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 Ascott选译—行星科技智能：艺术、科技与意识
作者：Roy Ascott
译者：Rikey Cheng
当行星地球成为电传的整体，自我也变成离散的个体。乾燥的硅晶像素和生物学裡的潮湿粒子的聚合正为数位系统、电传通讯、遗传工程及奈米科技交会的艺术创造名为湿媒体（moistmedia）的基底。科技伦理的美学不只将拥抱新媒体、科技、意识研究和非古典科学，还将从那些被唯物观点论述贬抑的旧文化传统裡获取新的洞见。在后911危机时刻，需要同心协力的跨学科研究，如此某种真实的行星文化才得以涌现，也就是科技-伦理（techno-ethnical）合称的新领域（technoetic）。
作为行星的共同居民，我们的必然命运就是一直称为种族意识（species consciousness）的演化 ── 某种超越并凌驾在国家主义、集团、宗教、族裔之上的东西。在这个发生了不可置信灾难的一週裡，我试著去纳入这样的一种意识和这样的一种感觉。想一想受害者、肇事者，以及不远的将来，我感受到人类这个种族的忧伤，而后是种族的耻辱，最后是种族的恐惧。
──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注1）
阿密斯为我们召唤一种行星视野，在看待可怕的911事件和可能採取的后续正义手段之时。在这篇论文中，我想观察行星意识的问题，看它如何跟我们从事艺术与设计的实务产生关联，评估正在形成的新媒体，思考它必然由下而上的设计策略，以及预测某些近未来的情景，与此同时，给这个困扰中的当下贡献一定的意义。在这麽做以前，我认为简单摘要自己看待这些议题的观点或许有用，做法是列出我的实践领域的主要特性，还有它和过去赖以区别的指标。互动艺术是在观念上带头的，在科技上有利的。它使用电传媒体和计算机系统，并朝科技和生物的合流迈进，实现我所预见的21世纪艺术基底──湿媒体──也就是乾燥硅晶的电脑系统结合潮湿的、活体的生物学。底下我将更全面地描述湿媒体的艺术范围和意指。但首先，让我们整理出五段式进路，于我看来，它可以朝向一套全然分化的互动艺术实践。
1. Martin Amis, The Guardian Newspaper (18 September 2001).
这个五段式途径包括：
连结（connectivity）
沉浸（immersion）
互动（interaction）
转变（transformation）
发生（emergence）
这个迈向艺术新路径导致的文化变迁，以及某些心智与过往决裂的文化变迁，可以用表一来总结。
表一：典范的转移，从古典到后生物文化的转变。
作为艺术家首先是隐喻的创造者，然后才是任何别种角色。在此所说的，当然是关于隐喻的最大可能意义：组织的隐喻、行为的隐喻、精神的隐喻。我们创造隐喻，我们批判隐喻，正如罗逖（Richard Rorty）睿智地提醒我们，我们总是堤防著那些超出它们保存期限的隐喻，堤防它们有著僵化成像事实一样的危险。罗逖的典范之作《偶然、反讽与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odarity）（注2）始终是媒体艺术家的宝贵指引，它也持续展示相对观点的后现代主义可以如何建设性地从矇蔽众多创意耳目的消极和悲观主义裡走出困局。
2.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odar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 Press, 1989).
罗逖指出，尼采是第一个明确建议我们扬弃整个「认识真理」想法的人。他对于真理的定义就是「隐喻的机动军队」（mobile army of metaphors），等于是说，如罗逖所强调的，整个藉由语言工具「再现真实」的想法、和因此找到全人类生存单一背景的理念，都应该加以抛弃。这类思考有助于描述更有意义的（亦即非装饰性的）数位艺术得以生产的脉络。这有许多涉入现实、发现自身表达的方法，但截至目前为止，在艺术曾为这类表现工具的场合中，如今更涉入创造现实的、组织世界的过程，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合法化所有自身替代现实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艺术是一种形成（Becoming）的中介者──是一种建构性更胜于表达性或装饰性的作用。艺术家随时准备召唤不同系统，能够让作用得以开展的有机或者科技系统。基于相同理由，他们必须做好准备深入各处，观察科学或精神的任何学科；深入任何当世的见解，不管多麽禁忌或陈腐；任何近在眼前或遥不可及的文化，目的是为发现那些导入此种形成的过程。举例来说，在我自己的工作裡，模控学（cybernetics）和萨满巫教快乐地共存在这种多维度的知识领域和它的相关结构裡。这需要一种乐观主义的普遍意向，我将之描述为「电传狂热」（telenoia，即连结性与开放心态合作的盛事）以取代「偏执狂热」那种过去工业和唯物年代的焦虑、疏离与孤单。
这类重新定义艺术家作品，也赋与了它政治脉络上的相关性。它将艺术家角色作为「光荣使命」（honorable calling）的历史向度，取代将这类作品视为「转化天职」（transformative vocation）的理念──这个观念是巴西思想家与哈佛法律教授昂格（Roberto Unger）的思想根本。他那社会重组计画的贡献，既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基进替代者。他指出作品显现于世界上的第三种观念，有别于作品作为纯粹工具性或光荣使命的观念。「它连结自我实现与转化：任何个体生命的实践或想像定位面向的转变。在这个概念下，要完全成为一个人，你必须投入一种对抗已存社会或存在知识限制挫败的战斗。」（注3）
3. Roberto Unger, Politics, The Central Texts, Theory against Fate (London: Verso Books, 1997).
接下来让我们考虑行星意识此一概念的价值。在艺术与科技的进程，以及在我们所贡献的后生物文化建构上，意识的问题拥有重要的地位。这裡没时间去爬梳上世纪艺术裡的历史途径，关注康定斯基（Kandinsky）、波丘尼（Boccioni）和杜象（Duchanp）或许已足够，因为意识、心智或精神的题旨正是首要关怀。意识是同样掳获艺术家与科学家深入其中领域的重大奥秘。它也是许多领域研究的终极边疆，大概也是唯一真正容许我们去封闭诠释鸿沟（explanary gap）的跨学科取径，或从我们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就是纵横许多层次、重新框架我们的知觉和经验。我们是在意识内部发挥想像的作用，也在想像之中先结合了实存和虚拟的现实。
意识演化至行星层次的所在，将会出现新的感性，用一种新的方法评价我们自身、我们的态度和行动。它先从我对于生存作用的动力理解现身；这种自然的融合与流动、能量同时存于量子和宇宙层次的转化连续区，后者同时定调了我们的物质状态和存在感。电脑辅助科技容许我们将物质看得更透彻，并拓展宇宙的视野，认知在所有层次具有意义的模式、旋律、週期、对应性、相互关系及彼此依赖。电脑运算系统已促成我们对于设计可以如何作为新兴作用的更好理解，以由下而上的方法取代由上而下的陈旧途径。电传系统让我们能将自身分佈在多点区域，以倍数拓展我们的个体认同，并以惊人的速度将我们幅员扩展至无比的程度。我们学到一切都是连结的，也忙于将一切连结起来的科技作用。但是我们太常忘了若要一致而人性的连结，它必然是真正无所不在且无所不包的，还有如果要维持其遍在性（ubiquity），它必须受到某种关注和保护，这条法则当然不只适用于电传网路和沟通系统，更是肯定广泛延伸到我们所属的人类社群。我们以集体的决策，遗忘或忽略世界上如此多的民族和文化，在许多情况下刻意阻碍他们的沟通、抹除他们发出的声音，大多是通过跟贪婪或恶意几乎无差的全然冷漠，对照今日我们立身的处境要负起相当大的责任。
行星意识和物种意识的说法究竟源自近代史的何处？肯定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Private Property and Communism）就提到过（注4），比较近几年形形色色的新时代作家也为它的意义流通赋予更新，从所谓的资讯神秘论（info-mystics）到更为正统的科学家如匹兹堡物理学者莱瑟尔（Oliver Reiser），在他1966年的《宇宙的人本主义》（Cosmic Humanism）（注5）一书裡写到。罗素（Peter Russell）也因有感所处的电子通讯进展庞杂，而藉《觉醒的地球》（The Awakening Earth，1982）（注6）一书予以立论。我们还看到其他用词在这些背景下出现，像列维（Pierre Lévy）1994年出版的《集体智慧》（L’Intelligence collective）（注7），鼓吹麦克鲁汉的地球村比喻永不厌倦的范克果夫（Derrick de Kerckhove）也在1997年发表《连结智慧》（Connected Intelligence）（注8）。赫婿黎（Aldous Huxley）在《众妙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1954）（注9）一书裡主张开阔之心（Mind at Large），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也在后来的《朝向心智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注10）裡提及。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提出人类圈（noosphere）的涌现（注11），譬为如同行星层次的大脑皮质进化，个人意识的扩展场域。这些观点都对我形成「超脑皮层」（Hypercortex）的想法影响重大，最早在马德里的「艺术论坛」（Art Forum）引进此概念，同年又在土鲁斯的FAUST期间提出，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的《Leonardo》电子年鑑（注12）将之定义为「a post-biological neural nexus of collective cognition! Superthought is a new space of consciousness」，并在多明桂（Diana Domingues）编的《21世纪的艺术》（Arte no Seculo XXI，1997）中充份探讨（注13）。
当在1964年的「行为艺术与模控视野」（Behaviourist Art and Cybernetic Vision）（注14）文中提出一种模控艺术基质时，在全球通讯裡看见一种为艺术提供的必然管道，因为它越来越是以程序为基础、流变而转化的。到了1970年代尾声，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出乎意料地出资补助首次跨国性的电传艺术计画，实现连结两大陆艺术家的〈终端艺术〉（Terminal Art）。此时加洛维（Kit Galloway）和拉宾诺韦斯（Sherrie Rabinowitz）也创作出他们历史性的〈空间的洞〉（Hole in Space），以即时通讯卫星串连纽约和洛杉矶街上的两地路人；行星一体的意涵相当明确。〈文本的皱褶：一个全球性的童话故事〉（La Plissure du Texte: A Planetary Fairy Tale）是为波普尔（Flank Popper）1983年于巴黎的现代美术馆策画的全面展览《Electra》创作的计画标题。在这件作品裡，分驻在全球14个节点的艺术家们使用童话故事的人物身份，并穿越网路创造一套非线性的叙事。这种行星观照也在1984年的威尼斯双年展的「星球网路：遍在实验室」（Planetary Network: Laboratory UBIQUA）获得重视，除了策画也和佛瑞斯塔（Don Foresta）、谢曼（Tom Sherman）、亚得里安（Robert Adrian）等共同担任国际专员。随后更有林兹的〈盖娅观点：穿越全球的数位通道〉（Aspects of Gaia: Digital Pathways across the Whole Earth；1989），这个两层次的扩张式互动装置，容许数百名线上参与者的行星意识表达。
4. Karl Marx, “Private Property and Communism,” in Economic &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of 1844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9).
5. Oliver L. Reiser, Cosmic Humanism (Cambridge, MA: Schenkman, 1966).
6. Peter Russell, The Awakening Earth: Our Next Evolutionary Leap (London: Routledge, 1982).
7. Pierre Lévy, L’Intelligence collective. Pour une anthropologie du cyberspace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4).
8. Derrick de Kerckhove, Connected Intelligence (Toronto: Somerville House, 1972).
9. Aldous Huxley, The Doors of Perception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4).
10. Gregory Bateson,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2 vols., (New York: Chandler, 1972).
11.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The Phenomenon of Man, revised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njamin Wall (London: Harper & Rowe, 1975).
12. Roy Ascott, “The A-Z of Interactive Arts,” Leonardo Electronic Almanac 3, No.9 (September 1995).
13. Roy Ascott, “Cultivando o Hipercórtex,” Flavia Saretta, trans., in D. Domingues, ed., A Arte no Século XXI: a humanização das tecnologias (São Paulo, Brazil: Univ. of São Paulo, 1997).
14. Roy Ascott, “Behaviourist Art and the Cybernetic Vison,” Cybernetica,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ybernetics 10 (1967).
作为一种理念，作为一种梦想的行星意识，儘管为了展示这点，历史是重要的，但是也足够了。如今，相信必须朝让该意识成为某种必然事物的真实涌现而努力。网路串联支持和增进亲密性，也可以提供爱与关怀的条件，正如神入（empathy，或译移情作用）的科技。在这种背景裡，在1991年的文章「在电传拥抱裡会有爱吗？」（Is There Love in the Telematic Embrace?）在美国校园和更多领域广被深入讨论，倒是有趣的事情。（注15）在我看来，将电传媒体和混合真实科技加以结合是很重要的下一步，这就像是它将呈现的有力隐喻，就内容而言使用者得以透过艺术家提供的脉络而产生。
15. Roy Ascott, ,“Is There Love in the Telematic Embrace?” Art Journal 49, No. 3 (1990).
然而，行星意识需要超越电传网路的扩张驱力。一种指向存于西方典范以外的感性正是症结所在，而在这裡，就算不提（我是慎重地以複数强调）伊斯兰文化明显提供某种参照，也是西方确实需要更亲近、深入和理解的这一点，我所参考的则是「异国」，还有主要被忽略的南美洲和澳洲的原住民传统，这是一种我们太常挟著科技贵族的讪笑（或许也包含了傲慢与恐惧）加以忽略或轻视的知识，某种混合真实在此也习以为常，其中「正常」的知觉、正常的真实，或者说正常的存在状态，都将被超越、汇流并交融至非常知觉和非区域性的意识状态之中。科技在这裡就像在西方一样，是作为生产混合真实情境的手段，但赖以运作的是植物的科技而非数位的科技（技术）。确实如此，这些巫医的科学技术、方法以及手段运用──治疗者、隐修者和智慧男性（或智慧女性，如同今天的韩国和几乎遍佈于北半球的那些巫女）──组成如我们所归类的药物学、植物学、生物学和心理学，构成了其广泛和複杂之程度肯定均为西方科学所珍视的知识基础。正如西方使用先进工具的案例，巫医的两重现实凭藉著想像的平面而结合，它们的汇聚为新的存在、感知与行为方式补充潜能。我以为，可以向这些文化学习如何将混合真实科技引进我们的生活裡、如同环境裡的方式，而不只是当成一种工具，无论这个工具会在治疗手术、工程设计、建筑或娱乐上何等灵验或有利可图。诚然在最广度和最深度的意义上，有许多是我们要从这些文化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于我们应如何管理双重意识、多重身分和混合真实的情境。当然这些工具都不同，它们一是汲取自大自然，一是随著我们的后生物世界而出现，后者乃是科技已然同化、在某些案例更取代自然作用的情境。
艺术家的职责不是提供意义，而是提供可以建立新的意义的创造脉络，新的意义也能够经由它而诞生。
数位艺术的常规可以提供公民社会一个有效的模式我们有的是对话的艺术，暗指著：连结（Connectivity）、互动（Interaction）、转化（Transformation），和发生（Emergence）的准则。意义透过互动而创造，对话可以转化态度和行为。就彷彿媒体艺术必定更清楚地突显其美学上的独特性，也必定更充份、更广泛地和世界沟通价值。因为这些原则若能明智地应用，将能使一套更整合和连贯的世界出现。这一点也没错，不是主张艺术可以直接导致这些改变，不管何种表象的艺术，在象徵的层次上总是运作著并为社会所容许，透过它有力的模式和隐喻的建构。它可以让我们游览更新的意识深度，在和观众互动时，艺术能让新的意义和新的经验发生，创造感知的典范，继而在社会、政治或产业界带动事件、或渴望的建构典范。但它们的关系总是间接的，正是这种渐接性保护著艺术家，允许我们的梦想和视野得以流传和存续。
将以混合真实所构成的轴心来框架这段讨论：关于科技伦理的知觉，关于在这个艺术与研究的框架裡，我对于培养超脑皮层（hypercortex）可供採取步骤的描述，它促使行星意识、种族意识得以作为结果而发生。
混合真实科技的发生代表著我们的一大步，在追寻掌控人类自身的演化之路上，还有在重新定义何为人类的存在意义、且主动负起建构自身真实的责任方面。正是这种追寻，让我们有别于过去受到迷信崇拜或科学决定论的束缚所禁锢的人类世代。
混合真实的科技应许了真实与虚拟空间的事件整合，它平行于物质世界裡的奈米工程和活体系统的汇聚。它为此刻迫切需要的、文化的汇聚提供一个隐喻。我们需要有能力活在不同的混合真实、混合种族、混合文化，并具备天衣无缝地变换焦点的能力，同时又要面面俱到地掌握行星整体。在它的严肃科技形式上，混合真实在许多方面都预演了真实的钜变，随著乾燥的数位科技与生物学科湿润的相遇，创造出我所称呼的湿媒体，这剧变已近在眼前。
湿媒体从自位元、原子、神经元和基因的交会裡涌现：我们这个后生物宇宙的大爆炸时刻。至于范例，这裡想到的是大坂的Micro-bull，这是奈米光子学的技术产物（只有10微米长和7毫米高──相当于一颗红血球细胞的大小）（注16）；罗斯林研究所那隻叫桃莉（Dolly）的绵羊（注17）；卡茨（Eduardo Kac）的萤光兔阿巴（Alba）（注18）；ATR和基因位元（Genobyte）公司研发的CAM-大脑（CAM-Brain，CAM即Cellular Automata Machine，胞腔自动机）计画（注19）；或者葛兰（Steve Grand）自力研发的机器小猩猩露西（注20）。这裡也可以参考卡特（Oron Catts）和祖尔（Ionat Zurr）在澳洲伯斯的文化与艺术组织（Tissue Culture & Art） 培养计画（注21）。这些都是将我们先前认为全然非物质及虚拟的文化予以再物质化的先驱，差不多是「告别布希亚」的意思。
16. S. Kawata et al., “Finer Features for Functional Microdevices,” Nature 412 (2001) pp. 697-698.
17. A.E. Wilmut et al., Nature 385 (1997) 810.
18. www.ekac.org/gfpbunny.html
19. N.E. Nawa et al., “ATR’s CAM-Brain Project: The Evolution of Large-Scale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 Modules,”
20. www.cyberlife-research.com
21. www.symbiotica.uwa.edu.au
然而，如同混合真实是种务实的价值，它的美学价值也不该掩蔽了那些平常被视为「未中介」（unmediated）或「直接掌握」的真实，也和虚拟真实一样是某种建构，并随之融入科技的事实。
假如我们看待混合真实科技的各种工具如同我们自身的知觉（perception）和认知（cognition）生物系统的某种延伸（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模控感知的全新官能），我们就可以更不迟疑地将这个领域裡的整套事件流程，理解为主要是科技伦理的。
总之，我们可以预见一种将当激进的混合真实进展，它将由以下三大基础组成，我们可以称之为三个VR：
有效真实（validated reality），包括在一个平淡的，牛顿式的世界裡的应对、机械科技；
虚拟真实（vitual reality），包括在一个电传的，沉浸式的世界裡的互动、数位科技；
植物真实（vegetal reality），包括在一个神性致幻药物的（注22）、精神性的世界裡的迷幻植物科技；
植物的真实？人们马上会这样问：在热带雨林的精神实践和硅谷或原子生物实验室的唯物主义之间，可能存在何种有意义的关系呢？它们的连结也许就在于去氧核醣核酸（DNA）研究的领域。纳比（Jeremy Narby）在他的著作《宇宙的蛇：DNA和知识的起源》（Cosmic Serpent: DNA and the Origins of Knowledge）（注23）裡，建议巫医所见的景象来自于她／他和自身遗传密码的沟通。必须记得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绝大部份的DNA功能，仅仅百分之三的数量就足以解释整个生命的多样性。纳比认为巫医的资讯来自于神秘的无用遗传密码，也就是那百分之97我们无法解释的存在。细胞裡的DNA会和另一个细胞裡的DNA交换讯息，纳比推测，只要某人启动她／他自己的遗传密码，就可以跨越有机体，跨越物种而沟通；甚至超越动物与植物之间的界线，并臆测全世界的所有遗传密码共同组成了某种基质。这也是另一种行星意识的取径方式，这种在不同细胞DNA之间讯息传递，则受到光子放射的影响，因为这些讯息採取光线的形式，同时具有人类可见的波长。
22. Entheogenic是指由內部成為神性的作用。
23. Jeremy Narby, Le serpent cosmique, l’AND et les origines du savoir (Geneva: Georg Editeur, 1995).
纳比的假设依据是，巫医可以将自己的意识缩至分子的微细层级，进而获得DNA所指引的资讯存取，用他们的术语来说，那就是「生命要素」（animate essences）或「灵魂」。他写道：
他们看见两条螺旋体缠绕上升的阶梯，以及染色体的形状。千年以来的巫医文化就以这种方式为人所知，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适用相同的生命法则，看起来就像是两条交缠的蛇形（或者藤蔓，绳索或阶梯）。DNA就是他们植物和医疗的知识来源，并且唯有在非聚焦的和非理智的状态下才能撷取，然而其结果却可以透过经验证实为真。这些文化的神话裡充满生物的意象，而巫医的隐喻式解读也相当准确地吻合生物学家正准备要提供的描述（注24）。
在批判式地排斥这些想法「只是隐喻式的」，换言之，并非真实的基因或生物科学的时候，我们也许该记得在量子物理学的诠释之争裡，波耳（Neils Bohr）和哥本哈根学院也曾经以隐喻获胜，就像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贝勒（Mara Beller）在她最近的著作《量子对话：一场革命的产生》（Quantum Dialogue: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所说的（注25）。如她主张对话式的言说，在科学裡胜过范本式的教条，因此，我们必须嚐试在西方科学与其他知识主体之间建立某种对话式的言说。
24. Jeremy Narby [23].
25. Mara Beller, Quantum Dialogue: 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那麽，情形很可能就是和DNA高度密合的光子射线，解释了巫医幻象所见的荧荧冷光，和它们的立体、或全像向度。在这种连结性的基础上，纳比为他的假设构想出一种神经机制。死藤水（大多数南美巫医使用的致幻植物提取物）所包含的尼古丁或二甲基色胺（di-methyl-tryptamine）的分子，活化了其所对应的神经受器，并在神经元裡头引发环环相扣的电化学反应，导致DNA受到刺激、更进而发射可见光波，后者则为巫师接收成幻觉。他因此下结论，那正是知识的源头：蛰伏在水中并发射光子的DNA，就像是一条喷著火的水龙。
也许值得转述纳比著作的这部分内容，因为它加强了在生物科学和艺术两者裡都有许多好处的直觉；藉由在虚拟的、有效的和植物的这三种真实的加工自然（自然／人造）空间内，追求机械和植物两种科技之间的合作与对照的研究。诚然也可以主张，整个生态运动都是有利益的，假如它和科技可以有某种建构式的对话，并且目的著眼于观察西方科学和上古知识间的深层关联性。问题不在于科学而是在于社会对科学前锋的抗拒，宁愿接受陈旧的科学典范，也就是，比如说，抗拒量子物理学的灵性暗示，或者分子生物学所揭露的（可以这麽说）植物确实具有智性的陈旧典范。
在这篇演说裡，试图指出众多要求研究与反思、创新实务与理论澄清的重要议题，假如新媒体艺术要能发展成熟，并且扮演重要角色。大学及艺术学院的正统多多少少抑制了这种重要的跨学科性──假如没有非正式表达的位置。新的学习与生产组织和指令更是相当迫切的。
文章出自：No Man's Land
http://etat-heath.blogspot.com/2012/06/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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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阿斯科特（Roy Ascott）是新媒体艺术的先驱，60年代以来他就以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活跃在互动多媒体艺术领域。他创造性地将控制论、电信学引用到多媒体艺术创作中，对英国乃至欧洲的多媒体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自80年代以来，他开拓了国际互联网在艺术领域的应用，并成为艺术应用信息通讯技术的领导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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