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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凯旋︱东欧的审查制度

2016-02-24 23:04 来源: 爱思想 作者:景凯旋


本文曾发表于《Lens》2013年2月号

 

导语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模式建立在暴力和宣传的基础上,它的理论矛盾不比它的现实矛盾更少。一方面,鉴于言论自由已经取得普世的合法性,东欧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且其政府从来都否认审查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作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无所不在、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这个矛盾的现象集中体现了极权的本质,即迫使每个人生活在谎言中,对它的反抗因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有人类精神史意义的现象。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段话见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在1842年写下的名文。前东欧国家领导人对这句名言都应该十分熟悉,如同熟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论证了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的观点,并指出:“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
  
马克思的观点基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那就是三百年前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申言的,如果用防止人民了解恶来让他们选择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有意思的是,普鲁士王国这一检查令同样源于这一思潮,它宣称:“根据这一法律,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思想的禁锢。正是在相对宽容的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才得以传播开去,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模式建立在暴力和宣传的基础上,它的理论矛盾不比它的现实矛盾更少。一方面,鉴于言论自由已经取得普世的合法性,东欧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且其政府从来都否认审查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作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无所不在、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这个矛盾的现象集中体现了极权的本质,即迫使每个人生活在谎言中,对它的反抗因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有人类精神史意义的现象。
  
一、黑皮书  

  
1977年2月,一位波兰人乘船来到瑞典,此人名叫托马兹·斯捷维斯奇,是波兰新闻出版审查总局的工作人员。在他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藏有一份长达六百页的有关审查制度的秘密文件。平安抵达瑞典后,斯捷维斯奇立即与波兰国内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取得联系,要求他们设法公布这份文件。不久,这份《波兰审查制度黑皮书》由波兰流亡者办的出版社在西方出版,并被旅游者悄悄带回国内。
  
所有看到这份文件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这份爱德华·盖莱克统治时期的文件证实了政府对一切出版活动的严密控制,其中详细规定了审查的范围和程度,无论是国际新闻还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隐喻,无论是经济统计还是讽刺漫画,甚至包括婚礼请柬、马戏团海报,都要受到一大群审查员的监督审查。下面是黑皮书中1974至1977年的审查指南,每个审查员每天都必须将其摆在桌上,熟记在心:

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前,不得发布投票人的数据。

在提及民主德国的首都时,应使用“柏林”一词,以区别于“西柏林”。
  
凡是在美国、外国或波兰观察到的美国两百周年纪念仪式、表演或其他活动的消息,必须由波兰新闻社(PAP)报道。源于其他方面的消息必须清除。
  
由波兰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国际会议或演出活动,凡是有以色列代表参加,此消息应在新闻出版审查总局的指导下予以清除。
  
凡是赞成或宽容波兰的嬉皮士运动,没有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出版物都必须禁止。只有明确执批评态度的出版物才可以公开。
  
凡是因工业或农业上使用化学造成的对生命或健康的直接威胁,或是对波兰自然环境造成威胁的有关信息,都应当予以清除,并代之以环境保护工作的报道。
  
不得发布全国酗酒人数上升的数据。相关数据只能在专业刊物上发表。
  
据悉,格但斯克第八十中学教室用于密封窗户的材料释放出有害物质,导致全校停课。此类事件绝对不得报道。
  
不得报道波兰对苏联出口肉类的信息。此禁令完全是为了维护审查制度的权益。
  
所有宗教出版物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宗教状况的批评,都必须删除。
  
文件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各种消息禁令,其目的是不让公众知道各方面的真相,以控制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防止公众对政府产生不满,从而维护政权的稳定。
  
在这份文件中,还列有被禁作家的名单。其中就有诗人和学者巴兰察克,他翻译的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作品不能出版,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黑名单中,但他从没有接到正式通知,解释其译作为何遭禁。正如巴兰察克所说,新闻出版审查总局“不仅是奥维尔的真理部,而且还是卡夫卡的《城堡》,从外部看去,它是自足的、封闭的。”唯一了解实情的是审查员和他的上级,作者或者编辑都无权知道审查规则是如何运行的,即使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没有申诉的权利。
  
在审查制度的文化里,作者被迫过着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即使有时能公开发表一点真话,但由于预先考虑到要面对审查,作者的表述只好含糊不清,甚至夹杂着必要的谎言。巴兰察克写道:“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这甚至甚于审查官的红铅笔。”
  
正如波兰诗人赫伯特所说:“说出真相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只有这样,社会的公正才会施予他们。”但在审查制度下,审查员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迫害的现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它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
  
有的作家为了让当局了解真实情况,就故意采取大胆暴露现实的写作方式。七十年代,波兰最具反抗精神的作家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就是这样,他的作品总会因通不过审查而成为内部机密报告。这成为将信息传达给波兰领导人的唯一方式,作家希望,如果他们读了这些报告,也许会知道波兰正在走向灾难。
  
但这种方式并不奏效。正如巴兰察克所说,通常人们认为,极权国家的危机是由于当权者不了解真实的情形,为了防止异端思想,他们才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结果阻碍了资讯的流通,同时也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开来。事实上,他们每天通过内参和审查报告,也多少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些信息对他们制定政策毫无影响。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中,“没有客观的真理,也没有客观的现实。只有统治者允许存在的事实和事物存在。”
  
按照波兰学者简·柯特的说法:“审查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像是后结构主义的原则,即现实只是一种按照一定规则可以任意改变的信息。”为此,巴兰察克指出,如果审查员删除了有关传染病的信息,那不是因为当局害怕引起民众恐慌,而是因为传染病本就不应当发生。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一个虚幻世界的诗人,幻想着只要不允许公开报道经济衰退、环境污染和飞机失事,这些现象就会神奇般消失。而只要大众媒体、统计数字、流行歌曲都在歌颂一个繁荣、和谐、廉洁和安全的国家,他们的梦想就会成真。
  
对权力者来说,为了让自己继续做梦,审查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可悲的是,每一次新的领导人上台,做出一些开明姿态,都会使人们产生希望,开始讨论这些梦想者的“观点”、“个性”和“政策”,好象他们真的想了解现实,想了解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而实际上,他们的城堡一如既往地与世隔绝。

二、自我审查  
  
在东欧国家,人们对审查制度早已习以为常。巴兰察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曾在华沙街头遇到一位从前的同学,这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出版管理机构工作的机会。巴兰察克问他是不是想成为一名审查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审查别人的文字,这位同学幽默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呢?”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巴兰察克想到,假如他们争执起来,同学一定会用这样一个定论来使自己难以反驳:“如果我是一个编辑而不是一个审查员,我也一定会审阅你的文章,不是吗?那你们这些作家呢?不是也要自己审查自己的作品吗?”
  
这个细节说明,对当局来说,审查制度的最佳结果是导致自我审查。由于审查制度是如此普遍和寻常,以致人们已经难以察觉到其中的耻辱和荒谬。像这样的谈话不但会发生在华沙,也会发生在布拉格、布达佩斯和东柏林的大街上和咖啡馆。在每一次谈话过程中,审查员和作者都会很轻易地转换角色: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1985年,正在国外的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收到一封国内寄来的航空信,上面盖着的邮戳上注明:此信发往欧洲。作家由此想到,这可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国家没有审查制度,也可能是为了表明这封信经过了审查。这个含义丰富的表示使人们得以了解审查制度的性质,当局既希望建立审查制度的合法性,又不愿承认审查制度的存在。
  
自从铁托在1948年与斯大林闹翻后,他在南斯拉夫实行了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并赢得了西方的赞赏。但在国内,他却采用铁腕统治,压制一切反对的声音。在南斯拉夫,没有公开的审查机构。审查任务是由媒体负责人、编辑、评论员或专业校对来承担的,如果具有颠覆性的书籍或文章侥幸通过了审查,最后还有印刷工人把关,他们会出自工人阶级的觉悟拒绝印刷这些文字。
  
审查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曲解现实。南斯拉夫作家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在介绍苏联学者罗曼·雷达里赫的《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斯大林主义》时,特地指出后者所提出的一个术语:虚构主义。在苏联、东欧国家,虚构的历史取代了所有真实的历史,因为“对极权的渴望,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内驱力。然而,既然不可能控制精神世界,它于是就不遗余力摧毁一切精神生活,再用虚构的东西填补空白的精神世界,这样既可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虚构的本身也成了奴役的工具。”
  
这个制度不仅要求人民顺从,而且还要求人民参与制造谎言。为了表示当局严格遵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当局最希望作者能够自我审查。多数时候,编辑会从善意的角度对作者予以劝告,表示为了作者的利益,最好删除某些章节或文字。如果还不能说服作者,他就会诉说自己的难处,他的命运取决于作者的自我审查,取决于作者对公众隐瞒审查制度,否则就会使他丢掉工作。
  
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自我审查无异于阉割自身,因而是最为屈辱的事。契斯为此写道:
  
无论你怎么看,审查制度都是一种病态的显示,一种慢性疾病症状,自我审查就是和它一起发展出来的。自我审查虽然看不见,但却存在,远离公众视线,深埋在精神最隐秘的地方, 比审查制度更有效果。虽然审查和自我审查依靠同样的手段——威胁、恐惧、讹诈——但自我审查掩饰了强制性,或者说它至少没有暴露强制的运用。对审查制度的反抗是公开的,并且是危险的,因而是勇敢的行为;而反抗自我审查却是无名的、孤独的、没有证明的——这对合作者来说是羞愧和耻辱的源头。
  
自我审查意味着要用他人的眼光来阅读自己的文字,这使你成为自己的法官。你变得比任何人更严格、更怀疑,因为你作为作者,知道审查员不能发现的东西——你那些最隐秘的、没有说出来的思想,你感觉你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你把你自身所不具有的想象的审查能力赋予阅读,把文字所不具有的意义赋予文字。你追查你的思想到了荒谬的程度,达到令人眩晕的结果,在那里一切都是颠覆性的,甚至接近它都是危险的、毁灭性的。
  
最后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作者要想出版作品,只能选择屈服;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选择放弃。但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审查和自我审查不仅导致精神奴役,而且还毁掉了各民族千百年发展起来的语言。许多词汇改变了原来的意思,比如自由、民主、幸福、人权等,都变成了无意义的虚构概念,成为大话、套话和空话。罗曼·雷达里赫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语词的“功能性虚构”。语词与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人们失去了称呼事物真名的可能。
  
当然也有作者通过隐讳曲折的表达,成功地躲过审查制度。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将观念转换为象征,将现实转换为隐喻。这种表达方式需要文学才华,需要文学性写作。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文学成就往往高于其他领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契斯在其文章中提到苏联鲍利斯·皮利尼亚克、伊萨克·巴别尔的小说,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指出这些作家、诗人都从反抗自我审查中获得了很好的文学效果。用契斯的话说,“这是一个痛苦和悲剧的胜利”。
  
但更多的情况却是,由于不断进行自我审查,作家们处在多年的恐惧、审慎和耻辱中,思想不能自由飞翔,他们的才能越来越枯竭,越来越写不出作品。正如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所说:“意识形态在所有精神生活领域虚构的东西并不是要引导人从这一角度思考,而是要让人压根儿就不思考。”而当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