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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润娟:女人的错误?男人的错误?——由肖鲁《对话》及署名权争论引发的思考

2008-12-26 12:07 来源: 中国美术家批评网 作者:artda


——由肖鲁《对话》及署名权争论引发的思考

关键词:对话、失语、女人、爱情、男权批评话语

引言

    1989年的冬日,一个名叫肖鲁的女人,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枪击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一夜之间,全世界重大媒体对此竞相报道,一件艺术品因此轰动世界。然而此刻,一个名叫唐宋的男人走进她的生活。一个偶然的相遇,一段浪漫的爱情,一个女人为爱的沉默,一群作者的误读,使这个男人成了第一作者。2003年的秋日,依然还是这个女人,在15年的爱情无疾而终后,又一次举起枪,对准她自己的照片,整整打了十五枪。2004年的春天,她勇敢地站出来对世人说出:“我是这件作品的唯一作者。”于是,一场关于该作品作者权的争议,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艺术史。

    本文不是有意要将男人和女人对立起来(此处的男人也不是泛指,是特指介入肖鲁《对话》及署名权争论并对女性持有偏见的男人),只是一大群男人还有匿名人围绕肖鲁及其《对话》署名权进行了长达3年之久的激烈争论。早在2004年10月一位名叫李蔚红的作者就写了名为《女人的错误》的文章,她认为出现肖鲁《对话》的署名权之争,是女人所犯下的错误。[1]这些现象和文章引发了我的思考,本文通过对肖鲁《对话》的分析,希望读者在解读肖鲁《对话》及署名权争论时不要将错误完全归咎于肖鲁,不妨透过这些分析来冷静地思考:到底是女人的错误?还是男人的错误?

一、对话VS失语

    在1989年的疯狂岁月中,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向自己的装置《对话》连开两枪,这不仅成为现代艺术大展上最轰动最令人震惊的作品,同时也开始了肖鲁近20年来与《对话》本身,与情感,与社会甚至与男权批评话语的不断“对话”。两声枪响使作品一开始便带上了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仿佛一句谶言预示了社会和个人的变迁。2006年11月22日在中国嘉德2006秋拍“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专场中,《对话》以二百三十一万的价格成交,该作品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今天,我们避开浮华与喧嚣进行理性思考就会发现:《对话》从产生起就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因此我们需要拨开层层迷雾,让《对话》真正能对话。

    在现有的评论中,很多作者仅就枪击事件来谈论,几乎没有从作品自身形式和符号上进行解读。从《对话》构成形式上分析,不难发现所有的符号都和一个女人的成长经历和细腻情感有关。70年代末80年代初,肖鲁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求学时,男同学和女同学犹如天敌,从不说话。从附中时代开始这种“对话”的愿望就一直被压抑着,再加之经历了初恋的破灭,爱情的失落,……[2]这所有的成长过程让肖鲁体验到男女之间真正的对话是如此的困难与不切实际,于是产生了作品《对话》的构思。肖鲁用杭州市电信局免费提供的铝合金电话亭的全部真实材料,按公共场所的公共电话亭标准组装成一个真正的电话亭。再用照片而非油画的方式表现真人大小的一男一女背影,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整个作品表现一男一女正在打电话。至于是女性先给男性打电话,还是男性先给女性打电话?这在作品中我们无法看到,因为作品所呈现的状态是男女双方都已提起话机正在通话的进行时态。两个铝合金玻璃的电话亭间距一米左右,中间有一块大玻璃镜间隔,在玻璃镜左边(女性所在的电话亭)有半个男人的照片,在玻璃镜右边(男性所在的电话亭)有半个女人的照片,他们是分离的,似乎在通过“对话”来各自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是他们即使通过镜子的对应照射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大玻璃镜前面的白色柱子上放着一个红色的电话座机,话筒不在座机上而是悬挂着。倘若我们没有发现悬挂着的话机,从一男一女略微低着头,小心翼翼对着话筒的私密动作很容易误解为一男一女正在亲密地喃喃私语。但是直线下垂的话机昭然若示:此时此刻的对话是无效的(图1—图3)。

图1,肖鲁,《对话》,综合材料,肖鲁提供图片 

 

图2,肖鲁,《对话》,局部,肖鲁提供图片

图3,肖鲁,《对话》,局部,肖鲁提供图片

  在《对话》中选取人的背影除了能更好的呈现整个作品基调外,在形式上还与她1986年的综合材料《静观》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静观》人物是油画,背景是晚上到西冷印社偷拓的碑文,裱在画布上,画面由五个条幅组成。虽然在《静观》中男人背影是油画画出的,但这个背影和《对话》右边的男性背影具有很多相似性。这两个男性的背影都是略低着头,衣领上翻,左手都放在裤袋里,并且都表达了一种隐密和孤寂的状态。两个不同作品中出现相似的背影隐晦地传达了艺术家当时不可为人知的生活际遇(图4—图5)。

图4,肖鲁,《静观》,综合材料,1986年,肖鲁提供图片

图5,肖鲁,《对话》,局部,肖鲁提供图片

除了对材料、男女动作、话筒进行解读外,电话亭外三张支离破碎的张贴也是不容忽视的。女性所在的电话亭外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征婚广告”及灰底黑字的“治疗狐臭”,而男性所在的电话亭外只张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寻人启事”(图6—图7)。这三张纸条和地面班驳的旧砖都为了说明这是一个公共空间,而大街小巷颇为常见的三张纸条贴在铝合金材料上更增加了作品的生活性,也将男女孤独的背景衬托地更加孤寂。但是纸条的作用还不仅限于此。男性那边的“寻人启事”与90年代初朱发东的作品《寻人启事》具有某种相似性。前者直接采用街头张贴的POP手法来表现,后者带有艺术家朱发东的主观性及艺术家对身份的质疑。虽然两者在表现手法上不同,但都揭示了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中人的失落感。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征婚广告”及“治疗狐臭”出现在女性这边,而非男性这边?联系肖鲁的感情经历,无论肖鲁是有意还是无意将“征婚广告”放在女性背面,都可以理解为肖鲁甚至是以肖鲁为代表的女性长期以来对婚姻的在乎与看重,这说明在爱情中,女性往往看重结果——走向婚姻,这使女性无法如男性宣扬的那样“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而狐臭往往被视为一种缺陷,会严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患有狐臭的人总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治疗狐臭”出现在女性这边,而非男性背面,似乎也暗示着女性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缺憾,并且这一缺憾已经严重影响了“对话”与交流,所以才想“治疗”以便更好地“对话”。再回过头抬头仔细看看征婚广告,上面的关键词为:“男,21岁,大学文凭,五官端正,欲与美丽又大方的女子结为百年之好。”这是男性在征婚而非女性征婚,这男征女的广告又是放在女性这边。这向我们隐喻着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甚至长久以来两性在婚姻选择中的不平等局面:女性在婚姻中往往处于被选择的被动局面,真正的主动挑选权掌握在男性手中,待字闺中的女性往往物化为待价而沽的商品。在婚姻的“优胜劣汰”法则下,女性的美丽往往是被男性优先选择的砝码,而在现实生活中被男性认为有缺憾,“不完美”的女性,往往是最先被排斥掉的。因此这件作品不仅在形式上,说明了“对话”不通,还深层次地揭示了女性在情感中,在与男性的交往中是处于失语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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