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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后现代性——非洲对西方的误解

2010-03-20 12:32 来源: 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丹尼斯 DENIS EKPO 译葛玉君


    以非洲为中心的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传统已经崩溃抑或经历了一场更加激进化的过程。那些或左或右的反西方的知识分子/煽动者,如此快速的解散甚至完全从激进的以非洲为中心的视野中退却了。然而,其中的很多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从近十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去寻求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的解释,那就是,苏联共产主义体系合法性的终结以及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毫无疑问,很多激进的以非洲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者确实感到,在共产主义这个造物主消失后不久,那些成为孤儿以及丧失继承权的人们或者被遗忘或者慢慢地并且是秘密地改变自己的信仰。但是,并非所有的激进的反西方的批评都是从克里姆林宫中获取他们的思想资源并得到认同的。事实上,那些诸如切克·安塔·迪奥普(Cheik Anta Diop)和钦韦祖〔Chinweizu〕等非洲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保守的反西方主义的传统,在塑造当今非洲对西方的理解时可能比马克思主义更加具有影响力。实际情况是,甚至这些保守的(非马克思主义的)非洲反帝国主义者在最近如果一旦保持沉默,也就会丧失了他们的激进性。因此,或许并不能完全把非洲这股反西方思潮的衰退归因于柏林墙的倒塌。然而,毋容置疑,这一事件导致了一个国际范式转换的产生,进而必然地会影响到非洲或其它地区的反帝国主义者的命运。也就是说,即使柏林墙没有倒塌,以非洲为中心的对西方的批判也将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甚至继续会遭受着现在的命运,即它将仍旧保持着一种无效的姿态,一种没有付诸行动力量的论述,一个试图让西方倾听的失败的尝试。在这里,我们推测那些以非洲为中心的对西方的批判从来就未真正击中它的目标:那些可以被称之为“本质上的西方”的思想。

  我将根据当下的特别是西方帝国主义式的思维方式重新进行评估,那就是所有非洲对于西方激进的批判计划的基础(grounds)和主张(claims)都暗示了这种批判的失败,也就是说,在就其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上缺乏付诸行动的力量。因此,这既非是一种偶然也并非仅仅是纯粹的政治问题,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对于帝国思维的一种误读,特别是对西方历史合理性的沉默不理解以及对帝国及后帝国主义时期推动历史进程的那些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驱动力(drives and impulses)的误读。今天,由于西方思维方式以及有关后现代主义敏感性方面的转变,使得一种关于欧洲现代主义历史合理性的新的认识逐渐被接受。在这里,我们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已经被狭隘的认为是一种思维模式和一系列迫切地寻找解构、揭露西方的姿态。然而,这个时候的西方无论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实际能力层面都已经处于一种非常适宜的时期,那就是欧洲已经彻底完成了它在世界历史上的使命并且能够保证它自己永远的拥有抵抗报复的免疫能力,并且同时还能够经受得住那些看似奢侈的、激烈的自我揭露和公开忏悔。但是,除了这种自我去魅的率直倾向外,关于后现代主义转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尼采影响的重新复活,尤其有意思的是将尼采作为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而重新给予关注。在欧洲现代思想家那里,尼采(或许与萨德一样)代表着一种人,这种人并不顾及欧洲自身对启蒙运动及其所带来的诱惑与舒适的理解,而去从事一种关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更加自然主义的理论。因此,尼采对欧洲现代主义方案的批判就像爆炸物一样在欧洲世界爆炸,而留下的只是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本能(instincts)以及趋使这种本能的冲动(impulses)。尼采的继承者利奥塔(Lyotard)和福柯(Foucault)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将尼采置于一个词汇的时代进而实现了对尼采哲学的解构。我希望综合尼采等早期后现代主义者以及福柯、利奥塔等语汇意义上的实践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去试图把握欧洲那种非常严密的(imperviousness)文化氛围,而这正是以非洲为中心的反帝国主义者归罪于欧洲的原因所在。另外,当前的文化复苏跟西方与非西方的争论有关,这种争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语境,而这个文化研究正是对西方世界历史思维所形成的语境的研究。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要早于非洲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所做的一项紧急的工作就是,对殖民文化以及对欧洲的帝国主义展开一次全面的批判。在非洲,有两股思潮正努力去完成这项工作:第一是由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1972 加纳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加纳人民大会党主席,非洲著名社会活动家,“非洲社会主义”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所开创并且有无数左翼知识分子为继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思潮;第二股是新保守主义思潮,以非洲为中心的激进的反西方主义。这种思潮是由切克·安塔·迪奥普(Cheik Anta Diop)的著作《黑人民族与文化》(Nations negres et culture)所倡导,并且通过钦韦祖(Chinweizu)的《西方和我们》(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Us, Towards a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这本书来实施和普及的。尽管第一种思潮在非洲的后殖民主义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对于塑造非洲对西方的认知以及与西方的关联方面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影响。但事实上,正是第二种思潮,以非洲为中心的新保守主义使得非洲自身的思想、本土语言与西方对于现代非洲文化政治思想的理解之间产生了冲突。当然,正是因为非洲的这种反帝国主义的思潮,所以我将主要的精力放于对我们批评的关注上。然而,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对于非洲的后殖民主义的重新阐释都从未缓和过:也就是说,欧洲是非洲落后的罪魁祸首,并且对非洲在过去及现在的落后负有责任。因此,早于非洲中心主义者所要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去揭示“欧洲是如何造成非洲不发达状况的”,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去确认在历史上欧洲对非洲所犯的罪行及应该对非洲承担的责任。因此,现在非洲中心主义反西方的论述在某些方面已经等同于对欧洲的永久的控诉,对欧洲的历史罪行和应该在道德方面所负有的责任的调查,以及去谴责西方的狡猾、伪善和与道德无关的嘲讽等。而当下对于赔款的声讨则看起来是非洲中心主义者对西方无情的审批与定罪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高潮。

  关于欧洲对非洲阴谋干涉的指责与非难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钦韦祖(Chinweizu)的《西方和我们》(The West and the Rest of Us, Towards a Decolonization of African literature)。这本书以其强有力的论证及丰富翔实的内容,常常被看作是由欧洲导致的非洲历史、道德、政治等各方面落后的一个综述。作者认为,这本书是对于过去五百年当中西方帝国主义扩张企图的一项重要的研究,并且也是对在这种扩张的过程中人为造成的非洲落后的原因的研究。他的研究结论虽然没有丝毫的缓和但却非常具有说服力,在过去五百年当中,西方经过系统的有计划的密谋来剥夺非洲人的人权:首先奴役非洲人,然后殖民他们,最终造成非洲现在这种永远的不发达、贫穷及不稳定的状态。今天,西方世界的权威体系如货币系统、世界贸易、贷款政策、外国援助等,也都被人为的精心设计从而使非洲永远落后于欧洲。基于此,钦韦祖(Chinweizu)宣告一个全新的反对西方的战争爆发,并与此同时发起了一个支援这场战役的运动。

  由于对非洲中心主义自身进行了严格的评价,所以钦韦祖(Chinweizu)反对欧洲的这个案例看起来就非常有分量。虽然非洲中心主义如此多的但缺乏侵略性的对欧洲的谴责完全没有丝毫的缓和,然而,这里的问题就在于非洲的所谓的敌人,即实质上的西方可能甚至并没有意识到非洲中心主义对他们的反对,更不用说去考虑非洲中心主义所作出的裁决。就我所知,出于本性或是对其所犯的大量的罪行的负责,欧洲已经从道义和政策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比如支付赔款、公开道歉并承诺在将来会采取更好的措施等)。那么,究竟为什么欧洲对来自于非洲的控诉显得漠不关心?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尼采关于西方的本质的阐释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为了摘掉欧洲现代性的光环,这个令人整个欧洲自鸣得意的对启蒙运动的主张与态度,尼采分离出一种非启蒙的冲动(impulse),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作为一种是“生命哲学”(biocultural)的原则,一种关于人和世界的基本的、无主体的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原动力(mover)。“世界除了权力意志外别无他物”,今天,福柯通过他的“谱系批评”(genealogical criticism)而重新实现了尼采的权利理论。这种思考模式试图揭示权力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就是人、社会以及机构试图通过不同的面具和“技术力量”来隐藏他们在实际中的支配地位。在福柯的谱系理论当中,欧洲的最高理念比如真理、道德、知识等要么仅仅作为一种权力的形态要么则只能作为一种掩饰物或工具。权力(power)是根本的和不可征服的这样一种观点对于福柯来说一点儿也不奇怪:“最终,权力是唯一存在,权力总是带着新的面具出现并且扮演着不为人知的和难以抗拒的角色”。总之,权力意味着推进历史进程的无数个事件:

  “事件”并非是一个决定、一个条约、一种统治或一场战争,而是一种力量关系的颠倒,一种权力的篡夺,以及占有一种词汇反过来又对曾经占有它的人诘难。当它渐渐变得松懈的时候便成为毒害自己的一种虚弱的统治,抑或成为一个戴着面具的他者入侵的通道。

  尼采、福柯的权力理论的一个成果就在于打开了一种视角,而这种视角对于研究本质上的西方思维非常有益处。我所谓的“本质上的西方”是指通过西方明确的世界历史宿命论观点所无法辨别的西方,它是在无止境的但却是明确的支配世界的推动力(drives)和行为(activities)当中实现它自身的。在现代性里面,假如权力意志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主要的,甚至是一个根本的关于本质上的欧洲的自我描述的话,那么,问题就不在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充分的还是不充分的。相反,权力意志正好来自于西方思维方式的内部,权力理论应该具有如下价值:那就是无论如何,它是本质上的西方认识其自身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权力隐喻可能证明是一个特殊的、有用的操纵西方的方式,尤其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问题上。因此,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欧洲的权力意志是如何在世界历史当中实现的?它又是如何冲击非洲的?换句话说,根据尼采的权力假说,人们可以解释诸如奴隶贸易、新殖民主义等是如何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同时还可以解释那些非洲人是如何曾经、甚至现在继续被欧洲压迫的?

    绝大多数的非洲中心主义知识分子一致认为,奴隶制度、帝国主义等都是暴力的、不公正的行为,是极其恶劣的偷窃行为,是有预谋地对非洲人尊严的侮辱。尼采将此称之为“西方对于我们的袭击”,并且认为,这是“类似奴隶制的大屠杀,是因入侵和战胜所带来的创伤以及因占领而导致的侮辱……一个系统的连续的贫穷过程”。对于马尔西安(Marcien Towa)而言,皇帝的统治是一种不人道的罪行,并且绝对是邪恶的。当然,在这些非常带有情感性的词汇下面,是非常明确的设定,那就是这些行为都是毫无道理的、不公正的和恶劣的。换句话说,作为帝国主义,欧洲故意并且居心叵测的否定我们的生存,践踏我们作为一个非洲人的尊严。而这本身就预示着另外一种设定,即欧洲可以选择不去从事或参与这些事情。令人惊讶的是,在所有的对欧洲的批评当中,其中一个非常广泛的共识是西方是一个邪恶的帝国主义的魔鬼,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和正确的,但却仍旧去从事坏的和错误的事情。

  现在,设定这些行为是不道德的、不公正的,那么关于公正的状态、公正的体系则又是什么的呢?究竟是谁认为这些行为是一种伤害、一种大屠杀、一种人类的耻辱?而又为什么是呢?非洲中心主义者对欧洲帝国主义在道德方面的批判虽然是有效的,但这仅仅存在于宇宙原理或人类制度内的世界道德秩序(a world moral order)。作为人类的一个制度,世界道德秩序预示着很多国家对人类行为原则所达成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无条件地把这些原则当作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以此种原则为基础,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一个种族反对另一个种族,谈论正义或非正义,道德或不道德等就将变得非常有意义。然而,从欧洲战胜非洲的19世纪到欧洲殖民并且剥削非洲的20世纪中期,诸如此类的原则从未存在过。战后建立的联合国是最为接近这一理念的,但仍不能严格地按照具体的道德秩序来行事。首要原因就是它基本上是一个更大的西方国家权力的工具;其次,他的决定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毫无约束力的。同样的,作为一个宇宙力量而存在的世界道德秩序从来就没有被证实过。事实上,按照尼采的说法,世界道德秩序仅仅是基督教的一个发明,它作为奴隶从道义上反对奴隶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有用的部分。但是,在尼采看来,在人类生活、工作、战胜他人、创造历史的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除了权力意志以外别无他有。换言之,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漂流于道德秩序之上的或是远离道德叙述的。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实际上是通过伤害、攻击、剥削和毁灭而存在于其基本功能之中的,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没有这个特性。”对尼采来说,称这些生命功能是正义的和不正义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将是毫无意义的,它只是生活这个概念的一部分,并且一定会生长,一定会扩大它的力量,进而与其他力量相合并”。

  作为西方发展的“沉默的根基”(mute foundations),权力意志学说揭示了在历史经验之中,欧洲的行为是必然的,也就是说,与那些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基本的推动力是相一致的。正是伴随着这些推动力,欧洲获得了生长的机会并且变得强大。同样,正是这些驱动力使得欧洲能够取得绝对的有利形势并且保存、发展了自己。因此,诸如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一些具体的历史时期就变成并非是一种冒险的经历和一种偶然的游戏,也并非是一种错误,而仅仅是权力意志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它的权力意志的扩张、生长以及影响的结果。欧州的历史本质,它在历史上的动力在于它无止境地对权力欲望的追求,而这些欲望又是通过战胜和寻找战胜非西方世界而获得满足的。因此,本质上的欧洲只是一种对世界强国的愿望。如上所述,这正是基于其世界强国的目的而所做的行为。因此,按照西方现代历史当中一些沉默的基础原理——权力意志的观点来思考,欧洲在世界历史上的一些行为,特别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仅仅是欧洲本质的现实化,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如果没有欧洲对自我定位的这些行为的话,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今天的欧洲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些行为也就远离了道德谈论的范畴,并且超越了好与坏、谴责与赞扬的范畴。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从罪恶、责任这些近乎强制性的思维的根由来看,在非洲中心主义者阐释西方与非洲从古至今的相互遭遇中,不公正、不道德是否就变的不可分离?为什么我们不把殖民主义从严格意义上看作是一种与更强大的力量的遭遇(也就是一种不同的权力意志),而这种强大的力量之所以对我们发动战争并且同化、吸收我们是为了他们自己生存、发展的目的的。

  矛盾的是,欧洲对非洲干涉所引发的道德反应背后的推动力和所谓的正当性,最初并非来自非洲而是来自于欧洲自身。欧州的基督教(或许自己是并不清楚的)在传道学校教导那些非洲中心主义者根据上帝颁布的“世界道德秩序”(world moral order)的理念去阐释历史,而“世界道德秩序”的理念在正义与邪恶,罪恶与清白,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进行了非常严格的区分。这样的思维是用欧洲基督教这样的一种道德宗教的框架来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欧洲自身。因此,把对殖民的胜利看作是对新的世界秩序的一种严重的侵害,换句话说,是反对上帝与人类的一种可怕的罪恶。

  因此,欧洲的基督教为非洲中心主义者阐释欧洲提供了一个基础、一种范式或一种深刻的道德理想主义的话语。换句话说,诸如罪恶、责任、受害等思维,直到今天仍旧或隐或显地存在于很多反西方的非洲中心主义者的言论当中。而这些理念,最初并非来自非洲当地对欧洲干涉的反应,而是来自于基督教对非洲中心主义者道德方面的培养。因此很明显的是,最初大量的本土对殖民征服的反应实质上是缺乏任何欧洲道德宗教方面的特性的。

  然而,无论非洲对欧洲的世界强国的行为的道德说教起源于何处,它的出现,正如尼采权力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已经在历史的竞技场上发挥了它的作用。基督教寓言当中的羔羊与鹰的图画就可以证明。根据这个寓言,鹰吞食羔羊的行动是因为鹰作为捕食动物的本性而并非是试图摧毁羔羊的恶毒的意愿:“明白无疑的是,狼准备吞食羔羊,而羔羊并不能意识到它的反抗是一种值得称赞的特性。羔羊意识到的仅仅是关于它自身的消极的推理的结果。”正如尼采所指出的那样,羔羊的反应是非常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但却不能因此而类推去要求鹰像羔羊那样行动:

  羔羊不喜欢强大的捕食鸟类这并不奇怪:羔羊毫不退却的谴责这些捕食鸟类仅仅是为了小羔羊的生存。如果羔羊对同类说“这些捕食鸟类是邪恶的,谁也不喜欢这种鸟,那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有羔羊反对这种现实,那这只羔羊就是坏的?或许只有捕食鸟才感觉到这有些讽刺的意味,并且说,我非常喜欢他们,可爱的小羔羊,我深爱着他们:没有什么比鲜嫩的小羔羊肉更可口的了。”

  正如上文中所说的那样,羔羊希望鹰像羔羊那样行动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正如鹰所做的那样,这是在羔羊为保全自己并寻求更高权益的权力的逻辑之中的,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问题是关于鹰的权力的合理性问题,它可能是压抑的,甚至是无效的。

  当我们把这个寓言转化为非洲中心主义者对于西方的批评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或者拒绝或者并不能够去思考鹰的逻辑,也正因为此,非洲中心主义者关于西方罪恶、责任、赔偿等批判理论并未有丝毫的缓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处境其实并不轻松,而且常常被看作是一群喜爱吞食文雅的、清白的非洲小羔羊的邪恶的捕食者。

  然而,通过尼采权力理论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任何谴责欧洲作为一个捕食者或否定欧洲有罪和应该负责的判决的理论都必须首先证明,欧洲对于其自己所进行的掠夺行为是具有可选择性的。因此,这种理论一定同样展示出非洲的和平主义者的道德姿态也同样是一种选择的结果。

  根据尼采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是由于语言、道德,尤其是基督关于自由的愿望的诡计而被骗的话,上述的这些证明则是可能的。因为,在被语法迷住或者被普遍流行的道德观念的幻想所包围后,人们可能因为西方像鹰一样的不道德而谴责西方,并且称赞自己的行为像羔羊一样如此具有道德感。然而,这样的想法其实是并不成立的,因为:

  要求强大的人往往自己表现得并不强大,具体表现为不渴望战胜、不打到对方、不愿意成为主人;而一个渴望成为对手,渴望反抗,渴望获胜的人,正如并不要求强大而将自己表现为强大那样则是非常荒谬的。

  换句话说,这是拥有高科技、物质财富以及心理优势的欧洲的一种自我要求,在特定的时候他并不表现为强大和高傲。这也就是在19世纪,他没有选择去殖民我们,而在现如今他又避免重新殖民我们。但是,根据尼采的权力理论,这种思维方式是处于道德与语言的框架之下的。语言(language)将行为(action)分割为主题(subject)和动作(act),被动性(agent)与主动性(activity),道德将力量(strength)从力量(strength)的表述中分离出来,“就好象在一个强大的人之后有一个中立的根基,而这个根基既可能自由地去表述力量也可不去表述”。对尼采来说,“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根基,在行为、结果之后什么都不存在,实干家往往是行为(deed)加上幻想,而行为代表着一切”。换句话说,本质、存在、行为是具有不可拆解的一致性的,按照尼采所说,它既可能是一种语言上的混淆也可能是一种基督故事中有关自由的意愿

  因为他们相信强大的人可以自由的表现为软弱,一个捕食鸟可以表现为一只羔羊,所以他们所表现出的复仇的心态以及对剥削的仇恨是完全出于自己的目的的。也只有于此,他们才可获得一种权力,也就是使那些捕食鸟因为其自身是捕食鸟的缘故而去承担责任。

  因此,正如此种理念所描述的那样,欧洲并不可能自己去选择在那个特殊时期成为帝国主义(事实上在任何时期),正如我们无法去选择在那个时期去击败殖民主义。是作为帝国主义者还是反帝国主义者其实都是历史所决定的,侵略性的和防御性的利己主义并不是选择的结果,并不是自由意愿的选择,而只是一种历史的使然。欧州现行的和平以及亲如兄弟般的民主,并不意味着它与帝国主义已断绝关系,也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他关于世界强国(world-power)的使命和愿望。他只不过运用不同的或更加狡猾的武器着手于同样一种使命。在后帝国主义时期,欧洲试图成为世界强国的愿望使其不得不去寻找新的道路,新的狡猾的方法。好象是对其征服世界的一个总结,现在的欧洲发现自己已成为一个失业的或退休的征服者,他们渴望和平、安宁,以便使他们能够享受他们已获得的战利品。但是,只有非西方世界同样采纳西方这种理念才可能实现和平、安宁。一个民主的系统意味着这个系统将会裁减、修改西方想作为世界领袖的愿望和对世界狡猾的统治。

  相反地,按照尼采的理论,非洲的和平主义者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姿态既不能证明我们在道德方面更好也不能证明我们就没有权力意志,而这仅仅暗示了我们的软弱,我们软弱的权力欲望。我们没有以复仇为借口而去征服欧洲这件事,其实是我们别无选择的结果,而并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立场要高于欧洲。由于我们的弱势地位以及物质材料的匮乏决定了我们的“道德”是以一种宽大、慈悲的姿态而出场的。

    欧洲的帝国主义者和新殖民主义者的权力理论看起来是通过展示非洲的“羔羊道德”与欧洲的所谓的“捕食者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权力意志的现实化,即羔羊的权力意志与鹰的权力意志仅仅是程度上的不同,而非本质上的不同,欧洲所持的这一观点揭示甚至解构了非洲中心主义者是以道德——罪恶——捕食者为掩护来达到其寻求赔款的目的的。换句话说,因为非洲缺乏实力,所以非洲中心主义者转变为内向的被动的反应。在尼采看来,所有的非洲中心主义者对切克·安塔·迪奥普(Cheik Anta Diop)的诽谤,或者对钦韦祖(Chinweizu)的反西方的雄辩的热情,都只不过是一种对权力意志的反应,一种软弱的表现。

  现在,无论我们对欧洲历史上的权力理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并不重要。因为,很明显的,在生命哲学和文明之路的意义上它就是一个事先已经设计好的步骤,它并不是去寻找也并不在乎是否被赞同。然而,尽管这种解释有些太过玩世不恭,但看起来他比其他绝大多数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它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非洲一直在对欧洲进行指控、谴责,但欧洲从未就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所犯的罪行有丝毫的歉意和悲痛。面对我们无止尽的悲伤和叹息,为什么欧洲没有丝毫良心上的谴责?为什么欧洲没有任何负罪感?为什么欧洲看不到那些只有等到欧洲对非洲和整个人类作出道歉时才能停止发抖和震颤的人们?在尼采看来,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根本没有任何遗憾与道歉的必要。按照尼采的理论,在欧洲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的那些实际的操控者的心里,并没有给诸如遗憾、悔改等悲观的情感留有任何的空间。这些欧洲人究竟是如何看待他们过去行为的?尼采通过对于希腊上层贵族征服者——这些文明社会继承人(他们是当今欧洲掌握权力的工具统治论者)的研究给出了一些线索。尼采说,这些人在回顾历史的时候如果感觉到奇怪的话他们最多表示惊奇:“一些事情或许被意外地搞错了”,他们绝对不会说“我们不应该那样做”。换句话说,欧洲在回顾他们过去的冒险行为以及过去对世界进行征服的时候常常带有一种坚定的宿命论及良心上的自由论观点,在尼采看来,正因为此,欧洲人认为坚强的民族和自豪的国家总是可以理解并传承自己的历史。这暗示着只有那些软弱的人才会一直为他们自己及别人所犯的“错误行为”痛苦的呻吟。

  因此,基于尼采的阐释,可以说并非是那些西方历史行为的真正执行者,而正是我们这些非洲中心主义者才将会与那些罪恶、责任、赔偿等所谓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相伴随,这是因为,就像那些已经过时的曾经成功艺术家们一样,他们才是继承者:

  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罪恶、责任和关心,他们与生俱来就是一群组织者,他们举例说就像一个母亲对待她的孩子一样,那些可怕的艺术家的自我主义即使看起来已经过时,却也都知道去证明他们自己的作品是不朽的。

  在这里,尼采毫无掩饰的率直显得意义深远,他把现在欧洲人就其从古至今对非洲的掠夺行为的谴责,也就是欧洲对自身的自我批判这件事情清晰地揭露了出来。这究竟是欧洲对其所犯罪责的承认还仅仅是欧洲为自己着想将自身内部问题一种高尚化的行为呢?我们首先注意到,从来就没有诸如此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出自那些实际行为的操纵者的,因此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工具统治论的精英作过类似的批评(正是他们密谋并且实现了欧洲成为世界强国的命运。)但即使一些关于自我批评的表态来自于政治阶层,也不能认为是他们对自己所犯罪责的承认,这极有可能是出于那些世界强国自身的需求而编造出来的一种政治谎言:以使抱怨得以平息,从而确保为达到欧洲世界强国体系的最佳状态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由此看来,欧洲关于非洲发展援助的政策同样是出于缓和与和解的目的。同理,如果有一天欧洲决定同意非洲中心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求而承担起赔偿责任的话,那他也极有可能是由于与世界强国体系的自身要求相一致的原因。它将是后帝国主义时期欧洲的一个更加狡猾的例证。当然,在西方国家内部也并不缺少非洲文化的研究者、知识分子以及激进主义分子,他们致力于对欧洲帝国主义的严厉批判,甚至他们自己也在欧洲参与一定形式上的反西方的斗争。然而,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并不拥有真正的权力,并且类似的表态总计也不多。应当承认,这些表态有着非常正面的意义,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很多来自于欧洲知识分子的所谓的对非洲的忏悔将不会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欧洲帝国主义罪行的忏悔,而是出于对当今欧洲后物质、后现代时期的一种厌恶,进而在欧洲政治内部所作出的一种所谓的高尚化的反应。无论如何,即使现在欧洲的历史及性质已经超越了帝国主义时期的本质,那么来自于欧洲的甚至是伴随着世界上最美好祝愿的眼泪,也不过仅仅是鳄鱼的眼泪而已。

  然而,无论是鳄鱼的眼泪还是伪善的面具,当今,有关欧洲后帝国主义的表态都并不能逃避尼采哲学对其的揭露。在这些仁慈的面具和庄严的后帝国主义表面之下,隐藏着同样的甚至是没有丝毫缓和的权力意志,只不过这些权力意志通过狡猾的骗术和借口而使自己的统治欲望看起来更加高尚而已。

  现在,尼采曾经带有非常悲伤的心情而使用华丽的词藻所描述的西方的本质,已经被最大限度地使用更加直白和简洁的语言来描述,以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尼采所谓的使人们在本能欲望和原始的冲动方面失去升华机制的一个更高级的名词。因而,在利奥塔宣布后现代主义意味着对宏大叙事(master-narratives)的废除的时候,他最有可能指的是,虽然欧洲已经故意扔掉了那些隐藏着欧洲对于成为世界强国愿望的自欺欺人的面具,但是人们却仍旧能够对欧洲的权力机构的内部运行方式进行一种“去魅化”的解读。利奥塔在后现代性中对西方强国的解构,将非常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的理解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是怎样继续误读西方的。

  基于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的阐释,非洲对欧洲的误读可以理解为一种“话语的混乱”。在对欧洲激进的批判方面,非洲话语的混乱表现如下。非洲的激进思想家批判西方,公开指责西方对非洲的帝国主义式的压制,以及对非洲人民的暴力和对资源的不公正的剥削。但是为了清晰的表述这些指责,他们求助了一些国家、理念等概念,而这些概念实际上是来自于欧洲人文主义的合理论述。诸如理念方面的概念就包括解放、真理、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等。而这些概念又是通过在教会学校里的训练获得的,而这些教会学校持有一种非常严肃的关于道德世界秩序的信仰,也就是说,这些对欧洲的批判正是在欧洲人文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的隐喻之下进行的。但是,那些以非洲为中心的批判并不知道,西方的合理性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自我转变(self-mutation),欧洲在其合法性的论述方面已经完成了一种范式上的转换。他已经放弃了来自于传统的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的思考模式,而这些传统的思维模式除了不能代表奢侈的富有幻想的陈列馆外,可以说能够代表一切,也就是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这又回到了尼采关于所谓的“恢复清白”(innocence of becoming)的叙述,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驱逐并且消毁那些来自于世界的关于罪恶、惩罚等概念”。更加明确的是,后现代主义时期,在欧洲自我理解这一激进的转换的诸多因素当中,舒曼列出以下几条:第一,在行动中废除以目的为第一的理念;第二,在关于行为的合理性问题当中废除职责的首要地位;第三,不要去关心人类的未来。

  事实上,自从十九世纪开始,西方工具理性的合法性就已经开始转而求助于诸如真理、正义等这些人文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停止了其合法化与自我合法化的的进程。他已经变成了现代权力的论述,也就是说,在利奥塔看来,这种合法性论述的标准是成功、效率和诉诸行动的能力。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就把这种范式的转换进行了分析,他宣称“合理化是有效的”“胜利者是有权表述人类进程的。”尼采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种观点,那就是人文主义的道德理想已经远离了它所处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有什么可以使我们彼此和解的话,那就是大量的不道德的东西,这些不道德的东西并不去思考它有些什么负面的影响,而是一味地纵容自己。”同时,仅仅从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层面来考察欧洲的殖民主义行为,以及对资本主义进行阐释,显然是错误的、不公正的甚至是邪恶的。但是,如果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期,宏大叙事就丧失其合法性的力量或消失不见,那么,根据宏大叙事的视角(真实、错误、正确)对以前的殖民主义以及对现在的新殖民主义的批评就不仅失去了它的针对性而且也未达到他的目标。基于此,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的权威的丧失(合法性的丧失)(de-legitimations)的论述,看起来已经非常的丰富和清晰了。此外,利奥塔的分析还揭示了先进的西方工业社会正在被合理化的系统规则所控制,这同样是因为成功、述诸行为的能力、效率成为是这一系统规则获得其合法性与针对性的唯一标准。在我看来,这种通过效率、权力和成功而获得其合法性的系统的逻辑,在帝国主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作为一种原始的推动力就已经开始根据合理性的系统运转了。在利奥塔看来,工具理性语境中的权力(power)通过其在管理能力方面越来越多的积累,从而增加了其获得权利(right)的能力。这可以说是对殖民时期胜利者的座右铭的直接复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有马克西姆机枪,而他们却没有。

  因此,有关欧洲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永远与伦理道德无关:这并非是正确或错误,正义或非正义,去殖民或去剥削的问题;而是一个所谓的专家政治论者/技术统治论者(technocratic)的权力(power)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实现的,并且又会受那些权力的影响呢?因此,用不道德或非正义的观点来指责西方,无异于会得出一些相互混乱而又自以为是的话语: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与技术统治者的权力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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