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参加了在悉尼举行的第20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里结合这次大会谈两点感受。
一、史学理论在国际史学(主要是西方史学)中已经比较普遍地与史学的专科和专题研究结合起来。这次大会与前几届大会一样，也分为三个层次：主题会议、专题会议和圆桌讨论会。这样分层不一定表明不同层次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在学术上有主次之分，但至少说明这次大会注重的是哪些问题。这次大会有三大主题：(1)历史上的人类和自然；(2)神话与历史；(3)历史上的战争、和平、社会和国际秩序。每个主题都有三个相关的会议，共有9个主题会议。另外，专题会议有26个；圆桌讨论会有20个；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研讨会和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下属的27个国际组织和委员会组织的讨论会约近100个。从表面上看，所有上述会议的议题大多与史学理论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有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下属的国际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委员会组织的讨论会“历史理论中科学以外的东西”直接与史学理论有关。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各种会议的议题就不难发现，可以说绝大多数议题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与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有关。这里随便举些议题即可说明这点，如“历史的全球化及其局限”、“文化对话：做一个明天的历史学家”、“生态史：新理论和新方法”、“神话、权力和历史，历史学家的责任”、“自然科学与史学”、“历史学家及其受众”、“神话与乌托邦”、“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史学地位在变化”、“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等。即使是具体的地区史或专题史也着重从新的理论或方法的角度去探讨，如“从比较观点看非洲史：新的方法”、“传统与现代性的争论：跨文化的与历史的视角”，等等。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史学理论与当今的历史研究已经结合得相当密切了。纯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自然仍占相当的地位，但这种强调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理论概念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倾向更值得注意。这是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实践进一步结合的体现，是史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新形式。
从这次大会的议题看，史学理论对当代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题材的新颖和领域的扩大上，如天灾史(“天灾和过去如何应对它们”)、感官史(“感官的历史”)、迁徙史(“大规模的迁徙：经济、政治和文化含义”)、体育史(“体育、政治和商业”)、身体史(“身体的政治”)、性别史(“战争、暴力与社会性别”、“公民社会：公民权、性与公共领域”)、记忆史(“不公正、记忆与政治：偿还的例证”)、微观史(“甘蔗向五大洲推广的影响”)，等等。这些议题都与近期以来史学理论关注和讨论的一些问题有关。至于与“全球史”和“全球化”有关的议题就更多了。可以说很多问题都开始从全球史的视野去观察以得出新的看法。这在下面还要提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以西方中心论为内核的西方的传统的历史观念进一步式微。大家知道，19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是“历史学的世纪”。这时，西方历史学的成熟的近代形式已经成形，这就是民族-国家史。这与当时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强盛有关。民族-国家史也就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随着西方殖民扩张的推行，这种历史观念也就逐步推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要注意的是，这种民族-国家史的推广，绝不只是一种研究方法、方式或观念的问题。这里内含的是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西方中心论观念。因为，按照这种模式，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在西方最早成立的，接受民族主义并以此解释世界历史的最早也是西方人。因而，不仅许多西方学者对东方文明的研究带有偏见，藉以表明或反衬东方的落后；而且，甚至不少东方的启蒙者在接受民族-国家史观念时有意无意地也接受了东方落后、西方先进的观念。
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中心论和民族-国家史观念开始受到怀疑和冲击。1970年代以后，在西方已经出现批评民族-国家史的现象。之后，不论在西方内部，还是非西方国家，反对西方中心论观念的呼声始终未断；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超越民族-国家史的模式，尝试用其他的形式写作历史。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西方中心论和民族-国家史的影响远未肃清，西方的学术霸权仍很顽强。
从这届大会上，我们可以看到民族-国家史观念进一步受到冲击的迹象。这主要不是表现在对它的直接的批判上，而是表现在超越它的多种历史研究和历史写作形式的倡导和新观念的出现。首先是全球史、区域史和比较研究的兴起。顾名思义，全球史用全球的视野观察问题，明显地超越了民族-国家。比较研究强调两个以上的对象，而不是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区域研究，尽管它的具体领域有大有小，但都至少超过一个民族-国家。这三类研究的题目在这届大会上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用比较观点看非洲史”、“欧洲的和全球背景下的中欧政治文化”、“经济全球化：历史观点和研究现状”、“近东和地中海地区的帝国：迈向全球化的步伐？”、“启蒙运动与文化传播：区域经验与全球影响”、“全球语境下的福利国家模式的形成”，等等。
这次大会把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列为三大主题之一，这也反映了对民族-国家史的突破。从表面上看，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关系不可能局限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与全人类有关。这显然是在研究范围上的突破。但如果再从深处看，意义就不仅在此。这种对自然环境的重视说明了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的被突破。这样，研究视野就会被极大地扩大，而一旦超越民族-国家，文明就会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和单位。大家知道，文明史的研究是离不开自然环境研究的，是必须考察人与自然的互动的。
民族-国家史一般着重阐述国家的建立、发展等政治、外交史以及少数精英人物的活动。对民族-国家史范式的突破也表现在这种观念的变化上。这届大会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表现，例如，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大多是与国家机构相对立的东西。它以研究社会活动和社会大众为主，显而易见是与民族-国家史不同的。就拿西方的启蒙运动为例。过去，研究启蒙运动主要是研究少数启蒙思想家的活动。这次大会有了很大不同。发言者强调，启蒙运动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社会运动；它不是通过少数人的活动来传播，而是通过公共领域；不能只局限于法国，而是要结合整个欧洲的文化，乃至全球的视角来观察它的影响。发言者还认为，要深化研究就不能只研究启蒙运动的中心地带——西欧，还要研究其边缘——东欧、北欧、亚洲等。这样的研究对传统的民族-国家史来说是望尘莫及的。
民族-国家史的式微是这届大会反映出来的一个重要倾向。过去，在西方史学的影响下，民族-国家史曾被看成是世界近代史的主线。西方国家是成功构建民族-国家的典范；东方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则被看成是后进的、不成熟的，甚至畸形的例子。民族-国家史中内含的西方中心论观念因为裹着历史研究和写作的范式的外衣，有时不易被人察觉，其影响就更难消除。这届大会表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史学本身的发展，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历史学家已越来越多地起来批评或质疑民族-国家史，对西方中心论表示反对，并探索新的更切合各国、各民族实际的历史研究和写作的多种多样的范式。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