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中国当代艺术尚未在市场取得如此巨大的明星效应之时，其实，有很多“老外”曾来探索过这个神秘的国度，但他们的名字被迅速到来的市场大潮击碎，我们现在记得的只有在拍卖行上屡屡掀起狂澜的收藏家、比利时人尤伦斯夫妇。而另一位重要的比利时收藏家傅郎克（Frank Uytterhaegen)，于2011年12月27日凌晨4时病逝于北京。

　　傅郎克于1954年1月9日生于比利时左特根（Zottegem），1972年毕业于比利时根特州立大学，主修当代史、哲学和中国古代汉语。直到1984年，傅郎克仍是比利时的一名政治学助理教授。但在1985年，他移居中国，并在第二年建立“中国连接”（Chinalink），一个比利时贸易和顾问公司的北京代表处。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收藏中国艺术品，并赞助荷兰人戴汉志（Hans van Dijk）的阿姆斯特丹艺术咨询公司（New Amsterdam Art Consulting）。

　　1987年，傅郎克协助天主教鲁汶大学回旋加速器研究中心的衍生企业IBA在中国设立了北京和香港的办事处，并于2004年成为IBA中国总裁。据了解，IBA所生产的设备是当今最尖端也是最昂贵的癌症治疗设备。

　　在被媒体问及是怎么会想到要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傅郎克说，自己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来到北京，“从1985年到1989年之间是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期，这期间，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发展很快，而且，每天或者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那时，有很多中国艺术家不断从中国前去美国或欧洲，同时，中国国内也不断有很多新鲜的艺术事件发生。”就在这个时候，傅郎克发现，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突然爆发了，于是，他从起初对中国古典艺术的兴趣，转而关注中国当代艺术。“星星画展”、“现代艺术大展”，他都在现场。作为见证者，他也认识了很多中国艺术家。不过，傅郎克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收藏家，同时又是一个商人，这两种角色在自己身上会出现冲突。“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态度；在面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时候，是另外一种态度；这两种态度互相转换的时候，会有问题。”

　　1999年，傅郎克和艺术史学者戴汉志以及另一位中国艺术家共同在北京南郊一个叫龙爪树村的一栋旧厂房创立了非营利性艺术机构：艺术文件仓库。傅郎克担任运营总监。“艺术文件仓库”在北京主流的艺术展览场拒绝展出当代艺术时，为艺术家和策展人提供了表现自己的舞台。它也使得当代艺术领域的各种发展和变化，通过公开而非地下的方式向社会传播着新的信息。2000年11月，“艺术文件仓库”迁到草场地。几年来，维持每个月一至两个展览，目前经纪的艺术家大约有二十几位。

　　2000年，傅郎克在比利时成立非营利的“中国现代艺术基金会”（Modern Chinese Art Foundation），着力向欧洲推介中国当代艺术。这一基金会在当时和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的CCAA基金会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曾经有艺术家和评论人认为，傅郎克和乌利·希克在中国设立了中国当代艺术基金。中国没有当代艺术体制，由于他们设立了基金，就在中国推动了体制的建设。但傅郎克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同，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收藏和行为是“要影响中国当代艺术的方向”，而只是为建立一个艺术家展出作品所需要的博物馆、画廊和收藏家这样一个完整的渠道，做了一些工作。

　　傅郎克说过，事情的关键在于“并不是我们经常谈到的西方艺术体系在逐渐地左右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艺术体制有博物馆、画廊、收藏家，中国在1990年代以前，几乎没有这些。有一些收藏家可能经常在一个朋友圈子里互相介绍我有什么画、你有什么作品，然后偷偷地藏起来，不向公众展示。在西方和中国之间有一个区别，中国的艺术体制只是在学术范围之内，或者在美协这样的官方体制内展出，它不是一种对公众的体制，唯一的途径是通过美术馆的展出”。

　　傅郎克的基金会除了收藏、展出之外，他更看重的是对于文献的整理，因为中国的当代艺术需要有这样的文件记录。“资料需要被整理，就像一个画家画完画，不应该搁在那儿，而希望最后有一个交待。不希望他的展览做完后就过去了，或者被忘记。”

　　傅郎克还十分准确地预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爆发，他曾说，“中国艺术界感觉有点像超现实主义时期的感觉，比如每个艺术家几乎都在谈到杜尚，都有非常好的技巧，因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是从古典主义来的，艺术家都有非常好的技术，用这样好的技术来表达突然而来的自由和开放的状态，自然这会有很好的艺术品出现。”但他无法预见到中国当代艺术的迅速商业化。

　　傅郎克曾是一名共产党党员，直到去世前几年还为此经历而骄傲。1960年至1970年代，在西方有一种思潮或倾向，希望社会是一种单纯、平等的社会，希望社会和男女之间，或者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平等的。在当时的傅郎克心目中，有一种非常理想的社会状态，当时只有共产主义理论符合他当时的心愿，所以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样的一个运动之中。“至于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并不能说明共产主义或者共产党是不好的事，在现实中人们怎么去执行共产主义那是另外一回事。每一种体制，只要是给人们充分的自由、平等，我就会去支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