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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后的“画家村”

2010-02-09 00:26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杨时旸


编者按:面对生存空间即将消失的境况,艺术家们无奈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面对推土机,艺术显得越发怪异和苍白无力。创造力无限的当代艺术家们在拆迁面前所能做的并不比普通钉子户多些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第456期封面

    当推土机遇上艺术家

    因最新一轮朝阳区土地储备规划,占北京总数90%以上的艺术区身陷拆迁腾退困局,十余处艺术区被拆,数百名艺术家无处安身,中国最富影响力的艺术聚集地行将覆没。这是继圆明园“画家村”之后,已经形成一定文化生态的艺术群落又一次遭遇被驱逐的窘境。

    在不断蔓延的钢铁森林中,这些自由滋长的艺术聚落无疑是最富活力的奇葩异卉,除了艺术经济的创造,对这个城市而言,它们更构筑了不乏理想主义和浪漫情致的精神栖息之所。

    艺术家们以独特且强烈的方式对此次征地发泄着不满,这也许无助于终结他们被迁徙的艺术命运,但却再一次让人们正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是否应该为原生态的艺术生长留下一席之地,面对城市规划、商业利益与原生态文化空间的冲突,我们如何筹措才更妥当。

    拆掉北京艺术区

    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朝阳区内除798、酒厂艺术区以及一号地艺术区属特批的创意产业用地之外,其他艺术区几乎全部属于“违建”范畴。

    刘玮裹着一件鼓鼓囊囊的羽绒服,站在一片废墟中间。他身后是一座尚未拆除的房子,墙壁四周画满了各种抵制拆迁的标语。他抡起一把长柄斧头,忽的一下砍在一块原木劈柴的边缘。“业务不太熟练。”刘玮开玩笑地说道,“这木柴好几百块钱一吨呢。”他身后的房子已经被停水、停电、停暖。他和几个朋友不得不在门外空地烧火取暖。

    这里是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008艺术区,曾建有100多位艺术家的工作室。而现在,因为市政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位于朝阳区城乡结合部的十几个艺术区将被同时拆除,大批艺术家再一次被迫迁徙。

    30年租约2年到期

    自从停水停暖以来,刘玮就没再进入过自己的工作室,空闲的时候他就到另一位艺术家刘懿的工作室里坐一坐。“现在我们就轮流值守,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再通知大家。”刘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008艺术区被一条小路分为两个区域,刘懿的工作室位于路的左侧。这里原本是一大片挑高超过六米的水泥房子,入口处装有铁栅栏门,房子周围搭建着葡萄架。现在,这一切全部成为废墟瓦砾,刘懿的工作室在废墟中朝不保夕。

    下午两点,气温零下3摄氏度。刘懿工作室的桌子上结着冰。四周散乱地放着蜡烛,墙壁上张贴着巨幅海报,上书“解决”二字。这是几天以来艺术家们集体维权的道具。1月12日,由艺术家们集体发起的“暖冬计划”第二站在008艺术区开展。这个被具体命名为“解决”的行为艺术计划由刘玮策划,包括“当代艺术教父”栗宪庭在内的众多艺术家身裹棉被,站在废墟前方组成人墙。栗宪庭在现场说,“现在我们的家园被拆了,我想用这样的行为表达出我们保护家园、保护房屋的意愿。”

    “要解决什么?就是解决我们的基本生存权和对我们的补偿。”展览的第二天,刘玮坐在记者面前这样说。

    一切起始于两年前。2008年1月,由书法转向当代水墨的艺术家刘懿放弃了昌平的临时工作间,来到金盏乡,成为了008艺术区最早租下工作室的艺术家。“我当时签的是30年的租约,那合同上写的是这块地房东租了50年,已经用了10年。”刘懿说,“我觉得能签30年,感觉特稳定,就把城里的房子卖了。”刘懿将这个350平米的工作室隔为两层,装修一新,甚至还用钢木材料搭建了一座小桥,这里既是他的工作室也被当成了家。修葺费用一共13万元。而他并不知道,这份30年的租约本身无法律效力。008艺术区脚下的土地于1998年被当地村民刘金刚承包,用于发展养殖和农产品等,而私自搭建的工作室并未取得审批手续属违法建筑。

    2008年初,正值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火爆的顶峰。在天价拍卖的刺激下,大批艺术相关人士纷纷一头扎进当代艺术圈。城乡结合部的村民瞄准了这个庞大的市场,动用关系租赁土地开建工作室。这些艺术聚集区以798为核心,沿机场辅路向城市外延扩散,黑桥、环铁、正阳、奶东……大批艺术家的进驻让这些不知名的地段声名远播。

    就在刘懿入住三个月后,艺术家刘玮放弃了美术考前班教师的工作,落脚008艺术区,和刘懿一样,他以6角/平米/天的价格租下了一个100多平米的工作室。房租年付,租金每五年递增15%。这个“有30年保障”的艺术区在艺术家之间口口相传,最终150名艺术家入住于此。

    2009年6月,艺术家们发现当地村民开始加盖房子,同时有传言要拆迁了。直到11月10日,艺术家还在各自工作室门口收到现缴纳采暖费的通知。随之而来的却是停水停暖。一个月后,离008艺术区几百米远的创意正阳艺术区张贴出拆迁公告,艺术家们才发现,此次拆迁将是一次对艺术区的规模性清除。

    “灭顶之灾”

    艺术家们开始维权。

    曾经互不相识的艺术家聚集起来,开会、选代表、定方案。他们在艺术区的墙壁上书写拒绝拆迁的标语、申明自己的权益,以行为艺术表达愤慨。但是面对推土机,行为艺术显得越发怪异和苍白无力。创造力无限的当代艺术家们在拆迁面前所能做的并不比普通钉子户多些什么。“我们现在的要求一个是赔偿我们的装修费用,另一个是给我们延长一些搬迁时间。”刘玮无奈地说。

    刘玮和刘懿在工作室门口劈木柴取暖的时候,雕塑家陈文令正在奶东艺术区的工作室里制作泥稿。这个五年前从厦门移居北京的雕塑家在当代艺术圈已是相对成功的。他的工作室有十几名助手,虽然已经停水停电,但助手手中的打磨机仍嗡嗡作响。“我们停电当天就买了一台发电机。”陈文令搓着满手的泥对记者说,“每天电费320块。”

    2009年12月7日,还在台北的陈文令接到助手的长途电话,“陈老师,咱们的工作室20天内要拆迁。”陈文令对着电话喊,“不可能,你们先不要慌。”

    “我装得挺平静,但是也懵了。”陈文令对记者说。第二天他返回北京,确认20天的期限只是房东所定,第20天的当晚,工作室突然停水停电。“水管突然不出水,就像你血管凝固的感觉一样。”陈文令说。他派人买来发电机,第二天早晨继续开工,却有助手向他提出辞职。三年前他和团队因索家村艺术区拆迁而搬来此地,如今再次遭遇拆迁,助手不想再忍受这份工作的颠沛。

    他随后调了一部车专门运送饮用水,又召集来工人,指着院子说,“给我挖一口井。”他想用这样的举动表达一种和现实抗争的态度。工人告诉他,挖井需要15万。陈文令说,“挖!15万我还是有的。”但事后得知,北京有地下水管制的法规,挖井一事只得放下。“你看,我们艺术家多遵守法律。”陈文令说。他在乎的并非是工作室的租金以及装修赔偿,这个2600平米的工作室每年租金20万,“倒是不贵”,他更在乎的是拆迁对新一年工作计划的影响。三年前搬迁时,他正在创作著名的“幸福生活”系列,而这一次搬迁又一次碰上陈文令正创作新作品。2010年上旬,将举行由批评家吕澎策划的大型展览《改造历史》已要求陈文令拿出新作,而2009年11月份,他将在今日美术馆举行个展,还有香港以及国外的一些群展都已谈妥。

    “如果作品完不成我会失信太多人。”陈文令说。在他工作室的黑板上仍按部就班地写明一周的工作安排,他已另租下798的一间办公室,让助手可以打理日常行政和外联工作。而工作室仓库中近20年积累的雕塑小稿和模型尚无处安放。

    因为陈文令的财力和影响力,房东没有给他太多压力。而对于其他年轻艺术家,一些房主并没有如此客气。陈文令工作室的隔壁,住着一对年轻夫妇,元月一日半夜12点,他们工作室的铁门被撞毁,水电全无。“这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就是灭顶之灾。全部积蓄都砸进工作室,现在全都没了。”陈文令说。警察判定此事属于经济纠纷,不好介入太深。

    在维权和坚持工作的同时,被驱逐的艺术家们不得不再一次开始寻找新的栖身之所。而每一次艺术区的拆除都可能会使部分年轻艺术家从此销声匿迹。

    何去何从

    “现在被拆迁的艺术家,一部分跑去宋庄了,一部分回到自己公寓,另外三分之一回老家了。”陈文令对记者说。此次艺术区的拆迁范围涉及朝阳区全部农用地上的违法建筑,而这些建筑占北京全部艺术区的90%以上。按照中国现有的土地制度,朝阳区内除798、酒厂艺术区以及一号地艺术区属特批的创意产业用地之外,其他艺术区几乎全部属于“违建”范畴。

    现在,任何一个正在被拆除的艺术区中,留守的艺术家不到高峰时的十分之一。断水断电和寒冷的天气逼迫他们不得不丢掉大部分家当一走了之。

    刘玮把自己的作品运到了环铁艺术区的一个工作室。“环铁现在是不拆,过一段应该还是要拆。”刘玮说,“又装修了,花了三万,不装没办法住。”在008艺术区与他一起做邻居的艺术家们,现在大都像他一样,各自另找去处。其中最为稳妥的选择是宋庄。

    这个位于北京东部紧邻燕郊的宋庄镇,向前承接了圆明园聚集区的“盲流生态”,向后开启了798艺术区的商业时代。方力钧、岳敏君等众多一线大牌落脚于此,让这个原本寂寥的小镇在几年之中成为艺术青年前去朝拜的圣地。

    90年代初,一批失去户口、没有工作的青年人以极低的价格租下了圆明园周围的农民房。意识形态把他们驱逐在此扎堆取暖,喝酒、聊天、谈论艺术,开启了中国第一个职业艺术家时代。此后几年,一些艺术家首先落脚宋庄小堡村,在那里艺术家们分享着各自的资讯,不多久方力钧等人接到了来自威尼斯双年展的邀请函,那些薄薄的航空信封将他们的身份从盲流变为艺术明星。

    21世纪初,西方资本强力进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以798为核心的艺术区成为时尚和资本的代号。艺术聚集区从此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流行的生态。艺术区的功能从避难所升级为资本实验田。而今,艺术区大面积拆迁后,宋庄再次成为为数不多的艺术堡垒之一。但仍有艺术家不愿前往遥远的宋庄。

    “那么远的地方,会因为距离而被边缘化。”陈文令直言不讳,“这是一个很功利的算盘。策展人、机构、藏家、媒体去一次宋庄来回四五个小时,人家会因为距离远就不去了。那边确实是稳定,也会让你失去机会。”陈文令现在开始装修自己的一座空置别墅,暂时将尚未完成的作品搬到别墅地下室,助手和工人也可以入住。同时,他的助手在奶东艺术区不远处找到了一处新工作室,租金每年52万。“我就算去宋庄,以我的规模也得租一个二十万的工作室,我省下三十万,但是失去几个机会,看起来便宜实际上更贵。”陈文令说。这次签约之前,陈文令特意找了风水先生。风水先生看到周围大片的拆迁土地,对陈文令说,“这个房子两三年后有官司。”一时让他哭笑不得。

    陈文令承认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让他相对轻松地应对拆迁困境。“这次拆迁,对没有经济储备的艺术家影响最大。有人批评艺术家急功近利。你不急功近利,光谈哲学,遇到这样的事不就是要你死吗?”

    “我知道当代艺术圈不是收容所,但是看到艺术和人格都很优秀的艺术家遇到这样的事,还是很心寒。”陈文令说。

    投入全部积蓄打造工作室的艺术家并不在少数,刘玮和刘懿仍每天坚守在工作室门口,生火取暖,晚上盖三条棉被过夜。这些会画画的钉子户们想以最后一搏讨回装修费用。他们知道自己租用的工作室属于违法建筑,即使索赔装修款也还是与房东的私人协商。对于未来,这些艺术家尚没有计划。刘玮叹了口气,“没地方去,就进山吧,怀柔啥的,再不行就回老家。”

   大工作室时代的诞生与终结

    这次的大规模拆迁也许会改变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土地法规的完善,这种在农业用地上盖工作室出租的现象一定会越来越少,所以大工作室时代,将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代,终将成为历史。

    口述/王鲁炎

    整理采访:本刊记者/杨时

    艺术家王鲁炎作为“星星画会”的一员,从70年代末开始当代艺术创作,日后与陈少平、顾德新组成“新刻度小组”强调艺术的理性价值,成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颇为重要的力量。王鲁炎也经历了从70年代的“公寓艺术”向21世纪工作室时代转型的全过程。

    八十年代到2004年,公寓创作时期

    最早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工作室的概念。70年代末到80年代,我们是在自己家里画画。那时候我住在东四十条的一个胡同里,我家12平米。画的时候把床掀起来,画完之后再放下来。当时我最大的画可以画到10米。但是在房间里的距离,没办法有画面的整体感,比例上肯定要出错误。我就用广角镜头先把画面都收到镜头里,把控整个画面,但是那样画面就会变得非常小。后来,我有机会到美国展览,第一次在大空间里展出我那时候画的画,在现场一看,画面全都是问题。

    那时,如果有策展人或者批评家来看画,我们就把画从门后边或者床下边拿出来给他们看。当时很多人都去我家里一起聊天,像费大为、范迪安、高名潞、黄永、王广义、张培力都经常去我们那个豆嘴胡同。因为我们参加过星星画会,有一些“历史污点”被攥住了,有一阵还成了街道大妈的监控对象。后来在小屋子里画大画的时候,没办法,我们就到马路上去画。

    我们离二环路特别近,白天车多没有办法画,就每天等到半夜12点,我和我老婆拿着东西一块儿到二环路上去画,没车的时候抓紧画,有时候有车过来,风会把画掀翻,弄皱,有时候翻得满大街都是。到了凌晨两点左右,捡垃圾的人就出来了,画一旦皱了跟垃圾特别像,那些捡垃圾的就会去捡那些画,我们去抢,他们以为我俩也是捡垃圾的,还会发生争执。这就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工作状态。

    你会发现,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家的巨幅作品非常非常少。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大展上,尺幅达到两米左右的作品算是当时的巨幅概念。因为小尺幅的作品符合“公寓艺术”的特点,画了以后可以储存可以展示,所以说,空间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尺寸,也决定了当代艺术强势或是弱势的身份。

    我先后搬了九次家,在2004年之前,我一直在家里画画,没有现在意义上的工作室。后来我的家比以前就大得多了。我的客厅是30平米,挑高6米,但那是一个家居的环境,你在给策展人或者批评家展示画的时候,作品的背景也许是一个沙发,也许是床,这样的家居语境决定了你的身份不那么专业,似乎画画还是一种饭后茶余的消遣。

    直到2004年,我的一个朋友劝我去租工作室,我还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不明白为什么非得要有一个那样的大房子才能画画?后来,我去参观了那个朋友工作室之后才发现它的重要性。

    颠沛而独立的工作室时代

    2004年是中国进入工作室时代的元年,在那之前人们大都没有工作室的概念。我第一个工作室租在索家村。那里有90平米和180平米的工作室。因为之前习惯了在30平米的客厅画画,看到90平米、6米挑高的大空间,觉得太大了,这要画多少东西才能把这个空间填满,因为当时脑子里还局限于只画那些小作品。但是看到很多人都租180平米的工作室,我也就租下来了。当时的价格是每天每平方6毛多,一年4万多块。当时对我来说是挺大的数字。我隔壁的一位艺术家,也是现在人们很熟悉的一位,当时他只能付半年房租,下半年的钱还没有着落。

    进入工作室时代之后,中国艺术家作品的形态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甚至有很多高成本大制作的作品出现。中国当代艺术的地位,也从边缘逐渐变成整个亚洲的主导。

    我在索家村的工作室呆了两年多,就开始闹拆迁。艺术家也和今天一样,联合起来想各种办法,有的找房东沟通,有的找韩美林那样可以和政府说得上话的老艺术家帮忙,有的也做行为艺术组成SOS的图案。强制执行的通知贴了好多次,都没拆成。

    艺术家一般也都住在工作室,有一天早晨醒来一看,发现院子里已经有100多名警察站满了。他们在符号学上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一辆带铁栏杆的警车,有一辆救护车,手铐在衣服下摆可以看得见,用黄色警戒带已经围好。过了一会儿叫来了铲车把我对面的艺术家尚扬的工作室前脸挑了一下,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各自收拾东西也就撤了。

    事后大家在一起商量说“看来这工作室的事也不靠谱啊?”以后怎么办?我旁边的艺术家就说,“还是得要工作室!”我就问,“那你说工作室用多长时间,就够本了?”这出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答案。我算了一下说,“我得两年到三年才可以,一年多就拆,我真受不了。”我隔壁的艺术家说,“我需要一年到一年半就可以了。”这说明,工作室在那时候开始已经给艺术家带来的很好的收益,经济情况的分化已经显现出来,这就涉及到工作室对整个艺术生态的影响。

    工作室的出现给艺术家带来了很大的实惠。2004年之后,工作室迅速普及让中国当代艺术家迅速进入了一个独立、专业和强势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让艺术家独立于画廊、美术馆、评论家。并不是完全独立,而是艺术家可以完成从制作到展示再到销售的全过程。在一些懂得运作的艺术家那里,随着西方资本进入,他们的工作室已经迅速机构化甚至公司化。他们的工作室中有专门的人负责学术展览、负责联系媒体以及负责市场运营。有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可以装修得非常豪华,甚至比一些画廊还要好。他们的作品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已经是一种终极展示。这也引发一些负面的问题。比如,中国艺术家和画廊的合作不那么规范。

    随着艺术家阶层的分化,艺术聚集区中,工作室之间的邻居关系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非常微妙。几个人的工作能否在一起有两个方面决定,一个是艺术上的观念和手法是否是一路;第二,在资源上能否互换,如果两个艺术家资源和经济上差异很大,自然也无法在一起。

    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9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市场上一线的艺术家。有一些市场不好的艺术家看到这个情况,就在那些大牌工作室旁边也租了房子,企图沾光,想如果有藏家、策展人去看那位成功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顺便也能看看我的东西?但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个成功艺术家在两个工作室之间砌起了一堵墙,人家拒绝和你分享资源。当你不能互换资源,人家凭什么让你沾光?

    圆明园时期,艺术家扎堆是因为各自的贫穷,并没有考虑太多。但2004年工作室时代之后,有一些成功的艺术家不愿意在很纷杂的环境中工作,他们愿意相对独立一些。我们这些工作室聚集区的艺术家其实很像现在小区的封闭式管理,各自有各自的圈子和朋友,有时会在一起聊天。但是工作室之间不认识的艺术家即使是邻居也基本老死不相往来。

    我的工作室第一次被拆迁之后,就从索家村搬到费家村,工作室只有120平米。两年多之后又开始闹拆迁,又搬走了。这次也是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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