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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在燃烧——关于挪用与颠覆的诸问题

2009-03-06 22:10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作者:[美]朱迪斯·巴特勒   王春辰 译 
  
我们都有一些朋友,当他们来敲门的时候,我们会隔门问到:“谁呀?”,答案(因为它是显而易见的)是“是我”。然后,我们辨认出来“就是他/她”。

  阿尔堵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法律”的目的绝对是法律起源历史中不可适用的:相反……一件事情的起源的原因及其最终的实用性、它在某一个目的体系中的实际应用与地位使得世界分崩离析;任何存在的东西(不论以什么方式存在)都会一次又一次地为了新的目的被重新阐释,被占用、被改造、被重新定位。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在阿尔堵塞关于质询的观念中,正是警察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或讨论,然后某个主体通过它得以完成社会建构。警察不仅代表了法律,而且他打的招呼“嗨你!”具有把法律和某个被打招呼的人连结起来的效果。在打招呼前那个看起来并没有处在过失状态的人(对于他,这个招呼把一个给定的活动确立成某个过失),不完全是一种社会主体,也不完全被主体化,因为他或她还没有被谴责。谴责不仅仅压制了或控制了主体,而且也形成了一种主体的一部分司法与社会构型[formation]。这个招呼起到了构型作用,如果不是表述行为,因为它首先将个体置于主体的从属地位中。

  阿尔堵塞猜测这种“打招呼”或“质询”是一种单向度的行为,同时,是一种法律权力和力量,可以强加一种恐怖,它提供了某种不利的承认。在谴责中,在从漠然、可质疑或不可能存在的外部区域转向主体的话语或社会领域过程中,主体不仅得到承认,而且也获得了某种社会存在的秩序。但是,这种主体化的出现是否属于谴责话语的直接效果?或话语是否必须施展出力量以驱散被惩罚的恐惧,并且从这种强制中产生出对法律的遵守和服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法律打招呼或法律构成的方法?这是些被占用并占用法律的方法,它们使惩罚能力脱离开被承认的能力。

  阿尔堵塞强调了拉康对这种结构主义分析贡献巨大,而且他还提到被误认的关系存在于法律与它所强迫的主体之间。[1]尽管他指向了“坏主体”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没有考虑不服从的范围,而一个这样的进行质询的法律可能会产生出这类不服从范围。法律不仅会被拒绝,也可能被割裂,被迫进行重新阐释,从而质疑其自身单边运行的一神论力量。凡是主体的统一性被期待的地方,凡是主体的行为统一性被要求的地方,就可能以模仿占据统一性的形式产生对法律统一性的拒绝,它很微妙地质疑了命令的合法性,这是法律被重复为夸张,也是法律被重新阐释以反对那些陈述法律的人的权威。在此,表演性(performative)——法律试图产生合法主体的吁求——将产生一系列结果,以超越表面上是惩罚意图的东西(它推动了法律),并且又混淆了它们。质询于是失去了它作为简单表演的地位,这是一种具有创造某种所指涉的东西的力量的话语行动,而且质询也创造了比它所曾包含的更多的东西,其指意超过了任何所意欲的指涉物。

  正是这种表演的结构性失败(话语命令与其挪用的效果之间的滑动)为作为结果的不服从提供了语言学场合和指数。

  考虑一下语言的使用本身因为第一次被叫做一个名字而得以可行;占用名字就是:通过这个名字,人们绝对没有选择地被置于话语中。这个“我”是通过这类的“称呼”的积累和汇集而产生出来的,它不能从这个链条的历史性中提取出自身,也不能举起自己去应对这个链条,就好像它是对立于我的对象,这不是我,而仅仅是其他人用我塑造出来的东西而已;因为这种由质询称呼之网和“我”(是它的场所)所产生的陌生化或分离不仅是一种侵犯,而且也是一种能力,所以斯皮瓦克称之为“有能力的侵犯”。反对对其进行构建的“我”总是在某种意义上从这种建构中来阐释其反对姿态;另外,“我”部分地通过参与到它力求反对的复杂的权力关系中获取了所谓的“动因(agency)”。确实,参与到权力关系中(因“我”所反对的权力关系而成为可能)作为结果,不会简化为它们的存在形式。

  你会注意到在形成这种论断时,我给“我”加上了引号,但是我仍然在这里。我应该补充说,正是我在这里为你回应某些怀疑而产生的“我”在这种理论投射中丧失了个体、作者、生命;再一次地,这种主张或者说在回应所谓的疏散现场时,我写到这样地给“我”加了括号,可能对于思考社会构成的构成性模糊很重要,其中,“构成”具有双重的“主体化”的能动与侵犯含义。如果人们被有害的语言称呼或打招呼后进入到话语生活中,人们该如何占据质询(人们已经被它所占据)来指引重新指意的可能性以反对侵犯的目的?

  这和审查或禁止使用“我”或自传体不一样;相反,正是探寻思考进入到权力的模糊关系中才使得这种使用可能。这类使用重复出现在人们的存在中——“隐含于人们的存在中的信息”——是什么含义呢?如帕特里夏·威廉斯(Patricia Williams)所说,只有重复这些使用,或许可以从侵犯的特定条件中产生这类颠覆。在这种意义中,有关“性”的范畴是“性别歧视”或其质询瞬间的工具或效果、“种族”是“种族主义”或其质询瞬间的工具或效果、“性别”只存在于异性恋主义的用途中这类论说,并不必然地要求我们不该永远利用这些术语,好像这类术语只能且总是反复加强它们所由之产生的压制性权力体制。相反,正因为这类术语是在这类体制之内生产并被限制其中的,所以它们应该沿着它们一开始的目标的相反方向重复进行,并取代这些目标。人们并没有处在远离开这些术语(人们通过这些术语来经历侵犯)的中介式距离之外。被这些术语所占据并且占据它们本身会处于共谋、重复、陷入伤害的危险中,但它也是机会去产生伤害的动员权力,一种人们永远不去选择的质询权力。凡是人们认为侵犯是一种只会导致破坏性重复强迫的痛楚(当然这是侵犯造成的强劲结果)的地方,似乎同样地也可能承认重复的力量是对侵犯作出肯定性反应的特殊条件。重复某种伤害的强迫症并不必然是以同样的方式重复伤害的强迫症或完全停留在这种伤害的痛楚的轨迹之内。语言中的重复力量可能是一种矛盾条件,通过这种条件,某些动因——与作为环境主宰的自我的虚构没有关系——就产生于选择的不可能性中。

  在这种含义上,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对柏拉图的批评性模仿,同性恋菲勒斯的虚构以及《巴黎在燃烧》中对血缘关系的重新阐释就可能被认为是权力的霸权形式的重复,它们没有忠实地重复,而且在这种失败中,提供了重新表示侵犯的术语,以反对它们的侵犯目的。卡瑟(Cather)对父系名称的占用、拉森(Larsen)对供白人观看的痛苦且宿命的哑剧的调查以及“酷儿”从卑贱转向政治化亲近,这些都将质询话语合法性极限中产生的类似的模糊地带。

  这类主体的时间结构在此意义上属于交叉(chiasma):这种话语需求的接合点处在关键的或自我确定的“主体”位置上,就像“交叉路口”一样(借用格洛丽亚·安扎尔杜亚[Gloria Anzaldua]的语言),这是维护与政治的话语力量的交叉路口,她自己声称它不可能通过“主体”的涵义被理解。[2]在其被建构之前,没有主体,也没有这些建构所决定的主体;这总是一种连结,一种文化冲撞的非空间,其中对构成“我们”的术语进行重新指意或重复的需求不能草率地拒绝,但也不能那么严格地顺从它们。正是这种模糊的空间打开了重新改写这些术语的可能性,主体化借此向前发展——而模糊的空间没有前进。

  模糊的易装

  那么从这个公式里,我想谈一下电影《巴黎在燃烧》,关于一个表面上总是尽各种方式试图消灭酷儿的文化中的主体的同时生产与征服,它意味着什么;不过这种文化也产生了偶尔的场合使那些用来消灭的规范、那些抹杀性别与种族的理念被模仿、被重新改造以及被重新指意。这部电影里有抵抗与肯定、也创造了亲缘关系和光荣,同样,也有对规范的重新阐释,但不能算作颠覆,而是导致了维纳斯·克西特拉维甘嘉(Venus Xtravaganza)的死亡,后者是拉丁美洲人/手术前的跨性人、混穿衣服者、妓女以及“克西特拉维甘嘉之屋”的成员。维纳斯对哪类的质询作出了回应?在她的反应的方式中可以解读出怎样的法律阐释?

  维纳斯和《巴黎在燃烧》质疑了模仿主流的规范是否足以替代它们;确实,性别的非自然化是否能成为重新思考霸权规范的特殊载体。尽管许多读者认为《性别困扰》讨论了易装表演的扩散是一种颠覆主流性别规范的方式,我想强调的是,易装和颠覆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易装也可以用于夸张的异性性别规范的非自然化与再理想化当中。最多,看起来,易装是某类模糊的场所,这个场所反思了介入到人们被建构的权力体制以及因此介入到人民反对的权力体制中的一般情况。

  声称所有的性别都像易装一样或就是易装,暗示了“模仿”处于异性恋计划及其性别二元论的核心,也暗示了易装不是预设了先前的、原初的性别的二手的模仿,而是出于主宰地位的异性恋本身就是不断的、重复的模仿其自身理想化的努力。它必须重复这种模仿、它建立起病理学化的实践活动与规范化的科学,以便提出它自身关于原创性与属性的主张,并使之神圣化,这些方面都说明了异性恋表演性(performativity)受到焦虑的包围,这是它永远无法彻底克服的,也说明了它成为其自身理想化的努力永远无法最后或完全实现,而且它一直受到这种性可能性领域的困扰,它必须被排除在异性恋性别之外以产生自身。于是,在这种意义上,易装在它反映了模仿结构的程度上具有颠覆性,由此,霸权性别自身得以产生,并对异性恋的自然性和原始性的主张表示异议。

    但是在这里,表面上我应该补充一个重要的资格:异性恋优势以多种方式起作用,而且它起作用的两个方式包括将自身自然化,并使自身成为原始性和规范。但这些不是它起作用的唯一方式,因为很清楚在这些领域中,异性恋可以承认它缺少独创性和自然性,但仍然坚持它的权力。于是,异性恋文化为自身产生了易装的形式——我们可能会想到《雌雄莫辨》中的朱丽·安德鲁斯或《窈窕淑男》中的达斯汀·霍夫曼或《热情似火》中的杰克·莱蒙,在这些电影里,有关可能的同性恋后果的焦虑都是在电影的叙事脉络中产生的,并得到变化。这些电影产生并包含了过度的同性恋易装表演,还有明显的异性恋接触可能在发行不明显的同性恋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害怕。这是热情高涨的娱乐式易装,尽管这些电影是很重要的阅读文本,其中同性恐惧与同性恋疯狂得到协商,[3]我会暂时不说它们是颠覆性的。实际上,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电影是为了给异性恋经济提供一种仪式化的释放,因为异性恋经济必须经常地管辖它的边境不被古怪入侵,而且这种被置换的同性恋疯狂的生产与解决实际上在它的持久性任务中加强了异性恋体制。

  贝尔·胡克斯斯在评论《巴黎在燃烧》时极具挑战,她批评了某些男同性恋易装表演的生产是厌恶女性者,在此,她与女性主义理论家如玛里琳·弗莱耶和詹妮丝·雷蒙德站在了一起。[4]这种女性主义思想的传统始终认为易装表演是对女性的挑衅,这种模仿是建立在嘲笑和堕落上的。特别是雷蒙德把易装放到换穿衣服与易性癖这个体统里,忽略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异,坚持认为在每个活动中,女性是仇恨与挪用的对象,而且在确认当中既没有尊敬、也没有升华。作为反驳,人们可能认为身份确认总是模糊的过程。在当代的权力体制下去确认性别,总是涉及到用一套可现实、又不可实现的规范去确认,其权力与地位先于确认,而这些确认又总是使它们近似。像这种“是一个男人”或“这是一个女人”是内在的不稳定事情。它们总是被模糊性所包围,正因为每个确认中都会有成本、都会有某些其它确认的丢失、都会有人们永远不会选择的对规范的强制性接近、都会有选择我们的规范,但是我们也对此在某种程度上占用、颠倒、重新指意以使规范不能完全决定我们。

  当然,把易装分析成仅仅是厌恶女人者的问题是它把男性到女性的换性恋、换装癖和易装表演看作男同性恋活动——他们并不总是这样——它进一步分析了男同性恋根植在厌恶女性中。因此,女性主义分析做出了关于女性的男同性恋,而且人们会争论到就其极端而言,这种分析事实上是一种颠倒的殖民化,是一种女性主义女性把自己变成男同性恋活动的中心的方式(于是充满矛盾地重新将异性恋模式置于极端女性主义立场的核心中)。这类的指控与那些同性恋恐怖症语言有同样的逻辑,这些同性恋恐怖症语言通常都是遵循着某人是女同性恋的大发现:女同性恋一定是和男性有着糟糕经历的人或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男性的人。这些诊断假定女同性恋是因为在异性恋机制失败而导致的,所以继续将异性恋当作女性恋欲望的“原因”;女同性恋欲望显现为脱轨的异性恋因果律的致命效应。在这种框架中,异性恋欲望总是真实的,女同性恋欲望总是、且仅仅是一种面具,永远都是错误的。在极端的女性主义反对易装表演的争论中,女性的置换显现为男性至女性易装表演的目的和效果;在同性恋恐惧对女同性恋欲望不予考虑时,对于男性的失望以及置换被理解为女同性恋欲望的原因和最后真实。根据这些观点,易装只不过是“女性”的置换和挪用,因此基本上建立在厌恶女性之上的,是对女性的憎恨;女同性恋只不过是男性的置换和挪用,所以一般上也是憎恨男性——厌恶男性。

  这些置换的解释只能靠完成另一套置换来取得进步:关于欲望、幻觉快乐以及不能简化为异性恋模式与批判逻辑的爱的形式。确实,爱可以被发现的唯一的地方是为了表面上受到批判的对象,其中,爱被理解成是严格通过批判的逻辑产生出来的;因此,易装只不过是失望或拒绝而造成的痛苦的爱的效应,是对人们一开始所渴望的他者的合并,但现在是憎恨。女同性恋只不过是失望或拒绝而造成的痛苦的爱的效应,是这种爱的退缩的效果,是对它的防御,或者在男性化情况下,是对人们一开始喜爱的男性气质姿态的挪用。

  这种批判的逻辑将异性恋之爱看作是易装和女同性恋的起源和真实,它解释了这两种活动是受到挫败的爱的征候。但是对置换所做的这种解释中被置换的东西指的含义是可能存在着不仅仅被它所批判的东西所决定的快乐、欲望和爱。[5]现在,首先的表面情况是,反对对酷儿进行的这些简化与堕落的方式就是声称它们的极端特殊性,主张存在完全不同于异性恋欲望的女同性恋欲望,与它没有关系,既不是对异性恋的批判,也不是异性恋的挪用,它的其他诸种起源比那些保持异性恋的人更极端。或者人们可能受到诱惑,争论说易装与嘲笑、堕落或挪用女性没有联系:当男性易装为女性,我们知道的是性别本身的稳定被打破了,这种打破稳定是去自然化,也质疑了性别与性对立有时候起作用的规范性与独创性的主张。但是假如情况既不是绝对的一个,也不是另一个;当然,有些女同性恋希望保留的含义是指她们的性活动部分地根植于异性恋批判,但是也主张这种批判并没有解释女同性恋欲望,因此也不能被确定是女同性恋欲望的隐藏的或原始的“真实”。易装这种情况在另一种方式中就很困难,因为对我而言,很清楚的是,在《巴黎在燃烧》中的易装表演壮观场面既有挫败感,也有造反感,我们看到的易装、毕竟是为我们设计、为我们拍摄的易装表演,是又挪用、又颠覆压迫性的种族主义、厌恶女性主义与同性恋恐惧症规范的易装。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模糊性?首先这不是挪用,其次不是颠覆。有时候,它同时是两种情况;有时候,它又陷入到不可解决的紧张中,有时候又发生决定性的非颠覆性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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