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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现成物——地契的废弃与转换

2009-11-12 14:06 来源: artda.cn 艺术档案 作者:栗宪庭


继搜集废弃的镰刀和锤子创作了《工具》之后,毛同强又用三年的时间,搜集了1300件废弃了的地契,创作了《地契》。在我的眼里,《工具》和《地契》作为现成物作品,它的内涵深度和语言转换的创造性,应该是近十年甚至近三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史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作为农耕文化的中国,“土地”历来是中国人的命脉。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和改朝换代,几乎都打着重新分配土地的旗帜,而且从早期 “均贫富”到后来越来越明确成“土地革命”。这里略举几个革命的“广告语”: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黄巾起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宋王小波和李顺起义 “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等均之。”;宋钟相杨么起义“法分贵贱,非善法;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李自成起义“吃他娘喝他娘,开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同盟会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毛泽东的口号最为明确和简洁:“打土豪,分田地!”

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到了毛泽东手里转换为土地革命时,才继承了中国历次起义和革命的传统,走上独特的农民革命道路。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分田的大体步骤是:(一)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二)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牲畜、房屋分给贫雇家,现金和金银器交公。(三)丈量土地,进行分配,公开宣布分配方案,插标定界,标签上写明田主、丘名、地名和面积。据资料显示1927-37年在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家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仅半年之内,参加红军的翻身农民达3万多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安七里坪的一个招兵站,一天就招收800名农民入伍。”中共党史虽然把1927-37年划为土地革命时期,但1948年-50年代初,中国大面积的土地重新分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并获得初期稳定的基本国策。

地契,是土地所有权的标志。毛同强的《地契》作为艺术品,其转换的关键点,在于作者“发现地契”的意义,尤其“发现地契被废弃”的意义,并“搜集地契”作为现成物作品。即“地契”作为地权的凭证,以往是一家人、一个家族秘不示人的宝物,如今到了毛同强的手里,它所标志着土地拥有权的性质彻底消失了,而变成一张废纸,被毛同强“拾得(搜集)”并转换为现成物的作品,让私家秘不可暄的宝物公诸于世。通过这个作品,观众可以阅读到一个时代乃至几个时代重大变化的种种信息,这就是地契的经典性质,更重要的是,通过每一组乃至每一张地契,观众都可以阅读到社会重大变化中人的命运!可以想象每一张地契拥有者在其获得、收藏、转变和废弃的过程中,背后隐藏的许许多多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因此,《地契》不仅是一个可以给我们观看的作品,也是一个可以供我们阅读的作品。

自共产党1927年的土地革命始,直至1950年代初期,在历年大规模分田地的运动中,民国时期乃至清代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地契,大多被大火焚烧了,这个情景多反映在1940-70年代许多革命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和摄影作品中。但在毛同强的《地契》中,清代和民国的地契占了近一半,其中有一份满清未入关前“天聪”年间的地契,作为地权的凭证,已经失效了四百多年!但是它却经历了清朝三百年,民国三十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惊天动地的社会变动,但他的主人、家人、子孙一代一代为什么不顾生死地保存它?以致到最后彻底放弃它,其中每一个人的心里感觉一定是丰富多彩的,其辗转的过程,一定也充满了曲折复杂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在《地契》中,民国的地契,有相当部分是经过中华民国验契过的地契,就是说,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国革命中,皇权及其王土被推翻满和剥夺了,但农民乃至城市私产没有被革命掉,作为社会最大多数的家庭及其成员的每个人的命运,至少没有遭遇失去土地的波及。但是这部分地契,为什么没有遭到那场土地革命大火的焚毁?又是什么原因让这批家庭及其后人把这些地契保存下来?甚至伴随着它经历了19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的历次运动?

在《地契》的1300件现成物中,1948-1953年占了一半多,其次是清末民国初年,再其次是1979年。作为数量最多的1948-53年代的地契,自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分给农民土地的凭证,然而,地契流落他人之手最后又被毛同强把它变成艺术作品,当然首先表明的是土地的得而复失,农民的土地是如何得而复失的呢?这是1950年代国家政治和政策变动,及其一系列从中央领导人到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经历过的变故和动荡,其中酸甜苦辣,已经有太多文学和艺术作品描写过了。1950年局部地区开始实行初级合作社,到了1956年,实行高级合作社的农村已经占了多数,并且,国家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到了1958年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成立,土地就归了人民公社集体所有,虽然有国有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别,但土地从此就成了国家的了。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苏联开始了去斯大林化的时期,五十年代末中苏正式交恶。1959-60年代初,大多数的中国人,经历了大饥荒,乃至数千万人饿死。庐山会议上中央两条路线交锋,接着是毛泽东退居二线。1962年,刘少奇通过推行“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政策来挽救中国经济,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以及土地租佃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因此土地在某种程度上归农民所有了,这个国策,换来1960年代前半期的丰衣足食的年景。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的5月16日,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领导集团,至少与土地政策有关联而遭到灭顶之灾。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中国重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全国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因为土地问题全中国发生的纠纷日渐严重……,当然这些都是政治、社会、历史学家的课题。我所关心的是,由于地契的废弃,毛同强才得以把它做成现成物《地契》,并展示在公众面前,我们通过欣赏《地契》这样一个艺术活动,看到的由于土地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社会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上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下至每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及其成员带来的伤害。

当然,除了政治和社会的变动,我们在这些地契中还可以阅读到很多其他的细节,诸如某些地契会特别注明该土地如果变卖,必须首先考虑本家族优先购买,反映出维系宗族绵延的除了依赖血缘,还要靠土地和财产的维系。有些地契中还特别注明家族中的某某不可反悔等等字样,把道德制约也作为条款写进了地契。总之,你从时代变迁的角度整体浏览这些地契,体会相关的社会场景;还是仔细阅读每一张地契,想象每一张地契背后的家庭变故、个人遭遇,社会和个人的博弈,都会因人而异,因为现成物地契的丰富多彩,提供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

毛同强的《工具》和《地契》在语言上的创造性,是指杜尚现成物的语言模式在这里达到丰富和发展。在这条语言线索中,从前苏联过渡到俄罗斯的艺术家易亚•卡巴科夫,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台湾的G8艺术小组的试验,都做出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发展。现成物在杜尚那里,除了它对于艺术语言的原创意义之外,小便池本身并不负载更多的含义,但在易亚•卡巴科夫,蔡国强,G8艺术小组和毛同强那里,现成物本身所包含的社会、政治、历史等意义,被挖掘了出来,如易亚•卡巴科夫作品现成物的意识形态性质,也许这正是他在1990年代初红遍国际艺坛的原因。易亚•卡巴科夫从苏式建筑结合高音喇叭广播的巨大装置,到日常生活的现成物——苏联物质匮乏时期的一个咖啡壶、一个喝水杯、若干张留言的小纸片、一把剃须刀等陈列,从日常生活到公共活动,我们都能从他使用的现成物中,回到前苏联那个值得深省的年代,包括他开创了使用类似革命文物展示柜的展示模式等等。

把现成品的概念扩大成“现成事件”,是蔡国强的创造,他在澳大利亚2000年昆士兰三年展上,第一次把传统写实主义画裸体模特的场景当作作品。在加拿大一个展览上,他占用温哥华市的苏州园林,然后请中国水墨画家当场写生成山水画,呈现的是模拟自然山水的园林,和再模拟园林的山水画。最为著名的是威尼斯双年展上那件《收租院》,蔡国强邀请了中国雕塑家,尤其邀请到当年《收租院》创作组组长张树桐,现场制作中国文化革命中成为样板雕塑的《收租院》。2002年上海个人展览,蔡国强又把自己收藏的马克西莫夫的作品陈列起来。蔡国强制造的这些事件,所选择的复制对象,都是对中国文化尤其对1950年代以来中国艺术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些事件的复制,使作品具有了文化记忆、怀念、反省、反讽等多重的意义。尤其是复制《收租院》的作品,《收租院》诞生于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原作是在当年实际收租的场地制作的,同时《收租院》在创作中使用箩筐、脱粒机等农具这种现成物。这种把作品和现场环境——文化和历史环境关联起来的语言方式,西方直到1990年代才形成一种时髦的创作方式,并且明确提出CONTEXT的概念。这是赫诺德•泽曼曾经在1970年代邀请《收租院》参加卡塞尔文件展的原因,我曾就此问题访谈过赫诺德•泽曼,他回忆说当年主要是政治原因,《收租院》未能成功被邀请到卡塞尔文件展。所以,复制《收租院》,对蔡国强,对赫诺德•泽曼,对西方艺术界,对中国艺术界,都可以引起许多的联想,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让蔡国强荣获了那届威尼斯双年展最高奖项的金狮奖。

 台湾G8艺术小组创作的“柯赐海”的作品,又把现成品扩大成“现成人”(台湾艺术批评家倪再沁的概念),就超出了艺术界,真正把社会人、社会事件变成艺术品。柯赐海是台湾一个不断利用媒体,并以幽默和无声方式抗议政府的人物, G8是直接把柯赐海明确为“艺术人”,加强了该事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生活就是艺术,是现代艺术以来最具深远影响的概念,对于有些生活事物、社会事件对人的精神影响来说,常常让我们感觉到艺术的无力,我想柯赐海事件,对社会对人精神的影响,每一个台湾人比我更有感觉,而且柯赐海在后来的行为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功利因素,变成了一件艺术品,人们在赞叹、欣赏之余,会感到艺术作品无法达到柯赐海行为的力度。当然,如果说柯赐海的行为出于非艺术目的,还含有社会功利因素的话,那么把柯赐海这个人和这个事件变为艺术品,就把柯赐海及其行为变成一种纯粹的审美对象。

 毛同强的《工具》和《地契》创造性特性,在于发现与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密切相关的经典物品,然后重复性搜集达到一种令人震撼的数量。《工具》利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镰刀和锤子的符号,在人们记忆中形成形象识别的通俗和熟识性,而把现成物的镰刀和锤子转换出来了。同时大量锈迹斑斑的镰刀和锤子,作为今天现实的意象物品,与镰刀和锤子符号相关联那种光辉年代的记忆,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而使《工具》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感觉。《地契》采用直接搜集经典现成物品的方式,作为昔日珍藏的财富凭证,如今它被废弃,以及被搜集、呈现出来,就包含了被废弃的种种刺激因素,同样具有了与废弃镰刀和锤子一样的现实感觉。

栗宪庭 2009年11月6日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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