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鲁：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修订稿）
l、装置作品《对话》的产生
1988年冬，我1（注释的编号，以下出现的数字作用相同）作为浙江美术学院2油画系88届毕业班的一名学生，进入紧张的毕业创作阶段。当时的毕业班指导教师是郑胜天3、胡振宇4、汪诚一5。
我最初提供给导师的草图是一对男女在打电话。从这个原初的构思发展到最后的装置作品《对话》，这其中与郑胜天老师和胡振宇老师的指导密不可分。这里尤 其要提到郑胜天老师对我的指导，记得当时我向他提出想用铝合金电话亭材质去做这件作品时，他非常鼓励我，并建议我一对男女的背影直接用黑白照片完成。
当时油画系审稿时，对系里产生一件非油画性质的装置作品有异议，为了装置作品《对话》的可行性，任课老师和我商量，用一种折衷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我画了一张题为《红墙》的西藏题材油画。
在1988年油画系毕业展览上，油画作品《红墙》与装置作品《对话》同时展出。
为了采用与当时现实中电话亭相同的铝合金材质，我与杭州市电讯局取得联系，希望他们予以一定的帮助，最后他们根据我图纸的要求，免费提供了铝合金电话亭的全部材料，并最后参与了电话亭的组装工作。
作品《对话》的原始创意，源于个人情感的困惑。对情感生活的失落，使我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就像作品所显示的那样，一对男女正在打电话，但中间那悬挂的电话又在明显地告诉人们，对话的不畅通。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状态，是作品《对话》产生的原始立意。
作品组装完成之后，中国美术学院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6去看我的作品，他当时的感觉是作品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就这个“破”，我们谈到了用什么方法：既不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迹，这样，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谈到了用枪，但对可行性没有什么把握。
宋建明老师走了，但这个“破”字和打枪的想法，却咬住了我的神经中枢，枪声的震撼力，积压于内心的情仇相撞，心口在撕裂，人被抛出了行为的规范，我在 哪里？脚下坚实的地块松动了，人深深的陷了下去，掉进一个黑森森的地洞里，往下，一直往下。地狱的气息，一股冰冷的寒气，环绕在我的周围。
我本能的拔出了枪，“砰！”的一声枪响！心为之一动，这个声音与我的心律吻合了。
子弹冲出枪膛，大地一片宁静……
出于内心的需要，我对用枪这个想法有一试的欲望。过了一段时间，我向浙江省射击队沙勇7提出借枪。在1988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是非常直接的，手 机是没有的，电话也只有少数人拥有。沙勇借枪那天并没有通知我，事后才知道，他一时没找到我。后来见面提起，这事儿也就这么过去了。
因此这个想法在1988年的毕业展览上未能实施，但却存留在我的意念中。
毕业展览之后，作品《对话》在毕业展览之后，《美术》杂志封底和《新美术》扉页，都分别刊登了这件作品。
▲1988年《美术》杂志封底，作者：肖鲁(浙江美院本科毕业生)，作品：对话(综合材料)240 x 90 x 5cm，指导教师：汪诚一 郑胜天 胡振宇(此图片为1988年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88届毕业作品展作品正面图)
▲1988年《新美术》扉页，作者：肖鲁，作品：对话，(此图片为1988年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88届毕业作品展作品侧面图)
2、“枪击事件”之前
1989年1月，得知作品《对话》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我从所在单位上海油画雕塑院回杭州安排托运作品之事，在杭州“方舟酒吧”偶遇唐宋8(之前我与唐宋并不熟识)，我们在酒吧攀谈起来。
我说自己有一件作品《对话》入选“中国现代艺术展”，他说自己有一件作品《巢》入选。
见1989年1月，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艺术展》目录：
第163个作者：肖鲁。作品：《对话》装置。
第12、13、14个作者：唐宋。作品：《巢》综合材料。
▲现代艺术展图录封面
▲作者目录-(肖鲁)
▲作者目录(唐宋)
我们各自谈到自己的作品，我对他讲起自己在1988年，曾经想打枪的想法。唐宋听了说道，“这个想法好啊！你敢不敢到北京中国美术馆去打一枪！”
“这有什么不敢的。”我应声答道，“我北京有一个哥儿们李松松9，不知他是否可以借枪给我，这事到北京再说吧。”
我与李松松的认识，是因为我去世的外公10。我外公和他爷爷111是战友。1937年12月24日，我外公在山东天福山发起武装起义。1938年9月 18日，这支起义部队与其他抗日联军整合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山东游击第五支队”，我外公和松松的爷爷都在同一个支队。1941年冬，我外公不幸病 故，我妈妈12成了烈士的遗孤，而松松的爷爷，对我母亲格外照顾。正因为这个关系，当我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上学时，松松的爷爷对我特别关心，我经常去 他们家，渐渐的，我开始教他小孙子松松学画，那时候，他才七、八岁，记得他给我看过一把枪。后来知道这支枪是他奶奶的战利品。
1989年2月，作品《对话》运至北京。我是浙江美术学院第一个到达的。在中国美术馆登记作品时，接待我的是殷双喜13。他当时是展览组委会办公室负 责人，负责有关展览的具体事务，如展品的收件登记，作者的报名等等。据他回忆，当时我参展报名时，以“肖鲁”的名字登记了作品《对话》，并交付100元人 民币的报名费。由于当时的托运费很贵，我问殷双喜能不能报销一些钱，他请示后，给我报了运输费。
我布展那天，就作品地面水泥砖一事找过殷双喜，他建议我到大街上去找找看，后来我果然找到一些现成的方形井字水泥砖，在布展时，它们都用上了。
在北京期间，我去了一趟李松松家，离开他家时，他和我一起进城，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与李松松谈起借枪一事，他表示同意。
唐宋到北京，我见到他，知道他没带参展作品《巢》。我问过他为什么？
记得他当时说，在杭州时，听到我打枪想法，突然觉得自己的作品没多大意思，所以想到北京看看机会再说。记得他曾对我说过，想弄辆救护车到美术馆广场去献血。我告诉他，自己借到了枪。
布展那天，唐宋来到我布展的场地，他建议我在作品后面放一块大红布，我同意试试看，与他一同去商店买了红布。当时我的作品被安排在第一展厅的最后一个 空间，唐宋帮我把那块红布挂在作品后面的背景上，大效果出来之后，我觉得背景的大红布实在太难看，与我自己的感觉不对，不由分说地将它全部撤掉。
唐宋很不悦，走了。
▲肖鲁在布展
我按照自己的意图，安装完作品《对话》(展览时效果)。这时费大为14过来看作品，觉得作品效果不错，让我换到第一展厅的第一个展位空间。上海油画雕塑院的雕塑家余积荣(左)和他的几个朋友，一起帮我布置作品。(见图)
一件作品的想法，到最后真正去实施完成，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而这一切的发生，最后的决定只有靠自己。因为这个“敢”字不是说出来的，是你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敢不敢去做的问题。如果没有内心的驱使，如果我自身没有这个勇气，任何人的怂恿都是没有用的。
2月4日晚，我住在北京的三姥姥家。夜深了，已经是九点多钟，那一枪的打与不打还没决定。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黑暗中，我把自己给圈起来，心口在慢慢放 大，那历尽沧桑的点点伤痕，把自己又一次引入生与死的魔罔，积压于内心的郁闷，一股压不住的气在体内涌动，恐惧；窒息的恐惧；我喘不过气来。我本能的拔出 枪。
“砰！”枪声响起，枪声带着复仇的子弹，把这天地间的一切恩怨做一个彻底的了断。
子弹冲出枪膛，大地一片宁静……
1989年2月4日晚上十点多钟，我在三姥姥家，终于最后下了这个打枪的决定，我给李松松拨通了那个借枪的电话。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
1989年2月5日，这一天是中国人的农历大年三十。中国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的开幕日，选择这么一个除旧迎新的日子，想必该是图个喜庆吧！
综观中国近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九是一个数子的极限，而当这个极限的年份到来时，将要发生什么，也许 是一种“天意”。要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都会以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这个历史的年轮上，演绎着一些无法说清楚的历史事件。
1989年，在这个历史的年轮上，中国大地上又将会发生什么？“天、地、神、灵”，谁都无法预料。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心里揣着这么重要一个事儿，总觉得有些沉甸甸的。三姥姥为我准备了早餐，我胡乱扒了两口，穿上一件棕色尼大衣，急匆匆地出门了。坐上一辆公共汽车，我来到位于五四大街上的中国美术馆。
美术馆广场上，五条印有红色“不许掉头”标志和白色“中国现代艺术展”字迹的巨大黑布条幅。中国现代艺术的首次大展，是以一个绝不妥协的符号开始的。
上午9点，中国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筹委会负责人高名潞15致开幕词。
我在广场上没进去，我在等待松松的到来。时间似乎过的非常慢，松松怎么还没来？在我的意识里，对他还是信任的，我相信他会来，相信他会把枪带来，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广场。
随着时间的推移，等待变得有些焦虑。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上午十点半过后，松松的身影才在美术馆门口出现，不安的心绪落了地，我快步迎上前去。
在美术馆展厅正门的西侧走廊上，松松把枪交给我，并教了一下我怎么用枪。之后，我把枪揣在怀里。
枪到手了，不能这么打完就完了，总得留下个影像。我想起刚才在广场上见到附中老同学居奕16，记得他和一个人在广场上拍录像。对了！就去找他。我跟松 松说要去找个人。我在展厅里找到居奕，告诉他自己要做一个打枪的行为，让他帮我拍一下录像，他说可以，要去找一下温普林17，我们答应在作品前见面。
拍录像的事搞定了，我还在迟疑什么？心里头总觉得自己这个行为，是不是应该向展览筹委会的什么人说一声，我这么想着，在展厅里四处张望，去找谁呢？
视线里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在眼前一闪而过，是侯翰如18！前几天，通过浙江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万曼19的介绍，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印象中他好像是筹委会的什么人。对了，就去和他打个招呼，我在广场上找到他。
据他回忆，我在广场一侧找到他，我对他说道，“侯翰如，我跟你说一声，我有一个打枪的想法，一会儿我就要打了。”
也许是他根本就没听清楚我说的话，也许是他听见了而没有反应，“现在人太多，我正忙着呢，等会儿再说吧！”说完他就匆匆忙忙的上了美术馆台阶，往展厅里走去。
我站在美术馆广场上，抬头望望天，北京的上空总是灰蒙蒙的沉重，少见的蓝天和白云，压抑和伤感交织在一起。枪声又一次在耳边响起；一股力量，冲开了压抑的阀门，对话的困惑又一次向我袭来。
枪声响起，大地一片宁静……
我什么都不想了，向美术馆展厅的台阶上走去。无意中的一个回头，唐宋的身影晃晃悠悠地出现在美术馆广场的入口处，他穿一身军大衣，戴一条红色的围巾， 正从门口往里走来。他看到我，向我招手，我停住脚步，走到广场一侧，他走过来，我得意的向他亮了亮揣在怀里的真枪。之后，我们俩边说边聊的一起走进美术馆 大厅，向右一拐，走向第一展厅《对话》的作品现场。
试想一下，要是李松松早一点把枪带来，我早就打枪了，而唐宋的介入没有一点可能性。
唐宋那天根本不知道我把枪带来。
▲居奕(右)与肖鲁说话
作品前，居奕正在那里等候，一台摄像机正对作品架着，一个人守候在机器旁，居奕(右)见我到场，走过来和我搭话。唐宋(左)正站在我左边。
▲唐宋(左)与肖鲁说话
唐宋(左)走过来，指着地面说了些什么话。
▲居奕(右)和唐宋(左)在说话
居奕(右)和唐宋(左)凑在一起，他们在我面前互相说了些什么。
▲肖鲁走到作品前
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走向作品《对话》，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肖鲁在准备开枪
我抬起了头，举起手中的枪，直视自己，枪口对准了自己。
▲肖鲁开枪
顷刻之间，手指拌动了枪的板机，“砰”的一声枪响，我打了第一枪。
▲肖鲁再开枪
唐宋的声音，“再来一枪！”
“碰！”我打了第二枪。
▲肖鲁枪击作品“对话” 1989年2月5日上午11时10分
1989年2月5日上午11点10分，枪声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响起来了！
▲肖鲁开枪后转身
一甩头转过身，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决战，眼前的一切随着那枪声消失了，大地一片宁静……
▲ 肖鲁开枪后从左面离开现场
我右手握着枪，唐宋(左)站在一边望着我。
▲枪击后的现场
我快步从左侧离开枪击现场，唐宋正好站在左边，我们一起离开了现场。枪击后的作品前，人们在凝神观望着……
▲枪击后留下的弹痕
枪击后的作品镜子上，留下的弹孔痕迹。
(以上照片，从温普林提供的原始录像上抓桢下来。)
3、“枪击事件”
枪声之后，引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唐宋被抓。
我和唐宋从左侧展厅走向展览大厅，一个人突然出现在面前，一把将唐宋拿下，眼前这个场面，使我一阵惊慌，赶紧回过身去，把枪还给李松松，对他大声喊道，“松松，快把枪转移！赶快把枪转移！！”然后快步跑着躲进一个名为《天命指南》的黑盒子作品里，我感到要出事儿了。
至于唐宋为什么被抓，我不能给予一个非常客观的影像事实证明，从温普林所提供的原始录像带看，没有唐宋被抓的镜头，只是我从左侧离开现场，而这时唐宋 正好在左侧。因为当时的传言说；有一位公安便衣在现场看到我打枪，但仔细想来，这个传言不能成立。如果那位公安便衣真的在现场看见我打枪，按照常理，我举 枪的一瞬间，公安便衣就会把我拿下，职业的本能也不可能眼看这种事情发生。应该是枪声引来公安的注意，而这时他或许看到我与唐宋一起离开现场的情景，可能 在那个抓唐宋的公安意识里，打枪应该是男人干的事情，所以本能地先将他拿下。而据唐宋告诉我，他当时被抓之后，在美术馆没说一句话，所以导致被警察误抓带 走的事实。
《天命指南》的黑合子作品里黑乎乎的，只有一扇敞开的门，透着一束微光，一些人进进出出的。我呆在一个角落里，有人过来和我搭话。我说自己打了一枪， 可能要出事了，希望能把我护送出去。我不记得是那几个人，他们来到我面前，从黑盒子里出来，将我簇拥着，一起走出第一展厅，到大厅往右一拐，从美术馆的后 门出去，绕到美术馆广场上。我顺利的出了中国美术馆大门。
来到大街上，穿过马路，我一头钻进一家“百花美术用品商店”。眼前还是那幕唐宋在大厅被抓的场面，透过商店巨大的玻璃窗，望着五四大街对面的中国美术馆，心情有些惶惶不安的。
▲肖鲁枪击之后，与唐宋一起离开现场，唐宋被误抓
正在这时，我看见唐宋被警察押着，从美术馆台阶上走下来，他被押上一辆警车。
唐宋被抓走了！第一个意识找人帮忙。我跑到一个公用电话亭，给一位自己认识的在某部门工作的朋友打电话，正好他不在家。我若有所失的回到“百花美术用品商店”。
一阵“呜！呜！”的警笛声，呼啸而来的警车径直冲进中国美术馆，我倒吸了一口冷气，完了！完了！这下可闯下大祸了！
眼前的场面，已经完全不是唐宋被抓这么简单，而是整个中国美术馆在发生变化。美术馆门前一片混乱，入口处的大门被关闭，人们只出不进，里面的人流开始往外涌，警察和人群在广场上交织在一起。美术馆外的大街上，隔着一道栅栏，站满了往里观望的人群，里外连成了一片。
我的思维好像断路了，被眼前这个突发事件给惊呆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慌了。
我想打枪，仅仅是那么一个简单的念想，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一枪会引发出这么个结果。在我意识里，要打枪，完全是那个折磨于自己的心魔在作怪。而眼前所发生的，这个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因果关系，让当时才26岁的我，彻底地抓瞎了。
▲美术馆广场
我茫茫然的上了一辆能经过美术馆门口的公共汽车，从起点坐到终点，又从终点坐到起点。在来回经过中国美术馆的途中，我看到广场左边出现了四辆闪着警笛的军用吉普车和两辆面包车，从上面下来了一些带钢盔的防暴警察。人群从美术馆里被赶出来，聚集在美术馆广场上。
▲美术馆广场
一些个体户，通过美术馆栅栏，向广场上的人群投递食物和饮料，人群中一片哗然。
汽车启动了，眼前那一幕，似巨大的冲击波，使自己原本就有些慌乱的心，没有任何的依托。汽车在继续往前开，身心的分离，时空的错乱，剩下的只有一片空白。
▲美术馆广场
我不记得那天下午在汽车上坐了多少个来回，记忆中在汽车上度过的三个多小时，仅仅是一瞬之间。
▲美术馆广场
(以上四张黑白照片由王友身提供)
公共汽车又一次经过中国美术馆，广场上“不许掉头”的黑色展览标志横幅已经不见了，人们从广场上被赶到大街上，空旷的中国美术馆广场上，没有一个人影，一种无声的肃穆。
就在我一个人躲在汽车上的同时，在杭州，我父亲20接到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说需要一张我的标准照片，将要用在颁发的全国通缉令上。他回家向对此事一 无所知的母亲要照片。母亲翻开我的影集，一张又一张的仔细挑选。父亲在一旁看的极不耐烦，随手抓起一张照片，急匆匆的出门去了。
还没等这张通缉令在全国发出来，我就已经去自首了。
在不断逃离的状态中，枪声又一次把我唤醒，把我从一个遥远的天边，拉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中国美术馆所发生的一切与我有关，与我打的那一枪有关，而自 己；却像一个胆小鬼，躲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不敢去面对。这算个什么？我得去说清楚，我必须要去说清楚。意识带动我的脚步下了那辆公共汽车。
我来到美术馆边上的小花园里，遇见我的大姨和大姨夫，还有李松松，他们都劝我进去自首。松松把我的一个照相机还给我，告诉我，里面有一卷他拍的我打枪的照片(后来这个照相机被公安没收了)。松松让我坐上他的自行车，把我送到美术馆门口的大街上。
我径直朝中国美术馆门口走去。
是下午四点多钟，美术馆外的大街上站满了许多人。一块“《中国现代艺术展》因故暂停。” 的告示牌挂在美术馆的栅栏外面。后来知道这块牌子是栗宪庭21写的。
我来到美术馆门口，对守门的警卫说，“我是肖鲁，我要到里面去自首。”他把我哄了出来。好不容易下决心来自首，可到了门口，竟然不让我进去，急的我不 知该怎么办是好。突然看到里面一个有点面熟的人“侯翰如！”(这点我有点记不清楚，可能喊的是别人)，我大声的叫着。里面步话机把命令传到门口，看门的警 卫放我进去了。
一个人独自走过空无一人的美术馆广场，心里空荡荡的。走上美术馆台阶，在展厅的入口处，看见一些人正站在那里，他们看着我，我想他们大概都是展览筹委会的人，我望着他们，想说些什么，但已经没有可能了。
一大批警察向我涌来，我被带进美术馆左侧的一间房间里。进了门，满屋的警察都望着我。一位身着便衣的中年男人走到我身旁，把我拉到一张沙发上，他坐在 我旁边，和蔼的对我说道，“姑娘，我认识你爸爸，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只是随便聊聊，你别害怕！”这样的开场白，让我紧绷的神经松弛了一点。但是望着满屋 子的警察，我还是有些紧张，我凑上去对他说，“你能不能把屋里的警察全都赶到外面去”。
他摆摆手，“你们全都出去吧。”房间里顿时的空了。看来这个便衣是个不小的官儿，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打枪的情况，我做了回答。之后他说让我跟他走一趟。 我和他走出房间，一起上了一辆停在广场上的小汽车。车子从美术馆门口驶出，到了一个地方，我下了车，那位便衣没下来，汽车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掉头开走了。
一名女警官把我带进一间不大的房间，搜身，按手印，拍照等等。
这就叫进“局子”了，我在想，我必须接受这个处境。反正是自己要求进来的，一切就只能认了。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位警官推门进来，我跟她上了一辆警车。
夜幕中，车子驶进北京市东城区拘留所，我被带进一间不大的房间，一位中年男子正端坐在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后面，屋子正中摆放着一张方凳子。
警官开始对我审讯，一位年轻人在一旁低头记录，我随警官的提问，一一作着回答。都是些与打枪有关的问题，具体的记不清楚，印象最深的是，审讯结束时， 那位警官站起身，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我儿子现在正在学画，我真怕他将来学出来，也去干你这种事。姑娘，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学画怎么学出个打枪来。”我 “噗吱”的笑出声来。
他向一位站立在一旁的警察摆摆手，“把她带进去吧。” 我起身走出审讯室的门，心里头酸酸的滋味，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真的被关进“局子”了。
一条长长的通道里，我在往前走着。走廊的另一头，一个人正从一扇门里走出来，我一下子认出来；是唐宋！
我们面对面的走着，在一个拐弯处，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步，唐宋望着我，我望着唐宋，他微笑地向我点了点头。就在那一瞬间，在那个特定的环境里，一个简单的微笑，把我的紧张情绪融化了。
一种浪漫情怀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被带进一间不大的女囚室，同屋有两位女犯。由于我被允许带东西进去，她们很吃惊，其中一位问我带钱进来没有，她说想看看，我问她为什么要看钱，她说自己是犯了贪污罪进来的，很久没见到钱了，所以很想见钱。我给了她一些钱。
那天是除夕之夜，拘留所晚上吃饺子。同囚室的两名女犯觉得我刚进来，没饿过，和我商量，能不能将我的那份饺子分给她们吃。在我刚点头表示同意之后，我那份饺子就被她们抢光了。她们说在里面从来没有吃饱过。
1989年的大年三十之夜，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
牢房里，一盏瓦数很低的黄灯泡在头顶上晃动着。两名女犯人在铺位上玩牌，我有些累了，一头钻进被子里。
也不知是几点钟，我被人推醒，迷迷糊糊地坐起身来。牢房铁门上的小门洞被打开，看见一张老人的脸正从那扇小窗口往里面张望，我用手梳理了几下蓬松的头 发，望着那扇小窗口，一张又一张老人的脸在我眼前过去，他们在说着什么，又对我指指点点。我直愣愣的望着他们，就像被关在动物园里的一只动物，被隔窗观望 着。
印象最深的话，“姑娘，就是你打的枪，害的我们整个年都没过好。”
事后我问看守，那些人是谁，她告诉我，全是些大官。
那天晚上，我和同牢房的两名女犯人一起玩扑克牌，我们消磨着那一年最后的时光。
大年初一，大年初二，大年初三我和唐宋被释放了。
关于我们被释放的原因，众说纷纭。作为我，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总之是这件事情捅的太大了，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所能决定的。1989年的国家 整体开明形象，中国现代艺术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国内外各大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当然这件事也给许多人带来了麻烦，这一切的一切，我表示深深的歉意。
当一个人走火入魔到了那个点的时候，该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只有听天由命了。
由于需要有人在释放单上签字，我想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好朋友那东燕，我给她打电话，她来到拘留所，我和她紧紧的拥抱，她在一张单子上，签下了一个朋友的信任与关爱的名字。
我、那东燕、唐宋三个人一起走出“北京市东城区拘留所”。那东燕说我们在里面一定没什么好吃的，请我和唐宋去一家餐馆吃了一顿。
这是我和那东燕最后的一次见面，后来听说她由于情感问题，自杀身亡了。这是我们中央美院附中同学中第一个，也是最早一个离开这个世界的。但在我的记忆里，那东燕却永远的活着。
2月10日，中国美术馆在经过四天半停展之后，那天重新开展，我和唐宋一起来到美术馆。在经过那一枪之后，美术馆的人流似乎比以往更多了。在门口，我 们遇到一位展览筹委会的费大为，他笑着对我说道，“告诉你们，‘美国之音’当天晚上就广播了这条新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枪。当心点！记者们可要把你们给 压扁了。”
事后知道，世界上许多新闻机构：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国外通讯社都对此事做了报道。我手上仅有的几份报刊；如：美国的“纽约时报22”华盛顿邮报 23”，“时代周刊24，日本的“美术手帖25，香港的“亚洲周刊26”，这些媒体对这件作品的作者报道都没有错，没有一份报纸上有唐宋的名字。
国内的报刊也争相报道此事，但大多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所以一男一女被抓被放成了新闻的焦点。
我和唐宋一起走进美术馆，一些记者拦住我问话，许多问题好像都集中在：你为什么要打这一枪？
由于自己做这件作品的动机太个人化，而对所造成的后果没有心理准备，一下子要面对这么大的局面，思维好像卡住了。慌乱中的我，似乎在寻找什么救命稻草，唐宋看出了我的慌张。
高名潞在中国美术馆西侧的回廊里见到我们，他向我们走来。记得他当时建议我们，面对记者好好说说这件作品。
高名潞和唐宋聊了一会儿，我站在一边没有说话。
我和唐宋继续在美术馆里到处逛，一些熟悉的人时不时的和我们打招呼。这时，栗宪庭见到我们，让我和唐宋晚上到他哪儿去坐坐。
夜深了，我们来到《中国美术报》编辑部，栗宪庭非常热情的招呼我们，他看上去对这一枪的发生非常激动。他说当年在中央美术学院是学国画的，和唐宋是同一专业，他们俩似乎一见如故。
也许是几天来所经历的事情太多，我头痛的老毛病，偏偏在这个时候又犯了，栗宪庭安排我在隔壁房间睡觉。
栗宪庭和唐宋谈了一夜。
▲ 肖鲁与唐宋在中央美术学院居弈宿舍
第二天一觉醒来，脑袋好像清醒了许多，栗宪庭已经不在了，只见唐宋还在 酣睡，我叫醒他，说要去中央美术学院找居奕要录像带的拷贝盘，我们一起来到美院，在美院老师杨君的宿舍里，我们被一帮人缠住，大家都要和我们聊聊那一枪。 我和唐宋坐在一张床上，面对那么多人，我的心又一次被什么东西给拌住了，嘴巴怎么也张不开，我低下了头。唐宋在一边侃侃而谈地说这件作品，什么政治、法 律，计谋、策划等等一大堆玄而又玄的词汇，使在场的人听的是津津乐道。我听着那些与自己毫无关系的话语，满脑子的羞辱，只想有个地洞钻进去，彻底地消失 掉。在他那口若悬河的谈吐中，我似乎都忘了这件作品是自己亲手做出来的。
在中国人眼里，情感是一个非常私密化的禁区，在全世界的媒体之下，我下意识的把自己给保护了起来，而在这个时候，唐宋的“误抓”，唐宋的“解读”，在我当时来看，真是帮我解了围。
一种时空与心理的错位，使这个还不太成熟的果子，被一种潜在的力量给彻底地曲解了。
我彻底的失语了。
天色已晚，我和唐宋想找个地方过夜。我找到附中老同学王友身27，要借两间宿舍。记得他说，“干嘛要两间？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是一对，你还跟我装什么蒜？这里是在美术学院。”说着；他不由分说地给我一把钥匙。
那天我们好了。
第二天，唐宋提出要立即离开北京，我说高名潞不是希望我们留下来见记者，唐宋坚决不同意，说要写一份什么文字说明，我说自己脑子很乱，一时写不清楚， 唐宋说帮我写，然后让我签名。我当时真是有点晕，也没仔细看，就随手签上“肖鲁”的名字。他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告诉我，将这份文字说明交给了高名潞。
当天，我和唐宋离开了北京。
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报》第11期上，刊登了栗宪庭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作者的署名是“唐宋、肖鲁”。这是那天晚上栗宪庭和唐宋在《中国美术报》编辑部谈话的结果。
在栗宪庭的文章中写道：据作者透露，事件发生、经过和结果，大致与预计相去不远。这个所谓的作者显然说的是唐宋，因为那天晚上我不在场。
由于一些个人的情感原因，我对这个作者权的错误没有及时澄清。从此以后，这件作品就成了一件“肖鲁、唐宋”的合作作品。而作品的解说也只能被说成是一件唐宋策划的作品。
直到2003年，我才说出一些为什么做这件作品的真正动机。
2004年2月2日，我写了第一份“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并开始给高名潞和栗宪庭分别写了信。
作为“枪击事件”的直接当事人，以上陈述都是我亲身经历和与我自身相关的。由于牵扯到作者权的错误，所以我需要将事实澄清一下。
我再重申一下，是作品引发了事件，而作品是从装置作品《对话》到打枪行为那一点为止，构成了作品。而事后的事件，是由这件作品而引发的。由于这个事件 太大，牵扯到的人很多，唐宋只是事件中的一个角色。是一个在突发事件之后，看见我恐慌，投机做了这件作品的解说者，但他不是作者。
我今天要争的不是对作品的阐述问题，而是作者权的问题。
历史是由许多偶然性促成的，但构成“枪击事件”的重要因素，是装置作品和打枪行为这两部分。而正是内心那个点推动着我，一次又一次地走向最后举枪的一刻。
如果说“枪击事件”的发生、经过和结果是被策划的，这可信吗？
2004年2月2日于杭州下满觉陇28
2004年6月30日修改于北京呼家楼29
2005年7月25日再次修改于北京呼家楼30
2005年10月19日再次修改于北京呼家楼
注释：
1、肖鲁，1979—1984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84—1988就读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住北京。
2、杭州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
3、郑胜天，从美国考察回来，当时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系主任。现居住加拿大，为国际独立策展人。
4、胡振宇，从比利时留学回来，当时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5、汪诚一，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
6、宋建明，从法国留学回来，任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老师。现居住杭州，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7、沙勇，中国美术学院雕塑系沙志迪之子，当时为浙江省射击队队员。现居住杭州。
8、唐宋，1985—1989就读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山水专业。父亲为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
9、李松松，职业艺术家，就读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住北京。
10、我外公，宋澄，1941年去世。
11、李松松爷爷，李耀文，当年任海军政委。现已离休，居住北京。
12、我妈妈，宋韧，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现以离休，居住杭州。
13、殷双喜，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指教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现居住北京。
14、费大为；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为独立国际策展人，居住于法国。
15、高名潞， 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负责人。当年《美术》杂志编辑。现指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现居住美国。
16、居奕，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学。现居住北京。
17、温普林，当时正拍摄记录中国前卫艺术影片《大地震》，担任该片的导演。现居住于北京。
18、侯翰如，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现为国际独立策展人，居住法国。
19、万曼(Maryn Varbanov)，保加利亚人，后移居巴黎。1986年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万曼壁挂艺术研究所”所长，1989年在北京逝世。
20、我父亲，肖峰，1983-1996任杭州浙江美术学院(1993年改名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现居住杭州。
21、栗宪庭，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筹委会成员，当年《中国美术报》编辑。现居住北京。
22、“The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Titil(题目)：“Police in China Close Art Show After Artist Shoots Her Work”，作者(Writer)：Daniel Southerland -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Monday，February 6，1989(1989年2月6日星期一)，A3版。
23、“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题目(Titil)：“China’s Dada Shock”。Monday，February 13，1989(1989年2月13日星期一)，B2版。
24、“时代周刊”(“Time”)，题目(Titil)：“Condoms，Eggs And Gunshots”，作者(Writer)：Edward M.Gomez.，Reported by Jaime A. FlorCruz/Beijing。March 6，1989(1989年3月6日)，第44页。
25、“美术手帖”(日本)，题目：“From Peking”作者：蔡国强，第131页。
26、“亚洲周刊”(香港)，题目：“现代艺术展枪声下停停开开”，第24页。
27、王友身，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学，现居住北京。
28、2004年4月23日，刊登于“美术同盟”网站。
29、2004年10月，刊登于《艺术家茶座》总第二缉。山东人民出版社。
30、2005年5月，刊登于《天涯》杂志。海南省报刊发行局发行。
肖鲁关于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补充说明
要澄清十五年前的一段历史事件，许多细节的出入，难免会有些偏差。但作为“枪击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我在尽可能的去面对一些问题。由于自己最近一直在写东西，心态也能较为平和的去看一些问题。
当我2004年2月2日，第一次写“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时，一时找不到能看老式盒式录像带的机器，凭以前看录像的记 忆，唐宋在我打枪的瞬间，喊了一句话。所以2004年4月24日在“美术同盟”上发表的“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的陈述中， 错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后来从温普林那儿要来原始录像带，才发现记忆中有些偏差。由于栗宪庭先生把这句“打！”看的那么重，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美术同盟”上更正一下，再放上当 年的原始录像(温普林提供)，对大家了解“枪击事件”，会有个较为客观的依据。事实是：肖鲁站在她的作品《对话》前，中央美术学院(原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同 学)居奕(他与温普林帮我拍摄录像)，他在我的左面和我说了一些话，唐宋在我的右面和我说了一些话，之后居奕和唐宋在我面前说了一些话，我走上前，低下 头，抬起头，举枪射击，
“碰！”我打了第一枪。
唐宋的声音：“再来一枪！”
“碰！”我打了第二枪。
2004年4月，我发现了“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的许多遗漏问题，所以我采访了一些当年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并做了一些补 充(刊登于《艺术家茶座》总第二缉)，后来又做了一次补充(刊登于《天涯》杂志2005年5月)，第二稿“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 说明”的修改稿，我寄给了栗宪庭先生(见2005年10月14日“美术同盟”栗宪庭所提供的附件2：肖鲁给栗宪庭的信件1)。也许是栗宪庭先生忽略了，这 是我的过错。
介于以上原因，我再一次修改“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尽可能的少些遗漏。
一件艺术作品的产生与对形式的选择，与作者的心理因素有关，而心理的形成又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有直接的关联，一个作者的风格，是一个人的全部气质。
在短短一份“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中，要把许多问题说清楚，这是不可能的。我知道，许多问题还会存在。但我在努力，因为我已经开始了。
肖鲁
2005年10月17日于北京呼家楼
她”·“他们”·“他”——从肖鲁《对话》引起的思考
作品《对话》的署名权之争，并非是社会媒体以及资 深评论家的疏忽或工作不认真造成。因为从现有资料看，很容易发现在展品的标签上、在大量发行的宣传品目录里、在收件登记单里，作品的署名就是肖鲁⑴。大展 策划组的成员们不会不知道这一切。海外的媒体基本不怀偏见地如实报道，而国内媒体却是一边倒地加进一位男性作者。更因为批评家的权威性结论和评述，使这件 本来很明白的事件变得模糊而复杂。今天时过境迁，谈论这个展览早已没有那般“伟大”的感觉，但对于如肖鲁那样的女性作者来说，一件15年 前发生的错误事情需要被纠正。这既为了她自己的作者身份不再被篡改，还给她创造者的真实地位，也是对广大观众和美术界的朋友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明，关于《对 话》事件的起因和过程，更要对历史一个诚实清晰的交代，使中国当代美术史不再像过去的美术史或其他的历史，由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将女性创造的价值贬低和抹 去，以继续从事男性伟大和女性渺小的神话制作。
一，作品《对话》和署名权
1989年2月 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给人们留下很多值得回味和思考的事情，比如当时的环境和运作方式，艺术家和策划人的心态，展览的前卫性动机和作品因历史条件的不成 熟的矛盾关系，作品整体文化倾向与展览效果的不对称……。展览匆匆结束以后，由于更加重大的社会事件，使这个大型前卫艺术展览成为备受指摘的事件，中国的 前卫艺术家不再以这样大规模集结的方式出现，前卫性展览和活动分散在各企业机构、私人画廊及海外展览中。
这 次大展之出名，不仅因为它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代表了激进艺术家的精神状态，更因为展览期间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在国家美术馆内出现。由于事关公众生命 安全和公共场合的安全，触犯国家有关法律条款，中国美术馆为此闭馆了几天。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美术馆不得不谨慎对待有争议的艺术作品展出，开始了 中国美术馆对参展作品进行资格审查的历史。
女 艺术家肖鲁因枪击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是中国现代艺术展引发一系列麻烦的焦点。这件作品按真实的公共电话亭标准和真正的电话亭材料加摄影作品的方式， 表现一男一女在打电话，在电话亭内有限的空间内，艺术家还设置了镜子，和半个男女的身影，好像各自在寻找着另一半，但对面的镜之里出现的影象让人感到一种 异位，好像是和这边的半个影子合为一体，实际上是虚幻的……两个铝合金玻璃的电话亭间距90厘米左右，中间又用一块玻璃镜面间隔，一个空的电话座机，电话不在座机上而是悬挂着。
据肖鲁讲，⑵这件作品原来是她1988年 在中国美院油画系的毕业创作，与教师郑胜天、胡振宇的指导“密不可分”，是郑胜天鼓励她大胆用新的真实材料。关于作品的内容，她自己解释来源于她的痛苦经 历、青春期的感情困惑和冲突、矛盾，这在当时和以后的解释都一致，从她个人的经历和个性特征可以得到确证。她对于青春男女两性间的沟通和交流的结果表示失 望，这些都可以从作品呈现的各种元素得到证实，如两个电话亭之间有间隔，没挂上电话的机座等。
经 过肖鲁的努力，杭州市电信局免费提供了铝合金电话亭的全部材料，并参与了最后的组装。作品组装完后，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看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 品过于完整，粗看之下不能感到这是在表现一种无法沟通的阻碍，而是两个青年人正在通话，建议应该“破一破”。肖鲁和他讨论关于破坏的效果问题，认为既不能 以损环作品的整体效果为代价，但又要明显让人感到创伤的存在；既表明两者之间在感情上的无法沟通，也表明这种无法沟通带来的伤害。艺术家要把握自己的作品 的分寸，因为观看者很容易陷入自己的经验而误读作品，这样只会给艺术家的设想带来一种不令人愉快的后果。比如，像日常街头常见那样在电话亭的玻璃上乱砸乱 划，造成一种被小流氓、心怀不满者或醉鬼胡捣乱而遭到破坏的印象，是一种街头胡闹所致，不会想到艺术家想借此表达用“情”的含义。所以，是要“破”而不 “坏”，要让观众跟着艺术家思路走。他们想到了既有速度又不会造成太大破坏的工具——枪。
由 于肖鲁的专业是油画，系里的老师和院领导让她再画一幅油画——油画系的毕业作品必须是油画。于是她又画了一张油画《红墙》，装置作品《对话》只做参考不予 评分。这两件作品同时作为肖鲁的毕业创作在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的展览中展出。为了给肖鲁借枪，展览开幕那天，她的朋友，浙江省射击队的沙勇曾经 带了手枪出来，没有找到肖鲁。但肖鲁想朝《对话》开枪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实际上她也在等待机会“完成”《对话》。由于这件作品在视觉和材料上都很新颖， 《美术》、《新美术》曾在封底和扉页刊登，并被时为《美术》编辑的高名潞选中，通知她《对话》参加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
在“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开展之前，在上海的肖鲁回杭州办托运。期间，偶遇唐宋。肖鲁提到自己有关打枪的设想，唐宋认为很好，问肖鲁，敢不敢到中国美术馆去打一枪？肖鲁表示敢。肖鲁想到可以向她的学生，在北京的李松松借枪。
布展期间，肖鲁组装作品，从大街上搬来方砖。唐宋建议背景衬上红布，肖鲁不满意而撤下。显然这不符合作者的原意。
1989年2月5日上午“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10点半以后，李松松持枪到了中国美术馆。见到肖鲁后，将枪交给了肖鲁，并教她如何使用。之后，肖鲁找到同学居奕，将打枪的想法告诉他，希望帮忙拍摄，居奕找拍摄录像的温普林，两人一直在《对话》前架起摄像机等待。
肖鲁向展览筹委会成员之一的侯翰如打招呼，侯翰如表示认可，但又模糊地表示现在人太多，等会儿。
唐宋来到美术馆广场，见到肖鲁，就一起走进了美术馆大厅。
11点10分，肖鲁举起枪，向两个电话亭间间隔上方打了两枪，玻璃镜面上留下两个枪眼。枪击效果基本符合她既不破坏作品，又有两个破洞的设计，以此表示一种对已有个人感情生活的不满、愤怒和决裂。
到此为止，可以认为肖鲁已完成了《对话》作品，尽管这件作品的制作历时近一年。
现在有几个关键事项可以认定：
一， 《对话》的作者是肖鲁，尽管她有指导教师，如郑胜天和胡振宇；也有其他老师出主意，如宋建明；有电信局和技术工人提供材料和技术完成安装；有给她提供了枪 的李松松。还有一些人在此前后，多少与这件作品有关联，但只是知道这件作品而已，更何况这些人都是围绕作者肖鲁的作品而发生的联系。所以作者是肖鲁，不存 在其他人有署名权的问题。如果作者愿意让他人署名，那是另一回事，从事实出发，《对话》作者就是肖鲁一个人。
二， 从这件作品的构、制作过程，尤其是艺术家肖鲁在选择枪支上是为了制造一种既被破坏，又较“美观”的效果，可以看到艺术家考虑的是个人经历和艺术形式的关 系。从意识形态和挑战法律方面解释显然是一种主观演绎。否则，艺术家完全可以在美术馆大厅拿枪向空中射击（行为艺术），简单明了，根本不用如此大费周折地 去做一件毫无关系的有关青年男女爱情问题的装置作品，因为这里牵涉到作品的成本，有费用和人力，包括技术装配和运输等一系列繁杂事务。
三， 从作者借用枪支并且要在公开场合打那两枪来看，也毫无疑问显示了她借此表现她个人的精神状态。作者显然要加强自己的“影响力”，好像要让公众关注她，听到 她的强烈的反响。因为如果只要枪洞效果的话，她完全可以在一个没人的角落里，偷偷地打两枪，用不着在公开场合制造麻烦，正如肖鲁在事后的一场对话中谈到 “我之所以采用‘打枪’这个手段，是因为自身情感的压抑，所希望宣泄用一种途径”。显然，这违反了我国政府有关枪支的规定，别的国家也不允许艺术家在美术馆那样的公共场合中，在人群中打枪，除非展厅主人同意。⑶枪 支可能走火，伤着在场观众；或者由于惊慌的观众挤压，造成更多的事故等等。艺术家似乎没有这方面的压力，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有部分人是不会考虑到这些事 情的。而利用带有危险倾向的手段，也只能以作者特殊的人际关系和环境经历有关来解释。从她最初在浙江向射击队沙勇借枪，后来在北京又向李松松借，说明她有 机会弄到枪支，这不是一般中国艺术家能做到的事情。她不用另请高明借枪和开枪，艺术家本人可以承担一切。
四， 作者也一定知道枪在现代中国的象征性意义——权力，暴力，由此象征的社会地位以及可以让人死亡等威吓力量，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刺激公众而引起极大的注意。作 为年轻艺术家的肖鲁，虽然对开枪的这种强烈效应不是太明确，但不等于她不知道，否则要打两枪的事不会“一直存留在我的意念中”，因为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 何地点打枪，不一定要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无论如何，她打枪的目的仍然是与她的初衷有关——爱情带给她的烦恼，以及她内心深处的强烈的冲动感、叛逆性。
但由此带来一些严重后遗症，比如作品完成后观众和媒体的注意力集中于打枪本身，而不是原来作者设想的感情问题，最要命的是打枪使作品的作者变成了两个人，并且主要人物不再是肖鲁。⑷几家报纸、杂志以及以后的一些评论家著述中，大都以在场者的身份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唐宋的打枪的行为，俨然亲眼所见。这样的结果是肖鲁没有想到的，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以及性别问题，完全超出了艺术家的把握能力。
二，从“她”到“他们”到“他”——署名的变化
枪 击事件发生后，北京公安局循例查找枪支和肇事者，因为有人看见唐宋和肖鲁一起，开枪后肖鲁走开了，于是误抓了在现场的唐宋。后来肖鲁自首，两人关了三天。 等公安局调查清事实，两人都被释放。美术馆接到通知，可以继续开放。后来美术馆请示了文化部，部长王蒙看了所有的展出作品，认为可以继续展览。展览按原计 划展出至结束。
然 而，开枪事件成了艺术界的传奇故事。人们关注开枪行为，猜想开枪人的身份、背景、目的等等远远超过作品本身；又因唐宋被误抓，媒体加油添醋，制造和想象出 各种故事情节，从媒体报道看，当时有关开枪的报道，都说是唐宋所为，有一份杂志说“唐宋此次并没有带作品参展，不过以后发生的事情或许算是他当场拿出的一 件作品”。⑸这 里，打枪的行为被视作一种具有冒险性的“英雄”举动，作品的性质完全改变，原作者逐渐淡出，被一位男性取代。人们习惯将男性和暴力联系一起，认为枪只和男 性有关，如果男女两人在场，开枪者就是男人，因为有男人在场，为什么还让女人去干那件危险的事？女人柔弱，看见打枪一定尖叫一声晕了过去。那篇文章就此描 述到：“当唐宋掏出小口径手枪准备向肖鲁的《对话》射击时，周围已围了一、二十名由他们两人招呼来的观众，并且大部分准备了照相机。面对《对话》的玻璃 镜，唐宋打出了第一枪，子弹没有在玻璃上造成他所想要的长条裂痕效果，而是飞穿过玻璃仅留下一个直径约两厘米的 洞，玻璃的碎末溅满了镜前的电话机，随即他又开了第二枪，这一次子弹斜着打出，轻擦过铝合金边框也只是留下一个小洞，两枚子弹都射入墙壁一寸多深。或许是 由于射击的颤动，或许是由于紧张，射击后的唐宋两次将手枪掉在地上，他捡起后揣在怀里急忙离开现场，没走几步就被擒住……”⑹看来，在那位记者的想象性叙述中，男人都紧张得拿不住枪，更何堪女人乎？
幸 好肖鲁安排了温普林拍摄录像，实际的事情才留存于世间。我们可以在录像画面里看到她——肖鲁，举起手枪朝自己作品打两枪，然后转身离开的过程，里边没有出 现那位记者所描述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别说打枪的人物是女人不是男人，而且这女人动作十分从容和自在，关于那个男人慌张地“两次将枪掉在地上”等等也只是 一种想象力贫乏的小报记者惯见的笔法。但是连权威的艺术评论家的叙述，也充满了这种过时的男性英雄幻想时，问题就会凸现出来——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所谓 前卫、革命、挑战……仍然以宣扬男性中心价值为要务，并且不择手段地剥夺女性的创作价值，据为己有。
作者“她”，变成“他们”，实质性的变化就是女性主体的淡出，男性主体不仅抢占了本来没有的位置，而且成为主角：“唐 宋和肖鲁的两声枪响把新潮美术的‘临界点’又往前推了一步。……枪击之后，二人被捕，但因查出他们使用了中国军界高层领导的手枪，以及他们的高级干部子弟 的身份，三天后即被释放……作者即是在这一抓一放的体验中完成了他们对中国当代社会的法律弹性程度的测试……⑺在这里，作品《对话》转换为“枪击”，作者 纯粹个人情感压抑和宣泄的行为，也被转化为一种有预谋的政治性挑战，批评家充分发挥了想象力。随着作品解释的话题转移，作品的署名权也在逐渐转移：“①北 京的腹地，重要的公共场合，一个敏感的展览，这赋予枪声以振撼力。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展览被变成了唐宋、肖鲁这个作品的一部分。②在艺术展览上枪击自己的 作品，这是艺术行为而非一般破坏活动的区别点之一。③这仍然是很危险的，在什么程度上把握住犯罪与非犯罪的边界需要精心设计。据作者透露，事件发生、经过和结果，大致与预计相去不远。这种精心设计包含了一种机智……”⑻我 们看到，评论者的解释成为事件定性的依据，为了赋予本来没有的意义，评论者有意避开肖鲁的《对话》作品的内容而言“枪击”，并且从犯罪、法律方面强行加于 艺术家本来没有的内容。在事后十多年的访谈中，评论家再次谈到：“之前的展览有被关掉的先例，我是有被关掉的准备，但完全没有在展览上开枪的心理准备…… 尤其没有料到的两声枪响产生的更强烈的效果，让我兴奋。唐、肖事前没有给我打过招呼，这保持了一种很好的隐蔽性，而正是这种隐蔽性才使它在爆发时产生震撼 力。当时，我还不知道枪声的具体情况，但这与我的心态是一致的，我立即意识到枪声把握了一种最敏感的社会心态——被压抑过久之后希望宣泄的心态。” ⑼这 段话中，评论者说明自己完全是凭想象来解释作品，因为事先没有人向他打过招呼，事件过程中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当然评论者完全可以不顾作者原初的创作动机而 只对“文本”作出解释，艺术家也完全可以宣称这种解释不符合本意，但是不能由于作品的不同诠释，发展到改变作者。就如同编辑完全可以不认同评论家的结论而 不能张冠李戴在文章后署别的理论家姓名。
当 然，可以推测评论家是一心要“拔高”作品的立意而“装修”了事实，从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看，似乎“替换”作者也是一种“话语”的需要。如果以肖鲁的“私 人感情”主题来解说这件作品，似乎过于个人化、过于温情而引不起人们的理论兴奋。栗宪庭后来回答关于这件作品署名权之争的提问时讲：“我把它定义为事件，是因为有策划，被抓和会被放都是想过的，是可以预测的，这个事件检测了中国法律的弹性。唐宋是很具谋略的人，他对中国人的心理和社会有一种临界状态”。⑽显 然评论家的意愿在这件作品中的署名权纠纷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后来的事情确实和我有关系，我写的现代艺术大展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 幕礼》，首次把唐、肖并列署名，之前唐宋透过大该风声的，他们已经在一起我是不知道的，现代艺术大展开枪后第二天去拘留所看他们，他们已经出来了，当天我 后唐宋谈了一晚”。⑾
更 有意味的是，评论家将“她”换成“他们”的重点，在于最终要将“他们”变成实际上的“他”，这在那些不负责任喜欢炒作的报社杂志记者写的文章里已经做到 了，但还要靠权威定位。于是，他要告诉观众，这件作品的创意是一位男性作者，“他”才是作品的主要作者。然后通过描述他曾经做过的作品来表明“枪击”事件 和他的关系：“在此作品之前，唐宋一向关注智慧在艺术中的显现。他熟读《孙子兵法》，并热衷于平静中却危机四伏的主题，诸如他反复用千根火柴搭成温情的 《巢》系列。他的毕业创作亦是关注同样主题的装置：一根细绳吊起的盛水的塑料袋，袋中养着两只乌龟，袋子被昏暗的箱子罩着，但用作照明的电灯泡，却随时都 可以造成烤断那根绳子致使水泻光的危险，但乌龟的两栖性又使危险变成一场虚惊。与枪击事件有类似的构想。本次参展作品亦延续了这种思路，显示出他惯于用只 会建构作品，以借喻人生存境况危机与虚惊的相互转换。” ⑿
从 具体作品分析看，肖鲁的作品和这名男性作者的作品在气质上显然不是一回事，肖鲁的作品直接而强调感觉，有强烈的冲动性。观念付诸形式的过程比较细腻，比较 讲究形式的感受。而且，她的整个作品实际上有一种阶段性质，就像画油画一般有规范的步骤，每一个步骤都可以停下来分析和欣赏，肖鲁的这件作品也可以分为几 步观赏。首先，每一个单独的电话亭中的人的背影（无论男女），简洁概括的形式具有一种形式感，并且已经具有作者想要表达的那种孤独的年轻人的感情，因为背 影、青春和成熟，就已经意味着一定的感情内容的范围。第二步，两个电话亭在一起，更清楚对表明这是一男一女的对话，而且还加上没挂上和无法接通的电话机。 实际上不加入枪击行为，这件作品已经完成，只要观众能花点时间驻足作品前想象。她的作品比较符合艺术创作的常规，这和她从小受父母的艺术熏陶有关系——父 母都是有名的油画家。当然，一个步骤的完成意味着另一步骤的启动，它们之间的衔接不会十分准确和清晰，而具有一定的矛盾和模糊性，这也是造成作品内涵的丰 富性、多义性的因素，这在肖鲁作品中表现得很充分。
再 看评论文章所描述的唐宋作品，与肖鲁不同，他的作品主要不是靠观众的视觉来感受到，而是要先按作者给定的观念，沿着他的思路理解作品，因此不强调每一个步 骤的“形式感”和“艺术性”，也没有那种激情和冲突。而有点像玩拼版游戏，强调逻辑过程并且直奔目的。唐宋的作品《巢》在展览中未受关注，是因为作者自己 以为隐含着危险，而一般观众无法感受到这种危险，起码评论所谓的“危机与虚惊”没有一种直观的感觉。用火柴搭建房屋、桥梁、船车……是民间流传甚久的玩 法，乡村老太太和小孩常玩这些，似乎很难成为“危险”的象征。任何危险和“虚惊”必须具有身临其境般地感受，仅仅依靠拐弯摸角地启发和暗示，只有专业评论 家才有可能分析得到。
三，对于从“她”到“他”署名权变动的思考
1989年以后，肖鲁和唐宋都到海外居住和活动，似乎此事已成定论。中国美术馆的枪击事件也就成历史尘封，不再被人提起。但富有戏剧性的是15年 以后，作者肖鲁突然站了出来，拿出第一手材料，才揭示这件事的真相，还美术史一个清白。随着中国现代艺术在海外的走红，新的新闻点不断成形，这期间所发生 的曲折复杂故事以及主人公心理路程，简直可以写一部小说，作为她个人的私事，不是本篇文章的内容，好在肖鲁正在准备向社会公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耐心等 待。
从上述的事情经过和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一， 美术评论家和媒体记者有意无意地将公众注意力引向打枪行为本身，而不是有关作品与作者。媒体似乎被集体无意识驱动而人为地制造了一个谎言。具体做法是，评 论者和媒体对肖鲁和她的作品《对话》保持沉默，让《对话》作者，女艺术家肖鲁连同她的作品一齐隐入背景，突出打枪的过程，借着公安局的拘留行动，利用将错 就错，制造了一个男性作者。
二， 媒体和评论家“集体无意识”地用性别价值评价体系，选择枪击事件，因为这极具英雄气概，而这种英雄气的行为应该与男子有关。遗憾的是在公安局的调查中已清 楚肖鲁是打枪的责任人，也清楚肖鲁打枪的意图；展览策划者和评论家也已与艺术家有过接触，有关人士不会不知道详细情况，但仍然继续维护一个谎言，即枪击者 是一位男性而不是女艺术家肖鲁。仍然按策略而不是事实，突出“枪击”，淡化作品《对话》。
三， 一般来讲，当社会需要英雄时，英雄就被制造出来。什么样的社会制造什么样的英雄，英雄是社会的影子。由《对话》转换为“枪击”，作者由女艺术家变为男女两 性，而主要是男性，表明这个社会和时代仍然对女性有着深刻的偏见，仍然弥漫着厌女症的氛围。作品《对话》的内容，讲述一个个体生命的感情问题，从古自今从 来就有的感情问题，只不过不同时代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肖鲁的表达方式，很具有这个时代年轻人和中国社会的环境特色。从这点看，她的作品非常强烈和直 率，确确实实是通过艺术的观念和手段来表达感情问题，虽然到了禁忌的边界。但中国现代的知识精英们仍然在作冷兵器时代的男子汉美梦，思想、观念甚至方式方 法，都陷入了男尊女卑和权谋游戏的窠臼，他们无法或不愿意从个人心境的角度去解释这一切，或者从来认为女性的感情世界与伟大事物无关。
四，肖鲁的作品以及署名事件，是对女性同胞一个警醒。为什么15年 以后才她才站出来要说说清楚？当时各方面集体策划和制造这出戏的时候，肖鲁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默认”，因为在各种场合她都有机会证实自己和别人。证实自 己干的事，实际上也是避免别人犯错。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如果这样，就不可能有署名权的长期误解。当然，媒体或许不愿意承认自己犯的错误，但至少别 人会听到你发出的声音，是一位勇于承担自己责任的女性的声音，而不是需要一位男性庇护的弱者。可能肖鲁没有想过这些，但由于她长期保持沉默，别人心目中会 形成错觉的责任多少应该归于她自己。这确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使女性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形成的依赖性。结果就是，女性无视自己，也就被无视，放逐自己的 结果就是永远被放逐。因此，针对男性强大势力，不能怀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早有理论家说过，女性不争取，男性社会也就不会地放弃它的利益。
五， 肖鲁为什么被淡化出局，为什么要让一个不相干的男性顶替登场？因为这个社会的媒体和部分人要求关注的“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艺术：“两声枪响就成了新潮美 术的谢幕礼……唐宋和肖鲁的两声枪响把新潮美术的‘临界点’又往前推了一步。‘临界点’即前卫艺术家所寻找的强加给社会的新观念和新样式的范围极限。这本 身就是一种现代精神，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现象。⒀《对 话》转为“枪击”事件表明，在中国，艺术依然是一种工具。虽然是在搞前卫艺术，但人的认识和情感还停留在前一个时代，还停留在那个“集体无意识的梦呓”之 中，艺术家的个性仍然被淹没和不被重视。可见意识形态的专制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有极强的生命力，中国的现代主义艺术发育不充分，没有体现个体的生命意愿和 激情，仍然被艺术之外的力量所控制，只是控制方式和由谁来控制不同而已，无论是掌握着行政权的官员，掌握着话语权的批评家和媒体，还是掌握着市场权力的海 外机构和收藏家，只要一方掌握着对另一方的控制权，一方就对另一方怀有敬畏和服从感。
四，结论：
作 品《对话》的署名权之争，并非是社会媒体以及资深评论家的疏忽或工作不认真造成。因为从现有资料看，很容易发现在展品的标签上、在大量发行的宣传品目录 里、在收件登记单里，作品的署名就是肖鲁。大展策划组的成员们不会不知道这一切。海外的媒体基本不怀偏见地如实报道，而国内媒体却是一边倒地加进一位男性 作者。更因为批评家的权威性结论和评述，使这件本来很明白的事件变得模糊而复杂。今天时过境迁，谈论这个展览早已没有那般“伟大”的感觉，但对于如肖鲁那 样的女性作者来说，一件15年前发生的错误事情需要被纠正。这既为了她自己的作者身份要不再被篡 改，还给她创造者的真实地位，也是对广大观众和美术界的朋友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明，关于《对话》事件的起因和过程，更要对历史一个诚实清晰的交代，使中国当 代美术史不再像过去的美术史或其他的历史，由掌握话语权力的男性将女性创造的价值贬低和抹去，以继续从事男性伟大和女性渺小的神话制作。
1，《中国现代艺术展》目录，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1989年1月版；“中国现代艺术展作品目录”，第163位作者：肖鲁，作品：对话（装置）。
2，据肖鲁提供的打印稿《关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枪击作品《对话》的说明》，第14-21页；“《就艺术世界》2005年2月号兀鹏辉采访栗宪庭“口述史‘·85美术新潮’之栗宪庭，其中谈及肖鲁与唐宋就作者权之争一事，谈以下几个问题”；李蔚红“女人的错误”，《艺术家茶座》总第二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8-36页。
3，李雅民“光怪陆离的天地——中国现代艺术展巡礼”《天津日报》，1989年2月18日，星期六，第三版。
4， 国内有关媒体明确描述的有：李雅民：“光怪陆离的天地——中国现代艺术展巡礼”《天津日报》，1989年2月18日，星期六，第三版；吕澎、易丹：“枪击事件”，《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1992年5月，第342-348页；尹吉男：“精神幻象 —— 中国现代艺术随笔”，《独自叩门 —— 近观中国当代主流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10月，第215-242页；栗宪庭：“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载之《重要的不是艺术》，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2000年8月，第254-256页、“两声枪响：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不加附，刊登于《中国美术报》1989年第11期，第1版；高名潞：《疯狂的1989 —— ‘中国现代艺术展’始末》载之《倾向》，台湾《倾向》杂志社，总第十二期，1999年，第43-76页；三石、雷子：“枪声：首届中国现代艺术展”，《海南纪实》，1989年5月，第5-11页；邵建武、尹鸿祝：“中国现代艺术展引起争议”《人民日报》1989年2月21日星期二，第四版；亦真：“中国美术馆枪击属‘艺术事件’”，《新民晚报》，1989年2月11日星期六，第二版；高汾：“美术馆‘枪击事件’真相大白”《新民晚报》，1989年2月7日星期二； 邵剑武：“脏，绝非艺术——《中国现代艺术展》观感“《经济参考》，1989年2月25日星期六，第2版；尹吉男：“现代、现代”《北京青年报》，1989年3月3日，第5版； 沈浩鹏：“多灾多难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海文化艺术报》，1989年2月21日星期二，第四版；蔡小桢：“美术馆里的枪声与‘现代艺术’”《中国经营报》，1989年2月21日，第3版；兀鹏辉采访：“口述史：‘85美术新潮之栗宪廷——从来都是社会影响艺术，而不是艺术影响社会”《艺术世界》，2005年2月号，第100-103页。
附录：有关“中国现代艺术展”及“枪击事件”的部分海外报刊文章：
（题目）：“Police in China Close Art Show After Artist Shoots Her Work” Newspaper（报纸）：The New York Times（USA），A3（美国纽约时报，A3版），Date（日期）： Monday，February 6，1989（1989年2月6日星期一）。
（题目）：“China’s Dada Shock”，Writer（作者）：Daniel Southerland -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Newspaper（报纸）：Washington Post（USA），B2（美国华盛顿邮报，B2版），Date（日期）：Monday，February 13，1989（1989年2月13日星期一）。
（题目）：“Condoms，Eggs And Gunshots”，Writer（作者）：Edward M.Gomez.，Reported by Jaime A. FlorCruz/Beijing，Publication（刊物）：Time（USA），Page 44，（美国时代周刊，第44页），Date（日期）：March 6，1989（1989年3月6日）；（题目）：“From Peking”， W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