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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宣扬:作为一种创作风格的“后现代”

2009-03-18 13:18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福柯的一生是在创造和叛逆的双重游戏中渡过的:只有叛逆,才能有所创造;只有创新,才能彻底叛逆。他之所以把创造和叛逆当成「游戏」,是因为他首先将自身的生活和创作活动当成艺术,把生活和创作当成艺术美的创建、鉴赏和再生产的过程,因而也把自己追求美的独创性生活过程,当成具有审美价值的"目的自身";也就是说,他把欢度自己的美好生活,当成不可让渡和不可化约的、高于一切的'绝对'本身。正如他自己所一再强调的,生存的真正目的,不是别的,而是纯粹为了自身,为了自身之美和自身之快乐和愉悦。人的生存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为自身创造各种审美生活的可能性,使自身在不断创新的好奇心的驱使下,经历各种生活之美,推动生存美本身,跨入广阔的自由境界。但是,美的生活并非只是轻松愉快的享受过程,而是充满着冒险、困苦、失败和曲折的历程。在他的心目中,'美'是悲剧性和喜剧性的巧妙结合;或毋宁说,悲剧的价值高于喜剧的意义。

 

尼采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一书中说过,太阳神,作为伦理之神(als ethische Gottheit),要求它的信奉者'适度',并为了做到恰当的适度,强调要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审美必要条件之旁,太阳神提出了'认识你自己'和'别过分'(Nicht zu vie)的戒律﹔不然的话,"自负和过度(?berma?)就被认为是太阳神以外的势不两立的恶魔,甚至是太阳神前泰坦(Titans)时代的特征,是太阳神外野蛮世界的特征" (Nietzsche, 1982: 33-34)。在对于悲剧的美的追求中,福柯,这位甘愿充当尼采在当代世界的最疯狂的追随者,如同酒神那样,遵循他的祖师爷希伦(Silen)的教导,宁愿痛苦连绵不断的悲剧生活,也不过多沉醉在幸福的甜蜜历程中。为此﹐福柯一再地试图探索生命的极限。

 

对福柯来说,实现审美生存﹐主要有三种途径:(一)透过实际生活的冒险;特别是透过自身的肉体,对死亡和不可能事物进行实际的和直接的体验。(二)透过语言和文字的逾越,深入由符号所构成的虚幻王国,探查和游荡于梦与醉开拓的非现实世界;(三)透过思想的创造性活动,突破禁忌的界限。正因为这样,福柯所渴望的,是在'过度'(excès)和'极限'(extrême)、乃至于死亡(mort)的边沿,创造审美生存的可能性。他不停留在太阳神阿波罗所赞颂的'适度'或'节制'的智慧﹔他情愿选择的是充满危险的'逾越'(transgression)游戏 。在福柯看来,那些把'过度'、'极限'、'冒险'和'逾越'当成'异常'的人们,归根结底,是由于他们不懂得生命的乐趣和本质。生命的本质,就在于它时时刻刻面临和开创可能性,在同'过度'、'极限'、'冒险'和'逾越' 相遭遇的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一再地在自身所引燃的审美光焰中浴火重生。
 

福柯逆传统道德规范而上,反常规而动,同他的前身乔治?巴岱等人一样,'明知山有虎,偏上虎山行'。他所偏执寻求的,是在狂欢节的放肆嚣声中,将一切清规戒律抛到九霄云外,穿破人为限制的秩序井然的现实世界,如同酒神那样,在'快感(Lust )、悲伤(Leid)和认知(Erkenntnis)的完全过度'(ganze ?berma?) 的挑战式的叛逆行为中,迸发出势如破竹的呼啸,潜入日新月异的陶然忘我之境,畅游于自身同世界消融为一的审美新境界。

 

福柯始终认为:为了了解并彻底批判社会中一切限制人的生活和行为的规则、法律和规范,必须选择逾越(transgression)和冒风险。他说:所有的人,生活在这个法制化的现代社会中,都无法避免受到各种法律的限制。为了真正的自由,必须敢于向法制和规范挑战;唯有不断逾越,才能真正了解法律和规范的性质及其对于人的限制的程度,才能了解在法律和规范之外究竟还有甚么奥妙,才能了解生命本身到底有没有极限,也才能体会到自由的意义。"如果人们不去向法律挑战,如果不迫使它们退到无路可走的死胡同中,如果人们不坚决地走到远远超出法律限制之外的地方去,怎么能够认识法律、并真正地体验它们?又怎么能够迫使它们显露出它们的真面目,迫使它们清晰地实行它们的能力和权限,迫使它们说话?如果人们不逾越,怎么能够了解法律的不可见性?"(Foucault, 1994: I, 528-529)。

 

在布朗索、尼采和巴岱的影响下,福柯始终认为逾越是生活本身的基本需要;不逾越,生命就没有意义。他一再强调闯到法律和一切"正常"规范的"外面"(dehors)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外面"就是乐趣无穷的审美超越活动本身;只有'到外面'才有可能实现审美创造,生命也才有可能获得更新。他说:"'吸引者'(attirant)对于布朗索,如同'欲望'对于沙德(Sade, Donatien Alphonse Fran?ois,dit Marquis de, 1740-1825),'权力'对于尼采,'思想的物质性'对于阿尔托(Antoine Artaud, 1896-1948),'逾越'对于巴岱那样,都是'在外面'的纯经验和最令人鼓舞的事情。但是,首先务必弄清所谓'吸引者'的真正意涵。对于布朗索,当他说'吸引者'的时候,并不是意味着有某种具吸引力的东西在外面,似乎逾越者只是被动地为了追求外面某种迷人的东西而逾越。对他来说,被吸引,并不是被外面的吸引力所引诱,而是为了在虚空和解脱中,体验'外面'的真正存在"(Foucault, 1994: I, 525-526)。也就是说,逾越和叛逆,是创造者主动为了体验逾越法律的行动本身的审美意味,为了发现'外面'的存在的虚空性本身。如果逾越只是为了追求外面的'吸引者'的话,那末,这种逾越,仍然还是隶属于外在的'吸引者',因而完全失去了逾越本身的自由意义。传统思想和道德,总是把法律和规范之外的一切,说成为'虚空'、'死亡'或'异常'。但是,正是这些被'正当'(légitime)论述说成为'异常'(anormalie)的地方,充满着生活的乐趣,也是审美创造的理想境遇,是最值得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去尝试和鉴赏的地方。而且,如果说,在生命界限之外的'死亡',就是虚空的话,那么,再也没有比作为虚空的死亡,更有意义和更值得追求,因为越是虚空之所在,越提供审美创造的条件。

 

福柯的创造与叛逆相结合的生活态度及生存风格,促使他不仅一再地逾越现存的制度、规范、界限以及各种禁忌,而且,也不断地更新他的研究和探索方向及论题。如前所述,他从一开始进行研究活动,就试图走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使他不同于沙特,首先从知识史的角度,并选择人们所'瞧不起' 的精神治疗学及其治疗实践这个'冷门',作为向传统挑战突破口。就是从这里开始,福柯创造了其特有的'知识考古学'的批判模式。然后,他又从知识论述的生产与扩散过程的分析,紧紧抓住权力争斗的运作策略,集中转向'权力系谱学' 。最后,他在其生活的晚期,转向'自身的技术'。据他自己所说,他最后的转折,原本就是上述知识考古学和权力系谱学的继续和延伸,同时也是他对于生活的艺术,特别是对于自身的关怀的自然结果。他说﹕"我的主要目标,二十五年多以来,就是探索人们通过其文化而思索关于自身的知识的简要历史。这些知识主要是经济学、生物学、精神治疗学、医学及犯罪学。重要的问题,人们并不是从中获得金钱,而是把这些所谓的科学知识,当成'真理的游戏',当成人们用于理解自身的特殊技术来分析"(Foucault, 1994: IV, 784-785) 。

 

以其独特性的批判论述,灵活运用语言的表达艺术,颠覆和摧毁传统论述和'非论述'及其同实际权力活动的复杂关系,这就是福柯所遵循的基本研究策略和实践原则,也是他的生存美学的一种基本游戏方式,集中地体现了福柯的创作和生活风格。

 

蒙泰涅(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1592) 深刻地指出﹕"维系和巧妙地运用优美的心灵,就会造就熟练的语言"(Montaigne, 1972[1580-1588]: III, v)。对于福柯来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为了彻底批判传统论述及其论述实践,必须熟练灵活地运用语言文字的艺术,通过语言文字艺术游戏的审美功效,一方面揭穿传统论述及其实践的奸诈策略,另一方面,为自身抒发内心及肉体的审美生存需求,在现实和潜在的可能性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所以,为了以锐利和灵活的批判性论述,同传统思想及理论进行斗争,福柯宁愿偏向于文学式的思维和表达方式,以修辞的艺术,再结合想象力所提供的广阔时空维度,玩弄语言文字的象征性伸缩折迭的变幻魔术,甚至潜越正常语法及语言使用规则,直至完全忽视语言本身的逻辑,把语言引向它的禁区,建造史无前例的审美生存的场域。他和他的思想启蒙大师尼采一样认为,在各种论述中,唯有文学论述,才能巧妙地将自身权力意愿、思想表达及策略灵活运用等各因素,生动地结合并展现出来,才能为自身的思想自由,提供最灵活的可能性场域。其实,同福柯一样,美国的丹多(Arthur Coleman Danto, 1924-  )和罗迪(Richard McKay Rorty, 1931-  ),也在他们的创造性思想活动中,倾向于使哲学文学化(Danto, 1965; 1981; Rorty, 1979; 1987);而在法国,德勒兹和德里达等人,也不约而同地主张以文学的论述方式进行各种思考(Deleuze, 1990; Derrida, 1987)。在福柯的晚期,特别是在他临死前几年,尤其醉心于古希腊文献及其幽美高雅的文风,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古希腊文献所表达的雅人深致中,发现和鉴赏到生存美的高尚展示艺术。福柯和这些有志于从事各种自由创造的思想家,都从他们自身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文学论述方式的优越性。他把近现代最卓越的文学家、诗人和剧作家的语言论述,当成他的批判性论述的实践典范。他所喜欢的现代作家和诗人,诸如赫尔德林、勒奈 ?沙尔(René Char, 1907-1988)、布朗索、巴岱、科洛梭夫斯基、乔易斯等人,均为文采风流的语言艺术大师。

 

福柯认为,文学创作中所运用的创造性言语,是开展思想自由的最理想的场域。他说:"我并不把自己当成一位哲学家。我所做的,并不是从事哲学的方式;当然,也不是建议别人不要去从事哲学。促使我能够同我在大学中所受到的教育保持一定距离的重要作家,是像巴岱、尼采、布朗索和科洛梭夫斯基那样的人;他们不是严格意义的哲学家…。他们之所以对我发生震撼,并产生魅力,之所以对我非常重要,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并不是为了建构什么体系,而是建构个人经验"(Foucault, M. 1994: IV, 42-43)。巴岱、布朗索等人透过他们的创造性语言运用风格及其灵活策略,在总结自身经验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出新的创造可能性,也不断地发现和开辟新的生活经验领域。

福柯指出,不是有主体意识的人的思想,规定语言论述的铺展过程,而是语言论述自身生命力的脉动,依据语言游戏的内在逻辑,带领思想创造的方向,无规则地和不确定地带领到任何个人主体性无法想象和无法预测的神秘境界;并在那里,不考虑任何禁忌和条规,不怕陷入危险的深渊,语言和思想的火花发生碰撞,放射出炫丽的诗性光芒。福柯和他所赞赏的文学家们和作家们,其从事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建构某种永恒完美的体系,而是、也仅仅是为了建构和丰富自己的具有独特风格的个人经验∶一种随时不断更新的个人经验,一种能够引导自己跳出旧的自我、开创新的领域的个人经验,一种不断把自己推向生命的极限、达到最切近'不可生活'的可能领域的个人经验,一种令人一再地兴奋到疯狂的个人经验,以便透过这种奇特的个人经验,使个人'主体性'不断得到改造,时时蜕变成连自己都预测不到的新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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