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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应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前卫

2009-12-08 11:31 来源: 艺术国际 作者:戴卓群


 每一时代的艺术之生成与发展,终有其背后划时代的社会结构嬗变悄然支配。而我们生活的当下,正身处在业已历时百年的社会结构剧烈交替嬗变进程中。如今,“当代艺术”作为一个名词,已经成为中国艺术界使用率最高的概念。在五花八门难以计数的民间的、半官方的、时尚的、商业的甚至传统面目的展览、活动、会议和派对上,在众多的平面和网络媒体里,在人们的新潮谈资中,“当代艺术”这个词已经成为了众多艺术创作者、经营者、宣传者、评论家和投机者们口中一个最时髦的名词。在这个时髦的带动下,在当代艺术前几年不断被哄抬的天价效应鼓舞下,各种面目的利益阶层前赴后继纷至沓来。而随着逐光鲜而生的商业消费杂志的泛滥鼓吹,诸多奢侈消费品、豪车、钟表、洋酒、衣装大摆盛宴,所谓搭桥艺术与时尚,遂致这个一度兴起于前卫艺术形态的名词“当代艺术”,在由单纯的文化概念而逐步变异到消费领域,成为一块貌似附加值丰厚的利益蛋糕。最终,同样成为消费主义泛滥的中国,这个道德荒芜的中国,这个信仰缺失的中国的现代化牺牲品。

  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应该说是受印象派以来的西方现代派思潮影响而激发出来的早期思想解放运动,以“85新潮”等持续不间断的艺术活动为代表。但是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和视角上来判断,新潮时期前卫美术运动的最大意义却往往不是因为其艺术创造性,而是其对观念传递和转译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形象一点说,就是不自觉地承担了西方现代派,后现代艺术思潮的翻译者和本土化的传播工作,其媒介意义大于艺术开拓意义。因为不管我们是从艺术的语言层面,还是思想层面,在这个时期始终没有产生独立意义上自我生成的艺术形态。那么,这样一个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在渡过了这个因长期政治隔绝而导致的思想禁锢期以后,在这个思想启蒙运动的释放任务完结以后,中国当代艺术还剩下什么?难道就只能沦为消费文化催生下的“假、大、空”的躯壳?(关于当代艺术假大空问题的探讨,留待专文来写。)当代艺术的现世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社会学转向”、“图像学转向”,更多的论述要么具体而微,要么流于泛泛,其实往往并无所指。那么在我看来,如果现时代中国需要一种艺术形态的话,应该是能够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进程的艺术,一种立于公民社会前卫的艺术。

  学过艺术史的人都知道,巫术说是西方关于艺术起源的理论中最有影响、流传最为普遍的一种观点。这种理论是在直接研究原始艺术形态与早期巫术活动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大家可以参阅英?泰勒《原始文化》一书或西方美术史相关文本)。二十世纪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更在其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之作《金枝》一书中彻底阐述了巫术和宗教起源的深刻根源。确证人类构建其巫术信仰、宗教和神学体系的无可辩驳的逻辑规律和可靠的科学依据。至少在西方艺术体系中,这种诞生于“巫术”而来的“神学艺术”,一种建构在宗教和神学体系之上的艺术形态一直到十四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中“人学”的兴起始才解冻。而这个时代,正是西方社会由政教一体的教权时代向近代民主主义过渡的伟大变革时代,这个寓人文主义于宗教题材的变革过程历时很长,直至十九世纪激荡一时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诞生,艺术创作的题材方才打破宗教的禁锢。(法国的蒲鲁东(1809-1865)在《艺术的社会使命》一书中,最早作出“现实主义是批判的”论断)。

  而在中国,民族艺术的语言和形态基本在清末被殖民化的过程中中断了线索,而社会主义中国建立后,一度主导不同于一切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文化,新艺术形态,一来扫灭了传统艺术中兴发展的根基,二来杜绝了西方艺术形态的通畅传播。遂造就了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宣传需要的“高大全”、“红光亮”的写实宣传主义油画的一枝独秀。

  不期然,历史的车轮又回到了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新潮美术运动,由“前卫艺术”而“当代艺术”,当图像的转译结束,观念的传递完成以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创作与活动陷入一片迷茫,就如同这个喧嚣迷茫的社会一般,但社会的进步,需要思想的先行。艺术的前卫性不是表现在光怪陆离的新奇符号,不是莫名深奥的空洞意象,当然更不是时尚奢侈的消费滥觞,而要在对我们社会发展的前瞻思考上。当代艺术的问题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美术学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人类学问题,是当代公民社会诉求的前沿探求问题。我把这个综合性问题借用一个既成的艺术概念来表述,那就是艺术的“公共性”问题。“公共性”这个概念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最早提出来的,却缘由波依斯在艺术行动上的成就而被引为当代最受关注的理论话题之一,批评家黄专曾有这样一段阐述:“后现代在中国实际上成了要求多元化的一个借口。多元化是对的,但它的负面因素是艺术家奉行什么都行,而社会机制则规定什么都不行,这其间造成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最主要是忽略了艺术的公共性是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命题。我认为相比波依斯而言,杜尚的观念只是些玄学把戏,是波依斯把公共性引入观念艺术领域,从而完成了观念艺术向当代社会的转化。”我在数年前写给喻红个人展览的评论中就引过这段话,在我看来,对艺术公共性的关注和思考,正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使命。伴随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推进和变革,当代艺术自当成为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前卫,在探求现实社会变革的思考和行动中,坚持人文精神的独立性,而不能将视野仅仅停留在图像学意义上对艺术语言和创新图式的变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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