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档案 > 评论档案 > 艺术自由及其外部合法性 ——关于当代艺术合法性思考(二)

艺术自由及其外部合法性 ——关于当代艺术合法性思考(二)

2009-06-25 11:49:24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程美信

国家集权机器,必然排斥一切与其不相吻合的文化意识形态。那些对既定审美规范形成冲击的新异艺术,必将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而不在于它们本质的好恶。一旦艺术形式的无限自由,意味着对现有权威秩序形成颠覆性冲击。因此,一个国家政权为了确保其社会稳定和权力的延续性,难以容忍任何形式的绝对自由,包括人的自由意识与独立思维的绝对性是一种“危险”,因此通过教育洗脑、道德暗示、宣传渗透以及惩罚与诱导的精神驯化。当文化专制与权力独裁达到一个极致程度,必然损害了整个社会正常的心智判断力和文化创造力,致使人性的扭曲、道德的麻木、制度的腐败。防止自由的泛滥,首先必须防范国家公权的私有化与集团化,现代理性的民主宪政就是要制约官僚集团的极权私有化,避免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和社会代价。极权政府始终是根据自身需要制定社会公共秩序与文化规范,并对审美、道德、价值进行必要的意识渗透,从而实现社会控制。如通过官职、荣誉、物质奖赏为专政服务的文化艺术,并排斥一切异己的文化势力,甚至以“文字狱”与“言论罪”惯用手段来威慑人心,达到“杀一儆百”的统治作用。在迫不得已的历史情况下,甚至用抚绥招安手段来笼络一些反对势力,起来分化民间对抗力量的策略目的。

事实上,艺术合法性是基于社会公民普遍的言论思想的表达权利而言的。当文化专制成为一种社会压迫,艺术家以及任何社会公民都应当争取宪法赋予他们的合法权利,反对执政团体驾驭人民国家之上,因为宪法明确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即公民不仅有权决定国家权力的产生与淘汰,同时还享有言论、信仰、集会的普遍自由权利。当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那么这种政府权力必将成为各种社会进步力量的反抗对象――人民的公敌。如果艺术表达的合法性建立在权力妥协的基础上,它从根本上背离了自由精神的艺术伦理,并成为一种反艺术的政治附庸,以及集权主义的文化帮凶。20世纪以来,现代先锋派艺术的主要任务文化批判,特别对专制主义权力的批判以及对主流价值体系的颠覆,从而确立了现代艺术的历史意义。 

但是,就艺术内部而言,追求合法性不是它的原本目的,无论在什么历史条件或社会制度下,艺术创造力始终是既定规范秩序的死敌。换言之,一种艺术的合法化过程恰是一个不断死亡的过程。凡是具有当代性意义的文化艺术,必然对既有权力秩序、主流体系、审美规范、价值标准形成颠覆性冲击,或者改良性的修正,否则历史将沉陷于既有状态不断重复循环,它从根本上扼杀了所有生命存在尊严及其创造力的文化本能。现代民主宪政赋予公民更多的个体自由与人格尊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世界追逐秩序下,激发国家自强的政治策略,因为极权专制必然导致权力腐败,最终使国家陷入不断改朝换代的动荡之中。姑且不论民主与宪政的产生成因,关键它的开放性有利于人的社会权利的满足,制度公正更有利于社会创造力的释放。当艺术的合法性得到政治司法的保障之后,它内在原有本能仍是一切既定秩序与文化规范的死敌;因为艺术承担着拓展人类生存空间的精神使命,它的存在价值确立历史改造之中,被历史所适应恰是它的衰变表现。人类的创造力来自文明本身的内在缺陷,假使历史接近完美,那它在最初诞生一刻便陷入静止不变的循环状态。 

中国当代艺术的合法性与专制政体的合法性,是两种不可调和的文化矛盾。或者说,它是一个艺术外部的司法议题,是社会政治实践中普遍面临的矛盾问题。官方权力排斥当代艺术的根本动机,不是艺术涉及国家安全、色情暴力、伦理道德,关键在于自由价值直接动摇了集权秩序的稳定性。例如中国社会的色情业、暴力影视的公开程度,已不再是立法层面的非法现象,禁止色情业变相为地方官吏的私税行为;渲染革命先烈以及历代帝王的“宏功伟业”,无不是通过血腥视觉获得呈现的,不论是壮烈牺牲还是英勇杀敌,根本不存在所谓暴力禁限。可以说,中国儿童是这种暴力美学的直接受害者。很显然,艺术自由的合法性,一般不会涉及国家安全,而是独裁政权的合法性。之所以,官方审核文艺的标准,完全基于的政治需求,并公开排斥一切与体制标准不吻合的文艺。正是这种集权主义的自私性与霸道性,导致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陷入一种文化对抗状态,使得原本属于历史博物馆的僵死艺术,成为妨碍活人的思维活动。因为原有传统文艺在历经了专制历史的驯化后,成了极权主义的文化典范,无论它有多么陈腐性、程式化,至少对既定传统与现有政权不构成任何威胁,这就是官方竭力弘扬民族传统艺术的真正动机。然而,那些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价值、批判精神的当代活力的文艺,必然对既有权力秩序、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形成一定冲击作用,哪怕是纯粹的新异形式,它都可能引发一种审美与风格的变革,这都是令传统文化势力深恐不安的挑衅行为。

上个世纪70年代未、80年代初,城市无业青年兴起“叔叔阿姨头”和“喇叭裤”,一幅欧洲嬉皮士的装束,引起官方“反颓废”的精神卫生运动,公然在大街剪裤子与头发以及收缴港台流行音乐,当时所谓的正派青年、公职人员是不敢公然冒险,“叔叔阿姨头”成为待业(失业)男青年和底层工人的特权装束。其实,无论“长头毛”还是“喇叭裤”,本是一种外在的装饰形式,说来也是“古而有之”的中华传统之一。表明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政治意识形态是不稳定的,此时的“长头毛”和“喇叭裤”是外来传入,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单以头发长短、裤裆大小的形式差异都是非本质的,关键在于其形式与社会价值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差异性冲突。因此,当时官方把“叔叔阿姨头”视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随着时间的转变,官方逐渐适应了个体装饰的个性化与自由性,开始对一社会现象采取了刻意的淡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以致一些体制内的艺术家也开始养长脱发,消解了“叔叔阿姨头”的政治文化意味,变成一种极为庸俗化的个性表现。这表明,一个极权政体其历史存在必然有着文化适应力,一旦它僵化毫无历史适应力便必然瓦解。 

中国的国家现代化以及现代艺术都具有外来性质,当代艺术的情况更是如此。但是,艺术形式基于不同社会语境的转换,必然赋予它不同的内在意味与社会意义,正如前面提到“叔叔阿姨头”的流行,当时大部分人并不清楚它的原始意涵,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朋克艺术,关键这些外来文艺思潮在形式上切入中国当时社会的现实语境。这一点,同样适合90年代波谱艺术在中国流行生效的意义转换。而今天,“叔叔阿姨头”不再是某种政治敌意的反叛形式,以致波谱艺术也日益丧失有效的进行时态,变成为一种纯粹商业行为的流通商品。官方对此这类“前当代”艺术也失去了兴趣,将目光瞄准那些不明朗的陌生对象或公开挑衅秩序的异己文艺。 

2009年夏,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天工开悟--新知识分子艺术家作品联展”,画家徐唯辛和谢宏军的作品遭到撤展。徐唯辛展出他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专题系列中的四幅人物肖像:陈寅恪、顾准、冯友兰、翦伯赞。官方做法是不难想象的,因为这四人的图像出现在同一展厅,它便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肖像画,必然引发艺术之外的场景效应以及意识形态作用。因为这四幅肖像人物记录下“文革”政治迫害中,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以及整个民族的文化浩劫,无形中将执政当局推向一个历史的被告席,在很大程度否定了其历史合法性。尽管画家对肖像采取了中性处理,如同复制放大的黑白照片。可是,官方的“对号入座”的反应,表明作品外部场景的实质效应,并证明了专制主义的文化本质。也就是说,在集权主义社会里,任何危及独裁权力的文艺都是不合法的,而不在于艺术自身的内部方式。图像符号从来都不是孤立表象的形式,它是历史与人的存在本体,在不同历史场景下释放出不同的精神意味。之所以,本土传统艺术成了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以致理性写实主义艺术也成捍卫历史传统与主流审美的文化符号,只要它们内容上不出现变味或有意识的公开挑衅。

 

由此不难看出,体制权力排斥当代艺术是合乎其专制本性,除非放弃了执政欲望与既得利益,否则就必须进行思想控制与文化规驯。尽管执政当局奉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民生政策,但不等于集权政体会自取灭亡地进行民主改革。随着全球化的世界整合大潮,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的冲突,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文化矛盾。可以说,中国目前的专制政体面临着内外压力,民族主义自然成了“治内御外”的文化灵丹;通过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将普世主义世界观贬斥为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同时又主张无中心的世界文化多元主义。事实上,这种反对与拥护的思想,一个根本弊病就基于自身专制政权需要,而不是从国家利益、民族前途、世界发展的建设性立场出发。如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西方历史反思的文化批判哲学,到了中国成了反西方的理论根据;东方文化道德优越性的判断依据,却不从自身历史文化主体中寻找可能存在的问题;全球化的世界矛盾与利益冲突,反而成了独裁政权合法持挟国家人民的全新论据,并通过渲染历史仇恨、民族情绪来巩固其政治地位(当然禁止触及内部少数民族的敏感言论)。当年德国纳粹与今天北朝鲜的独裁政权,不仅自身打扮成人民与国家的“救世主”,从而剥夺了人民的一切合法自由权利。 

专制主义是艺术不可回避的外部关系,它是一个社会现代性改造的核心问题。西方民主国家从启蒙运动与宪章运动中获得显著的国家历史成效,从而奠定了现代文明的社会制度基础。很显然,不单是知识分子大无畏的历史使命感起到决定性作用,包括从上而下的国家自好意识也从中起到关键作用;当然不能排斥美国独立战争的刺激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也在起到一定外部性的积极意义。如果执政团体顽固地坚守独裁政权,将面临断送整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前途,为了避免内部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国家解体、发展落后的实际危险,上下一致达成了民主宪政的和解共识。那么,从目前中国执政党的专横与自信来看,它被短暂的稳定共和以及经济成效冲昏了头脑,以为“一党专制”能够永久合法统治下去,完全忽视了既得利益集团已把政府权力与人民权益拖进一种对抗的危险深远,并启动国家机器的强大动力,封杀一切不和谐的社会杂音,而不是从体制根本上去解决日益升级的社会矛盾。当代艺术如同那些不和谐的思想言论,必然被排除在合法文化范围,直到它彻底丧失了创造性的文化活力,才能摆进虚设的文化殿堂里供人参观膜拜,诸如博物馆、美术馆、历史课、拍卖场。正如前面所说:艺术的创造力必然对一切既定的权威秩序、主流规范形成颠覆性作用,否则历史在它诞生那一刻便走向终结。

网友评论

共 0 评 >>  我要留言
您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