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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流汹涌——新千年以降的中国独立影像(上、下)

2018-08-11 16:42 来源: 弗搭界 作者:曹恺


潜流汹涌——新千年以降的中国独立影像(上)︱弗搭界首届私幕年会暨工作坊辑II

2017年12月29日,分别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长沙,惠州,深圳各地,以及广州本地“私奔”而来的各位朋友齐聚于帽峰山下。这些朋友既有之前一年“纪录片《上海青年》私幕众筹”的几位发起人和以嘉宾身份,弗搭界特别邀请的相关领域的专家,还有抱着交流学习目的闻讯而来的各地民间放映机构的负责人,以及影像作者和关注社会现实的纪录片爱好者。在短短三天的朝夕相处中,大家除了吃喝玩乐,游山玩水,更多的时间都围聚在跟当地农庄借来的小小会议室里讨论交流,探讨以“私幕”为代表的民间影像的新可能,我们将之称为“路径探寻”。

真是“无巧不成书”,年会期间,我们专门从南京邀请而来的嘉宾曹恺老师把刚刚收到的版画家刘庆元用微信发来的一幅名为“咖啡和副司令”的版画作为了他题为《新千年以降的中国独立影像》的讲座的结语,以呼应此次年会的主题。

“副司令”曾是被称为“格瓦拉第二”的后现代革命偶像,至今仍活跃于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山区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精神领袖和发言人马科斯的自称,之后他们又在恰帕斯发起了“人人都是副司令”的社区运动。在此我们也借刘庆元先生的这幅版画寄望于“人人都是放映员”的民间影像实践。

感谢刘庆元先生的慷慨授权
……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弘一法师在《晚晴集》中曾说:

“世界是个回音谷,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你大声喊唱,山谷雷鸣,音传千里,一叠一叠,一浪一浪,彼岸世界都收到了。”

凡事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因它在传递你心间的声音,绵绵不绝,遂相印于心。所谓“温故而知新”,这几天我们将以特辑的形式来回顾于三个多月前在广州北郊帽峰山举行的弗搭界首届私幕年会暨工作坊,以期翼我们未来的私幕新航能早日扬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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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流汹涌——新千年以降的中国独立影像(上)

主讲:曹恺
时间:2017年12月30日下午
地点:广州帽峰山/弗搭界首届私幕年会暨工作坊
录音整理:如也(天津影迷幼儿园)
校对:文墨,高子鹏

中国当代独立影像,我主要从2000年以后的正史开始谈,捎带谈点2000年之前——我把它称之为“前史”的这样一个时代。我本人是从2001年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可以说是当代独立影像在过去十几年发展历史中的一个亲历者、见证者,也是一个参与者。

首先,我们要进入一个中国独立电影产生初期的语境里面。实际上,中国独立电影的产生,它大概是由三部分人——或者说三个群体组成的,他们各自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来龙去脉,在2001年前后的DV运动兴起的时候才汇集到一起。

第一个来源,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新纪录片运动”产生的一个结果。“新纪录片运动”主要是1980年代之后、进入1990年代的时候,有一批在官方体制内从事广播电视的工作者,他们不满足于自己成为官方媒体的喉舌,试图运用电视纪录片的这种方式,来创作表达他们自己观点的作品,这批人都各自都有电视台的工作背景,代表人物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独立纪录片教父”的吴文光,他原来是云南电视台的,段锦川是西藏电视台,康建宁是宁夏电视台,蒋樾是中央电视台的,他们是最早具有独立创作意识的纪录片人。那么,为什么这一批人只是产生于电视台体制之内?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只有他们能够触及到象征影像话语权的摄像机。在当时,摄像机就代表话语权,民间没有办法接触到专业摄像机,这主要是当时电视技术的限制——民用级别的VHS录像系统和广播电视级别的设备之间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差距。如果你要创作跟国际电影节接轨的纪录片,你必须要使用广播电视级质量的设备。在这样的技术条件限制之下,这一批人只能是产生于电视台的体制之内。

第二个来源,这群人他们来自于当代艺术系统,主要是录像艺术这个领域。代表人物是被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张培力,其他还有朱加、徐坦、邱志杰、王功新等人。这群人大部分是一帮艺术家,他们也不满足于以往的架上绘画、装置、行为等等这样一些艺术表现形式。他们认为视频录像也可以成为他们进行创作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也拿起了摄像机。

那么,第三个群体的来源,才是真正属于我们通常概念上剧情片的创作系统。他们主要是一些当时电影学院导演系和文学系、包括一些导演进修班的毕业生。因为他们不愿意按部就班进入官方的电影制片厂,从一个场记然后到一个副导演、再过几年到一个执行导演、差不多要熬到三十多岁以后才能够有独立执导电影的机会。所以他们就直接放弃了可以进入电影体制内的机会,把自己的身份给黑了;或者就挂在电影制片厂,根本不去上班,在做自己的独立电影。这一批人后来被称之为“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张元、娄烨、王小帅等这样一批人,一般来说压尾的一个就是贾樟柯。

这三部分人,他们组成了中国独立影像在进入它的正史之前的一个前史,现在也有学者把他们称之为“地下电影”时代。

在这里,我会大量运用到“影像”这个词,而比较少直接使用“电影”,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把一些名词做一个简单的界定。“Film”它是一个介质,是记录影像的介质,“Film”本身有胶卷、胶片、电影的多种含义,它主要是一个记录的介质。“Video”是指视频,是一个录像带系统的传统,主要是指电视台的广播电视级别的像Betacam这样的设备。那么到2000年以后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数字影像出现了。数字影像对创作现实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它使个人的影像书写成为可能——你只需要一个很小的3CCD的DV摄像机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你就可以完成从拍摄到剪辑到输出成片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工作方式在1990年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中国独立影像产生的非常重要一个现实的技术基础是数字时代给大家带来的解放。那么到今天,“影像”这个词它到底在英语里面我们如何去对应它,那么有的时候可能就用“Film”,有的时候会使用“Digital Film”,这样不同的说法。在当代艺术领域现在更多的会用到“Moving Images”——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是对应中文“影像”这个词最合适的;但是在电影领域,一般人们还是更多的会用到“Film”、“Cinema”这些名词来指代我们今天表述的“影像”。

进入到2000年的时候,因为有了前面十年左右的积累,产生了大量我们称之为“地下影像”的作品。这些影像的质量良莠不齐,题材各自不同,有拍剧情片的,有拍纪录片的,有做实验影像的,甚至于在实验影像中有偏美术馆系统的录像艺术的,等等,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使用的是DV设备。DV这个词在这一阶段成为独立影像的一个媒体化的代名词。

大家看到的这张图是纪录片工作者胡杰,他手上拿的就是最早的一款3CCD的DV,这是他使用的时间很长的一台机器,当时俗称叫“大眼睛”,是被很多当时的独立电影人、尤其是拍纪录片的广泛使用。

这张图是差不多是2001年前后,胡杰的个人工作室,旁边这几台DV都是被他用残了的机器的尸体。

这是当时广州的一个实验影像作者曹斐,她在拍她的比较早期的一个实验影像作品《狗》的现场。那么大家看到,当时不管是纪录片的工作者还是实验影像的工作者,人手一台DV。连贾樟柯拍完《站台》后也开始使用DV进行创作,《站台》还是一个35毫米介质的(影片),之后的《任逍遥》开始就是是用DV拍的,包括之后的《东》和《三峡好人》。所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的独立影像工作者都开始用DV摄影机在工作。

那么这一张图片就是代表了当时的DV时代,我挑了一些照片拼在一块,都是当时一批独立影像作者的工作场景。这边下面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艺术家周啸虎的家庭作坊,就是一台电脑配一台摄像机,就可以在家里面完成剪辑制作工作。

2000年到2003年,我把这个时间段称之为“激流时代”,这是DV运动风起云涌的一个时代。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一个影像大时代来临了。独立电影人欢呼一个属于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由书写的时间到了。当时,可以说官方对于独立影像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他们不太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他们可以自由拍摄,自由传播,基本上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关照。中国最早的一批独立电影的创作者开始去国外频频参加国际的电影节。

因为有了大量的影片产生,如何让影片抵达到国内的观众?这是一个问题。

当时网络已经兴起了,对于那些独立影像作品而言,很多人在网上可以通过BBS看到这个影片、那个影片的名字,但都只有作者介绍、剧情梗概等文字和图片信息,因为当时还没有进入到宽带的时代,网络视频的传播才刚刚开始,在网上还没有办法看到这些影片。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就产生了最早的独立电影节。

中国最早的独立电影节是北京的一个独立电影社团——“实践社”发起的。实践社最早的组成人员非常庞杂,它的主体是北京电影学院的部分本科生、进修生、研究生,也有青年教师如杜庆春、王红卫等等。主要发起人是羊子(后来也写作杨子,本名叫杨海君),他现在已经完全脱离这个领域了,但是当时他是这个社团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参加实践社的还有很多早期的独立电影创作者、策划者、研究者,今天仍然跟独立电影有很大的关系,里面主要的人物比如像吴文光、张亚璇一批人,核心人数经常也就二三十个人,总人数超过五六十号人左右,主要活动在北京海淀区学院路一带,像是雕刻时光酒吧、黃亭子酒吧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做一些放映交流讨论活动。

在2001年,实践社决定就是发起一次中国独立影像集大成的放映活动,基于各种现实情形的制约,他们没有使用电影,而是借用了一个日语系统的词汇,把活动称之为叫做“独立映像节”。

实践社的独立映像节,当时主要是受到《南方周末》报社的支持,包括一些基本的资金都是《南方周末》提供的,北京电影学院提供了场地的支持。我记得当时《南方周末》是登了整整几大版关于独立映像节的报道息,主要的场地是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个礼堂。当时参加非常自由,你只要拿片子过去就可以放,没有选片的环节。任何人,你带一个拷贝过去,你就参展了,你就入围了,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有大量的烂片被放映,然后就有很多人在下面一面看一面骂,然后有一个人跳出来说,给我一年时间我绝对拍的比你们上面放的都好,这个人就是周浩,当时他是《南方周末》派去做采访的摄影记者。这次活动之后,他就真的转换了身份,变成了一个独立纪录片的工作者。

首届独立映像节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放映和策划的团队,这个团队有十几个人。他们纠集了一些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像章明、张献民、杜庆春等,组织了一个巡回放映团体,搞了一个全国大巡回展,游走了好几个城市,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狂飙式的运动。

我跟实践社接上头,就是那年冬天他们巡回到南京的时候。当时我和另外几个朋友有一个工作室,叫“辟邪工作室”,之前,我们在南京已经做过一些独立影像的放映和推广工作,一下就和他们接上头了,参与了他们在南京的放映组织和接洽活动。然后,我自己的一个作品,就被实践社放进目录里去了,等到下一站他们跑到西安还是其它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也从一个活动参与者变成一个参展者——就是当时就是你只要有作品,都可以参加。我觉得,实践社的独立映像节的巡回展,它就像到处播撒火种的一个过程,它每到一地,就会带动当地的很多艺术青年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那时,前来的观影者非常多,基本上都是爆棚的现象。我记得当时南京艺术学院做放映的一个报告厅,基本上的状况是,迟到者被堵在门口都进不去了。我听说有的地方甚至要放两轮,第一轮放完以后退场,第二轮的人进去后,要再放一遍。

我之所以把2000年到2003年称作是一个“激流时代”,实践社的首届独立映像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开端。当时他们也做了一个评选,获得最佳纪录片的是杜海滨的《铁路沿线》。

《铁路沿线》是一个家用摄像机拍的作品,是杜海滨的姐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一台VHS的摄像机,特别小的、使用的VHS-C型带那款,其实是一台模拟SP,不算数字DV的设备,但在小型化的概念上也可以算作DV前身的一款设备。《铁路沿线》没有被公开出版过,这个片子我现在手上还有一个VCD的拷贝,更年轻的一些同学可能不知道VCD,只知道DVD,在DVD之前还有一种画面质量只有它三分之一左右352*288画质的影像介质,就是VCD。

获得最佳实验片的是杨福东,他其实是当代艺术系统里的一位实验影像工作者,一个胶片美学的迷恋者和拥护者,但他当时也拍摄了不少DV影像作品,比如《城市之光》。首届独立映像节的一个重要创举,就是把剧情、纪录、实验三种类别的影像放在同一个活动中,并列并且分别评选出了奖项,这在之前中国所有的官方电影节中是从来没有过的。

实践社的首届独立映像节,第二年就准备开始做第二届了。为此羊子注册了一个公司,对外号称叫“实践帝国”,想要做大做强,给人的感觉就是“膨胀”起来了;这一膨胀不要紧,就被盯上了;一旦被盯上就坏事了,他就办不成了。2002年拖了一年,到2003年的时候,“实践帝国” 基本上就黄了,就无疾而终了。2003年的春天,我记得很清楚,是非典的时候我正好在北京,张献民和张亚璇跟我一块吃饭。张亚璇就跟我讲,她手上砸了一堆片子没有地方放,我说我们可以争取到南京来放。我当时也就是嘴上这么一说,到底怎么在南京放、活动怎么做,我心里也没有底。其实,当时我跟南京的几位朋友创办的辟邪工作室,已经在南京做了好两年独立影像的放映和传播工作,但真正促使我们南京影展办成的,还是跟2003年另外两个独立影展有关。

最早的,是2003年春天在云南昆明出现了一个独立影像节,就是“云之南纪录影展”。它主要的发起人是郭净。郭净是云南社科院的一个老先生,他带了一帮年轻人研究人类学纪录影像,主体是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的,之前有过一个民间电影社团,叫“昆明电影学习小组”,他们发起了“云之南纪录片影展”。

那时的艺文资讯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知道这个活动比较晚,是在那年的七月份,我去西南走了一圈大香格里拉环游线,最后跑到昆明。在昆明休整的时候,在麦田书店无意当中遇到了当时 “云之南”策展团队的一个核心成员,叫和渊,我跟他聊了一个晚上,他介绍了一下“云之南”影展的基本状况。我发现做一个独立影像节也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就是凭南京目前的资源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正好又有朋友给我带来了“北京纪录片交流周”的一些信息,介绍了现象工作室和朱日坤,它是那年的5月份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第一届,我觉得这确实是一条可以遵循的途径。当时也是因为南京各方面的一些条件我觉的比较符合,然后我就跟张亚璇联络,决定在南京做一个全国性的民间独立影像活动——“中国独立影像展”,也就是后来的CIFF,当时叫“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

这是第一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海报,是我本人自己设计的——我自己在大学里教专业设计,因为当时紧迫的时间和逼仄的现实,使得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单枪匹马一个人在干,我正好手上有一张南京长江大桥夜景的照片,觉得寓意什么的还算能对得上,然后自己用Photoshop在PC机上折腾了一晚上,就这么做了第一张CIFF海报。

后来很多人问过我,为什么“中国独立影像展”会落在南京,而没落在像西安、武汉、成都等其他省会城市,我说这就是历史机缘。我们做任何事情我觉着就是三个条件: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南京正好有这样的一些条件,它符合了这三项条件。

首先当时是一个“公告栏时代”——我们现在是微信时代,在之前有微博时代,再往前是什么,就是BBS公告栏时代。当时的公告栏时代,最著名的一个BBS社区叫“西祠胡同”,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板块就是“后窗看电影”,是南京的一个影评人卫西谛创办的,已经火爆了有好几年,所以在那之前的二、三年,无形中已经为南京培育了一大批高端的独立电影观众——确实我觉着我用“高端”这个词不过分,就是基本上都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的这个人群。这批网友聚集在西祠的“后窗看电影”BBS板块上,围绕独立电影及其他相关内容日夜讨论、评述、争辩,许多论战内容今天还可以看到——就是你们把西祠胡同的公告栏往前翻好了,你们翻到1999年到2002年之间,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当时的情况,它保留了的很完整历史记录。当时像是杜庆春、张献民,张亚璇等等、包括像是章明、王小帅这些人全在上面,贾樟柯也在。有的是化名有的是实名,当然也不全是大咖,也有许多年轻人,但身份全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所以,这就为独立影像展落在南京培养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么,正好南京也有像葛亚平这样的独立艺术机构,他自己有场地,愿意出资来承接这样的项目,也有像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些朋友,他们愿意在这个学术平台建构上面给予支持等等。方方面面,我觉着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汇集,所以就把第一届南京独立影展给办起来了。

第一届南京独立影展的影片,主要是张亚璇选片的,我只选了几部实验片,这个片单实际上就是与我刚才说的 “实践帝国”那批遗产有很多重合的地方,今天看来,其实片目也不多,也就二十来部影片,但是确实代表了当时独立影像的最高水准。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是“工农兵”三部曲——段锦川的《拎起大舌头》、蒋樾的《幸福生活》、康建宁的《当兵》。

我觉着这大概是“老三炮”最后一次参加独立影展,后来他们的影片很少在独立影展上看到。他们基本上是活跃在1990年代的的地下纪录片时期,我把他们和温普林、吴文光等合称为独立电影的“先驱”级人物。   

王全安的《惊蛰》和王小帅的《二弟》,他们代表当时剧情片在独立电影方向上一个比较高水准的创作。

这是《三元里》,当时还活跃在广州的欧宁和曹斐合作留下来的一部作品,其实创作者更多,他们是一个叫“缘影会”的组织,最初是一个观影小组,后来开始涉足创作,他们最大的一次拍摄行动就是拍的广州的城中村“三元里”。

这张图大家看到的这就是“缘影会”的拍摄团队,主要承担摄影师的工作,曹斐担任了最终的剪辑师,欧宁是作品整个概念的提出者。这部影片今天来看我觉着还是很有意义,就是记录了2002年广州城中村的一个全貌。它挪用了电影史上我们称之为“城市交响诗”的这种方式,全片没有解说、没有特效,纯音乐、纯画面、纯剪接的一个表达方式。

这就是2003年,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中国独立影展的“元年”,就是那一年里,三个最重要的中国独立影像节同时产生了,就是“云之南纪录影展”、“中国纪录片交流周”(后来发展为“北京独立影像展”),还有就是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这三个民间影像节,都是在2003年创办的。

如果对中国独立影像浪潮简单做一个时代的划分,我大概可以把它分为这样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称之为“暗流时期”,就是1989年到1997年。我为什么把这一刀切在1997年呢?1997年是DV正式进入中国的时间节点,从97年以后,DV被独立影像工作者广泛使用;1998年到2003年,是从中国独立影像从创作到传播的一个“激流时期”,很像是一个乌托邦的起义时代;从2004年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平缓的“潜流时期”,就是这个文化潮流开始逐步深化,无论是创作还是传播。

“潜流时期”这个尾端今天看应该是在2016年,为什么定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可以再继续探讨。那么,“潜流时期”下面是一个什么时期呢?咱们接下来需要继续探讨。

 

 

潜流汹涌——新千年以降的中国独立影像(下)|弗搭界首届私幕年会暨工作坊辑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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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流汹涌——新千年以降的中国独立影像(下)

在2006年前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各地实验影像部落的产生。比如在杭州——这是录像艺术的大本营,距离当年“现象·影像”展的十年之后,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作者,以一种个体创作、群体活动的方式产生了一批作品。同样,在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叫“聚合影像流”——但是在独立电影史上没有被更多的人关注,因为它的影响力似乎不是那么大,但我觉着这是当时比较学术、比较纯粹的一个活动,是广州的策展人吴捷和他的太太(美国学者)创办的,聚集了中国一些批比较重要的实验影像创作者和研究者,也有一些海外的专业人士参与,在广州发起了一次聚会。我也是在那个会议上提交了第一篇关于中国实验电影文章——《童真时代的中国实验电影》,第一次在电影史的角度上面,把中国实验电影零散的历史以一个文本的方式进行了梳理和书写。

在这个同时呢,三大影展还在继续往前推进。2006年还有一个就是朱日坤的现象工作室,带着“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这个项目入住了宋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一直是一个打游击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到处跑,在南京还做过一次,在合肥也做过一次。到了2006年的时候,因为王兵,就是《铁西区》的导演王兵的引荐,朱日坤跟栗宪庭谈了一次。栗献庭立刻决定要来做独立电影。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朱日坤的现象工作室就从北京城里面迁到宋庄,这样就产生了“栗宪庭电影基金”,并在“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之外,又创办了“北京独立影展”,这可以说是北京影展的一个变迁。

这个时间段,三大影展还在继续的往前推进,并且逐步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

2007年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朱日坤的现象工作室,带着“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这个项目入驻了宋庄。在这之前,“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一直是一个打游击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到处跑,除了北京,在南京做过一次,在合肥也做过一次。到了2006年下半年的时候,由《铁西区》的导演王兵的引荐,朱日坤跟栗宪庭先生面谈了一次,栗宪庭决定要在宋庄做独立电影展,当时,宋庄已经是中国的当代艺术一个中心区域,聚集了全国各地来自民间的当代艺术家,其中也混杂了不少独立电影人、包括一些从事实验电影与录像艺术工作的艺术家,具备了某种亚文化中心的背景。那么这样一来,朱日坤的现象工作室就从北京城里面迁到宋庄,在栗宪庭和当代艺术资本的支持下,产生了“栗宪庭电影基金”,并在“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之外,又创办了“北京独立电影展”,这可以说是独立影展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变迁。

在2007年左右的时候,“云之南”影展也达到了一个走向巅峰的状态,他们的征集、评奖、放映都已经达到一个很成熟的状况。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还是会出现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声音、一些干扰和阻碍。2007年,实际上“云之南”并没有真正能让影像抵达观众,因为胡杰的一部影片参展而引来了一些麻烦,使得“云之南”无法在昆明举办放映活动。后来是全部的参展作者都秘密挪到了大理,在大理的一个旧城楼上面的某处空间里做了一个内部放映活动。实际上观众仅限于参展作者和极少数核心团队的成员和一些铁杆粉丝,人数非常非常少。这可以说是独立电影三大影展创办以来的第一次危机,产生在昆明。

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当时虽然“云之南”已经达到了一个影展的巅峰时代,但它还是时刻笼罩在一个大的阴影下面,危机始终尾随在后面,只是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凸显出来。大家都以为这是暂时性的一个个案、一个个别的情况。

2007年现象工作室正式在北京宋庄落户以后,我梳理了“北京独立影展”的一个发展与变迁的过程。第一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是朱日坤的现象工作室创办,在中华世纪坛。第二届的时候就挪到了南京,第三届挪到了合肥,然后到2006年到宋庄,建立了“栗宪庭电影基金”。从2007年以后,北京影展同时有两个项目,春天是“中国纪录片交流周”,秋天是“北京独立电影论坛”——2008年改名叫“北京独立电影展”。到2012年以后,朱日坤现象工作室退出了宋庄,王宏伟、董冰峰和张琪组成了新的运作团队,接手“北京独立电影展”以后,改了今天的这个名字“北京独影像展”——只有一字之差。

那么, 2007年的时候在南京,“中国独立影像展”,我们简称它的英文缩写是CIFF,它也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它从前面一个独立电影节的雏形而正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电影节。它完全是按照电影节的模式开始运行,它已经有了严格的选片程序,评审程序,它除了展映以外,有论坛,有工作坊,有讲习班,所以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电影节的组成。所以说差不多在07年以后,我称之为独立影展进入到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代表独立影像进入它发展的黄金时代,除了我刚才讲的三大影展之外,还有很多各地兴起的独立影展都是在这个阶段产生的,我在这里列举了四个当时比较重要的独立影展。

一个是应亮在主持的重庆独立影展,它全称的名字很长——叫“青春造影民间独立映画节”,名字很拗口,也非常有它自己的特点,它是第一个把龙标电影单独设了一个单元放在它的活动里面,叫做“有龙标的好电影”单元,这是重庆独立影展的一个创举。第一个是在杭州,一个研一的学生叫单佐龙,他带着一帮本科生、甚至说放映员里面还有高中生,创办了杭州的“亚洲青年影展”,他主要的支持者是他的一个老师叫赵瑜,据说她有些特殊的、不便明说的资源,足以支撑影展举办,所以,对外的感觉是单佐龙这样一个学生就独自撑起了这么一个影展。然后,第三是在西安那边,董钧——西安美院的一个青年教师,他和一批年轻人创办了西安的“亚洲青年影展”,董钧和单佐龙一样都是从影像创作走向策展的,西安有很大一批独立电影人像周渔、李军虎、王杨、杨博等,董钧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那么,同时另外一个需要提及的是宋文和李子为——他们是一对夫妇,创办的“FRIST青年影展”,早些年的“FRIST”是比较默默无闻的一个校园影展,树挪死人挪活,从北京挪到了西宁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归宿,真正的生了根。当时,它在中国还是一个规模不太大的影展,还没有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到今天,这几乎是唯一一个还具有些独立影像气质的半官方半民间影展了,因为今天很多别的独立影展都没了嘛!

所以说,这个时间段可以称得上是独立影展的黄金时代。当时一个独立影像的导演创作了一个作品,一年赶个五六个国内独立电影节的场子是一点没问题的,还不包括各地的其它的民间放映。这对作者来说是最嗨的一个时期,大家有充分的见面沟通的机会,而作品能抵达观众的这个次数和交流深度等等,都是最好的时候。

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因为外部的压力不是那么大,很多独立电影内部的学术探讨、学术争论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凸出的现象。最重要的一个案例,是2011年在南京出现了称为“萨满动物——南京宣言”的这样一个学术事件。这个事情的起因和演变又简单又复杂,一般很多圈外人似乎还闹不清到底在争论什么。那么,我用最简单的话来介绍,就是说一部分在第一线工作的独立纪录片作者,对当时一些批评家对他们工作的一些质疑、尤其是在纪录片伦理问题上的质疑和要求,表达了一些强烈的不满。他们觉着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尊重,他们也没有从纪录片的理论中享受到或者说获取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一些理论方面的帮助,反而是很多批评家对他们拍摄工作中的过程,主要是指纪录片伦理这一块有很多误解、有很多不公正的指责,所以他们用比较激烈的方式推出了这个“萨满动物——南京宣言”的公开文本,并根据网络的传播和发酵,成为一场公开的大讨论,这是2011年秋冬的。

第二年的春天,“云之南”正好有一个机会可以搞一次小型内部活动,就放在当时一个纪录片的作者毛晨雨的家乡。毛晨雨的家乡在湖南洞庭湖边的一个个村子叫“细毛家屋场”——他的所有纪录片作品全是拍的这个地方,所以就在他的老家又搞了一次纪录片作者为主的聚会活动,被命名为“云湘会”。

“云湘会”延续了很多在南京没有谈完的话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独立纪录片的理论建设问题,就是说既然中国独立纪录片的理论建设这么薄弱,有限的少数学者也不能让他们完全满意,那么他们决定他们自己在影像创作之外,自己亲力而为进入文本写作。为此他们决定创办一份民刊,就是《电影作者》。他们最早有十几个发起人,挑头的是丛峰、毛晨雨、胡新宇几个,成立了一个编辑部,采用轮流主编的方式,最早是一年四期,后来陆续编辑的实际上是一年两期,到今年已经是第17期了,大家在网上可以下载到所有的PDF文本。我觉得从2012年以来,很多独立影像的信息,包括一些作者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创作,在《电影作者》这本民刊里面都可以看到。

进入2012年下半年的时候,外部形势突然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后来有人称之为独立电影的“强拆年”,当然这个说法有一定的象征性的含义。

先是宋庄,北京独立影展在2012年的夏天没有能够成功举办。阻止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观众进入放映现场以后,有人突然就把电闸给拉了,所有的投影放映设备都没有办法启动,这是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办法——“断电式”,可以迫使影展中止。

对付南京独立影展的办法是另外一种,是一种 “斩断式” 的釜底抽薪式,因为南京影展的放映场地都是和当地各种机构合作的,2012年的时候最早联系了几家电影院,合作都已经谈好了,但是在影展开始前的一个月,几个电影院就接到有关电话,被告知不能跟CIFF合作。那么好,电影院不能合作,我们就去联络以往合作过的大学,希望至少能在礼堂、报告厅这样的地方继续举办。在这种情况下面,到影展开幕的前两周,大学又接到有关电话,也不能提供场地给CIFF了。那怎么办?我们就再找,找一些民营艺术机构的排演厅、展厅这样的替代空间。到影展前的48小时,就是我们私下联络的那些民营艺术机构,也接到了那样的电话,又给停了。2012年的南京影展是在开幕前48小时停止的,有个别已经上了飞机的作者,还是到南京来了,外地还来了许多先期到达的志愿者,来了以后我们只能招待喝一杯咖啡、吃一顿饭——搞一个内部的聚餐。活动虽然被迫停止了,但是2012年南京影展的评审工作还是照常进行了,谢飞和张律、李振华、欧宁等一帮评委,知道影展办不成了,但他们还是都赶到南京来,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他们被关到山上的一个酒店里,看了几天竞赛单元的影片,开了评审会议,把评奖这个工作还是做完了。

2012年独立影展被迫停止的多米诺骨牌一直推下来,到了2013年春天,昆明也已经得到了消息,“云之南”在昆明也没法继续做了,他们就想采取2007年的办法——还是挪到大理去,至少搞一个内部放映。那年,我早早订好了去大理的机票,包括转乘的火车票也全部订好了,影展开幕之前大概不到一个礼拜吧,易思成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曹老师,你也别来了,大理也办不成了。就这样,“云之南”也就此彻底的给停了。

这是2012年的时候,宋庄的北京独立影展被拉闸以后,栗宪庭写的一张告示:“接政府有关领导通知,第九届北京独立影像展提前于今日闭幕,特此告示。”等于就是说活动刚开幕就提前闭幕了。这张贴在大门上告示照片,2013年的时候被设计师王我做了“第十届北京独立影像展”的海报。

从2012年到2016年,社会政治现实的急剧转向,使得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造就的独立影展格局已经开始趋于崩溃,已经逐步进入到了一个后独立影展的时代。

在2012年前后,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三大独立电影节基本上被关停之外,其他一些各地的影展也纷纷停止了运作。

重庆影展,因为主要的策展人应亮流亡去了香港,无法回来——他是被通缉的,上海公安局是盯着他的,入境就要被抓的,那么重庆影展就没了。

杭州影展,就是单佐龙他们一伙年轻人办的,这个活动有一定的机会主义感觉,其实后来已经与独立影像关系不大了,但就是这样也给叫停了。它的停止比较奇怪,据说是因为杭州还有别的机构在做这种以高校为基地的影展,同行相轻嘛,给人不安全感觉的项目首先自然就被砍掉了。然后,单佐龙就去北京的天画画天做制片工作去了。

西安影展是在2013年的时候停掉的,具体的导火索,是因为这个张献民的一个关于亚洲纪录片的项目,引起了一些方面的关注,实际上都是亚洲其它国家的一些纪录片,只是可能内容中涉及到了一些公民运动、社会运动等等有关,虽然反映的是其它国家的事,但这种题材上面看着总是不舒服,结果就把西安影展给搞没了。其实也不能说是搞没了,就是原来的那个影展还在,但从影展理念到框架到具体的工作人群,全改了,董钧团队退出了,然后就是影展的名字改了,变成了现在的“丝绸之路电影节”,丝路电影节的前身就是董钧他们创办的西安亚洲青年影展。

民间的、或半官方的独立影像节基本上就在2012年之后全部停了,唯一还继续存在的,就是西宁的First影展,不但活的很好,并且是越来越好的感觉。“FRIST”在运作策略上是比较聪明的,在依托地方政府的前提下,它对外公开打两张牌,一张是明星牌、一张是青年牌,对内则打独立电影牌,这样的做法似乎可以同时讨好各个方面。虽然外界、主要指独立电影圈子对它对非议很多——这和它某些过于夸张的商业性的言辞有关,但是我觉得至少它依旧还在做独立电影、为独立影像提供平台,包括放映传播平台和投资制片平台,那么,在我看来它就依旧还是一个有一定价值的影展。

2013年的时候,是CIFF十周年的庆典,本来准备在南京做一个大聚会活动,也没能够做成,我们后来正好也有个机会,在英国一个大学愿意接纳我们这个庆典活动,所以我们那年就把整个庆典活动挪到了英国。为了配合这个庆典活动,我们出了一本纪念册,在纪念册里面附录了一张“中国独立影像地图”,代表了当时的一些独立影展、独立放映机构,有的是已经死亡的,有的是正在死亡的,这些所有可能的放映点,我们能搜集到的,就全部标在上面。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当时的齐放的情况,这边有瓢虫等等。北京被单独列了一张地图,因为北京的影展和放映机构在当时还是比较丰满的。

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2013年的状况,和四年后的今天做一个对比。

我们到今天为止,到2017年,我觉着第一个就是三大独立影展的消亡代表着一个独立影展时代的一个终结。我提出我们今天进入到了一个“民间影会” 时代——民间组织的放映会,那个“影”可能改为“映”会更好。大家都在探寻各种模式。就是原来那种大规模,集会式的,光是嘉宾坐着就有一百多号人,还不包含各地的影迷观众,在一起集中放片,五到七天,每天四个场地同时开映,从早放到晚,这种独立电影节已经没了。

那我们如何让影像抵达观众,我们如何来在今天观看这些影片,我根据我现在所能涉及到的范围,提供了一些模式。


大家可以看到,D我就写的是“私幕”,我觉着“私幕”就是一种模式。那么最早的像这种民间放映联盟,以“瓢虫”和“齐放”为代表的,我们可以说如果下一轮打击下会沦陷的,可能就是他们。

还有就是比较固定的独立电影据点,类似于“一元电影院”这种,“一元”主要是在宋庄,离政治中心太近了,但“一元”的这种模式,我觉着在其它城市是可以被复制的。“一元电影院”就是黄香一个人,他利用自己家租的那个小院子开了一个电影酒吧,进去象征性卖票——一块钱一张票。他不定期的放,他也不仅仅放独立电影,他有时候也会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为了应付上面,涂些保护色。我觉着这种模式尤其在二三线城市是完全可以被复制的,那些地方目标不大,做一个这种电影酒吧,可能你平时卖咖啡、卖茶,可能收入能够抵掉房租,那么你经常有独立电影的资源进来,其实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这种方式其实回到了2000年左右的咖啡馆放映时代,又是一个轮回。最早独立电影放映就是在像“雕刻时光”啊、“黃亭子”啊,这种咖啡馆里做的放映。那么这种放映,首先牺牲的是观影的条件,就是它的条件不是那么好,可能就是一个幕布,一个投影机。因为现在是高清时代,很多影像其实它的那个已经拍的很好了,就不再像DV时代比较糙的那种影像,但是回到咖啡馆模式你就必须要降低这个标准。

那么比较好的放映条件可能会产生在美术馆,用“展览电影”的模式其实还是可以做一些工作的。比如各个地方都有各种民营美术馆,或者虽然是官方美术馆,可能它平常也被个人承包了,它的展览不是那么多,它其实是很愿意接纳影像的,因为成本低。可能二三线城市还好一点。

那么当然还有可能有更多模式,所以我在最后就是打了个“?”。还有什么模式?我觉着各种模式都是大家创造出来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开过玩笑就说,在南湖上面放一只船,架一台电视机,我们也是可以放映的。那么,也可以在公海上面弄艘船,大家度个假,做个电影节——“海上电影节”,其他的如“度假电影节”、“旅游电影节”什么的。这个我们可以再持续探讨。

最后,我找了一张2018年的一个挂历,是广州的版画家刘庆元在元旦前他刚刚发给我的——“咖啡和副司令在哪里?”,画面上就是一个人举着一台DV在探寻着什么,我觉着这很能够代表我们今天这样的状态——大家还在寻找途径,回到我们这次聚会的主题上来,就是路径探索。我们也要找不同的路径,民间影展的这个模式之后,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还有些什么路径?

 

潜流汹涌——新千年以降的中国独立影像(下)

主讲:曹恺
时间:2017年12月30日下午
地点:广州帽峰山/弗搭界首届私幕年会暨工作坊
录音整理:如也(天津影迷幼儿园)
校对:文墨,高子鹏


嘉宾介绍

曹恺,媒体艺术与电影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居住并工作在中国南京。
早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曾在电视媒体机构工作多年。2000年后以独立身份从事媒体艺术与电影的工作,其工作方式涉及创作、教育、批评写作、策展研究等,具体工作方向指向实验电影、纪录片、录像艺术、新媒体艺术等方面。
作为当代艺术家和实验电影人,自1994年起介入当代艺术领域,以实验电影、录像艺术、观念摄影等为主要媒介形式进行创作,参加过许多国内外当代艺术展。2010年以来,亦担任过数部独立电影的监制或制片人。
作为策展人,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独立电影节CIFF的主要创立者和历届组织者;担任过众多艺术项目的策展人、学术主持、评审;亦曾在亚欧美等国家与地区策划了与中国独立电影、实验媒体艺术有关的多项展览活动。相关文本发表于海内外多种学术刊物与论坛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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