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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

2009-05-06 23:08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中华民族的世界观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国哲学是世界几大类型的传统哲学之一。它致力于研究天人之间的关系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人性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别重视哲学与伦理的联系。它以本民族特有的理论思维形式表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相互斗争、相互影响的过程,曲折地反映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国哲学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成形于春秋末期,战国时代已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它的发展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截至1949年,大体可分为:
①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
②封建制时期的哲学;
③从封建制经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时期的哲学。前两段称为中国古代哲学,后一段称为中国近代哲学。

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哲学

中国夏王朝(约前21~前16世纪)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奴隶制的诞生,经殷商(约前16~前11世纪),到西周(约前11世纪~前711年),中国奴隶制进入鼎盛时期。从西周后期到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时期,奴隶制逐渐崩溃,封建制生产关系诞生并确立起来。公元前 221年秦王朝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基本完成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人们通常将秦代以前的中国哲学称为先秦哲学。

先秦哲学 
主要是围绕天人、古今、知行、名实等问题展开的。

天道观 

中国古典哲学关于世界本原的根本观点。
主要围绕天是否本原的问题进行论辩,故称天道观(见天道与人道)。在先秦哲学中,无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都把自己的天道观作为立论的总依据。商代把 “天”看成是人格化的至上神,称为 “帝”或“天帝”、“上帝”,作为世界的最高主宰。卜辞中记载了商代统治者卜问上帝的文字,凡祭祀、征伐、田猎、年成、风雨、行止、疾病等等,都依占卜的结果行事,反映了商代统治者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尚书?洪范》记载的殷代贤人的言论,既保留了殷商信奉上帝的神学观念,同时又把水火木金土五行看成是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 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成分, 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约产生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古经,(见《易经》),将早期“八卦”观念加以系统化,以乾(天)、坤(地)、震(雷)、巽(风)、坎(水)、离(火)、艮(山)、兑(泽)八种自然界最基本的现象,说明宇宙的生成和万物间的联系与变易法则,在神学体系中蕴涵着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西周灭殷后以较为哲理化的 “天命” 观代替了人格化的神灵观念。周公提出了 “天命靡常”、“敬德” “保民”的观点,认为天命以人之是否有德为转移,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了人为的作用在周室东迁前后,一些诗人的作品反映了疑天与责天的思想,兴起了无神论的思潮周太史伯阳父以“天地之气”的秩序即“阴”和“阳”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地震现象,标志着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春秋时代政治家子产宣称“天道远、人道迩”,表现了反对天命迷信的倾向。春秋末年的哲学家孔子很少谈论天道,但肯定天命。孔子的所谓“天”,有时指有意志的最高主宰,有时指自然界。战国初墨子反对孔子的天命,而宣扬天志。老子第一个明确否认天是最高主宰,提出了天地起源的学说, 认为世界的本原是 “道”,而不是天。他宣称道“先天地生”、为“万物之宗”,又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所说的“道”和“无”(见有与无),究竟是一个观念性的绝对和思维的虚构,因而属于客观唯心主义,还是天地形成之前的“混成之物”,即原始物质,因而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这个问题在中国学术界至今尚有争论,但大家都承认,它把中国理论思维大大推进了一步,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观点,庄子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观点。一些传授《周易》的学者,依托孔子写成《易传》,以“太极”为天地的本原。又区别了道器,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命题。认为道是无形的规律,器是有形的实物。齐国的“稷下学宫”的一批学者,围绕着天道,展开了“争鸣”,推崇管仲的学者在《管子》中提出了“天不变其常”的思想,以“精气说”(见精气)发展了早期关于“气”的学说。强调了天的物质性。战国末年,荀子肯定“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学说;韩非继承了荀子的思想,吸取了老子的辩证法,改造了老子关于道的范畴。他们使先秦的唯物主义思想达到新的高峰。

与天道观密切联系的有关于变化的学说,即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提出“两端”和“过犹不及”,表现了一定的辩证观点。 老子提出 “反”的观念,说“反者道之动”,强调“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物或益之而损,或损之而益”,看到了对立面的相互转化,表现了比较丰富的辩证思想。《易传》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对立转化的问题,提出“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等命题,肯定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内在根源、对立面的转化是普遍规律,达到了先秦辩证法的最高水平。

人道观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人生和为人之道的观点。相对天道观而言,称为人道观。周代以前,认为人是上帝的奴仆。周公开始提出以德配天,承认“敬德”与“天”的一致性。他“制礼作乐”以规范人的社会关系。西周末年与春秋时期,随着疑天思潮的蔓延,兴起了重人事与祸福依人的思想。子产强调人道的重要,反对人事屈从于天道的消极观点。孔子也很重视人道,说“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他认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原则是仁,即“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仁与礼看作是统一的,认为礼体现仁,说“克己复礼为仁”,“人而不仁,如礼何?”墨子也讲仁,认为仁的实际涵义是“兼爱”,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孔子主张由己推人,由近及远,他讲的仁是差等之爱;墨家则讲“爱无差等”。老子反对以仁为最高道德,主张以“无为”、“抱朴”为人生的最高准则。

孟子大力宣扬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提出“仁义礼智”的德目体系,又把仁义礼智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认为人的本性中含有仁义礼智的萌芽,称之为“四端”。他宣称四端是人所以区别于禽兽的地方。荀子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见性善),提出性恶论(见性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并不在于人性本善,而在于对生物本性的改造。

庄子宣扬老子的无为思想,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追求所谓“逍遥”的精神境界,企图脱离纷争的社会现实,得到虚幻的自我陶醉。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强调改造自然的重要。

古今观 

即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历史观,探讨人类社会生活的起源与历史变迁的问题。
春秋以前的历史观以天命史观为基本形式,认为天降生了下民,又授命君主来统治,君主能否“顺天应人”是社会兴衰治乱的根本。这种历史观,还没有从天命论中分化出来。伯阳父认为自然环境的变迁会造成经济财用的困乏,以此预言西周将亡,提出了历史演变的新见解。以后,史伯、史墨对这一思想有所发挥。孔子考察了夏、商、周三代之礼,肯定其间因袭与损益的关系,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注重历史变化造成的礼制变化。孟子断言“天下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认为历史是治乱转化的过程,并着重于肯定先王之道的普遍性。荀子主张“法后王”,也承认先王后王有一贯之道,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儒家承认历史的相对变化,但比较强调古今之间的继承关系。墨家主张“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肯定学习历史经验的重要。老子、庄子歌颂太古的原始社会,以为今不如昔。法家与儒墨道诸家不同,强调古今之变。商鞅认为历史是变化的,“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悦仁,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更断言“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法家所讲古今的具体差异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但宣扬历史进化的观点,有重要意义。

知识论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认识论,又称知行观,探讨人的知识来源,认识过程和求知方法。孔子创办私学,提倡“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关于求知问题,他虽然承认“生而知之者上也”,但强调“学而知之”,肯定多见多闻的重要,兼重“学”与“思”,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墨子提出了判断言论是非的标准问题,认为“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之利”,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当时人民的感觉经验以及实际运用的效果来确定言论的是非。这基本上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与墨家的经验论不同,孟子强调理性认识的重要,强调思维的价值,区别了“耳目之官”与 “心之官”的不同职能, 认为“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老子区别了“为学”与“为道”,提倡无知,但强调识道。宣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否定感性经验对识道的作用。老子又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认识方法,要求排除感情欲望对于认识的干扰,对于后世有深远影响。后期墨家在《墨经》中提出了关于知识的精湛学说,他们把知识分为三种,即“闻知”、“说知”、“亲知”。认为闻知是通过传授得来的知识,说知是由推论得来的知识, 亲知是从直接经验中得到的知识, 三者不可偏废,肯定了认识过程不同阶段的作用。《管子》书中提出“所知”与“所以知”的认识范畴,提倡“静因之道”的认识方法,也发展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荀子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知识来源与认识方法的问题,既肯定认识来源于感官经验,又肯定思维的能动作用,提出“虚壹而静”的认识方法,强调“解蔽”的必要。他的认识论是先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总结。

名实观 

先秦哲学中,关于名称与现实、概念与实在之间关系的观点。它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于认识论、政治、 伦理与逻辑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子主张“正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他区别不同名的不同意义,强调名实相符。言行一致,要求名与言“无所苟”,在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墨子则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如果只会念诵事物的名称而对于实际事物不能正确选取,那是没有价值的。老子提出名的相对性问题,说“名可名,非常名”,“道常无名”,认为道作为最高本原是难以用名和言表达清楚的。庄子更发展了老子的观点,强调“大道不称”,但又说“名者,实之宾也”,认为实是产生名的根本。惠施的“历物之意”十个命题,主要论述事物的异同关系,强调异同的相对性,也与名实问题有关。公孙龙肯定名是实的称谓,又提出“指物”之说,论辩抽象概念与具体实物的关系,主张“白马非马”和“离坚白”。所谓“白马非马”是说“白马”的具体概念不同于“马”的一般概念。所谓 “离坚白” 是以既坚又白的石头为例,说明石之坚的概念与白的概念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公孙龙论名实关系,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又宣称“物莫非指”,把实物归结为概念,又陷入了唯心主义。后期墨家将名划分为达名、类名、私名。达名即普遍概念、类名即分类概念、私名即个别事物的特称。这些不同层次的概念所反映的实,有不同的范围。荀子论名,最为详尽。他认为在社会大变动中,因“名守慢”而“奇辞起,名实乱”,强调正名的重要性。他提出“制名以指实”、“约定俗成”的原则,坚持实同则名同,实异则名异,并依据事物客观属性的联系与区别,将名分为“大共名”、“大别名”、“小别名”,认为共中有共,别中有别,推至不能再“共之”、“别之”为止,以此为“制名之枢要”。他分析了名实乱的三种情况,即以名乱名,以实乱名,以名乱实,称为“三惑”。这是对先秦名实争论的总结。

先秦名实观

涉及了概念、判断推理等许多领域,为中国逻辑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先秦哲学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哲学范畴,如:天人、气、精气、太极、阴阳、道器、动静、常变、有无、名实、心物,均成为秦汉以后哲学思想发展的基础。


封建制时期的哲学
这个时期可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

秦汉时期的哲学 

战国时期,各国相继确立了封建制。秦灭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秦王朝的虐政激起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借助这次起义,刘邦建立了汉朝。汉初统治者慑于秦亡的教训,抛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崇尚黄老之学。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依托黄帝的著作,其内容是对老子思想的发展与改造,并吸收了法家思想,形成黄老之学。黄老主张清静无为,有利于暂时缓和阶级矛盾与恢复经济,在汉初盛极一时。后来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逐渐成为统治思想。而科学的进步、王充等人的反正统派哲学思想的出现以及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建立,使哲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新局面。汉代哲学思想主要是围绕天人关系、宇宙形成、形神关系、古今变迁等问题展开的。

天人关系 

先秦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取得政权,用唯物论动摇了奴隶主贵族制造的天命鬼神观念,汉代的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又创立了崇信天命鬼神的新形式天人关系又成为哲学思想的中心问题董仲舒以儒学为宗,吸收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宣称天是百神之大君。认为人本于天;天人相类,人副天数,天人相互感应;“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也会以灾异“谴告”人。董仲舒的理论,一方面“屈民而伸君”,维护君权的尊严;一方面又“屈君而伸天”,用天意限制君权的膨胀。这种天人感应思想为流行于两汉的谶纬(见谶纬之学)迷信提供了理论基础。以王充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抨击。王充在《论衡》中举起“疾虚妄”的旗帜,系统分析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迷信。他以“天道自然”的观点反驳“天地故生人”的神学目的论,指出天地生人生物都是自然而然的,天没有意志也没有情感。天道无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王充否定天人感应论,也就推翻了汉儒神学唯心主义体系的理论基础。
宇宙生成 

汉代思想家提出宇宙生成的见解,《淮南子?天文训》说:“道始于虚,虚生宇宙,宇宙生气(《太平御览》引作元气)”,然后元气分成天地。对于虚的性质未加说明。《周易乾凿度》说:“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对太易的性质也未加说明。这些学说都认为在气之前有一个空虚的阶段。
《冠子》书中有“天地成于元气”之说。《冠子》此节是战国末年所写还是出于汉人手笔,难以考定。“元气”观念至晚出现于汉代初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王道》也提到“元气和顺”,把元气看成是天地之间气的整体。《汉书?律历志》记述西汉末年的理论说:“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以元气为世界的最高本原,这是唯物主义的宇宙生成论。王充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天地生成的,天地是无意识的物质性实体,天地万物“俱禀元气”,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汉末经学家何休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汉代宇宙生成论大都把“元气”作为重要范畴,或说起源于虚空,但以元气为天地生成的前提;或直接归本于元气。这一理论,前期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比较紧密。西汉后期京房易学出现,用象数推演世界生成,形成了更为烦琐的宇宙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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