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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媒体:传播策略与价值批判

2009-03-07 16:38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当代艺术媒体的发展,但所选择的是一个特定的研究角度:中国当代艺术媒体的传播策略及其以价值批判的问题。在近年来有关当代艺术传媒的相关研究中,艺术批评与传播策略的关系问题也曾引起过研究者的关注,[①] 价值批判的问题在为数不少的当代艺术评论中也多有涉及,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更关注的是两者间关系及实际应用。另外,本文也试图对某些调查数据进行一个方面的微观分析,[②] 力图使该研究建立在实证分析与价值思辨相结合的思路上。另外应该说明的是,在目前的“泛媒体时代”,艺术的传播媒体以进入多元化局面,除了专业艺术媒体外,越来越多的大众纸媒关注当代艺术,还有“网络时代”中的网络艺术媒体以及无远弗届的网络传播,包括艺术家的“自我媒体化”,这些都是当代艺术传播的多元生态。但是本文所研究的仅是关注中国当代艺术的专业媒体,也就是由各种艺术机构主办的艺术刊物。

  一、艺术媒体的学术性与传播策略的关系

  2007年我在深圳0CT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以“当代艺术中传媒的角色转换”为题的研讨会上,提出了美术馆出版物的学术定位和学术性问题。这主要是从我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广东美术馆出版的《美术馆》这本学术刊物的定位出发,但是我认为这也是所有当代艺术媒体应该考虑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简报指出:“艺术传媒在时代变迁的情况下,如何追求学术品位的同时,适应整个市场而生存下来,这是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彭德作为原《美术思潮》的主编,在发言中一直强调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编辑的专业性。广东美术馆馆刊《美术馆》的主编李公明甚至提出建立史料同盟的设想,希望以此进一步规范并保证学术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当传媒保持自己专业的学术立场时,很有可能被目前市场化的经济所冲击,那么它是需要坚持自己的精英立场还是承担现实经济体制的价值而调整使命?” 这些都是学术性与传播策略的关系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谓学术定位和学术性,并非总是意味着纯学术论文的格局、严谨的学术行文规范,而是有着更为丰富和更为具有建设性的内涵。当代艺术媒体的发展策略首先就与它们的学术定位和学术性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是不应被忽略和轻视的。

  从最简单的层面上看,所谓的学术性起码有两个传统,而我觉得许多当代艺术媒体在办刊的思路上并没有很好地思考、清理和继承这两个传统。一个传统是亚里斯多德的传统,他通过动物学、政治学的研究,建立一种认真的分门别类的学科方法。他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它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异同,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规律、下定义。这种知识分类的传统在中国传统学问中是比较欠缺的,因而近代中国学术的发生首先遇到的就是学科分类的问题。在当代传播中,由于信息爆炸的时代特征,受众面临着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选择、检索和储存信息的问题。当代艺术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包含有大量的诸如时间、地点、事件等原生状态的记录,那么,是否有必要思考和遵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学术知识传统来进行分类、提示和整理?目前我们在艺术媒体中惯常看到的是栏目的分类,如艺术家访谈、展览信息、评论专题等,却很少看到以学科性进行分类的做法。我认为,另一种学术分类的思路或许也有参考的价值:如艺术社会学、艺术与传播、艺术政治学、公共艺术与公共财政、艺术的技术问题等等,可以把相关的信息、论文、评论、图像都进行这样的归类,这是否既可以做到学科性质上的合理分类,同时也使媒体的学术品质得以呈现?

  分类的学术性还表现在对分类的标识上,当代艺术媒体所提供的数据、资料也应该在这种标识上具有学术的品质。前几年我带学生下乡,到了陕西药王山,那里有一个很小的博物馆——实际上应该称作陈列室,里面非常简陋。但是有很多中药的标本,令我吃惊的是这些标本都做得非常有学术品位——原生态的名称、拉丁文学科里的名称、关于这个标本原生态的质地、时间、地点、制作人、挖掘人、保存人都标示得清清楚楚。假如我们把这个博物馆看作是一个出版物的话,他们是怎么考虑的?受众是谁?谁来看这个博物馆?来这里的主要都是拜神的老百姓,只有少量的旅游观光者,可以说很少有学者会来到这里。但是他们这么做,其学术定位是超脱于具体的受众时空的。后来我再认真看看,发现这些标本原是陕西一个地区医学院制作的,怪不得有那么严谨的学术标识。这么好的标本都不要了,我觉得这是教育的悲哀;而从搬到山上一个小博物馆这件事,也可见学术性的生存其实可以存在于很多地方、可以超越受众的局限,关键就在于有没有这样一种学术精神、要不要坚持一种学术标准。学术传统的问题与当代传播的问题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这是当代文化传播中的通病,因而造成当代文化传播的学术资源的匮乏。这是当代艺术的媒体发展策略应该深入反思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柏拉图的传统,那是一种强调逻辑的、思辨的、从对话中推论出普遍性原理的传统。在当代艺术的文本中,真正有逻辑的力量、问题意识明确、其论述中充满思辨性的思想魅力的,似乎比较少见。曾经有一个时期,在很多艺术家的宣言、展览前言和艺术媒体的文章中多有玄虚而“不知所云”的文风,但是即便在“不知所云”中还有一种朦胧的思辨性氛围,可以打破当时的主流艺术话语的宏大叙事与僵化语态。而现在很多传媒连这种思辨性的兴趣都没有了,追求的仅是艺术事件和名流艺术家的新闻效应、轰动效应,其文体、文风之浅陋、粗率无法激发读者思考的兴趣。学术的思辨性常常被认为只对少数研究者有吸引力,而对普通读者则有排斥感,其实这是对思辨性传统的误解。所谓的思辨性,其实就是讲道理,只不过这些道理的陈述是建立在对概念、逻辑、关系等等的思考和尊重的基础之上。

  那么,艺术媒体的学术性与发展策略的关系如何呢?几年前一位北大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央视的“百家讲坛”曾经请他去做一个讲座,但是要求他定位在初中二年级的接受水平,他说绝对不行。后来他得出一个结论:“百家讲坛”是以初中的水平来扫荡中国。实际上,这就是学术定位与发展策略的紧密联系。受众定位低一方面会对内容的选择有制约,另一方面会对学术标准的选择有制约,但其目标是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这样才能提高收视率和产生附加产品。但是,当代艺术媒体本身的性质与定位应该属于“小众”层面,属于文化生产中的较高端产品,其学术品位是它的品牌支柱。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的进步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的学术需求的增长;但同时由于信息的极度膨胀,人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学术推论。如果做高端媒体的人看不到人们对于学术品位的信任感,这才是真正的脱离受众。在做我们的《美术馆》创刊号时,我对几乎所有的作者都要提醒一句,就是要坚持严谨的学术标准。

  目前,有些艺术媒体还有一个收取版面费的问题,那么如何解决学术性的标准?前几年在一次全国美术学院的学报会议上,我提出,收费并不是降低学术标准的借口。在西方也有不少学术刊物是要收版面费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出版的成本问题。问题是,不管如何收费,学术标准是第一位的,永远不会因为收费而降低标准。而且西方人的逻辑是这样的:越是收费,就越要坚持学术标准,因为没有人会愿意花钱在一本学术品位低劣的刊物上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我们的逻辑却刚好相反,只要有钱,学术标准就可以降低,因为只有这样那些有钱的艺术家才会买版面。这又回到了学术性与发展策略的问题,我想强调的是,艺术出版物的平庸化问题和学术精英的标准问题的确到了需要认真思考的时候了。

 二、艺术媒体的价值批判与传播策略

  艺术的市场化时代使艺术媒体面临的最严峻问题是市场价值还是艺术价值的选择问题。虽然二者之间在价值上也会有统一的可能,但是在较多的情况下是资本的力量创造出关于艺术价值的神话与泡沫。本来,大众传媒对艺术的关注以市场价值为兴趣中心和传播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专业的艺术媒体如果也是如此的话,那么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则终将从根本上失去评价和批评的标准。因此,艺术媒体的价值批判问题是其传播策略的根本问题。

  我曾经在某期《美术馆》的一篇卷首语中这样写道:“当代思想文化界面临的挑战之严峻与课题之艰难,并非人人都能体味、人人都有自觉担当的精神。相反,我们更容易目睹的情景是思想泡沫与学术腐败共舞的虚假繁华,能够洁身自好已是难得,逃避那些具有根本性、原初性和挑战性的思想与学术课题的艰难思考似乎都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景况在当下艺术界只能说更有过之,在技术文明和工具理性如洪水般吞噬人类精神家园的黑夜中,艺术作为一种人文的辉光常常会显得暗淡无力。需要重新激发的是思想的激情和伦理的责任,需要的是迎难而上,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话仿佛是对我们的鞭策:‘去珍惜重大的任务并努力学会与重大事物交往。’”当时为这一期《美术馆》写的这些话其实也是对办刊本身的价值观念的思考和自我激励。这里谈到的“思想激情”和“伦理责任”就是价值批判的基础,而什么是当代艺术的“重大事物”、什么是艺术媒体应该承当的“重大任务”,则是我们应该努力思考的。

  价值批判的首要基础是信息的真实性。从这次《批评家》编辑部所作的媒体调查中可见,各媒体对于发布展览、市场、事件等信息的比例都不低,如《hi艺术》的信息版块占全面版面的47.06% 至55.90% ;《当代艺术新闻》甚至高达71.50% 。[③]但是所有这些信息从全面性、及时性、在场性和瞬间性而言显然都无法与网络媒体相比,尤其是在信息的互动方面更是比不上网络媒体。因此,当代艺术媒体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只能建立在准确、真实、权威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的信息狂潮中,客观、真实、权威等标准已经难以存在,甚至也不再有必要,因为一切都是转瞬即逝、一切都是自主发生、没有中心、没有权威。但是,当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仍然离不开客观的数据,甚至人类对于真实信息、客观数据的依赖程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所谓的信息狂潮带来的虚无主义状况只是一种在表面浮现的现象,信息的真实性与有效性还是受众对媒体的基本诉求。从当代艺术史研究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艺术媒体所发布的信息将是研究的原始史料。而目前新的媒体不断出现,活动非常多,有关信息的真实性、准确度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很多学生不断地去做美术史的研究,他们面临种种困惑,要么就是花很大的精力和艺术家、传媒套近乎,要不然不能鉴别史料。因此,应该对艺术媒体的信息真实性、准确性进行考量,而媒体也应该把这种考量作为自己的发展策略的重要方向之一。在深圳的会议上,我提出应该在这个行业里面建立一个共享的标准文化,就是史料同盟,它是应该由艺术家、艺术机构来共同建立。媒体开辟出可以共享的园地,在那里大家都能找到对原始史料的核实、纠误的技术途径。我们要促进两件事情:一是对于艺术信息要有鉴别的机制;二是对于做学术研究的人,提供尽可能翔实的资料平台。这是不是艺术传媒力所能及的事情呢?

  其次,以客观、公正的价值批判立场为办刊的价值取向,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建立有责任感和学术性的影响力。这是艺术媒体寻求最佳传播策略的重要基础,其重要性与当代社会对于艺术的合理期待紧密相联。那么,我们对于艺术究竟有什么是可以合理地期待的呢?纯粹的对于审美观照的期待当然是天然合理的,但同样合理的是对于实现艺术的社会批判价值的期盼,因为人类之所以要有艺术首先就在于以艺术实现思想和情感的自由交流、以艺术实现人对社会与自然现实的认识和审美,而任何政治专制、经济腐败的社会环境必然是艺术发展的天敌。当代艺术的多元性与创造性毫无疑问可以提供促进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情感自由交流的范式,可以帮助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了解社会现实,可以在历史学家之外提供抵抗有关文化记忆的屠杀政策与扭曲政策的有力武器。当代艺术的批判价值体现出“文化对于社会价值的影响力”—— 几乎所有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肯定这种力量的存在,虽然某一个艺术家可以并不看重艺术对于社会价值观和社会体制的影响力,这并不能否定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的确具有这种力量。

  目前,艺术家、艺术批评家和艺术媒体需要共同思考的是:我们是否甘心情愿地丧失这种力量?至于当代艺术以及艺术媒体实现其批判功能的策略问题,我相信这种智慧在艺术家和艺术媒体那里都并不缺少,需要担心的只是在策略的遮掩下失去了批判的立场而变得同流合污。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布尔迪厄对汉斯· 哈克的技术能力——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实现目的的策略能力—— 的推崇,他认为社会的批判运动或曰反对运动应该有它的“技术顾问”,他们擅长于以出色的技术使视觉艺术比阅读文献更能产生感人的力量。在这里,“技术”和“策略”都不是逃避价值批判的借口或途径,而是使批判精神得以实现和传达。

  当代艺术传播的思想激情与伦理责任是研究者和艺术媒体都不应该逃避的问题,但在现实中这往往会变成难题。因为思想激情必然要铸造出利剑,而任何利剑都会直指人类社会中的专制和不义。当代法国犹太裔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évinas , 1905—1995)是20世纪欧洲杰出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他对于我们的意义不仅仅是可资借鉴的学理资源,同时更是鼓舞起激进的道德立场和勇气的精神之镜。这是因为,列维纳斯不仅仅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现实状况与发展前景作出深刻的回应,同时他以悲悯的立场对人类、尤其是法兰西人民在20世纪中遭受的痛苦磨难表示最大的同情和责任感。学理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同步是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精神禀赋,列维纳斯正是在两者结合的路途中提出了激进的“他者”理论,当下世界思想界的激进思潮几乎都可以说与他的贡献有着或明或暗的联系。列维纳斯的论文《人权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吗?》是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之间对人权这一范畴的探讨,从而提出了他的人权理论:“自由居于博爱中。彼此的责任表现在博爱中。……人权一开始就表现为, 他人的权利、我的义务与我在博爱中应尽的义务, 这, 便是人权现象学所在。”从这个显得有点特殊的角度看当代艺术和艺术媒体,我认为应该提出思考的是人权与艺术的关系,我们实在不应该以当代艺术的泡沫作为铁笼子(韦伯的著名言说)上飘扬的装饰花朵,更应该让我们的当代艺术媒体沦落为宣传、美化这些花朵的作坊。

  在价值批判的问题中,还必然会涉及到敏感的思想性问题。在许多领域的专业刊物中,即便是把学术性标准作为编辑的重要考量指标,也会把思想性问题看作不合时宜而回避。当代艺术媒体应该敏锐地看到当代艺术的思想性价值,应该把对这些思想性因素的发掘、讨论看作是传播策略的重要方面。在当代艺术中,某些作品和事件是隐藏有思想的倾向和价值的立场的,而相关的学术研讨则更会具有思想的冲击力,这些都是艺术媒体可以进行深度报道和组织专题研讨的内容。我们在编《美术馆》时,就力图把被遮蔽的历史、被意识形态歪曲、篡改的历史,把一些被压抑的问题尽可能地通过我们的价值立场呈现出来。

  上述所论,其实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界定:是针对那种把媒体看作是当代精神文化事业的一个部分的严肃刊物而言。事实上,当代媒体研究的成果早已表明: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中,许多媒体实际上只是各种利益集团寻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平台。尤其是在大众媒介、网络媒介滔滔天下的时代,精神文化产品以寻求和实现资本变现为最高目标的状况在当代艺术的生产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这种景观中,究竟有多少如春笋般出现的艺术媒体的初衷不是为了在这巨大的市场中分一杯羹呢?对这些媒体谈论以价值批判为核心的传播策略显然是天真、幼稚的。因此,作出这种界定实有必要。

  2008,12,1

  注释:

  [①]参见陈卫星《艺术批评的危机》,载孙振华等主编《媒介·图像·市场》,河北美术出版社,2008年9月

  [②]批评家》杂志编辑部于最近做的一项对于《hi艺术》等8种当代艺术所做的调查统计,是本文相关分析的重要资料和数据来源,承蒙他们提供并允许采用这些资料,特表谢意。

  [③]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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