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里，批评是一种判断，它需要的是眼力，是面对作品能够判断其好坏的能力，而好坏涉及到价值标准。
在一个价值稳定的系统或者价值稳定的时期里，诸如文人画系统，判断或者眼力是一种鉴赏家的眼光，而在价值体系的大变动的时期，判断的本身和过程即是参与价值体系的重建过程。
在文化的转型期，我们需要的不是像鉴赏家那样选择“好”画，而是要选择与文化与艺术运动有关并产生“意义”的作品。当人们面对一件不理解的作品质疑“这也是艺术吗”时，他的判断即来自以往的经验——一个稳定价值系统给予他的关于“什么是艺术”的习惯在起作用。事实上，艺术没有一个恒定的概念，用一个时髦的话说即艺术没有本质。所以，我以为“什么是艺术”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而只有“艺术在今天发生了什么”。
在我的眼里，艺术是不断变化的，它总是不断地通过语言的变化(新的语言模式的创造和旧的语言模式的变异)，给人类提供或揭示新的感觉世界。因此，批评家总是要保持对他所处时代人的生存感觉和新的语言变化的双重敏感，并通过推介新的艺术家，来证实他自己对一个时代的某些焦点的把握，因为正是这些焦点隐含着一个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价值或意义支点。
这点批评家更像艺术家，只不过批评家的作品就是他发现和推介的艺术家、艺术潮流或现象。因此，把正在发生的艺术现象作为出发点，是批评家区别于理论家和史家的标志。理论家更看重把一般、抽象的艺术规律和建构一个理论体系作为出发点，他可以通过活的当代艺术现象来进行这种建构，也可以通过过去艺术现象来展开他的理论；史家则一定是通过对过去的历史(当代史也是一种过去式)进行不同的叙述，来寻找自己的艺术观念的。
三者都可能产生理论，三个角色也可以兼于一身，但其研究范围、出发点和工作方法的界限是清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对艺术作品——正在发生的艺术现象的自觉、敏感或者感动成为判断的首要的原则。多年来，我的工作更多是看作品，并时常把这种看作品扩展到体会艺术家的生活，我不断地推出一些新的艺术家和新的艺术倾向，往往是基于我与这些艺术家就生活在同一生存空间，所达到的共同的感受，至少是我感觉到他们的感觉，或者被他们的感觉所感动。对于我，这既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像艺术家那样的心理需求。20年来这几乎成为我的一种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