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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现象

2009-11-02 14:33 来源: 理论网 作者:李满龙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

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学热”现象
——访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

编者按: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股“重振国学、振兴国学”的热潮,得到了社会上不少人的支持和欢迎,同时也有尖锐的批评意见,并就一些文化主张和观点展开了争论。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学者们对其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有益的。那么,国学到底怎样定义?国学热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就以上问题,理论网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秘书长王杰博士,希望他的观点能给大家带来有益的启发。        


    记者:王老师,您好,我们从网络、媒体、杂志、报刊上感觉到这样一种现象,孔子、老子、周易、史记、三国、水浒、唐诗、宋词、元曲,又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比如《百家讲坛》邀请了各高校教授讲学。近一、二十年来,由于官方的支持、学界的推动、民间的关注和媒体的普及,国学逐渐升温,为什么国学现在会突破自身的范围,突破自己的学术圈子,走向民间大众,成为社会、学界、老百姓共同关注的话题?

    王杰教授: 国学热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是历史的必然。第一个因素是中国近年来经济的持续发展引发的国学热。与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日益强盛、对外交流的日益频繁有着密切的关系。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由曾经是政治、经济、文化遥遥领先的国家沦落到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由曾经出现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一个大国,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失去了国家主权,国将不国。当我们一些知识分子在反思这种现状之后,不理性的把这种被动、落后、挨打的棍子打在了传统文化身上、打在了儒家文化的身上、打在了孔夫子的身上。从太平天国起,五四运动到“文革”时达到了登峰造极,可以说,一百多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最大范围的试图毁灭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刮目相看,令所有的炎黄子孙引以为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日益扩大,中国人越来越希望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历史,越来越希望证明我们民族中那些独特价值的内容,也就是说,越来越激发了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了我们复兴中华民族的强烈愿望,当我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能够代表我们民族精神价值的时候,挖掘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个背景下,复兴中华民族强烈的责任感在社会、在民间涌动起来,我们希望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

    第二个因素是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引发的国学热。亚洲四小龙是指新加坡、韩国和港台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内对儒家文化研究的声音几乎就消失了,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封建、保守、落后的代名词,走向边缘,研究的中心转向了港台地区。在港台地区真正的兴起研究儒家思想的潮流是在70年代以后,当时亚洲四小龙出现了经济的腾飞,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当我们探索其背后的原因时,我们发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与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这种经济奇迹来源于儒家伦理精神的支持。森岛通夫在《日本成功之路》一书中,归纳和总结了儒家伦理与东亚国家经济成功的关系,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应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加《论语》的基础上,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李光耀也指出,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看,使我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人民受过儒家思想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来源于儒家伦理精神的支撑,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发源地,当我们面临经济腾飞的时候,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想到经济要发展同样应该重视儒家思想,这也是当前国学热兴起的一个动因。

    第三个因素是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对国内学术界的反哺引发了国学热。在东亚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香港等,这些国家和地区比我们更重视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比较大的转折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由地域文化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指导思想。第二个大的改变是朱熹时代,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渐渐吸收了佛教、道教的内容,形成了宋明理学。到20世纪,儒家思想面临着第三次大的转型,也就是现代新儒家,其中又有四个发展阶段,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二是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前两个阶段主要是在大陆; 三是20世纪50年代初到70 年代末,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四是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后两个阶段主要是在港台地区。尤其是第四期的代表人物对国学热的兴起促动更大,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文化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应该保持中国文化的自主性和尊严,他们著书立说、四处讲学,在世界很多国家影响非常大,其著作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传到了大陆,大陆很多学者也掀起了研究现代新儒家思想的热潮,港台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认同和归属,反哺到大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促动因素。

    第四个因素是国学热的兴起与海外华人的积极推动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他们都是炎黄子孙和龙的传人的归属和认同,对具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归属和认同。这些海外华人认为,不管他们在外漂泊多久,他们的根始终在中国,他们会非常强烈的表现出对根的追寻,对故土的眷念,每年我们都会举办各种祭祀活动,他们会不约而同从世界各地回来祭祀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始祖、人文始祖。

    第五个因素是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巨变引发了国学热。90年代出现了几种声音:社会主义失败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共产主义渺茫论,这些观点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国内刚发生“六四”风波,随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标志着我国从一种单一的社会模式走向多元化社会模式,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用哲学术语表示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信仰了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遇到了危机,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面对马克思主义出现的信仰危机,人们一下子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感到无所适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信仰危机,那我们还能信仰什么?用什么来弥补国人思想、精神和信仰的空白?一个人、一个国家总是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的,这种思想不去填补,别的思想就会去填补,在这种背景下,中央提出了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定,当人们把目光再次转向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大量优秀的丰富的具有普世性的思想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我们国家在搞市场经济过程中,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所缺乏的,是我们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转轨过程中所需要的。传统文化中那些已经深入到我们血液、毛发、灵魂中的东西在久违了我们近百年后再次被激活,人们迫切需要有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信仰,需要建构一套适合当今社会的道德信仰体系,迫切希望儒家伦理能重新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成为民间百姓的精神寄托和精神支柱,国学的兴起,很显然得益于这样一个大环境。

    第六个因素是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的矛盾以及对良好社会风尚、对真善美的热切呼唤引发了国学热。人们感觉到在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背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出现了荒芜、扭曲,感到心浮气躁,无所适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沦丧,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充斥着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面对这样的社会现状,我们反问这个社会,难道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的缺失吗?难道经济发展就不需要文化支撑了吗?当我们重新回到民族文化中,其中的重生命价值、重道德修养、重礼义廉耻等,这些恰是我们这个社会久违的东西,人们希望通过传播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全体素质的目标,呼唤社会的道德良知、呼唤正义的力量、呼唤健全的理想人格、呼唤人性中真善美的本质。

    第七个因素是学界与媒体的传播与普及,推动了国学热的勃兴。近些年来,一些著名高校以及一些地方院校或宏观或微观纷纷成立有关国学、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以及某人某学派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等;出版的学术著作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每年都要召开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这是学界方面的推动,还有一方面是媒体的推动,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首的媒体的推动,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还有纸质媒体,如《光明日报》开辟了“国学版”。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民间基础,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心理支撑。没有这个基础,国学热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学界和媒体在这方面,确实起到了研究、宣传、传播和普及的作用。

    第八个因素是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交流和沟通,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失,不管社会如何变迁,民族文化不可能改变,杨丽萍的《云南印象》从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我们民族象征的身份。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源,才能辨清今后的发展方向;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脉,才能泽惠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只有寻找到了自己民族的文化之根,才能切实把握中华民族的命运,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的来说,当前这股国学热的兴起,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积极回应;对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人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以及人的身心矛盾冲突的道德呼唤。这股国学热,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记者:请您谈谈“国学”问题的由来及其演变?

    王杰教授:国学的原始含义是指西周时期设于王城和诸侯国都的学校。《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中“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礼记•学记》中也有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西周时期的贵族学校分“小学”和“大学”:“小学”讲授的内容是书、数,“大学”讲授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两者合称“六艺”。国学在汉代时称为“太学”,明清时称为“国子监”,是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学”的现代意义就是指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学术和文化的总和及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民族精神。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从模仿、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物质文明,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文明,再到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物质到制度到精神的过程。

    记者:除了现在兴起的国学热之外,在中国历史上还出现了哪几次国学热现象?

    王杰教授:在上个世纪20年代我国掀起了第一次国学热潮,出现了“东方文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东方文化”论者代表人物是辜鸿铭和杜亚泉;新一代的“东方文化”论者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劢、章士钊;后来的“全盘西化”的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序经。也就是说第一次国学热是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出现的。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院。以“国学”为名的期刊,北京大学有《国故》、《国学季刊》、《国学月刊》、《国学周刊》;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有《国学论丛》;国学昌明社的《国学杂志》;国学研究会的《国学辑林》;大东书局出版的《国学月刊》等。

    第二次国学热伴随着对孔子的重新评价。有关学术活动也很多,如1978年10月21日至30日,在山东大学召开了以“孔子和儒学的评价问题”为主题的“文科理论讨论会”,可以说是大陆上一连串儒学学术会议的开始;1984年,是孔子诞辰2535周年,九月在曲阜又举行了会议,并为孔子像揭幕,并且正式成立“中国孔子基金会”,会长匡亚明。这个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全国性有组织地研究孔子和推行儒学的中心已经形成;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由中国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在曲阜举办了首次国际性的儒学会议,标志着儒学研究已经是一项国际性的合作和互动。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及国际儒学研究联合会、中国实学研究会等组织机构。

    第三次国学热于90年代的经济大潮中在高校中兴起。1993年5月,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创刊。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以一个整版篇幅作大型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1995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宣告成立孔子研究院等。

    目前是第四次国学热的阶段,2004年被称为“国学年”,这次的国学热是官方、民间、媒体、社会、学界共同推动的。在民间的表现:截至2005年底,中国已有700万个家庭、70多个城市的少年儿童加入到了诵读儒家经典的行列,还有重修家谱、重建私塾等。在出版方面的表现:有1995年启动的《大中华文库》;1996年启动的《东方文化集成》和2003年启动的《儒藏》工程。在学术界的表现:一是许嘉璐、季羡林、杨振宁、任继愈、王蒙五位发起,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二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以及社科院儒教研究中心的成立;三是“十大国学大师”的评选。在政府方面的表现:(1)各种祭祀仪式由民间转向官方;(2)“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立;(3)“汉语桥”工程的推广;(4)“孔子教育奖”的设立;(5)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将清明节等定为法定节日。(6)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7)“文化遗产日”的设立;(8)《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

    记者:王老师,在这场国学热中,有许多问题都在重新评判和争论,如儒教问题、汉语问题,中医问题、中国龙的形象问题。就以我们的母语汉语为例,英语在国内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出现了不少商业广告用语和网络用语,对汉语的纯正性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请您分析一下这种现状。

    王杰教授: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流传这么久且仍在使用的文字,为什么那么多历史悠久的文化全灭亡了,而中华文明却一直活到今天?她靠的是什么?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统一而延续永久的文字系统。目前,全世界使用汉语的人数有16亿人,而使用英语的不到6亿人。在我国,汉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境地呢?且不说自“五四”以来,就不断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改用西方的拼音,在复旦大学最近举办的一次汉语言文字大赛上,夺得第一名的不是中国学生,而是留学生;在大学生填报的几百字的面试表格中,也往往是词不达意,错字连篇,成了白字先生;当我们的大中小学生能讲一口流利外语,却写不出像样的汉字;英语考试可谓伴随着国人的一生,从少儿英语考试到博士生入学英语考试、职称考试等,考试门类可谓齐全,既有“剑侨”、“托福”,又有“雅思”、“GRE”,汉语在英语的强力冲击下已经岌岌可危,面临很大的生存危机,可是,屋漏更逢连绵雨,随着网络媒体的普及,各种各样的网络语言、商业广告用语的冲击,港台腔、粤语以及当前正在流行的恶搞文化像洪水般向我们袭来,汉语的生存更是困难重重。加上国内对汉语的不尊重不重视,我们的母语——汉语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远离我们而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我们的现实。但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汉语在我们国内遭到冷遇的时候,在国外越来越受到欢迎,如韩国参加中国政府主办的“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生占到海外考生的69%。法国近年来学习汉语的人数增长了35%,美国有2400所中学高中要开中文课。据统计,目前在中国以外有3000多万的学生学习汉语,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和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据估计,到2010年,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将达到1亿人,全球汉语教师的缺口大约是400万人。

    记者:您认为当前国学热中应注意哪几种倾向?

    王杰教授:首先要警惕国学复兴中的复古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其次要警惕以复兴“国学”为幌子,宣传封建迷信思想。第三要警惕借复兴“国学”之名,行谋求经济利益之实。很多的人造文化赝品鱼龙混杂。第四要警惕以“国学”热为幌子,抵制和排斥西方思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有一种多元化的文化心态。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和全盘拒绝都是错误的。

    最后,我要强调两点,第一,我在这里说的“国学热”,是相对于过去的“冷”而言的。过去是冰点零度,甚至是零下几度,现在则是十几度,二十来度,离真正的热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同意许嘉璐先生所说的,国学要真正热起来,至少还需要50年。第二,不管你是官员还是老板,不管你是学者还是白丁,作为炎黄子孙,对待自己的民族文化,应该心存温情和敬意、尊重和认同,这应该成为每一个炎黄子孙对待民族文化的最起码心态,我们不能再犯过去那种无知无畏、冷漠无情的被人耻笑的低级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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