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坦，《九月九的酒》，2005，装置
文｜冯原
自从2005年广州三年展“珠三角实验室”拉开序幕之后，作为一个饱含地缘复杂性的地区——珠三角由此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定义的方式，这一呈现自我（内部）的机制是全球化时代的最主要的文化展示模式（外部）被引入了珠三角：它有一个发生地，类似于上海或威尼斯，在十年前，这一发生地定在了广州、在广东美术馆；它有一个通晓文化流动状态的国际策展人，珠三角实验室的总导演是出生于广州的侯瀚如；此外，最重要的是，它云集了各类艺术人物和创作——本地、中国或国际艺术家，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回应了策展人提出的理念——别样的珠三角。最后，作品—媒介—话语的生产链引发了连锁反应……
与任何当代文化事件类同，珠三角实验室并没有可能对珠三角地区（广东）的政治与经济现实造成大的影响，不过，它却赋予了这一地区以某种新的定义——相对于过去的定义——通常来说，这种定义既是属于政治也是属于历史学的，然而，广州三年展仅仅是透过对于当代展示机制的引入和实践，就改变了这一地区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话语权的相对位置，尽管获得这一位置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它还是在媒介的“外海”造成了话题浪潮，从而最后也会对珠三角知识世界的“内海”形成一种相对的冲击，虽然其力量仍不足以越过知识的防波堤。
相对于历史学对于珠三角漫长历史的叙述和梳理而言，珠三角实验室与其说这是一种对于知识世界的参与，甚至还不如说就是一种扰乱，相对于过去的知识生产，当代艺术正是以某种对抗性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透过对原定知识的破坏而建构出自身，因此，这一方式正是要把自身放置于原定知识世界的相对位置上，才能显现出自身的轮廓。这一与历史学形成的对照，同样也显现了历史学所呈现的对象——历史与记录和当代艺术要呈现的对象——媒介与话语之间的相对差异。所以，若是把知识世界想象成一种空间——其可以观察到的表面，带来了地形学的隐喻，正如别样一词所隐喻的分别、分辩之意，因为观察者与知识地形的相对位置，知识的地形不仅是因为知识的形态，还会因为观察者的相对位置为对象赋予了不同意义。
珠三角正是让我们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象征层面上）来观察知识地形并反过来透过知识形态来定位观察位置的范例：它的第一个相对论是基于历史学研究而得到的特征——官家—民间二元结构，这一历史结构形成了珠三角步入现代世界的先决条件，由此构成了地形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状态的空间结构。从孙中山总理创立民族国家开始，一直到最新发生的政治博弈，我们都不能发现这一结构依然存在的踪影；
它的第二个相对论是位于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这一位置的历史版本是 17 世纪的东亚与南亚的三个城市，广州、长崎和巴达维亚以及它们联接西方中心的贸易关系，它的当代版本是开放的南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群——广州和深圳特区，或者也包括香港和澳门，与其说是全球资本主义创造了珠三角的世界工厂的位置，还不如说是 20 世纪中国的特殊性创造了世所罕见的深圳奇迹。对于珠三角的历史关系而言，最重要的是 17 世纪的世界城市广州必须“相对”让位于21世纪的深圳。十年以来，在媒介和话语层面上，广州三年展和深圳双城双年展似乎是同时发生的，无形中两者构成了城市之间的文化对决，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在两个城市之间短短的一百公里的地形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
它的第三个相对论是经济与文化的相对不平衡——只有把文化纳入到后现代的棱镜中才能观察到文化的裂变现象，这是文化不平衡的由来。尽管广州三年展的珠三角实验室与深圳双城双年展都力图透过引入和创造爆点来夺取文化的制高点，然而，从珠三角实验室的实践来看，它所创造的短暂效应也必须是相对于内部的外部位置才能看到的，想象的相对论适合于描述这个现象——从全球流动的文化位置看到的制高点，转换到内部的官家—民间文化位置之后却成为价值洼地，这一知识地形上的反差可以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经过了广州三年展的努力，珠三角仍然难以成为可持续的文化引爆点，文化磁场的中心仍然在于相对“内部”的北京和外部的全球城市。自 2005 年的珠三角实验室之后，2015 年，广东美术馆正在筹备一场全新的大展——首届亚洲双年展，亚洲的视野（全亚洲）再一次把17世纪时期的广州（东亚与南亚）拉到了当下的位置，这一位置似乎假设了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前提——因为整个亚洲都是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所创造出来的对象，这既符合作为 CANTON 的广州的历史位置，也适合于重新从广州出发来定义当下的中心—边缘关系。不过，亚洲双年展是否能够在新的位置上对以上的三个珠三角相对论有所突破，或者说，亚洲视野是否能成为一种激活的力量，我们仍然而拭目以待。
无独有偶，本次深圳双城双年展也提出了PRD 2.0版块（珠三角 2.0 版），由于广州与深圳地形差异；也由于知识地形的不同位置，我更宁愿这样去判断，亚洲双年展必须面对的重点仍旧离不开前两个珠三角相对论——如何重构那个官家—民间二元结构（第一相对论），也许以重新塑造广州曾经拥有的世界城市的影响力（第二相对论）当成突破点，只要把官家文化的内部惯习扭向而外部。而第三个珠三角相对论，可能是留待给予深圳的命题，原因在于，曾经存在的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中的那种文化，并不是因为一种客观存在，透过重新去定义与创造文化，将会改写这一相对论的劣势位置。在珠三角城市群的未来十年，只有深圳具有这种活力和可能性。
最后，想象的相对论可以再一次把观测的视线对准珠三角，从理论物理学的相对论出发，爱因期坦在《广义相对论》中预言，光线会因为引力的存在而被偏折，于是，对光线偏折的观测实验不仅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同时也预言了那个可能导致了光线偏折的引力（行星或恒星）的存在。以此为例子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从东方中心向西方中心发出的光线，反之使然，那么，珠三角将不会被（从外部）观测到它的存在，然而，若是从北京中心发出的光线，在射向西方之时，却必然会在珠三角发生偏折——使中心之光发生偏折的隐喻，说明了珠三角自身的独特位置与特征。
当然，珠三角知识世界只能获得一个能够偏折中心光线的地形，虽然它不得不透过对光线的偏折才能显现出它自身的存在，但就此而言，它仍然是一颗独一无二的“隐形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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