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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瀚如谈第二届广州三年展不只是个展览是个文化计划

2008-03-17 16:04 来源: 《当代艺术新闻》2005 No.9 作者:


第二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即将在今年1 1月于广州美术馆举行,作为中国纷纷赶庙会式的众多双年展来讲,是一能够与经验老道的上海双年展相互技量的大型国际艺术展览。在整体活动进入倒数计时之 际,《当代艺术新闻》特别专访了这一届的策展人侯瀚如与郭晓彦,听听两位策展人如何来操盘这众所瞩目的三年展。

付晓东(以下简称“付”):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主标题“别样”,是你对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态度吗?

侯瀚如(以下简称“侯”):不仅是对城市 化,这是我的一个政治态度。我特别不能接受把自己定义为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由生存的人,你可以选择你要干什么‘在任何一个社 会生活,你都要承受一个统治者、一个社会制度给你的限定。这个限定往往通过把你的身份固定在某一定义里,通过确立一个真实的概念来完成,一系列的概念就是 “历史”‘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官方的历史,但是这种历史跟现实是往往对不。  “别样”的潜台词就是“野史”,制造一个当代的“野史”。艺术是一种生活、政治的需要,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通过创造性的行动提出一个他对世界的方案,不需要 服从官方规定的方案。政治上从来没有完全的自由。

付:上海双年展的副标题是“一个特殊的现代性”,广东三年展的副标题是“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这个“现代性”和现代化”如何解释?

侯:全世界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避免现代化的过程包括原始森林都在被现代化,变成一种被保护的东西,被保护就是现代化过程必要的一个环节。保 护环境是因为我破坏缳境,才想到保护。在过去的观念里,现代化一个样,现代性的定义也只有一个官方版本。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后,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一种现代化 的方式?有没有各种各样的现代性?是不是只有一种方式的进步?现代化变成官方哲学了,找不出特殊的例子。  “现代性”比较固定定义,  “现代化”是一个过程。上海是比较固定的形像,讨论现代性是合适的;珠三角比较有动力,讲究时间空间变化的,更多的是关于过程。

付:你每一个展览都是展览实验的原则,除了这个工作室计划之外,在展览模式上还有什么其他的创新?
 
侯:此次三年展本身已经不是一个展览的概念,只是借用了一个展览现成的名字。不只是展览,而是一个文化计划。可以说是制造一个临时的艺术机构,它 不断的咦鱿氯ィ?做的内容包括我们开会、讨论、交流’传播各种信息,也是一个工厂,一个制作的过程。我们请艺术家、建筑师,不是很简单的展出,一个现成的 艺术品在那儿,而是整个构思’制作过程都是在这个范围里发生的。包括比较大型库哈斯生产现实的计划,没有任何展览的结果是盖出一个房子,是真正的功能性的 房子,借展览的理由来做的。我做策划不是一个展示方式的问题,而是从根本上提出一些问题,艺术创作的性质问题,到底什么是一件艺术品?怎么打开艺术的相对 的稳定性?展览在艺术过程里是非常次要的事情。
 
付:此次三年层的主题,跟你以前做的展览又有那些延续性和联系性呢?
 
侯:是我自己对文化问题考虑的起点。我最早在北京参与现代艺术大展,做的展览是软雕塑展,是最早在北京出现的装置性的展览之一。从那个时候起,艺 术和环境关系对我已经是个中心问题。我读研究生学的是中世纪艺术,教堂、建筑和艺术的关系,很自然过来。我到了法国以后,慢慢开始做一些活动,都是在一些 非正常的空间,包括我家的过道。正好汉斯也那么逗,在他家厨房里做展览。我们都是直接在生活里碰撞出来的,也在巴黎的一些公共的房子和商店借一些地方。接 下来很重要的一点,是移民问题。我对非西方移民在西方大城市里的作用非常感兴趣,包括他的生存状态、政治上的问题,直接跟城市的变化有关。比如中国城,阿 拉伯的区等等’造成这个城市非常丰富。艺术上有没有可能介入这个领域?我做了几个移民问题的研究和展览,也直接跟城市联系起来‘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不得不考 虑文化身份,像我还要介绍中国艺术,我最反感就是介绍中国艺术。我觉得艺术用国家来区分是很恐怖的事情,接受国家这个权利就是非常无奈。国家政权用传统的 民族概念来定义每一个人的生存’这是很悲剧的事情’所以我从来不谈
什么民族性。但每个人又不可能离开文化背景,每一次变化都是跟这个文化背景的接触产生的。如果艺术只是做了一些装饰性的东西,就会非常无聊,浪费生 命‘如果艺术跟生存状态有关,就有必要性。尽量把计划针对某一个地点来做,在地性。今天又没有一个地方不跟国际联系。这是纠缠不清的一个问题,成了你去思 想的动力。97年我做了约翰内斯堡双年展其中的一个项目,叫《香港……》。香港是历史上很大的奇迹,它是完全创造了自己文化身份的一个殖民地’是一个混血 的文化。这造成了香港城市的丰富性和生命力,又反过来影响了中国近二十年来现代化的进程。一系列的价值观念、语言、经济制度的转变,基本上都受香港的影 响。香港回归给我们很大的挑战,到底香港是不是回归?从文化上、历史上、社会上、是不是要回归?它是一种历史的机会,给我进一步发明一个更有创作的实验 室,这个实验室又反过来影响周边的各地的发展。

我当时想做从英国内部的殖民地北爱尔兰做,到加拿大,到纽约,在到奥地利,南非,澳大利亚,再回到香港。最后唯一接受我的提案是南非双年展,奥普瑞看到这 个计划非常兴奋,他说,“我只有8万美元,你到底做不做?”虽然钱很少,那也只有做吧。这个展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我选的艺术家都是带有移民和殖民地背 景的。第二部分足周边计划,我请一些艺术家给我录像,在最穷的黑人小镇,一个个找咖啡和酒吧的老板去放。第三部分是网上计划,关于香港问题的一些讨论,以 及引发出的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包括建筑问题。一是香港和类似的城市可以联系起来的现实;二是理论家讨论理论和历史的问题:三是关于未来的构想,新的乌托 邦的计划。

付:那么你曾经策划过的深圳的“第五系统”和广州三年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侯:那个展览我一年多以前跟皮力做的,就是想在私人发展,的小镇里面再加进一些公共场所。是在讨论公共空间的问题。广州三年展就涉及到自我组织的 话题,让他们自己决定干什么,我们请了20个组织去,策略就是按他们原来房子的样子重新布置,然后把空间给他们。就好像你走在一个城市里面’敲敲门,进 去,他们在里面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这一点针对的是在亚洲发生的重要的变化,亚洲开始有钱,要搞文化设施’开始盖房子。很多不知道自己在盖什么,唯一学到的 模式是照搬欧洲的博物馆,复制一个,就完了。我觉得这浪费了一个发明创造的机会,用这样的人力物力要做得聪明一点。亚洲的当代艺术都是在没有市场和官方支 持下,在街头,或者地下长出来的。它有活力和特殊的面貌,需要发明一些新的空间来鼓励他。投资很大盖博物馆,重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把这些 资源用在鼓励这些独立的组织,让他们去发展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比盖卢佛宫要重要得多。

下一步要涉及的就是亚洲地区在全球化中的位置是什么。在全球格局的位置,珠三角是全球现像中很重要的机遇,绝对应该是国际性的地方。特殊的文化条件,让全 世界来的人可以发现一些工作方式和新的灵感。通过在那儿制作的东西’把当地的文化格局建立起来,在亚泰地区出现新的全球性的文化中心。不是学会像巴黎就重 要了,他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可能性。通过这样的一些活动,慢慢动员当地的力量,让他们自己去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理想,文化憧憬,影响一些文化政策的变化。我要 做的事情是这个。做一个展览,成为一个明星’一点意思也没有。
 
付:如果说2000年上海双年展历史性的使中国当代艺术合法化,那么此次广州三年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侯:我回来做亚洲的计划,每一次都有很明确的目的。比如上海双年展,非常明确,就是试图在他们没搞清楚的情况下,让他们吃了一只死猫子,然后接着 吃下去,让当代艺术合法化。我做的每一个展览都是跟当地文化尽量发生关系‘让当代艺术的合法化,不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奸政府,而是看到当代艺术家全部都只 能够靠外国的市场操纵来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正常的当代艺术机制,让这些艺术家能够不那么功利主义的为市场去做事情。让他们合法 化之后,有一个正常生存的环境。下一个是怎么去制造区别,怎么“别样”,怎么再制造反对派。这对我来说,就是为什么三年展要用这个题目。这些计划都是有关 联的。

付:在你的概念里,什么是一个好的双年展?
 
侯:评价一个展览好不好,需要历史和时间。我们努通过那么多计划,是想做一个奸的双年展,不只是好的艺术作品的 展示,还是奸的艺术作品跟当地发生一种真正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方式在有必要性的情况下,应该是创新的。
 
付:这次展览的重点是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和文化现状的解读,这是不是受到库哈斯的启发,他在1997年对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就有过论述。或者这与你的童年经验有关系吗?
 
侯:像库哈斯的提法,给我们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关心的起点跟我不一样,他关心的是一种建筑上的类型学,一种城市的类型学, 包括市场机制。对我可能是从生活、政治的角度来关心‘经过那么多年,我拒绝被人贴一个标签代表中国艺术,但又不得不处理这个问题的8候’怎么让别人理解中 国不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很重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他必须是有多样性的,不能只有一本历史,这个有一点童年的经验。
 
付:最后能否谈一下你和你所邀请的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侯:艺术是艺术家的作品,不是你的作品,我们做策划一定 要非常小心翼翼的不能跨过去’绝不可能代替艺术家‘你的作用是从整体上给艺术家提供一个思考的起点,作品准确不准确是艺术家的责任。有一个很普遍的话题, 艺术家和策划之间的对立,好像艺术家是被摆布的,这实际上是个假问题‘艺术不 只是完全个人的表达,还是一个交流的过程。我只能说我想做什么,不可能说这一个真理,就是你跟艺术家合作’讨论形成的一套工作的方案。展览的目的是给公众 看到的东西,这意味着你必须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当然有妥协‘我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则,从职业道德来说’艺术家永远是对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痼前提,我当 然承认艺术家是作品的拥有者’我们争论,艺术家如果坚持的话,他的意见总是对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有没有钱,有没有能力来实现他的想法‘如果你请了一个艺术 家他做作品让你很失望,你也不能把他从展览上拿走,这是绝对不行的,你只能接受这样现实,每个人做事情都不可能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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