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参加创意产业方面的会议是06年第二届宋庄艺术节期间召开的“艺术与产业发展论坛”，应当说这是07年第三届宋庄艺术节期间召开的首届中国批评家年会的前身，也可以叫做筹备会。后来三次都是在重庆，分别是07年涂鸦街开街时的“当代艺术与城市发展论坛”，今年年初首届黄桷坪国际艺术节期间的“艺术与区域发展论坛”和年中《各自话语——首届西南当代艺术交流大展》期间的“代艺术与城市生态”主题论坛。这四个艺术节规模的大展都是政府背景，论坛基本上就是变相的批评家年会，因为参加会议的基本上就是批评家年会那批人。这说明讨论创意产业问题成了今天批评家的大事，而所谓创意产业主要指艺术品的生产、展示与销售。
这当然是对创意产业的狭义理解，但也表明当代艺术被视为最有代表性的创意产业。社会学家于长江的理解比较宏观，他认为一切创造价值的创意都属于创意产业，包括产业链的创意环节。这种广义的理解对应了把“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的产业升级国策，也是“创意产业”这几个字日益走红的主要原因，同时走红的词代表中国产业现实“山寨版”，两个词分别说明了“创意”的必要与短缺。然而，认识到问题是一回事，能否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又是一回事。如果是文化劣根性问题，那就要来一次新文化运动，来一次文化大颠覆，然后从教育入手，从小学抓起，从儿童抓起。而我相信，事情被我不幸言中了。缺乏创意，是权威社会的必然，而权威社会又是奴性与奴化教育的必然。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创意产业”的愿望和提法就似乎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就是必然落实不了的。
本身就是创意活动的当代艺术是最不缺乏创意活动，挑战权威是其与生俱来的属性，加上的确曾经形成火爆的市场，各地负责创意产业的政府部门不约而同地瞄准这一块是不难理解的。但在这个虚假的艺术市场，只有周斌说的“击鼓传花”的炒家接力，没有藏家的终极消费。在这种情况下推进产业化，除了制造泡沫什么结果都没有。那么有没有可能把炒家变为藏家呢？有，砸在手里就变成藏家了：既然是击鼓传花，就总有一个人砸在手里成为藏家。尽管这种被动藏家也能成为推动当代艺术产业化的生力军，但其负面作用极大，首先是它会把艺术史逻辑改变成市场逻辑，导致艺术家、批评家、艺术媒体与艺术机构放弃美术史逻辑的独创法则而遵从市场逻辑的价格法则，其结果必然是市场失去价值依据，全面崩盘只是时间问题。而更致命的市场信誉与信心的崩溃导致的无限期市场恐惧，日本和台湾艺术市场就是这样一崩到底，再也起不来。
要使当代艺术成为已终极藏家为基础的创意产业，首先要把当代艺术品视为终极消费品，而不是等待升值的股票，而“创意产业”的提法恰恰是把当代艺术品视为一种生财之道，一种待价而沽的产品。可见，政府提倡的“创意产业”正好对位于“击鼓传花”式的炒作，从而形成一种政商合谋的败局。所谓终极藏家，就是把艺术作品作为终极消费的人群，但在现在的中国，这种消费群体是很难在短期内形成的。这是因为，“先富起来”的价值观还没有转变成“先雅起来”，因此，对艺术品的投资只能是为了进一步致富，而不是成为个人生活享受的必要组成部分。应当说，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先富起来”向“先雅起来”的转变期，在观念上，这种转变不会比从“越穷越革命”转变为“致富光荣”容易。我们不妨看一下以文强为代表贪污腐败官员的资产形态，基本上都是现金和房产，艺术品根本就不被他们视为终极资产，或者是不被执法部门视为资产。至于凤毛麟角的终极藏家，对于文化产业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创意产业”的提法之所以成为当前的强音，主要是由于“世界工厂”在金融风暴前，靠低端“中国制造”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的空前的障碍，需要通过产业升级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而产业升级的关键又在于于长江说的产业链创意环节的培育，当代艺术只是因其自身特征而成为这种转型最为鲜明的标志，并不是它具备了产业化的社会条件。正因如此，在遭受金融风暴打击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基本上又回到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过去时中，只不过这次各级政府成了最为积极的推动者和赞助商。宋庄艺术节就是最有代表性的政府主导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他省市的政府部门方法效法则突出了宋庄的代表性。但这种“戏”推动的绝对不是艺术收藏，而是假日旅游与消费，也就是说是相关产业而非艺术市场本身的繁荣，金融风暴后的798艺术区和798艺术节的经济效益也是如此。
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的终极收藏家群恰恰是先富起来的艺术家群，尽管他们也希望买来的作品升值，但绝对有耐心长期等待，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自己作品的经济收益要好于他们收藏的作品的收益。此外，他们对当代艺术的了解也使他们没有必要跟随市场的鼓点“击鼓传花”。当然，他们的终极收藏通常是最低价格，是毫无泡沫的价位。其他人要拿到这种价位的作品，除了使自己专业化，不会有其他办法，而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可能要几代人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