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美术馆
“陈侗自荐接替王璜生”的消息，成为近期艺术界的热点，媒体刊载该新闻后，陈侗迅速在网上发布四点说明，称他从未有过当馆长的念头，但在“说明”中，陈侗也表示，如果有人要让他当，他也不会拒绝。
在发布“四点说明”数个小时后，陈侗又补充了“第五点”。陈侗说，“广东美术馆的工作团队是极为优秀的，没有馆长一样可以搞当代艺术；但如果新任的正馆长不懂当代艺术或反对当代艺术，想必他也搞不好其他艺术”。“当代艺术是美术馆机制的试金石”，陈侗补充强调称。
陈侗认为，自荐是一个玩笑，但玩笑也可以进一步开大，他愿意为此奉献自己，“以便人们接下来思考‘广东美术馆的继任者’时将话题转移到‘广东美术馆如何坚持当代艺术’”。对此，陈侗就“自荐”一事以及“自荐”以外的事接受了采访。我们的采访，依照陈侗的提议，是以邮件形式进行的。
没有正馆长也无所谓
钟刚：为什么想到要自荐做广东美术馆馆长？自荐的同时，你也说，这是一个玩笑。这是一个怎样的玩笑？
陈侗：“自荐”是要有切实可见的行动才构成的，比方说向有关部门打电话、递申请，这些动作完全没有发生在我身上。这个玩笑是语言学上的一个玩笑，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媒体和我本人对广东美术馆未来的关注，因此也可以说，这个玩笑也反映了当代艺术在制度方面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官方/非官方、权力、财政等。
钟刚：在你的公开说明中，你说关心馆长人选的问题，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替广东当代艺术的地位和发展考虑，你认为馆长人选的问题会对广东当代艺术有怎样的影响？
陈侗：具有领导风范和管理才能的人———既能管好下面又能对付上面和外面———是很多的，但如果不懂当代艺术而说在搞当代艺术就会成为笑话。广东美术馆现在的团队工作得已经很顺手了，没有正馆长也无所谓，工作照样能进行。但如果新任的馆长心里打的是另一个算盘，下面的人又不能违抗，那情况就相当不妙。真到了那个时候，我可能都不想去美术馆走动了，而且那也印证了某些人所说的：搞当代不会有好下场。
钟刚：你认为怎样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广东美术馆馆长？怎样的人是广东美术馆应该拒绝的？将这个问题继续延展，你认为作为美术馆馆长，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
陈侗：不应当预设条件，我们应当看这个人的整体魅力，尤其是在当代艺术方面的活动能力，以及能否在内心深处兼容其他艺术。当然，从全球化的角度说，交际能力、外语和高学历对于一个当代美术馆的馆长来说也是很基本的，但仅仅是基本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判断力。
钟刚：如果这个玩笑成真，由你主持广东美术馆的工作，你会怎样带领这家美术馆继续发展？在后王璜生时代，新馆长有哪些有所为的地方？
陈侗：我很少获奖，也几乎没有过在抽奖中成为幸运儿，所以这个玩笑也不会成真，但我愿意暂时奉献自己，以便人们接下来思考“广东美术馆的继任者”时将话题转移到“广东美术馆如何坚持当代艺术”。新馆长能做的就是继续那些王璜生时代的承诺与契约，而不是中断、背离它们。此外，广东美术馆作为广东当代艺术的航空母舰，应该更加积极地对广东民间的当代艺术活动给予关心与支持，而不只是让外界关心自己。
好的美术馆能让公众发出惊叹
钟刚：在媒体刊载的原话中，你提到国内美术馆的现状时，提到“死气沉沉的陈列馆”、“美术的殡仪馆”，你认为美术馆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有生机与活力的美术馆是怎样的？
陈侗：我说“美术殡仪馆”并不是针对在美术馆办展览的艺术家，我不是说艺术家们都像是死去了。我是指那种展示的程序和仪式像殡仪馆的套餐式服务一样，而且经常一天当中还有好几个这样的程序在一个接着一个地走着过场。应该发展出一些实质性的展出方式，比方说研讨会不应走形式，应该真正讨论一些问题。至于艺术家们，尤其是传统的艺术家们，也应当向电影导演或小说家学习，每一次公开的都是新的东西，不要老是艺术人生的回顾，应该每一次强化一个主题，或干脆只是展出一两件作品。很多艺术家只求一生办一次隆重的个展，这跟只死一次太像了。一次个展只能是一个主题，好的艺术家，每隔两三年就应该有一次个展，回顾展更应是专门针对那些真正故去了的艺术家的，而且，即使是回顾展，也可以办多次，每次一个主题。当然，美术馆还有收藏、研究、教育和推广的功能，但目前的情况是人们很少关注这些功能。大多数关心艺术的人没有把美术馆看成博物馆、学校或图书馆，他们只是觉得美术馆比画廊大一些、威一些，他们在美术馆见到的人和说的话与在画廊都是一样的。
钟刚：你认为一家好的美术馆是怎样的？在你心目中，是否有一个优秀美术馆的标准？有人称广东美术馆是国内三大美术馆之一，你能比较一下广东美术馆和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这三家美术馆吗？
陈侗：从建筑到管理，美术馆是有一系列标准的，但详细列举这些标准是一本书该做的事情。不同的美术馆有不同的标准，惟一相同的是它管理藏品和接待公众这两点。我没有进过广东美术馆的藏品室，但我知道它在公众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那些我并不认识但也常常见到的艺术爱好者都是美术馆培养起来的，他们是除了艺术家之外的主要接受群体。
我没有到过上海美术馆，但我有好几次进中国美术馆，从表面上看，中国美术馆比广东美术馆要差一些，它似乎无法抗拒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的申请。艺术家们把去中国美术馆办展览视为自己人生的终极目标，我觉得这种想法是很可笑的。我更欣赏那些利用画廊把作品卖出去的艺术家。
钟刚：王璜生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广东美术馆目前的陈旧的人事制度对美术馆发展的制约以及人才外流的问题，这应该是自由灵活的博尔赫斯艺术机构轻易就避免掉了的。你在民间的独立艺术机构的工作经验对你管理公共机构会有帮助吗？
陈侗：广东美术馆有160个左右的正式员工，这么多人要保证人才不外流是很困难的。但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有效地阻止人才外流，而是如何判断新进的人才。待遇低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少可能是美术馆人才外流的主要原因，所以更有必要将美术馆的工作神圣化，即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工作的乐趣和体验到创造力。广东美术馆为此动了不少脑筋，例如它搞过一次员工作品展，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过家家”的方式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相比官方美术馆，民间机构在处理人才外流方面可能简单得多，但外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民间机构真正不外流的是它的领导人，所以民间机构发展幅度小，但要让它改变也难。民间机构的工作经验对管理公共机构帮助不会很大，因为民间出身的人不习惯被上面的人管着，还有不能接受所谓的任期问题。在民间机构工作的好处就是形式主义的做法相对少一些，这一点带到公共机构，可能有利于增强公共机构人员的价值完整感。
我从来都是不甘寂寞的人
钟刚：在外界的褒扬中，很多人会提到一个前提，就是广东美术馆是在体制内做当代艺术。你能否谈谈体制对当代艺术发展的影响？在美协、画院、美术学院以及市场的框架下，自由的当代艺术存在吗？有独立的艺术批评吗？
陈侗：王璜生的最大功绩，在外界看来就是成功地在体制内做了不少当代艺术，其辛苦程度只有他自己知道。我认为他的真正功绩是他具有和他同等岗位的人不具有的前瞻意识，他知道只有当代艺术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艺术的认识，而其他的艺术，只是满足了人们对他们已经认识了的艺术的追求。从这一点来说，王璜生的观念是很符合科学发展的，因此他也就得到了他的主管部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和支持。美协、画院和美术学院，历来都是捍卫传统艺术观的地方，所以它们跟当代艺术没有什么关系。美术学院稍好一些，它的学生对当代艺术是不排斥的，他们或多或少会做一些当代艺术方面的尝试，尽管多数时候是很粗浅的。自由的当代艺术与官方体制并不冲突，比方说香港，它的艺术发展局只要是艺术都支持，不管当代不当代。在广东当代艺术何以能在官方体制内生存这一点上，我认为个人的作用比体制的作用要大得多。我是相信个人改变历史的，关于这点，大家可以读读新版的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国当代艺术缺少独立的艺术批评并不是体制原因，而是中国文化固有的某些特征导致的，所谓积重难返。
钟刚：“陈侗自荐”一事，让不少人感到意外，说陈侗不甘寂寞了，不太符合大家对你的身份认知。抛开玩笑一说，在主持博尔赫斯书店之外，知识分子陈侗是否有另外的野心和抱负被这家独立书店所遮蔽？
陈侗：我从来都是不甘寂寞的，我也不相信有耐得住寂寞的艺术家。我根本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整天只跟书打交道。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我的现实就是：为了将我喜欢的东西或欣赏的价值观传播出去，我必须有一些切实的与利益有关的行动，挣钱、签约或是承诺。我最近承诺资助一位罗马尼亚艺术家来中国，让他10月份在广州、武汉和北京做一些作品。我为什么不为他去找赞助？我相信我自己资助他比找赞助容易得多，而我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有可能学到一些东西（我过去从罗伯·格里耶和图森那里学了不少东西，同时我也为他们花了不少钱）。这就是我的现实，作为“付出”，总是跟快乐、创造和价值观的“收益”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