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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艺术家生存现状及性别鸿沟调查报告

2019-01-03 15:23 来源: 抄袭的艺术 作者:Hergen Wöbken︱译/白磷


原文作者:战略发展研究所(IFSE)创始主任 Hergen Wöbken,翻译:白磷,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版权及观点属于原作者,本平台客观发布。

原文:https://www.a-n.co.uk/research/studio-berlin-lll-situation-berlin-artists-gender-gap/

 

就像纽约一样,柏林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生产中心,战略发展研究所(IFSE)与柏林视觉艺术家协会(bbk berlin)合作,发布了2018年柏林艺术家现状研究成果,让你看看这个城市里的艺术家过的怎么样?

我们大致梳理出来一些令人震惊并且重要的数据,其实这些数据不单单是德国柏林艺术家的现状,在某种程度上它更是全世界艺术家群体生存现状的缩影。

大多数艺术家必须依赖其它收入维持艺术创作

对于80%的艺术家来说,能负担得起的工作室租金仍是最重要的

只有1/10的艺术家从艺术作品中获得全部年收入

90%的艺术家晚年不能靠养老金生活,超过一半的艺术家预期不到280欧元

一半艺术家的收入低于5000欧元 男性艺术家平均每年赚11662欧元,而女性只有8390欧元

16%的男性和 20%的女性年收入不到 1000欧元

仅44%的艺术家有专业背景,女性占50%,男性占35%

男性个展的平均数量比女性高出22%

两性工资差距是28%,高于平均差距(21%)

因家庭和育儿影响,70%的女性和25%的男性处于劣势

性骚扰方面,31%的女性艺术家经历过性骚扰,当然还有9%的男性艺术家也经历过性骚扰。 

 

 

柏林工作室 III
柏林艺术家现状及性别差距

战略发展研究所(IFSE),2018年 8月

在纽约之后,柏林是全球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生产中心。问题是在这个城市中艺术家的现状如何?本次研究就是将艺术家的生活现状列为主要探讨的问题。这是我们关于柏林当代艺术的第三个出版物。第一次研究在2010 年 6 月与 新柏林艺术协会(NeuerBerliner Kunstverein,简称nbk)合作出版。第一本出版物旨在分析柏林艺术的发展前景,当时许多人认为柏林艺术的未来会是一个奇迹,而彼时我们已能初探柏林艺术家的生活状况。
 
第二项研究是在次年进行的,既是对“在柏林”(Based in Berlin)展览的评论,也是回应当时的市长兼文化参议员Klaus Wowereit计划成立一个公共资助的当代艺术馆(Kunsthalle)。来自艺术界的 2000多名活动家抗议这次“来自柏林的年轻艺术展”,并发表了一封题为“我们有且需要宣言”的公开信:他们要求对城市中的艺术和文化生产条件以及“所有艺术和文化工作者在首都柏林的参与性”进行讨论,他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在2011年开始的研究中我们分析了柏林艺术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向公众展示了研究结果。那项研究侧重讨论柏林艺术家们实践空间的日益萎缩,每个人都受到艺术领域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社会其他领域一样,即便在艺术界男女性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视觉艺术领域的性别差距是我们对柏林艺术家新调查的重点。我们的研究表明,女性和男性艺术家之间的差距是多方面的,既在展览环境中发生也在财务收入方面体现。仔细研究这种性别差距不应该将艺术家分开,而是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这样他们就能够就暴露的问题进行协作并克服它们。因为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是艺术世界的内在现实,值得我们关注。然而,我们不希望通过性别比较来排除其他因素或人,特别是在涉及不稳定的经济形势时,应始终记住,不论性别如何,都要共同克服艰难。这一次,我们的合作伙伴柏林视觉艺术家专业协会(bbk berlin)发起了倡议。IFSE再次与柏林艺术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和机构合作,列出了上百个研究问题。
 
在预计的 8000名专业艺术家中,有1745 人参加了这项调查。参与者年龄在 19 至 89 岁之间。在2011 年的调查中,63%的调查参与者是女性,34%是男性。 平均年龄为 47岁。
 
2017 年,艺术家的艺术实践收入仅完全覆盖了20%的支出。这样的情况对旁人而言就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艺术作品产生的收入平均仅占支出的44%,而女性艺术家尤其感受到不稳定的经济收入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影响。她们的收入低于男性伴侣,女性在养育方面的付出更大,可是在百分之九十的分手案例中,女性成了单亲母亲。可见艺术界也没有偏离德国社会的常态。在纷乱的艺术界,通常养育儿童和事业是互相排斥的。目前主要是妇女遭受了性别差距的影响,男性也应该重视这个社会政治现象,就像关注自己的切身利益一样。
 
总而言之,从我们的调查中得出的数据是我们预期的,但它们在许多方面仍然令人担忧。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视觉艺术家的收入很低,但它如此之低是非常可怕的。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我们希望就改善艺术家经济状况的各种方法和措施进行探讨。在第一项研究中有一个思路得以发展并仍然适用于本次研究:柏林的当代艺术发展计划将柏林的艺术视为城市的文化资产,并作为一个独立的议题,引入依照艺术自身发展导向的文化政策。该计划可为富有成效的发展创造条件和前景。文化政策的倡议是可取的,但文化工作者自己也可以参与进来。文化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明白,出发点是对那些在苛刻条件下为这座城市创造价值的人的欣赏和承诺。文化工作者在讲述他们对创意城市的看法时,不该受到任何阻力或挫折。我们要实现那些可贵的想法,而不是停留在争论上。2017年,纽约市出版了该城市的第一份综合文化发展计划,艺术家和活动家们提出了自己的版本作为回应。我们应该遵循这个例子。下面将要展示的研究结果是改变现状的基础,旨在促进大众对柏林文化政策新参与形式的讨论。
 
我们感谢调查的所有参与者,这个数字太多了!感谢 bbk berlin的倡议以及各种帮助。 我们要感谢所有提出建议和批评或向我们提供信息的人。IFSE的研究得到了参议院健康部、长期护理和性别平等部以及柏林博斯纳(boesner)对艺术家材料的供应和支持。他们都使这项研究的进行成为可能。
 
非常感谢你们!最后我们要感谢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Tor)基金会让我们在 4月 24日在 Max LiebermannHouse展示我们的成果,这座房子给我们讨论城市和国家主要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场所。
 
这就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它不是结束,而是文化和社会政治进行辩论的开始。我们收到了大约 100000份回复,其中约 10000份是书面回复(其余还有很多形式)。在本刊物中,我们列出了已知的最重要的结果。我们将在未来几个月的工作会议上提供进一步的结果。1745位艺术家平均用了28分钟回答我们的问题,总共超过 100个工作日。此外,所有参与此项目准备工作的参与者在本研究中都投入了超过100个工作日,因为我们希望在处理结果时足够谨慎。我们不能急于求成,立马给出结论。 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花时间讨论可行的方法和措施。 

Hergen Wöbken
战略发展研究所(IFSE)创始主任
  

以下是研究报告的全文:

柏林工作室 III  
柏林艺术家的现状与性别差距
     
 
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结果源于对柏林艺术家的问卷调查。问卷共包含105个问题,扩展了IFSE在2011年的调查,以及柏林视觉艺术家专业协会(bbk)与艺术家、柏林当代艺术机构代表、文化政策活动家合作进行的调查。2008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柏林进行艺术定性研究。从那时起,我们已经开始对柏林当代艺术界的重要人物进行了数百次采访。此次调查是2018年1月26日至2月19日在线上进行的,由bbk和其他机构发送问卷链接给柏林的艺术家们。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一个研究柏林艺术家的代表性样本。如果单个结果不具有代表性,通常是因为研究对象范围比较小。我们今年的调查共有1745人参加,1134人完整地回答了问卷,其他人也部分地回答了问题。我们设置了一些所谓的“过滤性问题”,只有符合条件的人才能回答,比如有些问题我们只询问那些说明过他们是单亲家长的人。我们会在结果中突出显示样本大小,请注意这里的百分比并不能总是达到 100%,因为参与者也可以选择不回答问题。
 
这意味着我们的数据存在很大的异质性。我们在验证之前预测的艺术界人口的特征与我们的发现最终是一致的。 艺术家的年龄、性别、居住地或收入的分布也对应于实际的社会结构分布。问卷的链接发送到适当的目标群体后,并非所有艺术家都点击了,但没有理由认定他们的不参与会大大改变我们的调查结果。调查开通三周以上,完成它所需的平均时间是28分钟,可见所有参与者都尽其所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检查了所有结果的合理性,如果结果不合理,我们要么不使用它,要么相应地注明。 例如,只有少数土耳其裔艺术家参与了调查,鉴于他们在柏林的人数,我们本期待更多的人参与。这对其他结果没有影响,尽管这里呈现的柏林艺术家现状无法100%精确地再现他们生活每一个方面,但它确实提供了可靠的事实。
 
国际环境中的柏林
 
我们估计,在柏林的视觉艺术家有8000个。根据Künstlersozialkasse(KSK - 艺术家社会保障计划)提供的数据,我们还搜罗了各种资料只为验证这个数字。然而最后我们能确认的人数恐怕达不到那么多。首先,对全球当代艺术中20个最重要的地点的研究证明,关于专业视觉艺术家的靠谱材料少之又少。艺术家在工作中会留下他们的标记,但很难统计他们的数量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之所以没被发现要么是因为视觉艺术家不是专业性的职业,要么是因为那些识别他们的标准每座城市都不同。
 
在比较和分析全球视觉艺术家的数据时,很明显纽约、伦敦、巴黎和柏林是视觉艺术家最密集的城市,自然我们要对这四个城市进行比较。在法国,2018年文化交流部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有34234名“造型艺术家”(“Artistes plasticiens”),其中43%是女性。有11981人(35%)居住在巴黎地区。 根据伦敦市长的报告,2014 年有 11500 名艺术家在伦敦的工作室工作。不难推测,还有很多艺术家没有自己的工作空间,因此城市里的艺术家远远不止这个人数。我们联络了过英格兰艺术家联盟、伦敦市政厅和英格兰艺术委员会等机构,依然没有得到更准确的估算。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借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报告,发现有207590名“纯艺术家”(“fine artists”)。这个定义的范围概括了画家和摄影师到书法家和纹身艺术家。由于美国联邦人口普查中没有“视觉艺术家”的职业类别,因此纽约视觉艺术家的数量就要参考“艺术和相关工作”的类别。2015年这个类别共有 18577人,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个数量即便仅仅是视觉艺术家也非常低。该类艺术工作者包括图像艺术家以及视觉艺术家和相关工作者,例如艺术家助理。这些信息由城市未来中心的执行编辑Eli Dvorkin 提供,该中心于 2015 年制作了“创意纽约”研究。如果我们缩小范围仅仅计算在美术馆和画廊展出的艺术家,那么仅有1654个。 以上情况均包含的区域有曼哈顿、布鲁克林、布朗克斯、皇后区和史坦顿岛。
 
根据我们的研究可以估计,目前纽约有超过20000名视觉艺术家,巴黎约有12000名,伦敦约有18000名。

结合这些城市的人口数据,每1000名居民中艺术家的密度如下:

视觉艺术领域的性别平衡
 
2017年6月,纽约城市大学古特曼社区学院在纽约发表了一份报告,分析了纽约市 45家领先艺术画廊代理的1300名艺术家的数据。这一数据证实了一项关于性别不平等的研究,该研究调查了美国五大博物馆的个展:MoMA,Whitney,Guggenheim,Moca LA和 LACMA。从2007年到2014年,在七年的时间里,只有29%的惠特尼个展由女性艺术家参展,在古根海姆只有不到25%,在MoMA,女性的个展甚至没有达到20%。还有其他一些说明性的例子,例如香港在2001年至2015年期间,72%的公共资助创意本科课程的毕业生是女性。然而,2008年至2017年,在24个主要商业画廊举办的677个个展中,只有 146 个(21.9%)属于女性艺术家。考虑到并非所有这些项目都由当地艺术家参展,因而不难估计在自己城市的画廊空间里展出的香港女性艺术家数量只会更少。
 
再说德国,Artnews于2015年5月26日发表的文章《衡量性别歧视:事实,数据和解决方案》(‘Taking themeasure of Sexism: Facts,Figures and Fixes’)告诉我们,2007 年至 2014 年间,在柏林画廊和汉堡火车站举办的女性艺术家个展不到30%。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还存在类似的不平衡。商业画廊中女性人数少于男性的事实说明了视觉艺术中存在的性别差距。2013年我们进行了画廊经济和社会角色的全国性研究,统计了德国画廊代理的艺术家情况。结果清楚地显示:25%的艺术家是女性,75%是男性。以上述城市为例,将商业画廊的信息与艺术毕业生的数据联系起来,不成比例的结果更加明显:艺术专业毕业的女性多于男性——这也证实了在艺术事业的成功之路上女性面临更多障碍。
 
柏林大都会

 
柏林当代艺术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柏林成长为艺术大都市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在于既有的建设。它的历史和文化,多元性等方面以及柏林的生活条件也在其当代艺术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柏林茁壮成长,离不开她的多样性,居民的异质性以及他们多彩的工作和生活。柏林是一个需求很多的大都市,但与其他大城市相比,它往往更安静且善于沉思。此外,它作为德国的首都总会引起很多关注。许多国际公司都意识到,在柏林的事业将远远超出城市的边界:“柏林是一座灯塔。无论你在这里做什么,即便全世界不知道,全国范围的影响还是有的。柏林在国际上地位非常突出。”宝马集团文化传播部门发言人托马斯•吉斯特说。
 
柏林的当代艺术在开放的城市空间中进行。空旷的房屋、后院的艺术空间或临时项目所搭建的独立艺术空间是许多国际成功艺术家的工作场景,也构成了柏林画廊和收藏家的文化支柱,为柏林带来一丝魅力。艺术家来去匆匆。艺术场景一直在变动,不会只有一个中心。多样性和多变性将柏林的艺术场景与其他艺术大都市区分开来。与纽约、伦敦和巴黎相比,柏林的另一个特点是艺术家仍有经济实惠的空间,以及各类空间设计可供选择。这个城市的结构是多个中心的:每个区自成一个市,拥有超过10万居民,包含不同的社区结构和生活条件。柏林的多元化结构也反映在其艺术场景中,有几个区有特别密集的画廊、艺术空间和艺术家。但是在Mitte、Prenzlauer Berg 和 Charlottenburg 等地区的租金不断上涨。年轻艺术家正在转移到城市的其他地方,如 Wedding 或Neukölln。好在现在仍有足够的经济适用空间,城市的高档化如租金上涨这样的事情尚未将艺术家赶出柏林。
 
曾经分裂的城市和她动荡的历史,连接着当今欧洲的东西方。20世纪几个政治体系塑造了柏林的城市景观和特色,人们能看到这个城市经历了太多。她沧桑的历史需要与之对抗的力量才能一直扎根。一些开放的、未完成的空间提供了建立艺术创作条件的可能性,在这些空间中可以感受到摩擦和冲突时常发生,例如当下社会中移民和失业的话题。在政治体制转型之后,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口交换。近年来,柏林的城市管理的特色是对亚文化的一度宽容,柏林一直吸引着年轻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亚文化的开放。
 
100年,6个政治制度

 
今天的柏林艺术现状和过去100年的神话故事、繁荣和苦涩分不开。在19世纪末,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开始是技术和科学的黄金时代。柏林成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全球大都市。然而,由于威廉二世不接受视觉艺术的趋势,柏林的艺术界没有出现明显的创新。好在,由马克斯·利伯曼领导的柏林分离派艺术家团体并没有受到压制,尽管在皇帝身边的保守派内他们确实有着反对者。
 
随着魏玛共和国的首都摆脱了审查制度和“威廉主义”,文化生活蓬勃发展。柏林那时拥有400万居民,是欧洲最大的工业大都市,其文化和娱乐业享誉全球。达达主义和德国表现主义(新客观主义)到了鼎盛时期,后来这个时期被称为“黄金二十年代”。然而,魏玛共和国的文化生活并不局限在柏林,还蔓延到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其他城市。随着视觉艺术,音乐,文学,戏剧和电影的发展,柏林还出现了一个聚集着知识分子的波希米亚社区。后来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家社会主义的蔓延使得这些繁荣化为乌有。国家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后,德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迁徙。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都移民了,大多数人后来从未回到德国生活。随着柏林犹太公民被驱逐和谋杀,柏林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基础被摧毁。直到今天,这个空缺仍未被弥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柏林成了一个分裂的城市:在城市的两半,两个独立的艺术场景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发展。在西柏林,艺术家们在克罗伊茨贝格会面。20世纪 80 年代,激浪派运动和艺术家团体“新野生”(“Neue Wilde”)与柏林紧密相连。“20世纪80年代,西柏林出现了实验室,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出现了新的社会安排和艺术手段。”(StéphaneBauer,艺术空间 Kreuzberg/Bethanien负责人)。尽管当时在夏洛滕堡和莫里茨广场周围有几家艺术画廊,艺术市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东柏林,除了国家艺术品贸易外,还有几个艺术展览场所只能依附政府的意识形态。除了政府艺术系统,也有个人敢于在与政府相对立的私人空间展示艺术。Friedrich Look的“Wohnmaschine”和Judy Lybke的“Eigen + Art”在柏林墙倒塌后变成了商业画廊。如今位于 Auguststraße69的的著名机构 Kunst-Werke(KW),当时的展览就在一家旧人造黄油工厂进行。

Auguststraße 社区的一个会面点是一个名为“白象”(“WeißerElefant”)的画廊,该画廊成立于1987 年。该画廊服务于东德艺术家联盟的年轻艺术家工作组。“不知怎的,一切都成了可能,一切都是免费的:就在东柏林的中心!但干预时常发生,所以摊牌事件发生在不久之后,与我们的预期不同。”(RalfBartholomäus,白象画廊)。房间很小,像Look和Lybke的项目一样,这个画廊不是官方或商业画廊,它只是一个临时展览项目,一个表演和讨论的空间。这个房间受到国家安全局的监视,但并没有强行关闭。
 
“柏林奇迹”

 
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权的结束,人们自由进入柏林市的东部地区,也看到了城市停滞的全部面貌。一座座需要翻新和开放的空旷大楼和未使用的空间,让这个城市得以重新定义其中心。鉴于此,新的中心“米特”(“Mitte”)决定着重发展艺术。这应当感谢当地住房协会--WohnungsbaugesellschaftMitte(WBM)在gongchan主义垮台后管理了那里的大部分住宅楼,并且还得益于一位非常敬业的员工Jutta Weitz,她负责商业租赁。自1990年以来,她一直心向多元化,并支持艺术领域的许多租赁应用。Auguststraße 的人造黄油工厂附近一有什么事大家都能听闻,当一个健身中心想要租用它时,Jutta Weitz和文化办公室决定找到Klaus Biesenbach(译者注:MOCA馆长)那波人共同成为承租人,Kunst-Werke(KW)由此成立。
 
“最初,当代艺术的机构没有钱。因此继续邀请国际艺术家到柏林很重要。他们对柏林的情况非常感兴趣,并且当时创造了许多与城市相关的令人兴奋的作品。大多数嘉宾2000年左右才开始在柏林定居。”(Ariane Beyn,柏林艺术家驻场项目的视觉艺术部门负责人)。项目空间和画廊试图能够立足下来,但当时还没有任何收藏家出现的迹象。当时的音乐界有一个分支,那就是电子音乐,柏林有足够的自由空间供艺术家们展演,随后几年文化景观迅速发展。由Klaus Biesenbach于1992年构思的“37 Rooms”展览在Auguststraße的空旷建筑中举行。各类艺术家被吸引到柏林,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很多画廊老板。很快,专业和知名人士也在其中了。柏林多样文化和多个国家人群的共存吸引着外界。声称柏林有很多艺术机会和空间的消息像野火一样蔓延。柏林-米特成为艺术画廊最重要的地方,其次是城市的西部地区。
 
随着 1995 年柏林艺术论坛的成立,柏林举办了自己的艺术博览会,国际艺术市场越来越关注这座城市。1998 年秋季,第一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由 Klaus Biesenbach,Hans UlrichObrist 和 Nancy Spector 策划。

2000年初,新的事件又开始萌动了。来自美国和瑞士的画廊在柏林开设了分部,或者连本部也一起搬到柏林,将之前的艺术网络也带进来。
 
20世纪90年代在柏林创建的画廊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促进柏林艺术登上国际舞台的作用,画廊间的竞争也逐渐加剧。2007年,画廊周成立,有29家画廊参与。画廊老板对柏林崛起为艺术大都市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他们与国际知名艺术家合作出高质量和多样的展览,画廊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艺术博物馆的作用”(MatthiasArndt,柏林ARNDT 画廊)。柏林不断发展的国际化艺术景象亟待在制度上得到体现,可是乐观的情绪正在逐渐消退,柏林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以自信的方式处理现状。柏林的财富在于其艺术、商业和政治领域的创新举措,所谓“柏林奇迹”,正是指这些让柏林成为全球艺术中心的要素。
 
柏林的艺术家
 
在2011年的调查中,63%的受访者为女性,34%为男性。 参与者年龄介于19至8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7岁,算术平均值和出生年龄中位数均为1971年。女性和男性的年龄分布大致相同,与德国的年龄分布相对应。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年龄在30至50岁之间。我们将出生转化为年龄,例如,如果出生年份是1988年,那么它在2018年则对应30岁。数据提供如下:

12%的艺术家出生在柏林,58%在德国,15%在欧盟,14%在欧盟外的国家(n= 1745)。85%的人在柏林居住,7.5%在德国,3.5%在欧盟,3%在非欧盟国家。在那些没有出生在柏林的人中,有一半人自2002年以来搬到了柏林。平均而言,这项调查的参与者已经在柏林生活了18年,同比,上一次调查的结果为 15 年。其中20%的人在1989年左右搬到了柏林,另外20%的人自2010年开始搬到柏林。75%的人拥有德国公民身份,15%的人拥有欧盟的公民身份,8.5%的人拥有欧盟以外的国籍。在40岁以下的艺术家中,65%拥有德国公民身份,21%拥有欧盟内的公民身份,12%拥有非欧盟的公民身份。共有17%的人表示有移民背景,其中 68%的人出生在德国。移民者来自28个不同的国家,约20%来自波兰、俄罗斯、意大利和伊朗。
 
56%的艺术家居住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克罗伊茨贝格,新克尔恩和潘科(包括普伦茨劳贝格区)地区。三分之一的人住在“Kreuzkölln”。简而言之,Prenzlauer Berg败给了Neukölln。87%的柏林艺术家居住在以下九个区(括号内为2011年的数据):

 
在40岁以下的艺术家中,29%生活在 新克尔恩(Neukölln),17%生活在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10%生活在威恩德林区(Wedding)。
 
要找出柏林艺术家是怎样炼成的原因并不容易。柏林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他们与城市的联系以及搬到柏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然而最终将艺术家与柏林联系在一起的还是艺术工作。关于“你与柏林的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84%的回答是“我的艺术实践主要在柏林进行”,当然还有其他可能的答案,包括:“其他职业义务(例如项目,展览和工作)”占49%;“我的生活伴侣住在柏林”占 34%;“家庭承诺(父母,孩子等)”占 30%;还有29%表示为了关注柏林今后发生的事情。“作为画廊代理的艺术家”,只有 9.5%(n = 1627)。
 
在使柏林成为理想城市的决定性因素中,文化多样性,生动的艺术圈和有趣、经济适用的空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太重要的因素有,高密度的画廊或当地艺术收藏家等等。对于 80%的艺术家来说,负担得起的租金是最重要的。这在2011年的调查中最为清晰——艺术家最大的担忧是租金价格与收入比例上涨。

面临这些情况,来自八个工作室的约500名视觉艺术家,于2014年联手组建了一个“濒危工作室空间联盟”(Allianz bedrohterBerlinerAtelierhäuser,AbBA)以对抗工作室租金危机。2018年4月14 日,超过250个团体的联盟举行了呼吁“共同对抗流离失所和疯狂租赁”的示威游行。
 
艺术生产和展览活动

 
绝大多数(72%)的调查参与者有国家级艺术学院的学位。40岁以下的艺术家中,有学位的人数达77%。在被采访的艺术家中,10.5%的人认为自己是自学,7%的人受到过其他艺术相关的教育,5%的人拥有私立视觉艺术教育机构的学位,3.5%的人接受过艺术或手工艺的职业培训。女性获得艺术学院学位的比例更大,而在40岁以下的艺术家中“反向性别教育差距”(译者注:即教育系统中女性往往比男性表现优越)为11%,考虑到还有年长的艺术家,这个差距还会更大,在这一群体中,男性自学的可能性是其他年龄组的两倍多。
 
与2011年的研究相比,艺术实践形式的比例变化不大:40%与物体相关,27%是概念性的,7%是语言和表演的形式。男性艺术家的作品比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更注重客观,女性艺术家的作品更具表现性。总的来说两性的差异不大,甚至比上次调查还要小。在选择题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也很接近,不过女性在雕塑和装置方面的工作稍多,男性在摄影领域工作更频繁。
 
在哪个领域是您的主要艺术实践?(单选 )

在艺术实践的总时间中,纯艺术作品所占的时间为 55%(n = 1291)。组织、营销、收购以及与艺术实践直接相关的工作所需的总时间比例为 42%(n = 1217)。男女之间没有区别。
 
参与调查的艺术家(n = 1300)在过去三年中办过约3200 场个展,并参加了近10000 个群展,其中约 40%在柏林举办。过去三年,86%的女性和男性公开展出过他们的艺术作品,例如博物馆,展览空间,艺术协会(Kunstverein)或艺术画廊。32%的人举办了或者即将举办 2018 年的最新展览,他们中约有一半在2017年有过展出,还有8%在2016年也举办过。
 
他们自己的作品集在职业生涯中起着重要作用。34%的人与机构、商业画廊或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作品集(n = 1505),21%的艺术家自己出版了作品集,还有39%没有作品集。对于40岁以下的艺术家来说,作品集的价值更高。很难说一个虚拟的展示网页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没有作品集的缺憾,毕竟这是艺术家晋升的重要起点。
 
除了节日,双年展和其他各种场所外,25%的参与者最重要的展览在艺术画廊展出,另外25%在博物馆、艺术协会(Kunstverein)或其他类型的机构展览空间展出。81%的人在过去三年中至少举办过一次个展。在过去三年中至少举办过一次个展的艺术家中有58%在柏林有一个或多个,42%的艺术家在柏林没有展览过。平均而言,艺术家在过去三年中曾举办过两到三次个展。这比 2011年略有减少。
 
你在过去三年里有多少次个展?

这里出现了第一个主要的性别差距。近年来,男性的平均个展次数比女性高出 22%。今年在柏林画廊周,男性艺术家的人数过多,“展览性别差距”超过 40%。

共有约 40%的个人和群体展览在柏林举行。除其中4%外,所有艺术家在过去三年中至少参加过一次群展。40%参加了多达五个,28%参加了六到十个,28%参加了十多个群展。 在过去三年中,平均参加群展数为8.2 次。
 
城市里举办的展览活动对柏林的艺术家至关重要。当被问及艺术品在柏林的哪里展出时,30%的人表示他们在艺术协会或博物馆/展览空间展出,65%提到独立项目空间(n = 1464)。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还有很多答案,如46 %在艺术家自己的工作室展出,就像私人艺术画廊一样。市立画廊(Kommunale Galerie)排名第四,占36%。因此,这些当地的展览场地发挥了核心作用,为柏林的机构展示提供了可能性。面积最大的画廊 Kunstraum Kreuzberg/Bethanien 再次发挥了特殊作用:31%的参与者表示他们已经在那里展出过。“这符合我们的理念和目标”,2011年研究中 Kunstraum Kreuzberg / Bethanien 的负责人 StéphaneBauer说。他还透露,有超过100名艺术家每年参与五个项目,他们大多数来自柏林。在Kunstraum Kreuzberg 的网站上,您可以看到自 1998 年以来展出的艺术家名单。总数为 1622,其中一些已有多次展出。关于展览的频率,Charlottenburg/Wilmersdorf 市政画廊(17 %),Tempelhof-Schöneberg的 Haus  am Kleistpark( 16 % ) , Mitte的Galerie Nord/Kunstverein Tiergarten ( 15 %) ,GalerieamKörnerpark 还提到了 Neukölln(12%)和 Mitte 的Weisser Elefant(11%)(n = 648)。
 
艺术市场

 
谈到艺术品的销售,艺术家工作室的自我营销和直接销售以及收藏家的购买花费占有最大比重40%(n = 1251)。12.1%的参与者与画廊的联系松散(14.2%的男性和 11.5%的女性)。9.3%(8%的男性和 9.8%的女性)与一个或多个画廊有固定的合同关系。在艺术家与画廊有联系的情况下,31%的画廊位于柏林(n = 294),26%在德国其他地方,23%在欧洲,但不包括德国;还有美国(2%)和欧洲以外的国家(4%)。 9%的受访者通过其他中介机构销售,5%的受访者在线销售他们的作品。 2.2%的受访者参加了艺术家经营的画廊。在与画廊有联系的艺术家中,15.5%的人与他们的画廊签订了正式合同(n = 290)(18%的女性和 14%的男性)。这种低价值反映了艺术界友好合作的传统和牢固的文化印象,即表明艺术不关乎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合同的疏忽是冲突和友好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标准可能不是艺术商业中的优先事项,可是无论如何,艺术家和画廊商之间签下合理合法的合同很重要,因为它们规范了特殊情况。鉴于现有的权力分配,书面协议有助于解决非正式的权力不平衡问题,避免或至少弥补不良后果。参与调查的艺术家评估了与艺术画廊的合作,从 1(非常差)到 10(非常好)的等级,平均等级是5.5。积极的方面是画廊所有者和艺术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信任;消极方面,除了缺乏合同和业务的非约束性外,艺术家会通常指责画廊所有者对销售及业绩缺少承诺。
 
我们在2013年德国当代艺术画廊的经济和社会角色的研究发现,在德国画廊代理的艺术家中,只有25%是女性,75%是男性。但这不仅仅是德国才有的现象。这个性别结构几十年前就形成了,并且变化缓慢。年长的艺术家经常充当守门人的角色,为(年轻)人才打开大门,将他们与艺术界关键人物联系起来,从而自动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非正式和正式网络在艺术业务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女性在网络方面比男性更积极。在柏林的艺术院校柏林魏森塞艺术学院和柏林艺术大学(UdK),女性毕业生的比例一直在50%以上。目前,大多数男性买家可能对男性艺术家更感兴趣。也许情况也是如此,出于家庭原因,女性在某些阶段的灵活性较低,而且出现率较低。但随着大学生和网络的普及,男女艺术家展出的比例差距应该在未来几年内至少得到一些改善。例如,在每年春天的柏林画廊周(Gallery Weekend Berlin)期间,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变化。
 
通过分析结果,要强调的不是女性的艺术,而是艺术整体。关于女性在艺术中存在的争论是必要的,否则艺术会再现诸如歧视女性之类的社会不满,而离解决不公平问题越来越远。在过去的三年中,调查中有 24%的艺术家在艺术博览会(n = 1248)上展览过作品,这里没有性别的差异。
 
来自柏林的艺术家回应了我们的调查,参加了以下艺术博览会:

工作空间
 
在选择工作空间时,除了工作条件和当地基础设施外,参与的艺术家还考虑了与同事的距离,与自己居所的距离以及总成本。在柏林,一半的工作场所位于Kreuzberg(15.5%),Neukölln(14%),Wedding(12%)(n = 1176),其次是Mitte(9%),Schöneber(7.5%), PrenzlauerBerg(7.5%),Pankow(6%),Köpenick(5%)和Charlottenburg(4.5%)。 工作室平均距离居住地 6.5 公里(n= 857)。半数艺术家距离他们的工作室不到 4 公里,而 18%的艺术家距离工作室不到10公里。参与调查的艺术家平均通勤20 分钟(n = 931),其中一半不到15分钟,他们一般选择骑自行车(47%),步行(22%),坐公交(20%)或开车(11%)。
 
艺术工作空间的每月费用目前约为400欧元,2011年平均为320 欧元。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评估维护工作室的总成本的变化。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成本增加了23%(n = 1272)。租金上涨与德国全国平均物价水平的变化相对应;然而,这个价值低于柏林租赁市场的总体趋势。关于租金上涨,我们发现中值约为10%,即一半参与调查的艺术家接受了这个增幅,而另一半的租金增长高于这个价值。与2010年相比,20%的受访者的工作室费用在收入的50%到100%之间。其他人以2011年的价格仅能租一间更小的工作室,由此推断每平方米支付的费用正在增多。
 
调查参与者中有29%在私人工作室或额外工作区(n = 1523)工作,15%在公共资助的工作室工作。11%的人拥有私人工作室,2.2%的人拥有公共资助的工作室。8.5%使用共享工作区。 31%的受访者的生活空间就是工作空间或没有特定的工作空间,尽管他们依然需要一个。一半在找工作室的艺术家表示在家工作已不再可行。考虑到工作空间的当前成本,我们还注意到很多艺术家试图妥协,但事实上他们真的需要更大的工作区域。工作室专员兼bbk berlin Kulturwerk 工作室办公室主任MartinSchwegmann 博士认为,短期和中期的时间段至少需要 2000 家工作室。参议院任命的遴选委员会根据专业性和紧迫性分配了公共资助的工作空间。根据我们的研究,37%的租赁合同是临时的,43%是无限期的,还有20%没有明确说明(n = 1303)。超过一半的租赁协议有效期是一年或两年(n = 465),20%是八年期限(工作室计划的资金期限有限)。 31%受访者的合同将在 2018 年(n= 460)到期,24%在2019年到期,17%在2020年到期。
 
经济形势与性别收入差距
 
只有少数艺术家可以用艺术实践的收入来支付他们的开销。我们发现与2011年的研究相似的结果,发现视觉艺术是艺术家的一项亏损业务。
 
2017 年,您的艺术实践收入是否涵盖了这项工作的投入费用?

参加我们调查的男性和女性中只有24%能够用艺术实践的收入完全或差不多支付他们的生活费用。平均来看,2017年艺术收入涵盖44%参与者的工作相关费用(n= 1323)。 男性47%,而女性则为42%,中值为 37%。大约20%的艺术家能够承担90%以上的费用。12%的艺术家表示成本覆盖率为 0%。
 
60%的被访艺术家没有债务(n = 1314)。近10%的被访艺术家有且债务超过其2017 年的年度总收入,5%的受访者认为,债务占其年度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其中15%的债务低于其年度总收入的一半。人们可能会承担更高的债务水平,但是,我们发现借助信贷的艺术家很难向银行和信贷机构提供收入预测。有些艺术家经营小企业;4%的受访者拥有长期雇员,18.5%的受雇者雇用临时助理或其他雇员(n = 1308),一般来说只有一个人。大约 1%的参与艺术家拥有一名以上的员工。
 
2017年柏林艺术家的年收入约为 20000 欧元,与其所需收入(23000)不相符,后者相当于德国全职员工年平均收入的一半左右。 收入由各种来源组成:艺术实践,资助计划和津贴产生的收入,非艺术相关活动的收入,非艺术相关的国家支持(如失业福利或 Hartz IV ,社会援助)和其他收入和贡献。总体而言,约 10%的艺术家的收入完全来自他们的艺术实践(13%的男性和 8%的女性)(n =1023)。
 
30%受访者表示,超过 50%的收入来自艺术实践
40%受访者表示,超过 50%的收入来自非艺术工作
10%受访者表示,超过 50%的收入来自国家支持
15%受访者表示,超过 50%的收入来自其他资助
5%受访者表示他们的部分收入来自资金项目和津贴
 
大多数参与的艺术家都有非艺术活动的收入。其中40%的艺术家非艺术相关活动的收入相当于其年收入总额的50%以上。58%的受访者除了艺术实践(n = 1323)外还有一份副业 ——其中66%是自雇人士,30%是雇员。考虑到其次要活动的特点,32.5%是非艺术相关活动,27%是艺术相关活动(画廊,展览空间等)。28%的人说他们教课,6.5%的人做“小工”。
 
有10%参与调查的艺术家,国家支持占其总收入的 50%以上。 5%的受访者持续获得失业救济金或“Hartz IV(ALG II)”,其中5%是临时的,4.5%作为补充性金融福利( n = 1278)。对于我们调查中15%的艺术家,其他收入和贡献相当于其年度总收入的50%以上。 一般来说,艺术家收到的42%的支持是由他们的合作伙伴或家庭提供的(n = 596),其中5%得到家乡的支持,4.2%有金融赞助商。
 
为了比较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以及分析工资性别差距,我们预计艺术实践的所有收入都高于1000 欧元,实际上被访艺术家每年的平均收入约 9600 欧元,中值为 5000 欧元。
 
艺术实践收入 -年收入

考虑到还有收入低于1000欧元的人,他们之间工资性别差距将为32%。大约 12%的人没有从他们的艺术实践中获得任何收入。16%的男性和 20%的女性艺术实践的年收入不到 1000欧元。
 
如果我们以每年3900欧元的 Künstlersozialkasse(KSK,艺术家社会保险)的最低价格计算工资差距,我们能看到27%的性别差距。作为比较:根据KSK 2017年的数据,柏林视觉艺术中的性别工资差距为29%。计算的根据是报告的男性平均收入为13745 欧元,女性为9712 欧元。我们没有考虑KSK列出的视觉艺术领域外的情况,例如图像和通信设计。因此,柏林视觉艺术部门的男女收入差距高于德国普遍性别工资差距(联邦统计局统计的结果为21%)。
 
在德国的社会保障方面,59%的艺术家(n = 1293)是 Künstlersozialkasse(KSK)的成员,负责捐款的确认和征集。社会保险为自由艺术家提供法定健康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养老金。其他根据员工的贡献支付报酬。15%的艺术家因雇主赋予永久职位而投保,4.25%作为没有收入的家庭成员投保——比例上女性比男性更易选择共同保险。24%的受访者拥有与KSK无关的法定健康保险,而5.3%的受访者拥有私人医疗保险。法定养老保险覆盖率为13.5%,私人养老保险为3.5%。免费的私人养老金计划覆盖了10.6%的参与者——在这里,女性的比例略高。3.4%没有德国护照的艺术家在原籍国投保。2.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
 
艺术家预期的平均养老金为357欧元(n = 629),中值280 欧元。这意味着有一半的艺术家希望获得不到280欧元的养老金。一般来说,德国的退休金数额多年来一直在降,专家警告老年贫困人口会增加。艺术家的养老金预期比去年全德国的平均退休金额低约500欧元。23%的艺术家获得或期望获得补充收入以及法定养老金索赔,例如继承,房地产收入,资本收益(n = 1240)。只有9.5%的人声称能够用现在或将来的养老金或可能的额外收入来维持生计(n =1203,10%的女性和 8%的男性)。 总之,我们可以假设 90%的艺术家在晚年都会受到贫困的影响。
 
资助计划和津贴
 
对于不到 5%的艺术家来说,资助计划和津贴收入很关键。大约 60%的人表示他们申请资助(n = 1318),60%的人获得了资金。申请资助的人平均每年申请约五次(n = 672)。 中值是3次,这表明有一小部分艺术家申请了不成比例的大量资助,他们的平均成功率为19%。从这个角度来看,男女之间没有显着差异。它们的申请次数相同,成功率相近。
 
当被问及资金类型时,差异才变得明显。这里只列出那些已经获得资金的参与者,问卷类型是多选(n = 798)。所审查的类别中包括各种在收入和声誉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的补助金,但依然可以看到关于性别上的差距,这一点我们还应详细调查进行最终评估。
78%的女性和71%的男性获得津贴,59%的女性和47%的男性参加了居住计划。27%的女性和 22%的男性得到了文化教育的支持。51%的男性和45%的女性获过奖。  33%的男性和 25%的女性已经有作品被公共领域收纳。
 
艺术家们申请了以下内容:

艺术家已收到以下支持或资助:

家庭情况
 
38.5%回答我们调查的艺术家目前或过去有孩子需要抚养(n = 1,302)。可以推断这和德国普遍情况没有太大偏差,15至49岁的女性平均有1.4个孩子。德国是欧洲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女性和男性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平均花费12年(n = 420)抚养孩子,其中也有长达 20年或以上的。这些数字背后是各种不同的生活模式和生活现状。尽管要家庭和孩子的决定通常是经过思考的,但无法避免对职业发展的重大影响。由于女性须限制自己的职业生涯,比起男性,她们为了子女和家庭付出得更多,所以女性艺术家在职业发展上处于劣势。此外,在照顾亲眷时,女性也承担着比男性更大的责任。11%的男性和 14%的女性需要照顾亲属(n = 1290),并且职业和家庭责任的双重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总体而言,24%的有孩子的艺术家(n = 486)是单身父母,大约13%的单身父母是男性,87%是女性,这也和全国平均值相差不大。 德国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报告称,在德国约810万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中,近20%是单亲家庭(160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单亲母亲。在我们调查的所有有孩子的艺术家中,4%的男性和18%的女性获得赡养费(n = 492)。对于其中一半人来说,赡养费是个问题。
 
关于育儿时间,男性花费50%,女性则花费75%。根据父母的反馈我们推测,25%抚养孩子的时间是由父母双方共同付出的,那么父母各自的时间分配也可以这样理解:父亲花四分之一时间负责抚养孩子,四分之一时间和伴侣一起照顾孩子,而母亲则要花费一半时间独自照顾孩子。女性和男性平均付抚养金的比例定为50%,这听起来很公平,但算上时间分配就意味着母亲承担了更大的负担。在不同的职业境遇里,50%的女性和37%的男性选择推迟生育或减少生育就不奇怪了(n = 1277)。家庭事务特别是育儿时间,对女性艺术家的职业发展的影响大于男性艺术家。总体而言,70%的女性和 25%的男性由于家庭状况而遭受过职业上的不公待遇。造成这种情况的两个主要原因是儿童和(缺乏)时间,这在我们收到的书面答案中被视为同义词。
 
职业和网络

 
在书面回答中,超过20%的参与者将教育视为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n =902)。对于女性来说,奖学金排在第二位。男性和女性都将展览和搬到柏林生活作为其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一步。他们还提到驻留项目,画廊代理,出国旅行和获奖情况。当被问及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说最重要的人时,重要性排序如下:

在书面回答中,还有人写了“策展人”和“家庭”。
 
44%的艺术家有专业背景(n =1255),女性占50%,男性占35%。在许多情况下(n= 732),合作对柏林艺术家有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在展览方面。一个典型回答是:“实际上,我总是合作。当我不是独自创作时,我有更多的时间与来自完全不同领域的同事建立联系。”或者:“我的工作以合作为基础”,跨学科是一个重要因素。女性比男性更重视合作,相互依赖更多。几乎60%的人与其他女性(n = 1253)有很多接触,只有20%以上的男性才有这种情况。一半的男性称不在意合作者的性别,但实际与女性同事接触得更多。当问及他们的偏好时,75%的人不在意性别问题,但19%的女性明确倾向于与女性艺术家合作,而3%的女性更喜欢与男性同事接触。只有 2%的男性明确倾向于与男性同事合作,6%的男性更喜欢与女性同事接触。29%的女性有女性导师,23%的女性有男性导师,40%的女性认为导师性别无关紧要。12.5%的女性导师倾向于指导男性艺术家,21%的男性导师倾向于指导女性艺术家,54%的导师不在意学生性别。
 
艺术家中72%是 bbk berlin 的成员,9.6%是 DeutscherKünstler-bund(德国艺术家协会)的成员,3.8%是 VereinBerlinerKünstler(柏林艺术家协会)的成员,19%是其他专业人士或视觉艺术家(柏林外的)。13.6%(n = 529)是贸易联盟 ver.di 的成员。
 
性别权力滥用
 
在职业环境中,31%的女性和 9%的男性经历过性骚扰(n = 1269)。 当被问及“你能描述一下性侵犯的性质吗?”200名女性和约20名男性回答了具体的例子,从大学教授、画廊老板或收藏家的侵犯性语言到明确的性侵犯行为,大约95%的性暴力是男性施行的。 大约三分之一与滥用权力有关,另外三分之一与身体暴力有关。强奸被提到过三次。只有 7.5%的人(n = 306)将他们的案件公开过。49.5%选择忍受并保持沉默。其他人表现出不同的反应,一些人独自面对,拒绝承认,和外界断绝联系,还有人选择忽略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最终放弃回答。
 
在所有艺术家中,27%的人回答说他们意识到艺术行业的性骚扰情况是因为权力差距而未被曝光(n = 1229),30%的女性和20%的男性作出回应。一位女士在一篇评论中总结说,“性别主义就是当下的处事原则。”性别主义由大学教授、收藏家和画廊老板主导,他们还点出了其中一些人的名字。在一些案例中(n = 296),人们反复提到权力差距,(男性)滥用权力甚至性交易,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男人巧妙地滥用权力以避免直接进行身体侵犯。近4%的女性艺术家明确表示已经出于职业原因做出了退让,如果不是因为职业前途,她们绝不会让步。 总的来说,我们得到的关于性权力滥用的数据和描述反映了女性在艺术界仍然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以及造成的恶劣结果。
 
当代艺术发展计划

 
近年来,柏林的艺术推广活动不断扩大,有了新的津贴,补助金和奖金。与此同时,参与者开始登上柏林的文化政治舞台,例如Freie Szene联盟(独立)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它希望柏林能调整偏离路线的文化发展预算。 整个艺术领域的发展条件并没有更好的趋势:“在过去十年中,在柏林工作的专业视觉艺术家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同时生活成本也增加了,最重要的是,租金成本急剧上升。这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对艺术家的经济支持。”Bbk berlin的Kulturwerk董事总经理Bernhard Kotowski解释说,当谈到改善柏林艺术家现状的文化政策举措,及艺术家需要什么来改善他们的职业前景时,对工作室和工作空间的需求是最主要的回答。通过调查显示,“工作室”和艺术创作空间是艺术创作的基础。此外,参与者还需要空间来展览、销售、组织和交流。随后他们提及,展览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资金。根据柏林艺术家的现状,这些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与此同时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柏林的文化政策是否需要在财力资源日益有限的条件下进行根本改变,以便公正地对待柏林艺术家们的特殊需求,尤其要激发他们尚未开发的潜力。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第一步我们的愿景:大多数艺术家接受可持续发展的当代艺术可能性,这就要求所涉及领域的人共同努力。艺术家可以主动出击,同时文化政策制定者可以在持续的过程中创造承诺和可靠性。我们亟需这样一个平台。
 
因此,我们重申前两项研究以促进相关人士发起行动,并呼吁制定一个能在十年内实现目标的柏林当代艺术发展计划。这个发展计划不能也不应该限定当代艺术及其关键参与者,激励发展条件和视野,提高艺术领域自我观察和学习能力,不依赖于跨界,而是作为政治过程是第一步,专注视觉艺术本身,建立起它自己的逻辑、法律和自己的社会网络。第二步才是与其他文化部门进行交流。艺术发展计划为正式交流创造了机会,可以讨论所有参与者的目标,并且设定优先要实现的目标。通过的议题可以制定相关的文化政策与预算,并根据与有关各方商定的标准对目标进行评估,主要参与者将自主草拟实施的目标、内容和标准。这是一个以艺术家,画廊和展览空间的代表以及其他机构的工作会议为基础,对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连续平台。这个“当代艺术议会”汇集了德国联邦、州和地区各级当代艺术的代表,交流地方的现有知识,并开发国际关系。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协调当代艺术展开的空间内的活动,与此同时,也将获得更大的知名度,为其他地方提供参考。通过对当代艺术的发展计划,柏林不仅能够在艺术上创造潮流,还能在文化政策方面树立榜样。
 
向纽约学习?

 
纽约市在文化发展计划方面是一个正面例子。最近制定的文化计划由纽约市文化局发起。该计划的副标题是“所有纽约人的文化计划”,考虑到了纽约市的文化和民族多样性。尽管参与方式足够多,但纽约文化中的一些团体仍然没被考虑进来,他们主动撰写了自己的人民文化计划。我们不仅要预期、更要鼓励这样的事,因为它能带动各方合作,使得我们的第一步成为可能。
 
当代艺术的发展计划可以指导政治管理和艺术家作为未来措施和目标的灵活地图。作为参考,这样的计划可以更长远地了解柏林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哪些想法、优先事项和目标能够或不能在文化政策制定者之间达成共识。因此,制定一个文化计划可以记录共识、失败和异议,更方便今后的合作。很明显,发展计划必须是一个生动的导航系统,必须更新城市发展不断变化的情况。此外,发展计划将在自我组织的文化政策代理人之间的合作制度化方面具有约束力,例如RatfürdieKünste,Haben und Brauchen,柏林 bbk,柏林独立项目空间网络和倡议与独立艺术联盟。为了在文化政策对话中注入活力,需要制度化的开放空间,而这种对话能够定期汇集所有有意之人,共同参与制定柏林文化政策。

 

致谢

我们感谢 bbk,柏林视觉艺术家专业协会及其董事会的合作和支持,特别是发起人Cornelia Renz和 Ute Weiss Leder 的不懈努力。我们要感谢参议院卫生、长期关怀及 性别平权部,特别是性别平权办公室的Gabriele Kämper博士和Liane Kock博士,以及柏林的boesner GmbH及其管理合伙人Michael Harnacke为此项目提供的全面支持。感谢 Franziska Fenner,Irmela Wrogemann,Pascal Decker和勃兰登堡Tor基金会的Sebastian Pflum。我们要感谢 Gunda Trepp 和Dr.des.Friederike Landau负责编辑,Helen Adkins  博士(问卷调查)和 Caroline  Menezes(研究)翻译, LucianaDumphreys 进行校对,Denhart v. Harling 联系出版。我们感谢他们的支持、建议和批评 –相关人物信息按字母顺序排列如下:
•  纽约艺术基金会(纽约证券交易所)联络官员 Amy Aronoff
•  StéphaneBauer,Kunstraum Kreuzberg / Bethanien 董事
•  Sandra Becker,媒体艺术家,bbks 的 Kulturwerk 柏林媒体工作室主任
•  WibkeBehrens,KururpolitischeGesellschaft Berlin + Brandenburg 发言人,FA XII SPD-Berlin文化政策副主席
•  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学院 Peter Benz
•  Brian Curtin,艺术作家 - 曼谷朱拉隆功大学传播设计系讲师
•  ChristianeDellbrügge 和 Ralf de Moll,艺术合作伙伴
•  视觉艺术家 Ivonne Dippmann
•  Gedok Berlin前主席Michaela van den Driesch
•  Eli Dvorkin,城市未来中心总编辑
•  Moritz Frei,艺术家
•  SophiaGräfe,文化研究员
•  KarinHofmann,参议院文化与欧洲部,文化部,资助计划,女性艺术家计划。
•  MarkusHöht,参议院文化和欧洲部
•  GabrieleKämper 博士,参议院卫生,长期护理和性别平等司平等办公室主任
•  ChristopheKnoch,Koalitionder Freien Szene 的前发言人
•   Liane Kock,参议院卫生、长期关怀和性别平等部平权办公室
•  NinaKorelewski,柏林视觉艺术家专业协会(bbk)
•  Bbkberlin 的Kulturwerk 董事总经理Bernhard Kotowski
•  HannahKruse,Goldrausch女艺术家项目总监
•  UlrikeKuschel 和Marianne Thoermer,视觉艺术家,调查顾问
•  LindaLai Chiu-han 博士,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副教授
•  MiriamLenk,雕塑家
•  CatherineLorent,视觉艺术家
•  RussellMartin,伦敦艺术大学Artquest
•  Daria Mille,ZentrumfürKunstund Medien Karlsruhe,策展人
•  HollyMorrison,澳大利亚国家视觉艺术协会行政和助学金协调员
•  视觉艺术家 Maria Nitulescu
•  EduardoPadilha,伦敦艺术家,BalinHouse 项目艺术空间总监
•  StephenPalmer,组织在线内容主管
•  伦敦市长信息治理官员 Ruth Phillips
•  视觉艺术家 SophiaPompéry
•  Cornelia Renz,视觉艺术家,柏林 bbk 的前发言人
•  Römer+Römer,艺术合作伙伴
•  Bbkberlin 的Kulturwerk 经理EgonSchröder
•   Martin Schwegmann 博士,柏林市工作室代表,位于柏林的 Bultk Kulturwerk
•  Pola Sieverding,视觉艺术家
•  Katja Strunz,视觉艺术家
•  Signe Theill,艺术家和策展人
•  Tatjana Turanskyj,电影制片人和制片人,Pro Quote Film
•  RicoValär,瑞士联邦文化办公室文化与社会研究助理
•  Saralisa Volm,女演员,电影导演和制片人,策展人和作家
•  Ute Weiss Leder,视觉艺术家, bbk Berlin负责公共关系
•  Roswitha Wille,曾任 Gedok Berlin 董事会成员
•  PhoebeWong,香港独立研究员和艺术作家
 
最后,再次感谢所有参加调查的 1745名柏林艺术家!

©战略发展研究所(IFSE),2018年6月
www.studioberlin.ifse.de
 
该研究的作者:Hergen Wöbken
电子邮件:studio.berlin@ifse.de
项目助理和研究员:Caroline Menezes
InstitutfürRourtgieentwicklung(IFSE)
www.ifse.de
设计:Heimann + Schwantes,柏林
Logo IFSE:柏林的Adrian Krell
该研究与柏林视觉艺术家专业协会,bbk berlin合作,在参议院卫生,长期护理和性别平等部,平等办公室以及柏林 boesner GmbH的支持下完成。

 

【声明】以上内容只代表原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artda.cn艺术档案网的立场和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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