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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态调查︱回顾香港艺术群落“伙炭”十年记

2016-07-04 17:24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晓勤


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标题:香港“伙炭”十年记
作者:陈晓勤(C小姐)
时间:2010年12月5日

香港十八区之一的沙田区,位于新界东部。在沙田区的中部、广九铁路火炭站附近,有一个废旧工业区,从十年前开始,香港工业北移,这里便宜的租金吸引了大量艺术工作者扎根聚集,并将这里的艺术工作室群落命名为“伙炭”。

加了个人字旁的“伙炭”,确实开始热闹起来。十年后,这里已是艺术家的栖息地。近百个工作室、数百位艺术家,绘画、雕塑、摄影、电影、音乐的创作,散落在附近的华联工业中心、华乐工业中心、环球工业中心等几座大楼里。从清晨到深夜,从一日三餐到具体作品,艺术家们早已与这个区域融为一体。

明年(2011年)1月16日,“伙炭艺术村”将以“伙炭十年”为主题,在火炭区工业大厦举行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用开放计划的负责人、视觉艺术家何文聪的话说,工作室开放计划由从前静静开花,到今天面向公众及推动艺术教育,来访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多,亦已成为香港艺术界的年度盛事。但2010年4月1日起,香港发展局推行“活化工厦”政策,工厦买卖气氛进一步升温,观塘区厂厦的音乐人士已大部分移步“伙炭”,而“伙炭”艺术界租户也普遍受业主大幅加租困扰,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扼杀。

“伙炭”的下一个十年,即将拉开。

在塑料厂和加工厂之间的华联工业中心,距离火车站最远,租价最便宜,是艺术家来到“伙炭”的首选。华联工业中心是一座古铜色的工业废弃大楼,看起来有些破旧,附近都是嘈杂的货车声、机器的轰鸣声、小贩的吆喝声。

我见到了忙碌着的何文聪,他的手机总响个不停,e-mail总是处于打开的状态,商讨会议一个接一个。除了要与参与开放的70多户艺术工作室打交道外,同时,他还要处理与艺术发展局、信和集团间广告宣传,联系导赏团等事宜。

去年起,何文聪开始担任“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委员会的总负责人。“‘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从2001年开始每年1月举办。自愿参加的艺术家会开启自己的工作室,任由观众参观。日前已经走向第十届。”何文聪介绍说。

三年多前,何文聪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以下简称“中大艺术系”)毕业,与同学一起搬进了华联B座15楼的厂房。在这里,除了能创作、参加展览外,偶尔还能接香港政府的“单”,设计不同类型的奖座,包括金像奖等,“自由创作的资本是建立在兼职上的,只有兼职才能维持平日的艺术创作。”何文聪回忆道。最初的日子里,房子里奇怪的气味、疏松的管理、没热水洗澡,也让何文聪觉得不便,但始终,这里的租金低廉、房间宽敞明亮,能自由自在地创作,这种感觉让他留恋。

但好景不长,香港的租价一直在上升,今年4月1日起,香港发展局推行“活化工厦”政策更直接影响了火炭旧工业区的租价。

据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火炭区工厦成交量达365宗,创过去半年新高,平均呎价由1006港元升至1349港元,升幅达34%。“包括一些可能是买惯股票或者炒房地产的,有一些可能是师奶,他们就转来炒工业楼。”何文聪说。

香港楼价最低潮的2003年,“非典”肆虐之下,人心惶惶,一套1200呎(约合400平方米)的公寓只要十来万港元就可以到手,甚至10万港元之内就能买到,但买者甚少。但现在,没有160万港元以上的出价,决不可能买到,而且往往是业主一放盘即刻被买走。

在“伙炭“甚至还上演抢购楼盘单位逼走艺术家的情况。这正发生在“开放计划”另一负责人陈晓筠身上。她说,现在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入咗黎咁耐,搬咗几次啦(住进来这么久,搬了几次啦)?”想起曾遇过被房东逼走的情形,她用“很嫐”(很生气)来形容。

今年4月,业主打电话给陈晓筠,说有一些人想来看楼,想出售这个单位,接着就试探着问“有没有想过买呢?120万卖给你们。”陈晓筠一听,哪里去弄120万啊?于是,业主就带人来看楼。买家是一位设计师,与陈晓筠聊天时说很喜欢“伙炭”,就想进来成为这些艺术家的一分子。

“他们要用逼走别人的方式成为这里的一分子,有点不道德。”遇到类似情况的,还有陈晓筠的一个师姐,师姐告诫她说,“不需要的东西,就不要拆包装了,免得两年合约到期后又要搬了。”对此仅能用无奈二字来形容。

“现在刚刚毕业的中大艺术学生,差不多10个人合租400呎的空间。7500港元的租金对他们来说太贵了”,何文聪说,如果租金继续涨的话,会赶走大批艺术家。“如果到了9000港元,可能连我都撑不住,我会搬到较便宜的‘环球’、‘华乐’(‘伙炭’里的其他大楼)或是离开‘伙炭’,到大埔去。”

最早进入火炭工业区,并建立起“伙炭”的那批艺术家,是幸运的。

九年前,几个学生告诉当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执教的吕振光,火炭工业区有空置的厂房可做工作室。第二天,他在地产经纪陪同下去看楼,一连看了十几个单位。中午休息时,吕振光留在那里的饭堂吃饭,有个大婶过来搭讪,叫他去看看她以前做家庭式工坊的地方。没几小时,他用刚卖掉画的一大笔钱,爽快地买下这个位于华联工业中心A座15楼的单位,就是现在“一流画厂”的前身。吕振光也成为火炭的第一批房产购买者。

“当时觉得这里已经荒废了,除了少数一些工厂还在大厦里运作,大部分厂房都堆置着很多机器,没人要。我买的时候可以随意任选。这里地方很大,层高很高,能自由地进行创作。”回忆当时买楼的光景,吕振光历历在目。

自“九七”金融风暴后,香港楼市便直线暴跌,工业中心不断北移,厂房租金亦下跌,吕振光说,华联1200呎(约合400平米)才二十来万。

“伙炭”是吕振光第一次拥有个人的独立的工作室,不久,他将家里的画、工具都搬过来了。经过吕振光十年来的加工设计,“一流画厂”已被公认为“伙炭”中豪华的单位。

他在原来一个废置的阁楼的基础上,加工翻新,打造了全新的两层楼书房。书房下面镶嵌了一块木板,搁上高脚玻璃杯,放置几张旋转椅子,架着一台冰箱,便成了简易的酒吧“失身忘我吧”。工作室摆放着他从各处搜集的奇怪木雕,增添了几分异国特色。油画作品布满了墙上,有些是吕振光的,有些是他学生的。

由于吕振光长得有些像日本卡通片《樱桃小丸子》里的“爷爷”,系里的学生都不称他为“老师”,全用“爷爷”来替代。他的冰箱上,便贴有亲手绘制的“小丸子”与“爷爷”像。有时候他会邀请二三十个学生在这里聚会,聊天、喝酒,不受任何限制。除了聚会,平日吕振光便朝九晚五地在这里画画、看书,“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极度自由。”后来,2003年,趁着“非典”楼市低迷,他以低价又买下了13楼的另一个单位,名为一生一艺术制品厂,现租给中大艺术系的学生做工作室。

在吕振光买下“伙炭”之前,他的学生林东鹏也在为创作空间而头痛着。

2000年某日,林东鹏想出一条妙计———挪用天台的空间进行创作。没几天,系里的老师发现后,将他赶下来,这件事令他感到气愤,“艺术系本来没有地方给我们创作,这么多人才用一点空间,很局促,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如此迫切地希望改善创作空间。不料,2001年艺术系失火,正准备毕业作品的他要和同学们挤在面积比原来更小的一个狭小空间中创作了。抱着找创作空间的决心,他与另外七名相同状况的中大艺术系毕业生,包括现在已经成名的香港知名艺术家白双全、马志恒等,四处寻找。

林东鹏到火炭看楼时,地产经纪问租来干什么,他心想画画也是用手工绘制,随口说出“式微的手工业”,这句话,让他们租到了火炭最便宜的华联B座三楼十八室,就这样,八人在这里成立“318工作室”。当时租金3800港元水电全包,每人每月只需负担五六百港元的房租,这对身为在校生的他们来说,仍是一笔吃力的负担,有时还面临着拖欠房租的时刻。“大家互相扶持,这个月你帮我出,下个月我帮你垫,日子很快活。”林东鹏笑着说。

1200呎(约合400平米)的“318”,由木板划分为8个较小的空间和一个大工作厅,每个人的工作空间就像“笼屋”般,也能自得其乐。随着他们在318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开始添置了睡袋、折床,后来还有电磁炉、餐具、唱机和电视等,“我还记得我养过一缸小鱼。那时候大伙儿一起绘画,一起工作,一起睡觉的情形真叫人难忘。”白双全说,在“伙炭”的他们经常关上灯,为“伙炭”的发展道路,为艺术的前景聊天至深夜。大家都对艺术的热情满满的。

现在,“二楼五仔”工作室大门边上还保存着“2ndFLOOR/5SONS”(即“二楼五仔”)的门牌。工作室格局有趣,进门是工作室,厨房与电脑房位于最角落的左右两侧,书架被安置在较高的位置,节约空间。还设计了一个家庭影院。“如果无聊的时候,就看看录像”,白双全说,“当时没有工作,能力很多余,通常冒出许多新鲜的想法。”

《生命的间尺》是白双全2005年在“伙炭”时创作的,刻在火炭某个丛林的树上。“木尺为什么会准确?因为这块木已经死了,不会再生长,才能准确地量度刻度。但我见到这棵树的时候,它是有生命的。我就将刻度印在上面,刻度会随着树的生长而扩大,这样刻度不准确了,树与尺子存在矛盾,会抵消尺子的功能。”白双全说。

白双全说,这棵树和自己在上面印下的刻度也是他自己对火炭的印记。“做的时候代表是那时想要的,我的新作品会随着心境出来,现在不可能做回那时心境的作品。”2007年6月,他拿了亚洲文化协会(ACC )奖金,到达美国工作室做作品。一年后回港,他已经很少回“伙炭”。

“二楼五仔”在“伙炭”的几年,生活很简单,什么都不想。最初进驻这工厂大厦时,与邻居的关系较密切。闲时,“二楼五仔”在附近踩单车、打篮球。一班艺术家及朋友都会在火炭的大排档吃晚饭,喝酒至天亮。

“从来没有正式讨论过,是什么原因令我们走在一起?最基本可以说的是,大家都认为需要一个空间,我想这是活在挤压都市中每人的一点希望”,林东鹏回忆道,当时全港只有牛棚艺术村,但它要安置油街的艺术家,也因为当时火炭工业区比荃湾的厂房租金较便宜,楼底高,有空间感,加上大型货用升降机,适合创作及搬运之用。最后也因为邻近中大钱穆图书馆,回大学也近一些,就选择了火炭。


2001年,搬进火炭没几个月,“318”八名学生,做了一次简单的展览“318工作室展”,当时同期开放的还有跟八个人同届的李杰。因为每个月腾不出600港元的租金,李杰与“318”无缘,为此,吕振光借用了工作室给李杰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个展(他在前两年代表香港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这个邀请展,吸引不少艺术圈人士来参观,因为在那之前还没有见过在工厂里开个人工作室、开展览。从此,每年1月举办“伙炭开放计划”初现雏形。

2015年开放计划

“一开始‘开放计划’很简单,与现在铺天盖地的海报、宣传册不同。我们没有能力与资金,也没有宣传海报,都是用很小的卡片派给观众”,林东鹏说,他们邀请了艺术系的同学和艺术家朋友来参观,有艺术界的前辈,例如陈余生、莫一新等人到来参观,他们都很羡慕,亦成为艺术界的一时佳话。

“二十来人走进我们的8格笼屋,好像来看示范单位般。人群挤在通道上,看不到作品,也很开心,就像一次聚会,热闹及新奇的感觉,反应很热烈。”林东鹏清楚地记得,由于展览空间有限,只能展出四五件作品,所以当时作品使用了混合媒介,上面粘贴了一些小动物,留有现在作品的痕迹。”

其后,因为他们经常回到中大向同学推介,加上吕振光购入了两个“伙炭”单位,在系内闹得热腾腾,便有越来越多的中大校友前来。而关晃(知名艺术家,曾在香港理工大学、香港艺术中心艺术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加入,亦吸引了一班香港艺术学院的学生加入,他们多集中在华联工业中心“有些年轻人的父母本来不是很支持他们在这里租工作室,因为有老师在这里才比较放心。”吕振光说。

2003年末,第三届“开放计划”展览取名“伙炭”。当时香港艺术馆将“开放计划”作为香港双年展的配套活动,这是第一次有组织地将大众作为工作室开放的对象。那年的“开放计划”,艺术家人数由前一年的十八人增至三十多人,包括代表香港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梁志和。

当时,“二楼五仔”与艺术家周俊辉等人围在一起,讨论展览名称时,在木板里写出提名。“叫‘伙炭’吧,意谓一群在火炭聚集的人。”周俊辉突然跃起,这个名词就这样“捏造”出来。

那块写下提名的木板至今仍留在221工作室里,而“伙炭”一名也沿用下来。

2009年,何文聪参与“伙炭开放计划”后,隐隐感觉到“开放计划”的变化。近年“开放计划”观众人数日益增多,跟各大赞助商与合作机构的力量占据很大比例密切相关。2007年起,香港信和集团便开始作为主要赞助商支持每年的工作室“开放计划”。到了200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也参加进来。而2010年,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成为“开放计划”的合作机构。

何文聪说,他一方面不想太多不是视觉艺术家的人介入,破坏了原有自发的艺术生态,一方面却做着“开放计划”总负责人的工作,这个让他很矛盾。

目前,何文聪正准备通过“伙炭十年”的“开放计划”,藉此向政府证明,艺术园区可以打造成香港一个文化符号。“开放计划”比以往新增许多活动,比如邀请珠三角艺术家利用货柜做“边展”(The border show ),新设导览团讲解,增加“伙炭”周边的五金店、艺术文具铺、烧腊工场、棉花厂作为参观点等。“但是,目前感到麻烦上身了!”由于大部分艺术家不关心政府的举动,也不关心新闻,在解释“开放计划”的想法时,并不顺利,何文聪对此很无奈、失落。

 “一些艺术家质疑这些轻工业与‘开放艺术家工作室’的关系,他们担心观众去了别处,就不来自己的工作室,但我觉得这样对于‘伙炭’的将来是好事。”何文聪希望香港观众密切了解艺术家居住环境的同时,也能发现这些轻工业的存在。因为许多人来到伙炭就是一味地羡慕,不了解我们的生活状况,我希望藉此让他们了解我们全日的生存状态。因为部分港人通常就是见到一个苹果,一块床褥,摆在超级市场里面,由出生直到长大都不知道这些东西从哪儿来,没有生产的概念。”

但是十年来,随着厂房租金的上涨,很多一心搞创作年轻艺术家无法进来,不同种类的艺术家不断涌入,甚至不是艺术背景的人的加入,比如外国艺术家,比如一些设计公司租工作室是为了做Show。

白双全说,这里不再是属于他的地方,不是他的活动范围。他认为,以前进驻“伙炭”的大多是刚毕业的学生,现在多了对艺术、对“伙炭”想象的人,比如有钱的“sunday painter”。他怀念在“伙炭”度过的那段“最开心的时光”,2004年、2005年与室友在“伙炭”过年,“家里太多人,在伙炭避年。工人都回家过年,大排档关门,四周很安静,整个区都感觉是自己的。”现在他已经离开了。只有林东鹏还在。

吕振光:“伙炭”在香港是特殊情况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教授,近日辞职,目前于香港“伙炭”的“一流画厂”静心创作)

香港的当代艺术村最早于1998年的北角油街旧政府物料供应处出现,整栋楼空置了很久,后来突然贴出“一元一呎租”,就有艺术家来租了,当工作室或者开展览。但是那里运作了不久,后因种种原因被迫解散,部分艺术家于2001年迁徙至以往的牛畜检疫站,坊间简称为“牛棚艺术村”,由政府出租,花了很多钱装修,给艺术家用,现在牛棚那里还有几个艺术家。

“伙炭”在香港是很特殊的情况,到现在有10年了。因为地贵,在香港找创作空间很难。当年刚好地方便宜,对很多艺术家来说是很难得的。近10年来多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多少也受“伙炭”的影响。因为有了创作的场地,学生毕业之后可以延续他们的创作;第二是每年的展览吸引了很多人来看,香港没什么展览能像“伙炭”这样吸引这么多群众来看,圈内圈外的人都来,很多不懂艺术的人也来看热闹。

石硖尾创意艺术中心,由大型民间机构规划,空间经过精心布置的民间自治的艺术村。2008年,香港石硖尾一栋空置多年的工厂大厦在经过长达五年的筹划、两年多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之后,变身为香港首个将政府工厂大厦改建为艺术村的项目。透过甄选租用者,让各类艺术工作者都能进驻,容纳的艺术类型多元化,但不是很自由。

香港人对艺术活动并不是很热衷。但在“伙炭”开放的时候会看到很多人都很热心来看。虽然有一些人可能是来凑热闹的,虽然开放时,我的东西会被弄坏,或者有一些小物件被拿走,但我还是觉得没关系。如果艺术能慢慢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我觉得很好。

现在“伙炭”关注度高了。工厂本身有条例的,不能住人,但很多艺术家在这里住了,这是犯法的。香港政府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艺术产业了,于是将条例放宽,让艺术家可以继续在这里创作。问题是当政府提出了,就要进行管理了,只要牵涉到政府制度,就有很多条例上的问题。原本没有人理的变得有人理了,就不那么自由了。有些地方现在也涨价了,租金翻了一倍,这对年轻人造成一种负担。将来即使政府资助,也会有一些管理、条例,搞艺术的最怕的就是条例了,但是这是难免的。

林东鹏:香港应让艺术有机地生长

(知名艺术家、曾获2009年香港当代艺术双年奖)

“伙炭”与我在国外所认识的艺术家工作室(亦即政府经常引用的外国例子)不同,它没有一个发展以维护艺术家利益为中心的团体意识,亦没有主动去寻求其它的赞助,更害怕因发展过度而产生物业升值。工作室的单位与其它小本经营的士多、快餐店,以及国际级的工厂为邻居,比起在伦敦所见的艺术家工作室,以及以艺术改造的东伦敦,它是一个有趣及独特的现象。

由于艺术在香港并不普及,而且一般观众与艺术存在很大的距离,所以我认为更切合香港的,除了打造一个苏豪或是收购整栋大厦作为艺术家工作室外,同时更需要保存珍贵的士多店,大排档,并让艺术有机地在那里成长。而借助艺术发展地区经济或是生活也好,当中的规划亦应当保护艺术相关行业,例如划定一个长期不变的租金保证,留预区域作为艺术工作室、办公空等用途。

一个创意城市是由不同的创意社群及地区共同组成,相辅相成。只有铜锣湾的繁忙并不能使香港热闹,我们还有金钟,中环银行区,沙田及跑马地的马场,旺角的市集,西贡、香港仔的海鲜。

注:根据吕振光、林东鹏二人采访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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