，为了对一段历史的真实负责，尤其涉及当代艺术领域的江湖气，考虑再三，我决定将一段历史公布出来——包括一些从未公布的往事。
该文作者查常平作为所谓学者、基督徒、而不仅仅是某个小圈子的师爷，既然你要拿“成都的”先锋艺术说事儿，就该有起码的真实和客观，这份造于2002年所谓《先锋艺术在成都的生态图景》（注）对罗子丹在成都创作的一切作品只字不提，而出于一种敷衍，蜻蜓点水似提了三处“罗子丹”，首先是——“戴氏为了更好地扶助较为年轻的一代艺术家朱罡、张华及刚到成都的罗子丹，建议他们组建一个‘螺旋体艺术工作小组’。该小组，拟出了章程、发展方向之类规则，不久因本部所在地设在何处发生分歧，胎死腹中．．．．．．”《圣经》明确提到基督徒不可作假见证，而此“图景”刚提到“罗子丹”查常平便作了假见证，当时仅有此提法，所谓“发展方向”等规则纯属子虚乌有，更谈不上什么本部，稍有点判断能力的都会质疑：一个3个人的艺术小组需要什么本部？这里的戴氏指的是戴光郁，一个岁数比我大得多的本地艺术家，读完以下文字，尤其涉及以后成都“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的形成状况，大家自会明了。由于查氏所造“先锋艺术在成都的生态图景”缺乏起码的客观、公正并多处捏造事实，以下将它称为“伪图景”。
回溯到1997年在成都群众艺术馆的一次画展上，画家周春芽突然问我：“戴光郁说你约他打架，是真的吗？”而事实却是戴在前不久的电话中约我打架，怎么他在别人面前就如此颠倒黑白呢？戴在电话中不仅约我打架，而且还把地点定在了市中心的公共场所，而艺术家之间——怎么会弄到打架的地步？以后发生了一连串的荒唐事，戴专门打电话阻止当时“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的其他成员来到我作品现场，甚至找到一些记者让他们不要再报道我的作品．．．．．．当时不少艺术家、包括四川美术学院一些年轻画家这样对我说：“他们是在搞黑社会。”一位成都批评家这样告诉我：“以前戴是成都有名的观念艺术家，而你不断的创作与艺术影响狠狠刺激了他．．．．．．”
成都第一次公开的行为艺术活动是1995年8月由美国女艺术家达蒙牵头组织的“水的保护者”，活动得到了本地及外地艺术家的积极响应，北京艺术家尹秀珍的行为装置《洗河》便是其中精品，而此前后成都的行为艺术和北京一样仍处于地下状态，且作品少，在全国谈不上什么影响。1995年3月我在北京实施了行为装置《鸡肋》，将大量兑换出来的破、旧、脏污的一毛钱纸币在中关村科技一条街撒成一字长蛇阵，使用记录工具记录清早赶去上班的人群以及他们对路面小钞的反应，因作品发生在首都的公共场合以及政府的不理解，很快我被逮捕、审讯并被押送回到四川．．．．．．为了表明一个艺术家的坦荡、坚持，经过身心的调整，1995年11月我在成都科技一条街和附近垃圾场分别实施了《白领行为A》和《白领行为B》，前者是关连环保的行为艺术，一身白领装束的罗子丹背负竹兜在白领云集的科技一条街收拾地上的垃圾，一开始记录人员离得较远，从我身边骑车匆匆而过的人群不时传来“装怪”、“疯子”等言词．．．后者则以同样装束在垃圾堆里翻检混在里面的小面额纸币，现场吸引了附近民工和真正收荒匠的围观。因北京经历、实施这两件作品时我很低调，没有邀请任何媒体，为了解决支撑自己独立创作的经费，很快，就在这两件作品现场附近我开了一间美工部。
1996年4月-7月我参与了成都雅风艺术沙龙“西南首届观念艺术系列展——听男人讲女人的故事”，并积极投入创作，先后实施了行为装置《圈子》、《我(们)的架上、装置、行为》和偶发行为，成为该系列展实施作品最多的艺术家。其间经过精心预备，5月19日我在当时最高档的购物场所“太平洋百货”门前（也是春熙路主要的进出口）推出了《一分钱的行为》，和四川大学艺术系几位学生一起，将大量崭新一分钱纸币派送给准备进去购物或购物出来的人群，前后派送了2000余张，作为最小面额的纸币在高消费场所被“提出”，引发了市民的普遍反省和思考，除了新闻记者、闻讯专门前来的西方学者、艺术家，现场还有画家张晓刚、周春芽、曾循、赵能智和王林等，虽然过程中有城管出来干扰，但整个现场氛围鲜活而热烈，作品得到了大众传媒的积极报道，有记者当场说：“这是成都艺术家首次独立在公众场所实施行为艺术。”接着，我找到了最火爆的M_town迪士高广场，《一分钱的行为》作为广场的正式节目推出，配合强大灯光的追踪照明与劲猛的迪士高伴奏曲，罗子丹在光怪陆离的现场平静地将一分钱纸币分别派送给沉醉于高消费体验的人群，而作为行为艺术走进大型夜总会并作为正式节目推出，这在国内应该也是第一次。
从1996年5月19日春熙路的《一分钱的行为》开始，以后平均一个月我便推出一件行为艺术，通常艺术家推出作品后会找专业媒体来推介、或用心经营艺术品的买卖，正因为罗子丹不计利害、执着的艺术表达与面对公众的热情、坦诚，吸引了大量新闻媒体参与报道，也引发了市民对先锋艺术的普遍兴趣。客观而言，一些同胞习惯以讳莫如深的表达为有深度，而明显的主动、热情也确实让少数记者以为罗子丹缺乏深刻，报道中难免掺杂了一些低俗的词语，但并未影响我与公众交流的热情——罗子丹的创作就是要给公众看、寻求普遍的感动，而大众媒体是有效之管道，即便包含一些浅薄的观点但我并不因此而觉掉价．．．．．．我自信作品终会完美抵达人群的内心。2000年9月冯骥才主编的《艺术家》杂志发表了我一万五千余字的《一个行为艺术家的自白》，其中写道：“应该看到，由于国内观众艺术素养偏低，对本土前卫艺术的萌芽状态，从官方到民众，确采取了一种不支持、漠视的态度，但作为一个创造精神财富的群体，我们是否就必须在态度上以牙还牙？果真如此，自我标榜的高度又何在呢．．．感觉良好的‘精英群体’可能忘了孔子的那句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栗宪庭在谈到罗子丹艺术创作时这样表达：“这让我们想起当年杜尚和波依强调的把‘艺术还给大众’和‘生活即艺术’的理想，我以为从自己做起，坚持这个理想，比到国内国际艺坛追名逐利更重要。”
1996年8月我在四川大学北门实施了《我挺立着．．．．．．》，手持老式大哥大手机保持接听状、在特制的展台上足足站立了三个多小时，作品得到了大众媒体的积极响应，资深记者唐建光参与了整个过程的拍摄报道，四川电视台还以此做专题，以该行为艺术为背景、现场访谈了当时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邓生庆与艺术评论家王林。王评论罗子丹：“没有羞涩、没有躲闪、没有畏惧，面对公众，坦然而投入。为此，他比其他艺术家遭遇过更多的麻烦，但公众和媒体却逐渐被他征服．．．．．．”1997年罗子丹已是成都最负盛名与影响力的先锋艺术家，并完成了不少重要的作品，如96年6月创作的《小街装置》，将大量批发来的男女内裤、胸罩铺挂于农贸市场的肉类摊位与肉钩之上，绵延数十米与猪肉混杂向公众展示；96年12月在春熙路实施了长达4个小时的《一半白领．一半农民》，罗子丹身上一半是高档白领服饰、一半是贫困的农民装；“白领”口袋里揣着新式手机、大面额钞票和特醇三五香烟，而“农民”兜里只有揉旧的小面额纸币和劣质香烟，如此装束进入城市核心结合不同的人群、景观畅快淋漓地发挥——这是迄今为止成都最为轰动的现场行为艺术，春熙路半条街的人群随艺术家行为而动，商家主动拉罗子丹去自己的商店试戴名表、皮衣等等，一些观众激动的高呼“这是真正的艺术”；97年5月在新南门大桥实施了《白领标本》，在所谓“社会闲散人员”与农民工的环绕中，罗子丹一身名牌白领服饰进入透明有机玻璃罩，氧气瓶的输氧管穿过有机玻璃插入“白领”的鼻孔，“白领”在里面闷得大汗淋漓，却一面优雅地翻阅着《时尚》杂志．．．成都“名表城”专门送来名表借给罗子丹作为“白领”的道具，成都电视台作了现场采访报道，《成都商报》以头版登载；97年6月在太升南路创作的《知白守黑》同样在《成都商报》头版登载；97年10月在望江公园实施了《人——污染源》；97年11月在领事路实施了《白领定价》等等．．．．．．其中《我挺立着．．．．．．》被栗宪庭评价为塑造了当代的“纪念碑人物”，而《一半白领．一半农民》被公认是进入当代艺术史的经典作品，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好评与重视，以后被《四川画报》、《四川航空》、包括法国《解放报》等媒体大幅登载，《成都美术志》还把它作为成都招牌式的行为艺术推出。当时除了作为电视台邀请的嘉宾和公众交流先锋艺术，罗子丹还通过多家电台热线直接与公众交流、其中96年在四川经济广播电台实施的几次深夜热线每次长达2个小时，这种现象在全国也没有先例。
1997年中，成都本地艺术家戴光郁专门找到罗子丹，提出想成立一个先锋艺术联盟，希望由罗子丹来召集主持，我当时问他：既然你有此想法，为什么你不来召集主持？戴这样说：“我都是老果果了（成都话‘老果果’是指岁数大的意思），就不参加联盟了，还是你来召集主持最合适。”作为独立创作的艺术家我并不需要加入什么联盟，而戴反复提到联盟对于成都的行为艺术发展是如何如何重要，后来我答应一试，我也确实花了时间用了心，紧接着，戴又重新表示他愿意来召集，他表现出来的反复给人一种不诚实的感觉，跟着联盟（即“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刚一成立戴和査常平（此前已有人告诉我査是戴的师爷）便急忙印出了联盟的宣传册，在统共只有三四页巴掌大的宣传册里却出现了明显的两套排名：背面是“民主”按拼音方式排名，而首页却把戴光郁排在第一，把罗子丹排在最后，而排在罗子丹前面有几个人当时几乎就没什么作品。有朋友知道了这个过程对我说：“那其实就是给你下的一个套，因为你远远比他们有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他们想通过所谓联盟制造一个假象——即你在他们的所谓专业小圈子里没有地位。”这个册子不少人还保留着，大家可以去看看，不难发现其中猫腻。
“伪图景”提到罗子丹的另一处是——1997年10月央视《美术星空》摄制组成员来蓉专题拍摄那里的先锋艺术的发展情况，“于是，‘719’的艺术家，提出在都江堰实施《本源•生命》‘水的保卫者’第三回环境艺术展。艺术家们的出展方案，在学术主持查常平家得到了激烈的讨论．．．气氛紧张、活跃、民主，唯罗子丹在安南索桥拣垃圾的方案，因观念普通不愿修改而未通过”。这里，为了贬低罗子丹的艺术，查居然使用了“观念普通”一词，作为所谓艺术理论家使用这样的词语是否有失学术水准？什么叫“观念普通”？其他作品的观念有多高深？而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1997年10月中央电视台摄制组来之前，我和参与的艺术家一起专程去了都江堰考察，因车辆不够我还借来一辆，在和当地政府部门交道中我找到了熟人关系，当时新都环保局局长肖健康是我朋友，而都江堰的相关部门领导也认识老肖，这为以后的交道增加了便易。参与其中，我自然处于对水、对环境等题材的思考，很快，97年10月8日我在成都望江公园的生态堤创作了《人——污染源》，那时绕过望江公园的一段府南河水尚未治理，作品中延河堤安放好大量生活垃圾袋后，身着洁白衬衫的罗子丹趟入了冰凉而脏污的河水，一番戏水、游泳之后带着一身的脏污钻进了连接排污管的垃圾筒，通过沐浴液在净水的反复冲刷之下，一身脏污通过排污管又明显回流河中．．．．．．
《人——污染源》现场效果很好，得到了成都新闻媒体的重点报道，也获得市民一片好评，而就在活动现场却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该活动我邀请了“719”的艺术家，当时上海企业“昂立一号”是我专门为先锋艺术与企业的合作搭建起来的关系，我特意邀请“昂立一号”驻成都办事处的人员提前来到作品所在的望江公园，并把他们介绍给戴光郁等人并安排他们交流，而就在行为艺术实施过程中却有“719”的部分艺术家在一旁冷言冷语、甚至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做起了下流动作．．．以后我才明白——这是由于他们以为我在都江堰活动之前实施该作品是为了抢镜、抢风头．．．．．．罗子丹是一个率性而为的艺术家，有着敏感的心灵，我不富裕，确拿出自己微薄的收入招待他们去打保龄球、去水上世界游泳，而且一去就是一大泼人——说实话，与其他艺术家的交往重要是内心一种爱的需要，那些冷言冷语和一些艺术家态度的变化对我有触动，考虑之后，我决定不参加都江堰的艺术活动，并很快告诉了陈默（陈默当时主要参与艺术活动的记录工作）。我有逆反心理，既然你们认为罗子丹是为了抢镜、抢风头，那我干脆退出。
以后戴的言行、态度更明显是要把我挤出这个活动。由于实施《人——污染源》长时间浸泡在冷水之中，我已有些感冒，不久陈默打来电话，通知我晚上去查家里商量作品方案，我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都江堰的活动，而陈默坚持说《美术星空》摄制组的温普林也是他的关系，希望我一定不要退出，开始我以生病为由一再推脱，而就在这天下午，陈默连续来了四、五次电话，都是希望我参与都江堰的活动，碍于情面，晚上我去了趟查常平家，我没仔细看时间，去的时候其他人还没来，只有查一人在家，而刚一进门，这个该活动的“学术主持”便劈头盖脸、态度专横的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抢先做那个作品？是不是想出风头？”他指的作品就是《人——污染源》。我始终认为艺术家宝贵的是自由意志、艺术的表达则是万类霜天竞自由、大家各得其所，先锋艺术领域的创作更是对个体率性而为的理解与包容．．．当时我很想就他的蛮横态度指责他，正犹豫着，其他人都进来了，大家开始谈作品方案．．．．．．《人——污染源》是已经得到好评的所谓成立的作品，我完全可以稍作调整成为作品方案，而一想到“抢风头”的猜疑，我便提出了另一个有关白领参与环保的方案，此方案刚一说出口立刻遭到戴的反对。
“伪图景”说罗子丹的方案“因观念普通不愿修改而未通过”，事实上，无论“学术主持”查或“召集人”戴丝毫没有提出让我修改方案。我想提前离开，刚起身陈默便用明显的手势阻止我、让我坐下．．．勉强又坐片刻，心里变得难受——我既不想抢风头、也不是为一个电视片在创作，尤其感受到不友好与猜疑的氛围，我决定离开，临走时我对在场的摄制组成员和其他人说：“这个活动我就不参加了，艺术家的创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相信和央视还有合作机会，来日方长，祝你们活动顺利！”相信在场的记者余留文等人不会忘记这段场景。央视来拍“水的保护者”同时是要反映成都的先锋艺术状况，无论从环保、艺术、还是纪录片自身的角度，拥有录像资料、已发布并获公众好评的《人——污染源》都是切题之作，纪录片完全可以收录该作品与都江堰活动并存呼应．．．．．．戴和他的师爷巴不得罗子丹退出，他们根本不会提出这样极易想到的方案，而当着央视摄制组交流时我也压根没有提出此想法，可见罗子丹并没有把中央的这个“机会”看得有多重——尤其相对于戴和查等人。对于只存在短短两年的“719”，“伪图景”如此道：“719艺术家工作室联盟的出现，为成都先锋艺术在公众心目中的传播，奠定了客观的基础．．．．．．从此（指都江堰活动后），成都的先锋艺术家的每次活动和‘719’的每回展览，都得到公众媒体的推波助澜。四川电视台的林强，成都经济电视台的主持人张欣宇、记者戚秦，《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杨明荣等，成为了几乎每次亲历成都先锋艺术的见证人。罗子丹在此后几年，基本上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也是媒体关注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公众对于装置、行为艺术的认识．．．．．．”如此短的一段话确充斥着对历史的歪曲与误导。
如上所述，“719”之前罗子丹已经在成都创作了大量作品，绝大多数作品得到了公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与关注，都江堰活动之前罗子丹十余次行为艺术基本上都是以每月一次推出，而非“伪图景”所谓“罗子丹在此后（指都江堰活动之后）几年，基本上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也是媒体关注的中心。”“伪图景”所列举关注成都先锋艺术的记者中，漏掉了几位重要的新闻工作者——包括成都电视台的华岳、常根；《成都商报》的冉徽川、雷宇；《华西都市报》的李丹、《四川文化报》的刘梅、《蜀报》的黄绢等人，他们都报道过成都的先锋艺术，尤其在成都报界，冉徽川被公认是对成都先锋艺术报道最多、也是十分重要的新闻记者（《成都商报》记者宋晓松则是2006年后开始对成都先锋艺术的报道），作为《成都商报》记者的冉徽川同时是一位诗人，他的介入使以前对先锋艺术单纯新闻式的报道多了一些文化气息。查常平这里是有意漏掉冉徽川等人——众所周知，在冉徽川对成都先锋艺术的所有报道中罗子丹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单单冉对罗子丹行为艺术的报道就在10次以上．．．．．．华岳、李丹等人也多次参与报道罗子丹的作品。事实上，几乎所有在成都的大众新闻媒体都报道过罗子丹的作品。
我进入“719联盟”仅三个月，退出都江堰的活动也即退出“719”，不知出于何种顾虑，查常平这里又作了假见证,在提及“719”成员名单时，“伪图景”干脆就把艺术家胡建剔除了，还这样表述：“罗子丹离开‘719’后，胡建和来自西安的艺术家周斌入盟．．．”而“719”刚成立时的宣传册就明确有了胡建（印象中胡建是一个沉默寡言、也是不擅长拉帮结派的艺术家）。作为一个热爱通过创作去感悟人生的艺术家，刚退出“719”时罗子丹创作热情并未受到影响，97年11月6日在领事路“蝴蝶树精品服饰行”实施了行为装置《白领定价》，除了媒体记者，四川大学学者闫嘉、雕塑家朱成、画家田野和一些文化界朋友均来到现场，而“719”的艺术家包括戴我都提前在电话里一一作了邀请、却迟迟没有露面，稍晚一位“719”的先锋艺术家来到现场愤愤的说：戴光郁分别给“719”成员打了电话，说罗子丹邀请大家是为了拉拢大家和他对立，让他们不得到场观看我的作品．．．．．．听到这些除了震惊，我心里还感到寒冷，因为罗子丹一直认为艺术领域应当更多自由意志与独立人格．．
以后我不止一次听到有关戴光郁要封杀某某艺术家的信息，而他的师爷却在“伪图景”中如此可笑地表达：“老戴随时警惕着集体可能对个人的独立艺术追求的伤害”。
查所谓“扶助”我的戴光郁没有给我提供过一个有用的关系，惟一一次我问他要一个文化人的电话也被他推掉了，而作为活跃于社会舞台的艺术家我为他们提供的帮助与方便更多，正因为罗子丹坚持不懈、不计利害的持续创作才有了媒体对成都先锋艺术的空前关注，一位批评家曾对我说：“你完全可以不理他们走自己的道路”。他指的是那个小圈子，但说实话，尤其艺术家的到场于我内心感到亲切，记得以后和画家何多苓交流时他提到“相忘于江湖”，而我认为相忘于江湖之前人群也需相濡以沫。罗子丹有一个弱点：就是不习惯与他人正面冲突，为了平息纷争以后我向戴表示不愿和他打架，而戴却在电话中洋洋得意的说：“你娃还是嫩了点。”没过多久，一个并不熟悉的女人来到我美工部，只记得在春熙路实施《一半白领．一半农民》时见过她，她转弯抹角问我对戴的看法，还专门提到希望把《一半白领．一半农民》结束时的合影照给她，合影中并没有她，我清楚记得其中我热情的把手搭在了戴的肩膀上．．．我感觉她就是戴安排来的，我完全可以不给她，而我那时的想法竟是能否通过这张合影感化戴、化解矛盾？我很快跑回家中把合影找出来给了她，她反复对我说，能否到美工部对面的茶馆里坐坐，因感到她表情的异样我没有立刻答应，她走进茶馆十分钟后，我看见戴从里面走出，把一件外套搭在肩上、有意走得大摇大摆．．．他住西门附近，离这里起码有1个小时车程，我感到这是一个局，跟着我走进了茶馆，那女的还在，同桌还坐着两个40来岁、都剪着寸头的陌生男子，他们的面相、表情给我的感觉象是社会上的打手。
以后才明白戴为何要约我在市中心的公众场所打架——因为罗子丹习惯在公众场所创作，所以他想把我搞臭、让我无法继续在公众场所创作——古人有句话：人心险恶．．．．．．除了以打架威胁、阻止其他艺术家来我作品现场，为了离间、挑拨其他艺术家和我的关系，“随时警惕着集体可能对个人独立艺术追求伤害”的戴不止一次以挑衅的口吻对我说：“其他那几个艺术家早就对你不满了”，他指的是“719”的艺术家，事实上，当时部分艺术家的冷漠确实令我感到苦闷，若干因素促使我创作了《死去的艺术家与活着的艺术家》——1998年1月当地非常寒冷的一天，成都七中对面“列侬酒廊”门前，在嘹亮的《命运》交响乐中，在塑有贝多芬洁白胸像的立柱下，被粗大麻绳捆绑的罗子丹只穿了一条单薄的短裤，紧闭口齿在黑色的硬木台上跪了近2个钟头．．．小腿迎面骨从剧烈的刺痛转向彻底的麻木，但“命运”绵延的浪潮总是象充满了力量与爱的热流一次一次熔入了我的身心，挺拔了我的腰．．．在《欢乐颂》的大合唱中，我瑟瑟发抖、但顽强的用自己的整个躯体去感应、指挥乐曲．．．．．．面对《华西都市报》记者我作了如下阐释：“时间象一个魔术师，那些逝去艺术家绚丽的精神遗产往往成为后人追忆他们美好形象的坚实线索，而他们活着时若干痛苦的经历通常被忽略、淡忘．．．能宽待、理解身边勤于创造的艺术家、也包括勇于探索象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思想家等，正是人类进步的标志。”
立足当代艺术实验性的一面，罗子丹喜爱结合不同的都市场景去作艺术的探索与表达。1998年4月我在棕南红酒馆实施了行为装置《躁发》，在酒吧蹦迪的舞池中央放置硕大的音箱，将收集来经过彩染处理的大量中国人的头发覆盖其上，发堆里传来微弱的“梁祝”古筝曲．．．紧跟着音量猛增百倍、持续不断播放劲猛的迪士高伴舞曲，强劲的乐曲将整个发堆震得发抖、并蓬松开来．．．林林种种极具动感的灯光中，除了疯狂投入的蹦迪高手，罗子丹还邀请到场的各类客人进入舞池蹦迪．．．．．．活动得到了成都电视台资深记者华岳的现场采访与报道，《成都商报》以头版位置登载了该作品。同年6月我实施了另一件重要的作品《推动电视广告的人》（又名《是我！》），在人流混杂的春熙路夜市，我身穿平民服饰推着放置着电视机的手推车，屏幕里不断播放着罗子丹在各种所谓高级场所生活、消费的场景，我一面推着手推车一面向路人言说屏幕中的不同场景、并联系其中形象指认自己对众人说——“看，这个人是我”．．．“你们看，这是我在牧马山打高尔夫球”、“这人就是我哟，看到没有，这是我在银杏酒楼用餐”、“这是我在洗桑拿．．．”遇到自以为得意的镜头，我会用遥控器将其以慢动作播放出来，比如挥杆打高尔夫球或从奔驰车钻出来．．．．．．
因为在不同场所展现了一个先锋艺术家的勇气并与公众打成一片，除了执着的艺术表达，旺盛的创造力也吸引了众多媒体的采访及各方面人士前来交流，罗子丹开始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1998年著名房地产企业“置信房产”老板杨毫邀我为他在成都双楠的一个小区作策划，开价20万，杨毫还这样表达：“因为你是罗子丹”。为了解决创作经费我那时开的是一间小美工部，这个房地产的策划案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而紧跟着我又接到了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的邀请，他所策划从1997年3月开始的“都市人格艺术组合展”是一个全国性、重要的当代艺术展，我已有作品列入其中，而王的这次邀请则是为了整个组合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的终展的一个现场展，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三楼这个特定的展览只邀请了三位艺术家：王大军、钟飙和我，作为其中唯一被邀请的行为艺术家我那时非常犹豫，是顾及“置信房产”这个单子还是“都市人格”的这个现场展？而那时艺术活动似乎于我有着更难以比拟的吸引力，最终我选择了去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布展。
1998年7月，全国很多艺术家都来到在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准备参加“都市人格艺术组合展”的研讨会，当时大家正聚餐，我看见“719”的几个艺术家匆匆赶来，为了表示友好，我主动热情地站立起来当着众人的面迎上前去和他们握手，而他们的表现很冷淡、敷衍，戴当场躲开了．．．就餐时我坐在艺术评论家管郁达身边，戴光郁突然来到我们身后阴阳怪气、莫名其妙的说:“管郁达的气质比罗子丹好多了。”当时我和“719”的艺术家都住在鲁迅雕像后美院招待所的二楼，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戴象家长一样领着其他几个艺术家，几次遭遇他们都排成一溜，戴板着面孔走在最前面而他身后的人一看见我便低头不语．．．．．．现场展展出了我不少作品的图片，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与好评，一位外地的批评家看完后真诚的对我说：“你的行为艺术做得很好呀。”第二天我看见查常平前去约他谈话，以后，这位学者再见我时态度判若两人．．．．．．以后知情人告诉我，查在不同场合多次造谣中伤我。同戴和查设局在“719”宣传册上通过排名方式贬低罗子丹一样，“伪图景”所谓：“罗子丹基本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公众对于装置、行为艺术的认识”——则同样妄图传递一个信息：即罗子丹只是作品量多，而缺乏学术地位，如果罗子丹的作品缺乏学术地位，为什么在全国性、专业领域的“都市人格艺术组合展”中作为唯一被邀请的行为艺术家参与终展的这个现场展。
作为戴的师爷为了给戴造魅，查在“伪图景”中描述：“戴光郁的父亲，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文革期间，他自然成为专政、批斗的对象。基于家学的耳濡目染，戴光郁的骨子里，流淌着先民的历史血液．．．．．．”1998年11月四川大学举办了大型综合性的学术活动——“两岸三地哲学、宗教、艺术研讨会”，罗子丹作为唯一被主办方邀请的先锋艺术家参加，除了被专门安排发言，还在现场实施了行为艺术，作为大型专业性的学术活动邀请行为艺术家出场并实施行为艺术——当时在全国也不多见。四川大学没有因为你的父亲是该校教授便邀请你，主办方重视的是你作品的份量与学术精神。当时一位外地的批评家知道戴对我闹矛盾，让戴把一份艺术资料专程交给我，戴打来电话时我正在四川大学这个学术研讨会现场，他当时问我在哪里，我提到了这个研讨会，电话里我感觉他很想过来，我并未计较此前他约我打架、包括阻止其他艺术家来我作品现场等情节，而是爽快告诉了他研讨会的地点并说：“欢迎你。”很快戴抱着一只有破口的瓷花瓶来到现场，我把他领进了会场并安排他入座．．．．．．请教查师爷，究竟是谁在扶助谁？
一次在四川省美术馆见到北京批评家范迪安，他兴奋地对我说：“你很投入嘛，我在北京都听说、说你甚至一个星期便实施一次行为艺术．．．．．．”以后有人说我作品出来得太快，还使用了“快餐文化”一词，罗子丹这样回应：“八大山人在创作状态、一天画一百幅也是八大的作品。”以前我少有和一些圈子里的学者交流、直接原因是觉察其思维也罢、判断标准也罢，都远远没有步出西方现代艺术的阴影，而相当数量艺术家的创作也是沿着“西方的现代艺术感”依葫芦画瓢，而绝大部分批评家没有亲临罗子丹的行为艺术现场，尤其在现场，罗子丹能禅宗式的把自身打成一片，内中包涵东、西方的文化精髓——这也是很多人难以真正理解罗子丹之处，转念一想，如果作品很快便被正确评估，反倒显不出它们真正的价值与份量了．．．．．．为了保持一种恒定、专注的创作状态，罗子丹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却没有顾及去所谓的专业圈子“注册”，2008年成都批评家张颍川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评论：“可以说，成都人就是因为罗子丹，知道了什么是行为艺术。”
1998年官方媒体《四川画报》专程找到罗子丹，希望对行为艺术作重点报道并向公众推介，我很重视这次合作并展开了积极交流，除了表达对行为艺术的态度、观点，我建议他们去采访批评家王林和张颍川，很快《四川画报》1999年1期发布了7页《关于行为艺术的三次谈话》，里面登载了林一林的行为艺术《我在右》、台湾谢德庆的《打卡》和谷文达、黄永砯以及台湾姚瑞中的装置等．．．其中安排在最前面就是和罗子丹的谈话。作为地道的官方媒体如此大幅、正面报道当时在整个中国尚未摆脱地下状态的行为艺术，这在全国也不多见。报道推出后得到了各方面的积极响应，不少学者和艺术家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进步与开放的标志。意犹未尽，很快，《四川画报》记者再次找到罗子丹希望给罗子丹的行为艺术做一个专题，一开始我想到由栗宪庭来执笔，而考虑到那时官方对老栗的态度，后来我还是确定由张颍川来写，另一个原因在于，作为成都本地批评家她多次来到我作品现场。我也想过以后她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推介成都其他的先锋艺术家。1999年2期的《四川画报》推出了4页对我的专题报道——《罗子丹和他的“都市行为”》，其中写道：“罗子丹紧紧抓住了我国当代行为艺术的本土立场和自我艺术个性，用中国人的材料符号、中国人的通俗语言，表现中国大众的时下情感，创造中国今天经验化的行为艺术，而排斥对西方艺术的简单移植、拼凑。这也许就是罗子丹近年来不仅为市民也为学术圈所注目的原因”。
1999年3期《四川画报》给戴及“719”几个艺术家合在一起作了一个报道。如果不是罗子丹的艺术影响力对媒体的吸引以及介绍相关批评家介入，《四川画报》如何能报道戴及“719”的艺术家？到底是谁在扶助谁？再问查师爷，如果罗子丹的艺术影响力不是远远超出你百般造魅的戴氏，画报怎么会连续采访并单独给罗子丹做专题？《四川画报》当时对行为艺术的报道与推出不仅之于成都、在整个中国的先锋艺术生态图景中都是一件重要的事，而查的“伪图景”却只字不提，其客观性何在？用心何在？99年7月栗宪庭撰文评价：“尤其行为艺术，在中国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艺术门类．．．中国的许多当代艺术的作品和活动，也多是地下或者开放工作室式的，也多以照片的私下传播为主要流通方式，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传播特点，同时这个特点使中国的当代艺术变得十分尴尬——以关注当代人的生存感觉为主旨却无法真正面对大众。就此而言，罗子丹的行为艺术在中国显得一花独秀。”2000年底由成都几家重要新闻媒体发起“成都首届十大新锐人物”评选活动，候选人中作家有阿来；企业家有杨毫；还有《成都商报》社长何华章；经济学家丁仁重；房地产专家杨继瑞；律师蒲杰；足球运动员马明宇；画家周春芽等人．．．就在公布出来的26名候选人名单中，作为行为艺术家的罗子丹也排在戴光郁之前。我是以后才知道这个活动，而那时我已远在北京而戴就在成都。以后有人对我说：“因为你做得太出色了，戴被人提出只是用来平衡你、而非他做得有多好。”
“伪图景”这样提到戴的一件作品——“1997年夏，烈日炎炎，成都双流机场旁的民间坟场，几个民工在一位艺术家的指挥下，挖出一个坟坑。艺术家在坑底铺上宣纸，静躺于其中40分钟，汗水、湿气，透过宣纸留下人体印迹，重演历史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情景。戴光郁将此作品，取名为《制造印痕的行为》．．．．．．”查常平这里不仅又作了假见证，为了给戴氏作品造魅，居然把现场称作“民间坟场”！当地农民知道了保不准会扇你几个大嘴巴．．．要真是“民间坟场”农民敢挖吗？现场其实是当地农民茶馆的空地，也是我经常来散步的地方，这个现场不仅是我帮戴找的，连挖土的农民也是我帮他找来的，我目睹了整个过程、包括细节，除去刨土时间，戴躺在坑底并没有40分钟，正因为时间短，除了一些洒落的土渣宣纸上并没有所谓汗水、湿气制造出的人体印迹。行为艺术家尤其需要忠实于现场而非面对镜头掺假，如果以为现场人少就可以在过后的媒体中把玩观念糊弄观众、那你就只是个混子。“伪图景”中戴的师爷、基督徒查常平竟然把该行为称为：“重演历史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情景．．．”晕！耶稣死前曾忍受众人的羞辱、唾沫、皮鞭的剧烈抽打、背负沉重的十字架、更有被钉上十字架临死的剧痛，包括复活过程中人间的种种猜疑．．．．．．耶稣复活乃是对死亡的战胜，而戴在浅浅的土坑里舒舒服服躺一躺便重演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情景？请教一下查学者：他究竟是如何重演了？在荒唐厚颜的造魅中戴的能量已远远超过了耶稣，为了一个小圈子的虚荣，查师爷已经开始造神了——难道不是学术腐败？
没想到的是，恰恰因为《四川画报》对罗子丹的单独报道加剧了戴等人的嫉恨，戴和他的师爷开始四处造我的谣，以后才知道，他们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把罗子丹挤出即将在成都举办的首次大型的现代艺术展——“世纪之门”。见不得光的手段、伎俩逐渐在罗子丹的艺术道路上张牙舞爪，客观而言，这些反而激励了我的创作心志：1999年8月我在玉林小区推出了《局部自焚》；9月《罗子丹艺术与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倾向》研讨会由成都画院主持在“仁和春天”圣地亚哥西餐厅举行，高校学者、批评家、艺术家、企业家和著名媒体人到场并积极讨论发言；99年10月在“仁和春天”门庭创作了装置艺术《都市席梦思》，在白色病床上培上细致的土壤，撒上进口草籽，而10月15日～11月20日每天罗子丹都出现在现场，在众目睽睽之下浇水、修剪，直至制造出一块非常雅致的翠绿色草皮；同年11月8日在成都电台主持人陈慨（音同）的主持下，在天府广场旁的露天场所举办了2个小时的“罗子丹答市民问”活动，大量路过的市民停下脚步观看或参与交流；同年11月18日受四川大学学生会之邀在西区大礼堂举行了“现代艺术家眼里的情感、商业、人性——行为艺术家罗子丹与大学生对话”；同年11月22日在“仁和春天”百货实施行为装置《流行层面下的自我》，将由地摊上收购而来的港台娱乐明星的宣传图片覆盖在自己作品图片之上，然后让观众揭开通俗明星的招贴观看下面的先锋艺术作品；同年11月28日在西南交大人文艺术学院举办讲座《当代都市白领之困惑》——以上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得到了大众媒体的报道。
罗子丹一贯反对名利上的攀比，认为此类攀比会破坏人间诚挚之情，而有感于自身执着于创作而不去追名逐利的“尴尬”，1999年2月6日在市中心盐市口我推出了《商人•艺人》，在南方的冷天里，罗子丹身着单薄的油画工作服，在高档的购物中心面对坐在豪华藤沙发里的时髦商人为其绘制肖像．．．背景是陈列着林林种种时髦、高档货品的橱窗，完成的画作与作者、商人一起并列向人群展示。1999年底，针对电脑千年虫、黑客、病毒等恐慌，结合电脑文明与偶像膜拜罗子丹推出了装置“Computer大仙”，1999年4月10日在上海举办的重要先锋艺术展“超市艺术展”中，由众多艺术家提供可以出售的现成品形成一个超市，作为现场售价最高的“Computer大仙”被国外藏家全部买走；该展览现场还实施了行为装置《野兽定美女》——罗子丹赤身站立铁笼中，脚下是一堆啤酒瓶碎玻璃碴，对面伫立着身着时装的玻璃钢女模，连续喝下6瓶啤酒后，醉意中我晃动着手里的激光投射器将光斑投向女模的不同部位，另一只手以武断粗暴的手势给出该部位价格，白领装束的助手逐步褪去女模的外衣、内衣，并根据我的手势在女模身体的不同部位贴上我定的价码．．．．．．展览开幕2小时后现场人群逐渐散去，而为了作品的实施到位、冒着赤足随时可能被碎玻璃碴割伤的危险，我毫不懈怠又实施了两个多小时，策展人之一、德国艺术家飞苹果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他在中国看到时间最长的现场行为艺术。
1999年5月8日发生了一个重要事件，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遭到美军轰炸，罗子丹见证了热烈的示威游行以及人群火烧驻成都美国领事馆的场景，本着和平意愿和一个先锋艺术家的理性，99年9月我在“小酒馆”实施了《胁迫与营养》，罗子丹身着尊贵华丽的唐装盘腿而坐,头顶青花瓷盘,盘中一条小金鱼挣扎着，而头顶正上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垂着一炮弹形铜桶，内中盛满的清水透过锥尖小孔徐徐滴下,正好滋养着青花瓷盘里的小鱼．．．透过这件作品罗子丹想表达东方文化中“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的智慧，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以后汶川地震中“多难兴邦”的提示，我希望人群能智慧、理智的面对灾难并转化为益。为了探索、发掘东西方之间的和谐感、以及不同文明情绪相互包容的心境，99年10月罗子丹和来自欧洲的一位女士共同实施了《遛狗的预言》，其时艳阳高照，在城乡结合处一条刚修好的宽阔马路上，罗子丹身着红色短裤、光着膀子颇有干劲地驾驭着洋种猎犬，而西方女士则低调地牵引着本地土狗，两人并肩行进在坦阔的大道上，步态、身姿逐渐和谐，现场感也逐渐欢快而明朗起来．．．．．．2009年11月在四川大学美术馆的讲座中针对学生对该作品的提问，罗子丹表达了创作初衷——即希望东西方能驾驭彼此之所长，为了人类的福祉和谐、轻松的并驾齐驱。
“世纪之门”展定于1999年12月31日开幕。99年底成都一间报社的记者打来电话，说要对我进行电话采访，而她问出的问题是：“你在春熙路搞一个推电视机的行为艺术、你怎么搞到一半就把大家甩到一边只顾自己去吃冷淡杯了？”我经常接受不同媒体记者的采访，她问出的问题令我感到蹊跷，她提到的这件作品叫《推动电视广告的人》，上文已有描述，其中吃冷淡杯是作品的重要部分——身着平民服饰的罗子丹一面吃冷淡杯一面当着众人放映自己在高尔夫球场挥杆的情景，受邀到场者都知道这是作品一部分，而且资料中有着清晰确凿的记录，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把大家甩到一边，”我问这个记者她是听谁说的，她说刚和几个行为艺术家在一起，其中有查常平，跟着我打电话质问查，电话中查专横地说在作品实施前我没有向他公布这个情节．．．事实上，行为艺术的邀请通常仅有时间、地点，难道所有情节需要在一开始就公布出来吗？而且，你并非罗子丹的师爷，凭什么我要提前告诉你作品里的细节？另外，一个所谓的先锋艺术批评家居然不知道行为艺术中的“偶发”？最后，查竟以无赖的口气蛮横地说：“不管怎样，反正我就是要这么认为。”以后知道，查向不少不明真相的记者歪曲罗子丹的作品，戴光郁还专门跑去《蜀报》报社找到一位报道过我作品的女记者，让她不要再报道罗子丹的艺术活动，这位女记者这样形容她当时的感受：“真是荒唐、无聊透顶。”
尤其在中国，艺术家需要花费很多的心思、精力去搞人际关系、经营所谓文化地位、作品买卖，这些对罗子丹来说都太累、太复杂。我从不爱去打探各种机会，对于即将举办的“世纪之门”——罗子丹没有动用任何关系去联系参加，而为了排挤罗子丹，戴和他的师爷当时的表现——相信今天的他们回顾那一段历史也会觉得荒唐可笑！当时我很希望这个圈子里能有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但我感到更多的是观望与冷漠，作为一个率性而为的艺术家，我决定去北京继续创作。99年底我去北京时和温普林有一段谈话，他对我说：“你的作品做得太多了，你一个人都做了、那成都其他艺术家还做什么呢？”他还这样表示：“戴光郁应当一方诸侯。”“一方诸侯”是否就是指江湖老大？没想到，“一方诸侯”的黑手竟然又追随我到了北京——99年底我住进了北京通州的滨河小区，刚安顿好，同小区一位东北艺术家便热情帮我联系展览，很快告诉我正巧有一个东北艺术家策划的展览，我表示愿意参加，而几天后在一个艺术活动现场该艺术家把我拉到了一边，低声对我说：“不好意思，我帮不上忙了，这个策展人和戴光郁很熟．．．．．．”
听到这样的表述我沉默了、内心感到一阵很深的寒冷，先锋艺术领域弥漫着浓烈的江湖气，而我内心还象是在当初的圆明园画家村、习惯去交流艺术本身。此后我和所谓圈里人的接触越来越少，因内心的苦闷经常闭门不出，但从99年底至2001年初，在北京总共一年的时间内罗子丹仍坚持在公众场所创作实施了三件行为艺术，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流氓化系列”的两件作品——也正是文化群体急功近利、江湖气的一面对我触动所致。以后批评家评价该系列：“当我阅读罗子丹《知识分子流氓化系列》的三个作品时，我感到震动，不安、内疚和自责．．．《野兽定美女》是男性被囚与被虐，又是男性对女性的不断占有。这是一种政治化的性幻想，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龟避心理的有力揭示，在政治与性的关系问题上具有警世意义。《流氓化给知识分子带来自由？》以文化他虐和身体自虐的双重性，来表达知识分子对于文化沉沦无可奈何的精神呼号，较之商业化的“文化苦旅”，对既成为事实有更多的鞭挞。而《富有知识分子流氓化倾向》则用过去与当下、现在和虚拟的交错对比，呈现商业社会和金钱权利的堕落与快活，作者显然不相信流氓化会给知识分子带来真正的自由。”
2000年1月我在北京忙蜂酒巴实施《流氓化给知识分子带来自由？》时，国际策展人巫鸿来到现场并对作品给予好评，以此认识的巫鸿于2002年邀请我参加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这个称作“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的大型展览涉及1990-2000十年中中国重要的先锋艺术作品，作为成都唯一被邀请的行为艺术家、罗子丹作品《一半白领．一半农民》参加了该展。2000年底出于对艺术领域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感到烦闷，作为心理上的突围，2001年初我从北京回到四川农村策划了有关宗族文化的大型艺术活动——《老家．人们．坟山》，秉承“耕读传家”家训的罗家是长宁县的望族，当地尚完整保存了我规模宏大的祖坟山，上下坟山共立有四根九米以上的望柱和若干雕刻精美的墓碑，其中还刻有当年皇帝的御旨，而罗子丹作为祖坟山发下来长房长子长孙这样的角色带领族人、老乡在四天内一气呵成创作实施了14件装置行为作品，这种现象在中外艺术史也属鲜见，其中《自由．平等．博爱》引发了普遍感动：在祖坟山下，众乡亲排成队伍后挥锄掘土，高者掘土使沉，矮者垫土使升，目测众人等高后，挑出印有“自由.平等.博爱”字样的醒目横幅，法国艺术家Marc在前领队高呼：Freedom．．．Equality．．．Humanity．．．．．．乡亲跟着响应，现场充满了激情；而《传承》则是远近赶来的族人按辈份从祖坟山中心一直排到坟山脚下绵延数十米，按坟牌样式做好的精致泥模由辈份最高的族人开始在人群手中传递，最后由一个四岁小女孩承接时，因泥模严重变形、加之年幼不堪重负，在手中开裂坠落．．．．．．活动在成都电视台播放时得到了学者与市民的广泛好评，围绕活动我撰写了四万多字的文字资料，跟着活动由批评家吴鸿在当时的《美术同盟》上重点推出。
罗子丹的大量作品中很少有重复，因作品自身需要我还会沉下心来做大量的工作，在一个盛行“以小搏大”、流行“一招鲜吃遍天”的当下，我的工作确是“以大搏小”。当时在北京和学者朱青生交流这批作品时，我提到自己不愿参加任何世俗利益集团，以后有人提到“罗子丹是单干户”，我回应：“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都是单干户，莫非今天的艺术界成了打群架的场所？”在京期间我和《南方周末》负责文化版的记者通过一次电话，他主动提到以罗子丹的创作和影响按理《南方周末》是要报道、而为什么客观没有报道，他的表述却含糊．．．．．．1999年我和同样创作了白领题材的艺术家邱志杰交流，感到他对当代艺术的不少思考较浅，他当时提出一个行为艺术方案是：“让一个白领沿北京三环爬三圈．．．”包括看到他的行为艺术图片《白领或者‘好’系列》：几个白领摆出一幅文革样板戏里的姿势——这类流于表面的作品却被专业媒体大幅登载．．．．．．同样，以往《南方周末》没有报道罗子丹的重要原因仍在于——罗子丹没有进入文化小圈子去经营、确定自身的“文化地位”，也没有去确定“江湖地位”。以后听到一个比喻：现在的人普遍更看重庙子，打听哪座庙子有名才去拜里面的菩萨，而真佛流落荒郊却无人问津．．．．．．正因为独立人格的消解，独立判断力的迷失，创造力的萎靡，今天的“精英”往往需要跻身于所谓重要展览与专业媒体等来装扮自己。
我承认自己有理想主义的一面，这和从小成长的环境有关。童年罗子丹在外公外婆的身边成长，外婆是解放前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毕业，外公早年留学日本学习铁道和航空（解放前著有《航空概论》一书出版，解放后遭遇冤案，“历史反革命”的沉重包袱一背就是二十多年），他们为人均十分正直，也给我讲述了不少传统文化中那些美好而令人神往的典故；罗子丹的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参加过国家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母亲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尤其母亲总爱向我讲述人间的友爱以及她和我父亲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各样美好的记忆，他们的业务水平相比同行都十分优秀却因不爱去经营人际关系、一家三口至今挤在六十平米的蜗居，年逾七十的父母每天要攀爬六层高楼，但他们并不觉得如此生活条件会影响他们作人的尊严．．．．．外婆的父亲、我的太公邴克庄是著名民主革命先驱，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也是一位富于气节的官员，在东北为官时多次受日寇要挟而他始终就不买小日本的帐，颇具机缘的是，以后才知晓，埋葬太公邴克庄的西静园（早先圆明园八大属园之一，后为张学良购置之“东北义园”）紧挨着罗子丹真正开始艺术创作而投身的圆明园画家村．．．．．．仿佛神明指引，罗子丹在2001年回四川农村老家实施有关宗族的系列作品之后，刚返回北京便很顺利地找到了太公的具体墓地。
2001年罗子丹回到成都继续自己的艺术道路，迄今为止创作了六十余件先锋艺术作品（尚不算未记录在案的作品），包括行为艺术、装置、家俱、影像等，诗人朋友周伦佑不止一次对我说“子丹，如果当初你不离开成都你现在会非常非常好！”我承认那时离开成都和遭遇一些卑劣行径有关，但我现在还在坚持创作，而且感到方向越来越明晰——就艺术道路而言我丝毫不觉后悔。2008年最后一天报道成都先锋艺术的著名记者宋晓松等人来我工作室采访，有人提出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看见我的新作，事实上，2001年宗族系列作品之后至今我已创作了9件先锋艺术作品，其中包括2004年联合上海艺术界的名流在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实施的“有限制权力讨论”，2005年在成都国际会展中心策划有四十多位民工参与的行为艺术“我的眼里只有你”，而就在2008年11月12日成都骄子音乐厅，在纪念汶川地震半周年《震．撼！——面对自然的力量》艺术展的开幕式上，受主办方邀请罗子丹带领两位法国艺术家实施了行为艺术“知黑守白”，现场观众来自不同国家，也有着不同信仰，人群却对作品报以真诚而热烈的掌声。最近一位年轻的行为艺术家和我交流，他主动提到戴去了北京、而且混的不好．．．．．．说这话时他看着我的表情，显然他听过一些破事儿，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属实，我也没有告诉他:姐姐因我当时在北京的状况一直为我担忧、以至心情不好，在一次外出散心时我年轻美丽的姐姐因车祸离去，跟着妻子离开了我．．．．．．在1999年底我遭遇的阴暗伎俩，包括戴和他师爷的行径，过程中发生的荒唐之事我甚至难以言说！我没有当着这年轻的艺术家讲述这些，因为戴和查根本就承担不起——那些下三滥的心术伎俩害得罗子丹家破人亡！
正因为罗子丹在公众领域链接先锋艺术及大众传媒不断的实践、探索——也为各方面对本土先锋艺术的考察提供了宝贵、重要的样本——加上生活在成都一批实力派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带来了成都繁荣的先锋艺术生态图景，也迎来了类似“世纪之门”一系列大型的现代艺术展。离开成都后，很多关注罗子丹的群体没有在“世纪之门”看到我的作品，有人对我说:冲锋的是你，可“摘桃子”的却成了别人（他指的是戴如愿在“世纪之门”展场实施了行为艺术）．．．正如当初退出中视的那个片子一样，我更看重一个艺术家自在的底气、包括自由意志。先锋艺术家最重要的工作仍是创造，而眼下确充斥着大量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把先锋艺术视作捞取名利的捷径或建立个人势力的平台、肆意玩弄观念糊弄民众。戴和他的师爷何以敢于那些卑劣的伎俩，除了倚仗自己是地头蛇、重要还在于他们认为罗子丹没有混在一个小圈子里形成一套功利的人际关系网，如同一个柔弱无助的婴孩般可欺；相反，罗子丹以无数次公开、坦诚的艺术活动与公众建立起来的纽带在他们看来形同虚设，因为，在玩弄观念的“精英”眼中民众从来就是被糊弄的对象，而远离学术造魅，“精英”眼中的大众传媒仅是廉价的陪衬与糊弄民众的工具。
罗子丹数十件行为艺术经大众媒体报道后没有去小圈子的专业媒体发布——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先锋艺术界绝无仅有，尤其相当长一段时间罗子丹没有参与圈子里的活动，为了保持内心的清静也没有去浏览林林种种的专业媒体——罗子丹没有投入其间并不意味着伪学者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歪曲作品、歪曲历史。2006年成都文化局推出了《成都美术志》，因罗子丹艺术活动太多，其中只登载了一小部分，即便如此，有关罗子丹艺术活动的记录也远远多于其他艺术家，而作为行为艺术家在成都的影响力、至今并无人超越罗子丹。就在2006年，“第十二届中国雕塑论坛”上老艺术家潘绍棠对我讲了一句话：“不值得提的人没必要理会他，你去提反而把他抬高了。”如果不是因着一段历史的真实、无论戴或查我都没有提出的兴趣或必要．．．．．．写到这里，我要特别、真诚地感谢支持过罗子丹艺术创作的不同群体、朋友们，特别在成都—— 一个能静下心来阅读生活、阅读艺术的难得的城市里，广大成都人民的平常心与包容心形成了罗子丹艺术创作的美丽温床——我希望自己能更深情地拥抱、投入这个温床。
基督教的主祷文有一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对那些所谓的恩怨我早已看淡，但一段历史的真实确涉及到内中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还关乎民众的真切记忆——就不是几个人的私事了。作为一个小圈子的师爷却要貌似堂皇来书写历史、你要拿“成都”说事儿，罗子丹就有足够的资格发言。査所捏造的“先锋艺术在成都的生态图景”不仅充斥谎言与假见证，包括他在此“伪图景”之外的造谣中伤，我自然会想：查常平你究竟要干什么？梳理以上事实，得出的答案是：查要利用他那“学者”、“艺术批评家”、“宗教研究者”的身份达到耸动搅扰众人——去误解、排斥、甚至敌视罗子丹，以达到消除罗子丹艺术影响力的目的．．．．．．过程中他的阴暗也暴露了。正如“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或许你可以蒙蔽一部分人，但真正的公义不在你那里，如今是该自省的时候了！这里，要忠告那些机会主义分子与别有用心之徒，不要以为在某个圈子编织了一套关系网或掌握了某些媒体的话语权就可以图谋不轨地共谋——混淆事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妄图在所谓写史文字中把独立艺术家之真实价值与客观影响力涂抹掉——最终会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
社会转型期出现腐败或可以理解（包括艺术领域），但生在当下、生在福中的艺术群体是否明白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正是有了不计功利、不计厉害、潜心创作的个体沉着——作为脊梁，才支撑起了富于生机的艺术生态图景与那些卖出天价的作品。尤其金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空前关怀及各种机会的狂轰滥炸，致人杂念过多、欲望炽热，但艺术家仍需要拿作品说话，评论家仍需要忠实于内心客观面对作品，写史的人需要不计厉害还原历史的本相——希望精英们能迷途知返，重新落实到自己的本份上来。
2010.2.27初稿
4.15完稿
注：查造“先锋艺术在成都的生态图景”一文发布在《从西南出发——西南当代艺术批评文集1985-2007》；该文另名：“先锋艺术在成都：坚守、古城与“719”发布在《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1997-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