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近期，有很多对著名批评家、策展人黄专的纪念性文章，其中他与批评家刘礼宾的对话中，谈及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所处的情景，彼时，他认为纯粹用“运动”来推动历史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可能商业可以使艺术活动合法化”。如果以近十年的当代艺术环境与根本没有艺术市场的上世纪90年代比较已经是“非常商业化”了，画廊、美术馆、博览会数量庞大，但中国艺术市场的高速发展又为中国当代艺术带来了什么？这十年间当代艺术市场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如何了呢？
四川美院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 何桂彦
被采访者：何桂彦
采访者：裴刚
自2005年至2015年间的十年，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与之前的10年比较主要的变化是怎样的？有哪几个阶段？
何桂彦：总体来说，这十年中国当代艺术进入高速市场化、资本化，以及“去政治化”的时期。与此同时，双年展、美术馆、画廊、拍卖等机构与机制也在不断完善。当代艺术开启了合法化的进程，官方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相对开放的态度，同时，官方与非官方、体制与体制外、政治诉求与市场取向，在“去政治化”的前提下形成了默契。就当代艺术的发展来说，可以以十年为界，大致划分为1980年、1990年、2000年以来三个时期。1980年代，当代艺术的基本发展逻辑是，以草根、民间、非体制、现代性话语与主流、官方、意识形态博弈，完成语言、风格的现代转型。1990年代的当代艺术强调的是“中国经验”、犬儒意识，目标是寻求进入西方的展览制度和收藏体系。内在的逻辑是以本土的、中国的、地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艺术在西方的、国际的、“后殖民”的话语中生效。
2005年这个节点从您的观察来看有哪些重要的事件和背景是有典型意义的，影响了之后10年？
何桂彦：2003—2006年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化的酝酿与变革期。“非典”结束、国家的“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西方来的“热钱”，以及2008奥运会所营造的良好的语境，都为当代艺术融入艺术全球化、艺术商业化形成了合力，直接或间接的为当代艺术市场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2008年逐渐影响到中国，2011年尤伦斯开始退出中国，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是怎样的？
何桂彦：2008年全球经济陷入了低谷。因为中国“奥运”的成功举办，以及官方各种话语的正面引导，加之当时中国的经济投入主要还是扩大内需，以基建为中心，而这些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换言之，因为中国的经济体自成体系，所以，“次贷危机”在当时的影响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到2010年前后，经济的疲软、产能的过剩、西方“热钱”的撤离，楼市的火爆，以及不断上升的通胀，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艺术市场的生态环境。2006—2009是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井喷的时期。如果用“次贷危机”的逻辑，可以说至少透支了当代艺术未来十年的发展空间。尤伦斯的退出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破晓”的专场拍卖会以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主要还是信心上的挫败。那个时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西方藏家开始抛售中国的当代艺术品。
自2011年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画廊和博览会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何桂彦：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主要还是来源于民间与非体制的力量。没有商业化、市场化，当代艺术就不可能像今天这么有影响力。当然，市场与资本肯定会带来负面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画廊与博览会的增多，说明了当代艺术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是好事情。尤其是这十年，中国像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了超级画廊，而且有一些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艺术机构，特别是西方的艺术机构，它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有重要推动的。在运营、管理、商业模式、公共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都会对当代艺术这个生态系统的完善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提供借鉴的意义。
2012年开始“回归艺术本体”的声音就越来越多了，您对这段时间有怎样的看法？
何桂彦：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看这是一个艺术本体的问题。稍微深层的考虑却是为“去政治化”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再深层的原因，说明了1990年代以来那种犬儒的、“政治波普”的创作路径，抑或说策略开始失效了。如果从市场的角度考虑，所谓回归艺术本体的作品，也恰好是市场最流行的作品。这些现象肯定不是巧合。
您如何看2013年开始的新水墨、小清新、抽象绘画等等形成的热潮，这三者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何桂彦：所谓的“新水墨”、“新工笔”主要还是商业炒作概念。既然是说“新”，那就必然会有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亦即是说要与“旧”形成对比。但“新”又以何种方式体现出来呢?是语言、修辞方式之新?创作方法论、媒介观念之新?观看方式、审美趣味之新?或者作品的现实指向与文化内涵之新?如果不能回答上述的问题，这个“新”就不能成立。当然，在当代水墨、工笔领域，这几年仍然有一批艺术家具有代表性，但他们并不能形成潮流。“小清新”只是“去政治化”中的一个倾向。比较起来，抽象艺术的回归除了有商业的考虑外，主要还是得益自身的发展历程与历史积淀，1980年代中期以来，抽象就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一开始就很边缘化。这种局面的形成同样也有很多原因。
您如何看这十年来一直在持续的美术馆热？
何桂彦：这是历史的必然，未来十年，中国就会进入一个美术馆的时代。就美术馆这个领域，现在的问题不是资金，相反，是专业人才的缺乏，以及如何建构美术馆这个系统，如何可持续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国家如何通过立法来支持美术馆的建设。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美术馆，都需要大力支持。
您如何看青年艺术家越来越多远的创作状态？
何桂彦：像1980年代、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那种线性的、二元对立的发展方式已经结束了。今天，美术史的叙事是自觉地远离宏大叙事，开始向微观化、破碎化、多元化发展。年轻艺术家的多元化发展既受到大的美术史的上下文影响，也与他们的知识结构、生存体验，以及今天多元文化的价值取向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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