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10年的版权混战
抢占“收租院”
10年前，蔡国强的《威尼斯收租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但他认为作品是自己的，拒绝把奖金分给11位在展览现场复制《收租院》的助手。龙绪理很生气，对媒体说：“我感觉蔡国强才是在所谓行为艺术下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刘文彩。”
文/盛文
《收租院》在德国法兰克福申恩展览馆的展出2010年1月就要结束了。这次展览筹划3年，花掉5000多万元人民币。不过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收租院》轰动了德国，老外看得目瞪口呆，艺术家将《收租院》画下来，欧洲艺术电视台也播放了展览纪录片。“展厅人满为患，想不到《收租院》在新的环境中会再次焕发容光。” 四川美院重庆美术馆馆长冯斌告诉《新周刊》。
作家戴晴参观后感慨：“原件的冲力大大超过蔡国强的再创作，他只把自己弄成一个挨骂的获奖人。”但蔡国强并不介意任何骂名，从1999年《威尼斯收租院》开始，蔡氏收租院不断繁衍。光是2009年，蔡国强就有《毕尔巴鄂收租院》、《台北收租院》诞生。《收租院》现身法兰克福时，《台北收租院》也在台湾“泡美术馆”展出。不明所以的人很晕：到底有多少个“收租院”？
《收租院》是“美术界的原子弹”
74岁的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官乙是《收租院》的主要作者，这次展览，老先生护照都办好了，可是因为太激动，临行前得了脑溢血，没去成法兰克福。
1965年，29岁的王官乙和川美雕塑系老师赵树同带领应届毕业生李绍瑞、廖德虎、龙绪理、张德熙等受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邀请创作《收租院》。他们和一位民间艺人，围绕刘文彩对农民的盘剥展开叙事。
刘文彩是坐拥8000亩土地的大地主，据说这位“川西教父”还是西南一带巨富，富到为六弟刘文辉养兵打仗，富到他掌舵的公益协进社敢跟蒋介石叫板。
为了赶国庆，他们四个半月就干完活。群雕有114人，道具108件，分交租、验租、过斗、算账、逼租、反抗、上山打游击7部分，26个情节，全长近100米。传统泥塑手法加上黑玻璃球做眼珠，箩筐、鸡公车、谷风机等直接当成现成品，没错，要的就是超级写实主义。
四川美协知道后急忙上报中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不久，华君武、王朝闻、刘开渠、郁风都去了大邑县。随后，中国美协邀请王官乙等人在中国美术馆现场复制了其中的40多件雕塑。1965年11月，这些作品在北京引起轰动。“每天将近一万人参观，共有300万人登记。七八个大使馆要求去他们国家展览。”王官乙说。华君武很激动，他说这是“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
《收租院》的社会影响也不小，人们觉得刘文彩比“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坏。刘文辉1959年就调到北京当林业部长了，但因为刘文彩，红卫兵甚至跑到史家胡同要“揪出大地主的弟弟”，好在周恩来将他转进解放军医院保护起来。
1974年，四川省委拨款30万，让原作者和川美雕塑系再创作《收租院》。1978年，玻璃钢镀铜《收租院》面世，有99个真人大小的人物，分交租、验租、过斗、风谷、算账、逼租及反抗7部分，这就是正在法兰克福展出的《收租院》。玻璃钢保质期只有30年，目前重庆美术馆正在进行翻制铸铜，希望《收租院》可以永久保存下去。
反对《威尼斯收租院》
独立策展人哈拉德·塞曼称《收租院》是世界上最前卫、最现代的作品，他的好友莱勒·卡尔哈尔德是德国卡塞尔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两人狂迷《收租院》，莱勒甚至研究了20年。1972年，莱勒与塞曼邀请《收租院》参加第五届卡塞尔文献展，但因“文革”被拒。1980年塞曼成为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一直到20世纪最后一届，他的《收租院》情结始终存在，这一点蔡国强很理解。
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请来龙绪理等11人现场复制《收租院》，并因这件作品捧回金狮奖。
虽然蔡国强的意图是把“做雕塑”变成“看做雕塑”。但1999年6月12日，双年展开幕当天宣布蔡国强获奖后，请去的雕塑家就停止了工作。5天后，蔡国强也离开威尼斯。“观众根本不可能看到‘看做雕塑’的表演过程。”当年的川美美术学系副主任岛子说。
蔡国强强调作品带有“行为艺术”因素，但王官乙不这么认为：“自己连手都没动过。”他说，蔡国强挪用《收租院》之前，他们毫不知情。蔡国强只找了王官乙的学生龙绪理，龙夫人是艾青的侄女，自然靠近北京艺术圈。
王官乙说：“龙绪理以为只是帮助复制《收租院》作宣传，没想到蔡国强会当成自己的作品，而且龙绪理从没出过国，免费去意大利，还有1000美元打工费，也就答应了。”龙绪理在威尼斯给王官乙写信：“蔡国强最后给出的完成作品，仅有50余件焊有铁架，只有30多件雕塑成型上了泥。”
因为《收租院》，莱勒促成卡塞尔大学美术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结为友好院校。所以，这位《收租院》的铁杆粉丝看到蔡国强的复制品很痛心，他不顾与塞曼的交情，告诉王官乙：“(《威尼斯收租院》)简直是对《收租院》的侮辱，复制得太粗糙、草率，破坏了原作的形象，损害了四川美术学院的声誉。”
蔡国强就是大地主刘文彩？
王官乙说：“蔡国强将《收租院》搬到意大利，加上威尼斯三个字，这纯粹是一种窃术、幻术和商术，所谓的与现代艺术的‘复制’挂钩就是侵权行为，所谓的‘行为’也是省运费及其他成本的一个高明运作。”蔡国强申辩：“整个活动没有任何商业行为。古根海姆西班牙馆及瑞士、美国的收藏家提出过收藏，被我以这些雕塑的实体不是作品而拒绝。”
1999年，蔡国强的《威尼斯收租院》得了金狮奖后，他认为作品是自己的，拒绝把奖金分给11位在展览现场复制《收租院》的助手。龙绪理很生气，对媒体说：“我感觉蔡国强才是在所谓行为艺术下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刘文彩。”
批评家王林认为《收租院》是中国唯一一件未受到西方现代艺术流派影响，并具超前性、创新性的世界级作品。而岛子则说：“蔡国强的复制，实质上是挟后现代艺术手法和绿卡艺术家特权，公开侵犯了包括《伯尔尼公约》在内的著作权法。”
同时，在北京，艺术家隋建国、包泡、汪建伟和评论家刘骁纯、巫鸿、李陀等召开“《收租院》与当代艺术”研讨会，他们把票投给蔡国强，认为《威尼斯收租院》是后现代艺术中常用的复制、挪用的艺术手段，是对经典作品的“引用”，而非侵权。塞曼也为蔡国强辩解：“不然安迪·沃霍尔及许多其他艺术家也都侵犯了著作权。蔡国强展示的是一件进行中的创作，而非这件伟大作品的复制品，何况这些雕塑人像也不是要出售的，而是会在展览期间逐渐毁坏。”
可是王官乙坚持认为蔡国强做《威尼斯收租院》与临摹罗丹的雕塑或挪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不同，因为罗丹和达芬奇作品保护期已过。“按《伯尔尼公约》著作的保护期，《收租院》原作者有19位，死了3位，还早着呢。”王官乙说。
2000年5月川美在重庆召开《收租院》著作权新闻发布会，院长罗中立宣布着手起诉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组委会、展览主持人塞曼及获奖者蔡国强。王官乙向《新周刊》回忆： “我去咨询过著作权中心，他们也认为蔡国强侵权了。但是官司由谁打，在哪里打，告谁，都有问题。”王官乙说，律师和北京版权中心都说，户口在哪就在哪打，可蔡国强早就离开了泉州。
川美还没行动，大邑刘氏庄园倒抢先一步向国家版权局申诉：我们才是著作权的享有者。“2000年9月，川美不得不被动地向国家版权局申诉，但双方申诉都没得到回答。”冯斌说，这起官司与川美质疑《威尼斯收租院》著作权一样，喧嚣热闹一番后不了了之。
这10年，蔡国强版的收租院走遍世界，王官乙已经平静下来，他说：“关键不在于可不可以挪用《收租院》，问题是挪用后你有什么创意。蔡国强还是没有创意，全是复制。”
新收租院，新艺术江湖演义
2008年，川美雕塑系教师李占洋构思10年，工作18个月，花掉100多万元，将《收租院》改装成《租——收租院》。这次他没直接照搬，而是将策展人、收藏家、画廊老板等34个艺术江湖的各路人物与《收租院》中的人进行置换。原有的7部分被换成交租、洗脚、抢人、压迫、殉难及被观看的历史6组。
《殉难》是蔡国强和原巴塞尔艺博会总监萨缪尔·凯勒抬着刚刚死去的耶稣，此人正是1999年给《威尼斯收租院》颁奖的塞曼。瑞士收藏家乌里·希克是搬运工。栗宪庭是背着一群裸体者(行为艺术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的老长工。为了表现高名潞的理想主义，李占洋又将《红灯记》李玉和的造型挪用进来。
李占洋说，《租——收租院》是地主刘文彩故事的当代转型。“张颂仁就是刘文彩，中国当代艺术就是他开始往外推，早一代成功艺术家都跟他有关，最早推出你，也最早剥削你。” 李占洋告诉《新周刊》，要是资金允许，以后会把张晓刚做出来，和张颂仁一起，“他们的关系就是地主和账房先生。”
《洗脚》中艾未未半躺着，年轻女老外正在为他挤奶，他的前妻路青站一边打扇，四周围着策展人、收藏家、画廊老板及助理。“艾未未是新一代地主。”李占洋打趣道。《收租院》的阶级矛盾成了艺术圈的江湖演义。李占洋的改造比蔡国强辛苦得多，但还是有些吃力不讨好。批评家程美信就直骂他找噱头，聪明过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