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不体面吗？饱受争议却又令人兴奋的行为艺术家卡伦·芬利（Karen Finley）在1990年时被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EA）否决了获得基金资助的权利，理由是她作品中涉及的语言和内容“十分粗鄙”。她在这个新世纪的作品——“Make Love”——开始于她对911的反应，在其中，她没有扮演自己，而是选择了一些著名的女性人物。
目前，芬利在纽约艺术学院担任艺术和公共政策的教授，她在最近刚完成了“Make Love”的再表演以及一本关于行为艺术的新书。近日，她接受了Alexander Cavaluzzo的专访。
Karen Finley, Lance Cruce and Chris Tanner in Make Love
Alexander Cavaluzzo：你认为真实性是怎样创造出来的？
Karen Finley：我一直也在想这个问题。作为艺术家，我将真实性看作是富有创造力的“非小说”。我想我要问的是：谁创造了真实性？或者说在真实性的下方该还隐藏着什么？我对这一点很感兴趣，但至今还没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Alexander Cavaluzzo：在你的作品中，你是不是很积极地去寻找真实性及其产物？
Karen Finley：我想我感兴趣的是去发现表面下所隐藏的东西，发现其中的联系。
Alexander Cavaluzzo：这就是你在作品“Make Love”中所做的吗？
Karen Finley：我在“Make Love”中想要表现的是911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但是我不能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它，因为其中存在一个关于谁是卡伦·芬利的构建型概念，所以我借用了莱莎·明奈利（Liza Minnelli，著名女演员）的身份。我不知道我是否表现出了真实性，但是我肯定我表现出了创伤以及经历创伤的过程的真实性。因此这件作品存在许多层：存在一种乔装打扮的行为，并且将这种易装用作了一种戏剧性的构建方式；而从它让整个空间变得混乱了这个角度来说，我又把它用作了一种加工处理这种创伤的“仪器”。
Alexander Cavaluzzo：你在十年之后再次表演它，是否又重新打开了一些新的伤口，产生了更多的创伤感？
Karen Finley：肯定是这样的。我在表演前扭伤了脚踝，于是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完全沉浸在了那种伤痛之中，甚至不清楚我是不是还需要进行那场表演——很显然，911十周年纪念这件事本身就让我变得非常焦躁不安。在我看来，对创伤性事件的纪念——就算是已经经过了治疗，获得了许多支持——也会给人带来伤痛感。
Karen Finley 新书《The Reality Shows》的封面
Alexander Cavaluzzo：我想和你谈谈你对Karen Finley的“构建”。我假设这与你对NEA Four的投入有关，你和蒂姆·米勒（Tim Miller）、约翰·弗莱克（John Fleck）、霍利·休斯（Holly Hughes）一起赢得了与NEA的抗争，而你向公共媒体人物的转变也能够代表一种当代艺术与政府的抗争。
Karen Finley：我认为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构建，其他人的行为也影响着我们自身。在我这种情况中，我认为有一种歇斯底里的成分，一种类似于美狄亚或是美杜莎的失去控制——也许我的体内有一些野生动物的成分吧；而我的另一种构建则是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受害者应有的状态。我认为，我之所以能够融入学术环境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对某些陈词滥调做出回应。
Karen Finley
Alexander Cavaluzzo：你的艺术作品非常复杂，你的行为表演以及书籍当中也包含了许多层次的含义，你是否会因为你的艺术倾斜于政治、而担心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具有说教的意味？
Karen Finley：我有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即我的作品有可能过于夸张——但这个念头通常只是在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因为始终会有一种政治主张被融入到艺术中。因此我所做的——再加上我创作作品时所面临的挑战——始终都是政治性的，我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可能是政治性的。
Alexander Cavaluzzo：现在的政治已经有所进步，正如你所说的，同性恋婚姻在纽约州合法化。但联想到去年12月David Wojnarowicz的作品从国立肖像馆的展览撤下一事，你认为艺术遭遇审查制度这种情况有所好转吗？仍然有人将艺术归结为一个单一的问题，或是剥去它的环境之后再否认他们所感知到的事物。
Karen Finley：世界上所有事物都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我们还没有到达一个每个人都幸福、自由的地方，在我们的国家乃至全世界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