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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第二届(2007—2008)双年度文化艺术奖

2009-04-21 15:15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四 “于丹为什么这样红”?


  学术写作依据其本身的内在逻辑,确如施特劳斯所深谙洞悉的,总会同时是对当下日常现实意识形态的一个批判性介入。然而,学术写作所经常采用的表述模式——黑话写作,则实质性地削减了这份批判性。即使我们不走上施特劳斯主义的“写作”道路——即,刻意周密地以隐微黑话进行写作,但学术写作仍难以完全避免掉各类艰涩陌生的“专业术语”。那么,“象牙塔”内的学术写作——一种始终无法彻底“去黑话化”的写作——又如何来使自己有力度地、批判性地介入日常的意识形态机器?或者说,如何令这些包含(如果不是饱含的话)黑话的学术话语,同当下日常现实中的“此在”产生关联?

  齐泽克(Slavoj Žižek)晚近二十年的思想实践,无疑在这个面向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镜鉴。齐泽克这位当代左翼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思想斗士,最主要的理论资源乃来自于拉康(Jacques Lacan)——二十世纪思想大家中被公认的最首屈一指的“黑话王”。然而,正如齐氏本人在电影《齐泽克!》中所述,现在最喜欢其著作的读者,却并非是在学术界的同行圈内,而是在学院之外。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的“另类”分析,分析的对象从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到社会时事、八卦绯闻,再到网络虚拟生活、电脑游戏,一直到饭桌上的政治笑话乃至黄色笑话,甚至是日常生活最私密的性与爱……他的学术写作和日常现实的生活/生命结合得如此紧密,让人常常一读进去便无法释手,以至于,这位来自东欧小国、闯荡英语学术界二十年(1989至今)的思想者,如今粉丝已遍布全球,据称许多好莱坞的影视明星,床头厕上,也塞满此公的学术大著;而在上海的“新天地”高级白领酒吧区,穿着廉价T恤的老齐一现身,便被眼尖的年轻女大学生涌上来要求合影……那些在拉康本人的讲座与著作中不知所云、莫测“玄”深的黑话术语,竟在老齐的笔下化作千刀万针,犀利而尖锐地刺入到读者的当下存在中。我在墨尔本的好朋友兼housemate,一位研读生物医学的当地博士生,经常饭后听我闲聊齐泽克,某日禁不住问我借了一本老齐的书整晚翻看。这位生活风流的帅公子,第二天看到我恨恨地长叹:这几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如此惶恐——我不就是齐泽克所分析的“变态狂”么!拉康尽管是齐泽克最核心的思想源头,但齐氏不止一次地表示,极为讨厌拉康身上那种法国思想家的拿腔拿调、做姿做态。在一次下午茶的谈话中老齐曾对我说:他之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成为拉康理论的坚定的追随者与阐释者,一开始并非是在“理性”上被这种理论所“说服”(当代有理有据的“理论”实在太多),而是自己日常生命的存在性体触,对后期拉康的各种概念产生了某种感应、浸润;也就是说,形成了某种存在性的“关联”。如果某概念无法最终被“related”到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上,他就会对这概念从骨子里感到惶恐不安。我们看到,齐泽克晚近所写的那本《(如何阅读)拉康》的小册子,根本不是在——如同该书系的其它著作那样——“正儿八经地”、“纯学术性地”引介拉康的思想体系。读者实质上真正读到的是:拉康的那些高深概念,是如何进入一个思想实践者的日常生命(齐泽克本人)中,是如何同当下的意识形态产生出批判性的“关联”。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的学术写作,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便是:读者们为什么要来阅读你们的黑话写作,譬如说,那些关于《论语》的学理上“正确”的解读?在几年前写给一位年轻友人的札记《谈翻译与读书》中,我曾就一份国学阅读书单而提出:“读书者首先要追问自己的是,为什么在今天要读《论语》(以及那相关的一整个系统的注释典籍)?这不是一个知识论的问题,这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若不对自己当下的存在境况有一个迫切的反思,那么,读书就不可能有一个内在的追索视角、一个生命性-存在性的迫切追问。” 在那篇札记中,我所强调的便是这样一点:“必须同自己所处身的当下现实——乃至,同自己(自己的‘此在’)——建立起一个‘关系’,惟如此,那套全面的读书工夫方才不是做给人看——最隐秘的是,做给自己看——的‘表面工夫’。”否则,“即使‘长达数十年’投入下去,对于《论语》‘做到字、词、句、义的烂熟于心’,这难道不仍仅仅是一个表面工夫(‘量’的工夫)?换言之,若没有遭遇存在论——永远是‘当下的存在论’(ontology of the present),一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焦灼,那么这种读书计划,便纯粹是个人性的兴致工夫。” 人们今天为什么要读《论语》?将其《论语》之“心得”、“感悟”卖了上千万册的于丹给出了她的答案,为人们在今天读《论语》找到了一份理由,尽管这份理由本身,借用“十博士”的用语,是十足“庸俗”、乃至“媚俗”的。然而,即使于丹对儒家思想的阐释在学理上是多么粗鄙、错漏,但对于儒学的一个核心思想——“道不远人”,从写作实践上便可看出,于丹的理解比很多专业的学者要“浸润”得多。在《于丹〈论语〉心得》的后记中,于丹是这样地谈到“道不远人”:

以我的学养和阅历,真要作《论语》的讲解和辨析,万万不敢。那就像是让我去作这眼温泉的化学成分分析一样,我没有能力拿出一份数据精准的化验报告。我所能担承的角色只是一个体验者,以身体之,以血验之,像两千多年中数以千万计泡过这眼温泉的人一样,用自己的身体最敏感的病灶去承受温泉的恩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典的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令人敬畏到顶礼膜拜,而恰恰在于它的包容与流动,可以让千古人群温暖地浸润其中,在每一个生命个体中,以不同的感悟延展了殊途同归的价值。所谓道不远人,大概如此。我眼中真正的圣贤从来不拎着晦涩艰深的典故吓唬人,也从来不堆砌出佶屈聱牙的言语麻烦人。

  显然,于丹很清楚当代那些学术“大师”们的写作实践之问题在哪里。于是,她干脆不在学理层面上同那些批评者们作交锋,而直接指向生命性的实践与体验。她不客气地把当代中国学术界那种“晦涩艰深”、“佶屈聱牙”的黑话写作,称为是在“吓唬人”、“麻烦人”,而根本缺乏生命性的“浸润”。一言蔽之,当代学术话语,根本性地缺乏那“以身体之、以血验之”的写作实践。而于丹本人的“道不远人”的写作,则直接面向“每一个生命个体”,她将《论语》等古典文本同处身于当下现实之内的生命个体,作出了一种特殊的“关联”。而于丹《论语》阐释真正最需要批判性关注(critical attention)的地方,就正是这个特殊“关联”。它的逻辑乃是:只要感悟出《论语》、《庄子》中的道理(一碗古典中国版的“心灵鸡汤”),人们每天就能够真正地过上“好日子”。

  于是,透过“于丹现象”,我们真正可以看到的是:尽管于丹的著述,很大程度上——再次借用批判她最猛的“十博士”的辞藻来说——是在极其恶心地“糟蹋”、“猥亵”、“意淫”国学,但她那“红得发紫”(有好事者把各种相关媒体与争论还编成了一本《于丹为什么这样红》 的畅销书)的公共写作,确实是触到了生活在当下意识形态秩序内的人们的某种存在性-生命性的焦灼——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是如此地渴望过上“好日子”,是如此无奈地在寻找一种可藉此去认为当下生活是“幸福”的“依据”。

  “于丹为什么这样红”?正因为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命是充满着如此深重的焦灼!这就是“于丹现象”所清楚昭示的存在性的状况。刚过去的2008年,于丹“替死者把好日子过下去”的话音未落,多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刚刚睁开他们那一双双乌黑明亮眼睛的新生生命,又在毒奶中无言地告别了他/她没有“福气”去过的“好日子”。“断肠又至谁家院?不待西南落陨星。” 于丹你“以身体之,以血验之”,你摸着自己良心说一句,这是“好日子”么!要“淡定”,要“平和”,要“调整心态”,要“安贫乐道”,要“该放下时且放下”,你走到那一双双无地痛哭的父母跟前去说!“这次大震,发生在5月12日。早一天5月11日是母亲节。让我们想想生命中还有多少个节日能够与我们的父母在一起?” 那官商层层结合、奶制品毒杀婴孩事件被曝光后,于丹为何不再继续出来,疾呼一句“保护住孩子!以命换命!” 于丹所端到人们嘴边的这碗“心灵鸡汤”,对它去作“化学成分分析”,其“化验报告”中是不会出现“三聚氰胺”成分的——它不像那归属“国家免检产品”的三鹿奶粉那样,通过可被“精准”检测出的“化学成分”来毒害生命体;而却是通过进入日常意识形态,“无形”地毒遍——麻遍——整个心灵(心要“淡定”、要“平和”,心态要“调整”、要“安贫乐道”、要“学会克制”、要“该放下时且放下”……)。马克思,以及一个世纪后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阿隆(Raymond Aron),都曾强调过,那无形的符号性话语,可以是最毒人的“鸦片”。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实践,便正是去投入一场永不会终结(永不可能彻底取得全面胜利)的“反鸦片”战争。正如同,尽管现在经历了一轮反毒奶的斗争,市场社会中仍实质上到处流通着各种各样人们尚未意识到的类-毒奶制品,不管经过多少轮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日常现实的每个角落,仍然到处会弥漫着意识形态之雾,永无可能一劳永逸地彻底消意识形态之“毒”。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正是扎根在意识形态批判终极意义上的不可能性之上。

  公共写作,总是对当下意识形态的一个介入,在意识形态中产生出不同的“化学效应”(话语效应)。因此,它总是具有着伦理-政治的向度,即使那些表面看上去完全“去伦理化”、“去政治化”的话语。2008之后,每一个中国的思想实践者,都应该重新默听一下马克思的墓志铭:用各种学术话语去解释世界是根本不够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世界。


结语


  既然公共写作总是同当下现实发生“关联”,总是对意识形态秩序的一个“介入”,那么,问题的真正关键即在于,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介入,是“温顺的”(如号称“以身体之以血验之”的于丹,以及表面上和她纯粹相反的专业学术精英),还是批判的。而《爱与死的幽灵学》这本书所核心讨论的就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思想实践,在今天还是否可能。也许我的理论阐述(此书在理论上颇多地继承了齐泽克所开辟的哲学-精神分析路向)并不能获得每一位读者的赞同与认肯,但作为思想实践的这一写作行动本身,则正是我对自己被抛入其中的当下现实秩序的一个批判实践。读者诸君从中体触到的,是一个呼吸着、思想着的日常生命,从中读到的,是关于爱与死的一段段个体性-生命性实践。

  尽管《庄子》尝言“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荀子》亦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然而选择“有言”的《庄子》,亦曾有这么一段近似自我感慨的话:“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作为“玄学”的幽灵学,本身是一个书写(言);而其所言之“知”,无它,一份纯属于个体生命的学问。

                       二〇〇九年一月五日于铭幽轩


《后天》杂志
解决文化传播机构
中国•第二届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评委会

200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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