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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对哲学的颠覆及其后果

2010-01-25 15:21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程志敏


内容提要:文学理论的繁荣昌盛导致了知识格局的巨大变化。哲学的文学倾向与文学的哲学化功能促使双方的谱系学论争表面化尖锐化,文学通过解构和隐喻宣告独立并取哲学而代之。其中因素交相缠结,其结果亦旁涉广牵。归要言之,乃在拒绝科学化的实证思潮、文学崇拜、知识的权力论衡及现实的沉积与吁求等数端。功过兼在而多所批评,梳理历史而探求真意。

    本世纪的文化怪现象多不胜数,五花八门错综复杂。其中颇具纲领性的要算文学对哲学的颠覆,它的表象就是,在英语国家的大学中,大量开设有关法国和德国哲学课程的不是哲学系,而是英语系或文学系。“文学理论”一词不断升级和扩张,变成了“对尼采、弗洛伊德、德里达、拉康、福科和德曼、利奥塔德等人的讨论”的同义词。随着政治上全球性左翼运动的风起云涌,文学系和文学理论家越俎代庖地成为了社会运动的策源地和策划者。与此相应,哲学家们又“奉天承运”般地大谈起文学理论来。哲学“移情”文学的现实一方面淡化了文学与哲学的界线,同时又似乎淹没了哲学的存在。这里面牵涉到重大的盛衰升降之秘辛,也必会引发一系列足可改变知识世界的重大事件。

    先后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以及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纷纷融入文学理论,或者反过来说,文学理论大量吸收了现代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百余年的文学理论才会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丰富和厚重。文学理论与其他几乎所有门类人文学科的联姻,也使得它的新内涵远远超出了传统概念的范围,它所包含的许多理论并不仅仅诉诸文学或者包括对文学的理解,同时它还保持着与传统哲学观念的距离,并取代哲学而充当了文化批判者的角色。

  在历史上,文学与哲学向来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从知识分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与哲学的界线一直都不甚分明,但知识系谱学(genealogy)上的等级地位却是客观存在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长期制造着文学与哲学在知识系谱上此消彼长的紧张与明争暗斗。随着知识的累进和历史境遇的变迁,准确地说,随着哲学的式微和文学理论的羽翼丰满,二者的争斗日渐公开化、明朗化、尖锐化和白热化,最后演变成文学理论的志得意满和哲学理念的艰难挣扎。

  这种情形受到了哲学家自身兴趣选择和行为方向的确证,哲学家在事实上对文学艺术过分热心的关注更加重和加速了文学颠覆哲学的力量和步伐,造成“哲学终结、文学统治”的客观效果。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作为古典文学教授的大哲学家尼采,他的几乎所有(哲学)著作可以不加分别地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尤为关键的是:这些箴言式的文学作品颠覆了自柏拉图以来几千年的哲学传统。这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跨度,又是本世纪文化流变之滥觞。此后,弗洛伊德广泛论述了文学艺术的产生和作用,海德格尔追溯“艺术作品的本源”并诗性地运思以高扬诗本体论,拉康专门研究坡的小说,萨特成功地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和纯粹哲学之间客串着不同的身份角色。对此,法国哲学家杜夫海纳不得不承认:“这丝毫不足够为奇,艺术(尤其是文学)引起了所有科学的关注,特别是那些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1)与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照是,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并在哲学误入歧途且病入膏盲之时接过了历史理性批判的任务和权杖。

  文学理论如同自然科学在知识系谱的另一极不断地取得成功后所做的那样,开始在知识王国的领地里消解哲学的合法性话语,攻击哲学的存在理由,颠覆哲学的存在地位和作用。结果就欣然把整个哲学传统都看成是隐喻性的,即文学性的。德曼(Paul de Man)不胜得意且傲慢地说到:“对形而上学本身的批判活动,在整个思想史上不断出现,其关键,就是比喻的修辞学模式,或者说文学,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2)难怪罗蒂(R·Rorty)要把德曼的理论看作是“文学对哲学、科学、政治所进行的疯狂的侵占”。而文学理论的全方位系统功能也的确对哲学的地位和存在理由构成了巨大威胁,黄袍加身似已顺理成章。因为此时的文学理论已远非尽属文学性范畴,而是包罗万象,实为现代智慧之大烩集,有似近人所谓“大传统”。这种最广泛意义上的大文学观确乎可以吞噬和抵制(其他)一切理论,当然也包括哲学。

    处于被动一方的哲学却不断地遭遇“范式的革命”(库恩语)以及革命中的诸般异常,因而面临完成、多余进而解体的危机。尼采早就看到了这种“偶像的黄昏”,胡塞尔也承认:“哲学的历史从其内部看,越来越具有一种为其生存而斗争的特征。”(3)这种特征在最近二三十年的西方知识界达到了顶峰,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最终解决文学哲学千年恩怨的热情。回首当年,康德虽也感受到了哲学的这种海古巴(Hecuba)式的破败,但他秉承启蒙的精神以批判、论衡为手段,仍然为哲学(即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大厦创造性地奠定了足可信赖的基石。现在,陷入知识合法性危机的现代人匆匆忙忙地把问题归结为整个传统尤其是哲学的误导,于是纷纷用非哲学的语言和思路来做出反哲学的历史功绩,以示“不涉理路、不落言筌”。

    如此一来,哲学的境地就十分尴尬地陷入了历史中早已隐藏不露的两难:如果哲学沿着康德—胡塞尔的哲学“科学化”道路继续努力,哲学就必然会走向自绝于其他知识形态的实证主义,而且实证科学对玄学的反感和拒绝也终究会反讽性地消解掉哲学;如果哲学投靠文学,即寻求不确定性的话语权利,则又显然不如文学批评或历史文化更富于敏悟性和感召力,哲学也就会显得多余。(4)在这种进退维谷的关头,一部分哲学家把哲学的家建基于科学主义的语义分析上以求明晰性(clarity)和精确性(distinctness)的庇护,另一个传统的哲学家则转向了更重性灵的文学以诉求创造和升华的慰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对哲学的颠覆同时又是哲学内部这一派同那一派的较量。

具体推助并执行这场颠覆和较量的是解构主义思潮,或者说解构主义的崛起成了其直接的表现和现实的动因。在那个“轻率任性的岁月……对理性的价值、真理和学术成就进行半通不通的攻击”(5)就是“造反有理”在知识界的反映。作为传统的另类接受者,解构主义者的理论兴趣往往徜徉于文学与哲学之间,他们真诚地犹豫于两者的取舍与决断,并最终似乎都能保持两种兴趣的交叉,而让“全部的主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往返于文学与哲学之间。”(6)解构主义者用拆除文学和哲学的制度壁垒的办法来达到颠覆和消解的目的,因为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与阐释的完整的空间:在文学、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写作的空间。”(7)这个空间差不多就是大文学的空间。随着诸神的引退和哲学的终结,文学就成了苍凉追问“谁主沉浮”的孤独英雄。美国“解构”重镇耶鲁学派的主将布鲁姆(H·Bloom)这样描述到:“今日美国文学教师远比历史、哲学或宗教学教师更加被谴责为去教导过去的现在性(presence of the past),因为历史、哲学和宗教作为推动因素已离开了教育舞台,把目瞪口呆的文学教师留在祭坛上,为其究竟应当是祭物还是教士而困惑不已。”(8)这就是那场颠覆最富有戏剧性的效果。文学的兴盛反而造成了某种曲高和寡的格局,反讽地陷入了“怆然涕下”之悲凉情调中。

    文学与哲学的论争可追溯至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与诗歌之争”,只不过现在论争双方的地位发生了变化。虽然德曼宽容地认可了两者应然的关系,他说:“一切的哲学,以其依赖于比喻作用的程度上说,都被宣告为是文学的,而且,就这一问题的内涵来说,一切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说,又都是哲学的。”(9)但紧接着他便从实质上否定了这种表面上依稀对称的陈述。在他看来,把文学与哲学归拢在一起会是同一性或具体性的共同匮乏,于是他反对两者水乳交融的可能和事实。从逻辑上看,颠覆运动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否决哲学的特权并论证文学理论的独立性。关于哲学的危机或终结问题,笔者另有撰述,(10) 根据题旨,重点剖析文学颠覆的层面。

    在文学理论空前繁荣的时候,人们发现没有哲学就如同后尼采时代没有上帝一样,并无不适或危险。相反,文学理论一旦脱离了传统架构的重压,反而更能够自由自在地承担起人类思想的各种约定。因此德曼认为不能把今天文学理论的发展看成是哲学思辩的副产品,而只有在某些极为罕见的情况下,文学理论和哲学之间才可能存在着直接联系,且不一定就是从属关系。“更经常的却是,当代理论是对哲学中在不同语境下也有所表露的问题,所做的一种相对自主的描述,虽然并不一定是以一种更为清晰、更为严谨的形式来描述。”(11)也就是说,哲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哲学所能的文学理论也能,或许还更行。文学理论本就是自由之身,无须靠哲学施舍点什么世界观方法论之类的养料也能茁壮成长。

    文学的自主性就在于文学本身是自我解构的。它的这种自我解构实际上就是反本质主义的,也即反哲学的。在这个纷纷另避蹊径逃离传统、揭示虚无、反对压制的时代,解构主义者找到了文学理论这一通道或蓝本。他们认为文学是摆脱各种谬误的语言形式,并能通过不断的解构或在理论间的不断摆动来揭示本真的虚无。德曼说:“诗歌语言用不断更新的理解来命名这种虚无……它毫不厌倦地不断重新命名它。这种持续的命名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学。”(12)这种十足的海德格尔主义和存在主义论调试图要把先前的洞见(insight)看成一种“剧场假象”之下的盲目性(blindness),同时又要防止旧的盲目性变成新的盲目性。文学本身是自我解构性的,文学的自我解构包括了对美学范畴的取消,因为文学理论既是理论又不是理论,是理论之不可能性的普遍理论。文学理论不是审美性的,也就不需要通过美学来巴结哲学,更不能同化为哲学。文学不是别的,就是文学自体(以类康德所谓thing-in-itself)。

    文学不属于不役于不同化于哲学,但却能够起到哲学的作用。文学理论之所以“已经完全变成了哲学的合理关注”(德曼语),在德里达看来,因为“文学批评在形式上是十分哲理性的,即便从事这一行的专门人员并未受过哲学家的训练,或者即便他们宣称对哲学持怀疑态度。大概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就是哲理性的。”(13)德里达这种自称“未必是一种赞美”的看法当然也未必就要了哲学的命,但却让哲学“下了岗”。文学代替哲学去探索那“说不可说不之神秘”,开始主动承受哲学那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与虚无之间的永恒痛苦。

    最后,解构主义通过“隐喻认识论”彻底把哲学消溶于文学之中,完成颠覆大业之最后一击。解构主义十分崇拜隐喻在思想表达形式中的作用,把文学隐喻看作是感性知觉和理性推理之外的又一重要的知识源泉。他们认为隐喻乃是来自逻辑空间外面的声音,而不是填补这个空间的经验材料,也不是对这个空间结构的一种逻辑哲学的澄清。在颠覆者看来,隐喻打破了体制上的对峙,充分证明了语言与逻辑空间的开放性,也就是证明了文学的开放性。有鉴于传统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无法验证性或虚假性,解构主义者因此认为可以把哲学当作文学性的虚构来阅读。他们将哲学隐喻化或文学化,从而以单方面的获胜来打破体制上的对峙,或者如他们所意愿的那样,消解二元对立所带来的灾难。  他们认为文学意识到且公开承认隐喻性的虚构,因此就摆脱了贯穿于语言中的自我欺骗,也就有资格领袖群伦了。这样一来,解构主义就从文学的视觉把整个哲学传统看成一系列富于诗意的文学成就,而哲学就无形地消散于大文学中了。

  文学颠覆哲学的策略就是同时论证哲学的封闭性和文学的开放性,其目的在于“有意识地反叛传统的重负”(德曼)或“试图将哲学推回到它不再处于支配地位的阶段”(德里达)。他们以非谱系化的方法消解制度性张力,释放文学的能量来消弥知识中那些缺乏法律根基或合法性根基的非自然的、历史性的、人工构筑的对立,并以同时性的互文性解读和无终结的写作来拆解对书本旧有的理解和打破内部树界的传统,进而产生出另一种读解、写作和诠释的空间。在这种解中心(decentrism)的空间或“这种非位置中(nonlocus),无限的符号交换开始自由活动起来。”(14)解构主义转移甚至搁置起文学的和非文学的语言运用之间的障碍,“把全部作品从文本经典化的世俗重压下解放出来”(德曼语)。这或许就是文学颠覆哲学的理由或口号。

文学取得了制度的控制权,颠覆并收编了哲学,其地位逐步生级,其作用也随之上扬。在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老问题时就产生了一种胜利者征服者惯有的新答案。文学作为历史性的建制虽早就有某些惯例、规则等等,但此时这些惯例和规则等虚构的建制就获得了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并允许摆脱和置换规则,因而可以或制定或创造或怀疑自然与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差异。对此我们不禁会问:文学理论为什么这么吓人?解构主义回答说:“它由于揭示出意识形态的运转机制,而颠覆了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反对美学作为其重要部分的强大传统;它瓦解了文学作品既定的经典,模糊了文学和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界线。”(15)文学结果成了哲学的主要话题及其所希望的那种真理的样板,而哲学则成了对其在文学那里的解构的无穷反思。这种不再与哲学相提并论的、甚至是包含哲学在内的文学,实际就是一种无限的、未分化的文本织体之王的文学。相对于当年“哲学王”的模式,现在应该改元叫“文学王”了。

  这是一个“天下大乱”的(维特根斯坦语)、“黑暗而贫困”的(海德格尔语)时代,拓荒者在传统废墟的“荒原”(艾略特所谓Waste Land)上开始了无序的争斗。危机与拯救、终结与守成、霸权与颠覆、解构与重建等殊途同归的救世主义在激进的分野中争夺新世纪的“天启”,即争夺“现代性”的监护权和解释权。“这类话语呈现为名目繁多的‘主义’论述,燥动着难以遏制的现代性知识-感受的欲念冲动和情绪宣泄:或标新立异或愤世媚俗或大开社会病药方。”(16)这种以各种“主义”(isms)来投标建设“现代性”的整体方案引发了世纪性的“话语通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而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冲突动荡又掺和进了学问形态的独立流变之中,结果知识界的情形便愈加混乱复杂。文学对哲学的颠覆变得不仅有理而且神圣,足可代表时代的精神状况及其演进的脉络,故堪称审查百年“礼崩乐坏”的最佳视角。归要言之,有以下数端。

  第一,拒绝科学化的实证浪潮。现代人把哲学看作是科学所制造出来的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因此通过泛隐喻化或文学化来消解哲学,实际上是要扭转千百年来人类对纯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之片面追求,以文学隐喻的非明晰性和非精确性的权力来打破技术的漫天统治,而日渐浓烈的实证主义正源源不断地给人类制造着灾难。在他们看来,科学实证论者借助逻辑公理和语义分析的可靠性来设置一种文化委员会式的审查机制,强迫哲学单一性地回答逻辑语义的调查,建立起类似于政治统治的封闭性权力话语(此为文学攻讦哲学之最大罪状),担当新的“巫术-宗教仪式”的功能,避免抗议和差异,扼杀多样而丰富的思想,阻塞多元化的道路。科学主义表面公平中立实则暴魇偏执,它使任何文化批判失效或降为简单的技术操作。科学主义伸出一把“众生平等”的技术尺度,结果却党同伐异、简俗思想。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统治缺乏历史主义的责任心和开放性。所以颠覆哲学之更深鹄的即是颠覆科学化的实证浪潮,文学的普适化一定程度上就是吞噬灵性的科学主义的解毒剂,以克服由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所产生的那种唯科学主义的诱惑,并超越“单向度的思想”(one-dimensional thoughts) 。当然,其结果是否有如初衷、其效果是否如人所愿,恐怕既无从谈起,又不必拘泥。

  第二,文学崇拜。无限自我膨胀的文学理论上升为一种文学崇拜,取代了理性崇拜和科学崇拜。“仔细阅读”和“无终结性的写作”代替了以前的“理性”和“科学方法”。在他们看来,只有接受了文学理论家(而非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态度和习惯,人间的普遍正义与和平的黄金时代就会来临。颠覆者“在我们以前崇拜光芒四射的逻各斯的地方,为文学这个以文学语言表达其声音的灰暗的上帝设置一个祭坛。”(17)文学就成了新天方夜谭的现代咒语,文学甚至成了上帝的别名。而象德曼之类的颠覆者则很容易把自己看作是先知,甚至是救世主。这些人的追随者则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的前卫或新王朝的开国元勋。文学崇拜功成名就而功德圆满。

    但是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看到文学崇拜之仍旧陷于传统窠臼的弊端。在同样盲目和狂热的崇拜之中,这种毫无节制的泛文学化倾向会使思想丧失确定性和方向感,这样的代价远远超过对文学隐喻重要性的强调。而且,文学一旦取代了哲学,文学自身的状况也就开始不妙起来。任何拒绝哲学而张扬无始源无目的的新写作都将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与主题,对此罗蒂严厉地批判道:“一种文学如果与一切均无联系,没有主题也没有题材,没有有效的寓意,欠缺一种辩证的语境,那它只不过是胡言乱语而已。”(18)卡尔·格拉斯也警告过这种错误地将科学和哲学转换成文学的后果:似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总体上所有的人文学者,相信可以省却争辩,一律用虚构来言说。(19)实际上文学的这一特权位置是以丧失真正的独立性为代价,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解“崇拜倾倒”之意,于“礼拜崇敬”外,尚含“拜而使之倒”之意,即“拜倒于”与“拜之倒”也(参见《谈艺录》第517页)。文学的自我膨胀之弊端所在多多,其尤为痼病者,乃在颠覆之外又成崇拜,崇拜则必有窠臼,如钱钟书先生所云:“窠臼则变滥恶,是则不似,似即不是,以彼神奇,成兹臭腐,尊之适以贱之,祖之翻以祧之,为之转以败之。”(《谈艺录》第171页)“尊贱”、“祖祧”、“为败”之洞明高论足征文学崇拜之流俗也。 

    第三,知识的权力论衡。现代人剥下知识分子虚伪清高的面具后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20)当然这里作为知识的眼睛的权力远远高于世俗的政治法律权力,切不可将权力问题贫困化。实际上知识和权力自来密不可分,权力靠知识作论证,知识赖权力而推行,况且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力量,自会有广义的权力之内涵。利奥塔尔(J·F·Lyotard)总结到:“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在信息时代,知识的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统治问题。”(21)因此文学对哲学的颠覆实际上是知识系谱中关于地位和作用的权力论衡,是利奥塔尔所说的“信息学霸权”(hegemony)的无情追逐,是永恒的权力争夺的现代供奉。

   这种权力论争由知识的转型或谱系的断裂引起,反过来又加深了这种裂痕,使这个多事之秋愈加不得安宁。用福柯的话说:“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22)解构主义也承认这一点,同时更加强调非连续性的断裂乃是强化谱系诱导颠覆的直接原因,“断裂愈剧,谱系责任感愈强。”(23)反之,谱系论争愈剧烈,则表明断裂愈深重。质言之,文学对哲学的颠覆折射出并制造了支流遍布、理论成灾的现代人文景观,让人徒耗思量也无所适从。我们认为,“黄昏”、“断裂”、“颠覆”、“毁灭”、“终结”以及“解构”等世纪的主题、能指的海洋,既有可能成为文学与哲学“新生”(Renaissance)的洗礼,也极有可能成为荣光与梦想的历史性海葬。

    第四,现实的沉积与吁求。本世纪社会现实和政治理念均颇为动荡,形成了对权力与颠覆、压迫与反抗之类的极其敏感的社会心理和思想层面。因此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以及文学对哲学的“造反”是与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破坏或改造携手并进的,甚至认为破坏旧的知识制度就是破坏旧的社会制度,颠覆哲学就是颠覆王权和帝制,就是革命。解构因此被认为是文学学者对激变社会的高超努力和特有贡献。“一场广泛的文本的浪涛”(哈贝马斯语)能够冲刷各种文化谱系和政治格局方面的壁垒和铁幕,达到多元并立、和平共处的境界。似乎颠覆之说圆融通泰、颠覆自举顺天应人。

    又由于文学的敞开性,文学对哲学的颠覆似乎能够唤起社会政治生活中最大限度的民主(德里达)。就连反对文学崇拜的罗蒂也认可了那场颠覆的意识形态功能,他说:“那种拒绝了核心和深刻这样的隐喻的文化多元论,是与民主政治、与给我们以当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和实际制度是一致的。”(24)此话一语道破天机,原来知识的流变还可以保证西方政治制度不会变得更加僵化、固执和压抑,因此文学的颠覆不仅不会危及政治制度,反而获益良多,且能公私兼顾、忠孝两全。每虑及此而不得不服膺权力论者之通透练达也。对于颠覆与现实的关系,伊格尔顿(T·Eagleton)尖刻地揶揄道:“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合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转而破坏语言的结构。至少,任何人都不会因此而敲你的脑袋。学生运动在街道上被冲垮了,被迫进入了反传统的叙述。”(25)可见这场论争之扩大化乃是受到了现实灾难和意识形态吁求的加剧,才显得同样的混杂和不安。在某些学者看来,文学和哲学之争是知识王国的武侠梦,是无用书生的懦弱发泄,也是社会不公正制度在知识上扭曲的结果。此论虽过偏激,却是不无道理。

    最后也为哲学一辩。哲学没有特权,文学也作应如是观。只不过文学崇拜者们过于认真地看待哲学,所以要急急忙忙地“篡权”,来推行新的民主政策。其实大可不必,哲学不具有文化霸权,文学也不因为颠覆了哲学之后就理所当然地获得这种并不存在的霸权,还是各安天命,方能歌舞升平。否则简单地抬高文学和粗暴地拒绝哲学都是对文艺复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倒退。故有“后哲学文化”论者主张,我们最好把哲学只看成古典与浪漫之间的对立中表现十分突出的另一种文学样式。我们不应把“哲学”用作这种无所不在的对立中的古典一极的名称,我们应当把古典与浪漫、科学与文学、秩序与自由等对立都看作是象征着遍布于每一学科和每一文化领域中的一种内在韵律。(26)此论虽但仍偏向于文学崇拜的理路,因其不彻底又陷入了那种认为哲学封闭的陈词滥调之中,但对文学与哲学的态度要平正公允得多了。

    文学固然具有开放性,哲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因为我们的全部世界经验是一个逐渐无拘无束永无止境的过程,故而对这些事物作出一种哲学说明也是一个永恒无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实现了我们每个人在思想中与自己的对话,而且也实现了我们大家都卷入的那种对话,无论人们说哲学已经死亡,或者说哲学没有死亡。”(27)我们承认文学和哲学的论争与融合就表述、情趣等方面的濡染而言,对知识的建构和思想的奔放流动都大有益处。但我们仍然要求必要的划界,以维护知识的内在秩序和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知识各自的价值和贡献。这里为哲学一辩有如马尔库塞所云:“关键不是哲学的界定和尊严,而是有无机会保留和保护用不同与日常用法的术语来思考和说话的权力和需要。”(28)换句话说,我们在文学崇拜的时代背景下强调一点哲学的意义,实际上也是对文学的一种连带防护,否则会如前所述,离开哲学的文学恐怕会比同哲学并存对话共谋发展的文学有更多的麻烦甚至灾难。既然哲学对文学的支配是非法的、不合理的,那么文学对哲学的颠覆及其文学崇拜之最后结果也不免有矛盾相攻之虞。

   总之,文学对哲学的颠覆是现代精神在知识系谱学内所展开的乌烟瘴气的竞戮,不仅没有解决多少问题,反而使精神文化世界生灵涂炭、花果飘零而且破败不堪。这是人类思想史上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残酷争斗,类似于宗教界的“圣战”,缺乏必要的宽容和多元的情怀。这场论争将来必定会有一个结果,只不过那时疲惫的人们或许已经没有心情去评述这场虚无化毁灭性(或许还具有一点开拓性)的千纪论争究竟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历史翻滚的浪潮永恒不歇地浮沉着理想、希望与现实,让不证自明的经典教导濡空为怀疑的泡沫,把神圣的敬祀俗化成良知守望的操行。文学对哲学的历史性颠覆或者产生了足令千秋评说的功与过,但恐怕更多的却是让人徒然多了些许莫名的感喟。有道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注释:

(1)M·Dufrenne:  Main Trends in Aesthetics and Sciences of Art   P59    New York    1979 

 (2)(9)(11)(15) 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8年,第64、92、99、103页

(3)E·胡塞尔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4)(17)(24)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3、153、153页

(5) 这段话是1992年英国剑桥大学在考虑是否授予雅克·德里达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时,由国际上一群知名教授联名致伦敦《时报》的一封信中对德里达的评语。这既可看作制度和传统的差异表征,又代表着人们对解构主义的一种代表性观点。就笔者而言,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佑证。限于篇幅和行文主旨,不及深入探讨。参阅雅克·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8-235页,尤其第232-233页

(6)(13)(23)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0、22页

(7)同(5) 第31页

(8)H·Bloom:   A Map of  Misreading  P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5,另参阅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10)参阅拙文《论西方文化危机的实质》,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另请参阅拙文《哲学“终结论”批判》,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9年,第2期

(12)Paul  de  Man:  Blindness  and  Insight   P280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1971  另参阅罗蒂《后哲学文化》第140-161页

(14)   J·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280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16)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4-5页

(18)(26) 理查德·罗蒂 《解构和回避—论德里达》,  载 《哲学与自然之镜》 李幼蒸译,  三联书店, 1987年, 第387、401页

(19) 参阅J·哈贝马斯《作为文学的哲学与科学?》,载《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  李安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9-217页

(20) M·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21) J·F·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车槿山译,三联书店 ,1997年,第14页

(22) M·福柯《知识考古学》 谢强  马月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

(25) T·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 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06页

(27) 加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 薛华 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7页

(2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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