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天第二届（2007—2008）双年度文化艺术奖”
获奖名单及授奖辞
一、【后天诗歌奖】——朵 渔（天津）、陈小三（西藏）
二、【后天翻译奖】——得一忘二（新加坡）
三、【后天小说奖】——华 秋（四川）、杜 撰（甘肃）
四、【后天音乐奖】——万晓利（北京）
五、【后天电影奖】——应 亮（四川）、赵大勇（广州）
六、【后天艺术奖】——向 京（北京）、卫保刚（北京）
七、【后天学术奖】——夏可君（北京）、吴冠军（澳大利亚）
一、【后天诗歌奖】——朵 渔、陈小三
朵渔授奖词：
诗人朵渔以其极具个人化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开阔的文化胸怀，让自己的诗歌深深契入这个时代最黑暗最坚硬的部分。如果说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传统在出生于七十年代的诗人中间得以传承，并已形成年轻的力量与气势，那么朵渔——无疑是其中较为杰出的一位。朵渔在诗歌中的深度追问与痛切关怀，让更多具有现实关怀的人们看到，诗人并未集体缺席、失身于这个在痛苦转型中诡异迷离的时代。
朵渔获奖作品：《大雾》（2008）
朵渔简介：
朵渔
朵渔，(1973— )，著名青年诗人、学者。199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2000年参与发起“下半身”诗歌运动。主要作品有诗集《追蝴蝶》，文史随笔集《史间道》《意义把我们弄烦了》等。主编诗歌民刊《诗歌现场》。现居天津。
朵渔获奖感言：
一个文学奖是否令人尊重，不在于它所谓的权力后座、标准预设和程序正义，而是它最终鼓励了哪些声音。“后天文化艺术奖”没有奖杯、奖金、仪式、权威，只有一篇授奖词，和一种毫不含糊的理念与底线——尊重自由创造的艺术理念，与坚守良知的伦理底线。我在此意义上尊重这份“一个人的文学奖”，欣然接受并深表谢意！
近年来，我看到诗之大道在精英们的犬儒、隐逸、与世俯仰、小富即安中闪闪发光，我敬而远之，并准备从入世的小道踅进——我的生活、秉性，我的家庭、故乡，我的城市和祖国让我不可以再逸乐、暧昧、复古、高蹈和无厘头。我愿意在杜甫的阴影下长吁短叹，在爱的虚构中寻求支点，并抵御那不时的幻灭与虚无感。我感到路很长，也许仅仅只有中途。也许我只是痛苦的一个残余。
“在读完《穷人》的手稿后，德米特里•格里格列夫和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在半夜三点按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铃，称他为最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在他们离去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靠在窗口，哭了起来。他当时的感受是：‘这真是些了不起的人！他们多么善良，多么高尚！而我却多么平庸……如果我把这一点告诉他们，那么，他们是不会相信的。”（汉斯•昆《诗与宗教•在无宗教中对抗宗教》）
我为这个故事所感动。我为我所有那些民胞物与、摩顶接踵、入世情切、发愤以抒情的朋友们所感动。但我时常感到自己的平庸与无力。谢谢鼓励！
2008-12-6深夜
陈小三授奖词：
当大地的清贫与历史的阴影长久地纠缠，并露出大面积的血痕与雪痕的时候，他们没有退却，开始诗魂的漫游，在大地上寻找自我流放地。诗人固执地葆守着诗歌的良知与汉语的光泽；诗人依旧习惯于处乱不惊，并沉浸于孤清落寞的时代叙事中，袒露出他独特的睿智、澄明与深刻，以洞察人性的方式叩问记忆中的阴暗与物理的秘密。
陈小三获奖作品：《拉萨诗章》（2008）
陈小三简介：
陈小三
陈小三原名陈先旺，即巫嘎。男，1972年11月生。福建清流人。“三明诗群”成员。作品散见《放弃》、《水沫》、《后天》、《平行》、《诗歌现场》、《天涯》、《芙蓉》、《青年文学》、《汉诗》及诗歌刊物等。著有诗集《交谊舞》。现居拉萨。
陈小三获奖感言
2008年让人百感交集。从年初的南方雪灾、拉萨3.14、汶川大地震、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山西溃坝、奥运会、毒奶粉、猥亵门、陇南事件到杨/佳之死，到罢运、罢教，等等。
面对这些，作为一个写诗的人我感到羞愧，不安，以及深深的羞耻。我写下了什么？写下了一行，几行？还是如同呓语滔滔不绝？诗无能，无用，无力。
艾未未说：是谁在威胁我们？
这是一个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国度，我常常觉得我毫无尊严，每一天都在和谐地苟活。
诗人江雪先生说：“诗人在任何时代，不能寻求任何思想观念的借口去背离时代、逃避时代，不能失声，不能缺席，这是我一惯的立场。否则，他就不是一个诗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文人。”是的，我们无法选择时代与国度，唯有直面它，勉力发出自已的声音，个体精神，诚实写作，独立判断，说真话，说出时代与我们相遇的真相。
《后天》是明天的明天，它广阔的视野，自由与独立之精神，对此，我们有理由充满期待。相比后天同仁的工作与努力，《后天》将这个奖颁给我，我感到惭愧。感谢《后天》！
陈小三2008-12-2于拉萨
二、【后天翻译奖】——得一忘二
得一忘二授奖词：
出于对诗歌翻译的高度自律，得一忘二在翻译中遵循四个阶段：诗句字面翻译、诗意深度理解、诗歌语义还原以及诗歌风格界定。诗人得一忘二（范静哗）成熟大气的翻译风格与诗歌声誉早在坊间流传，作为一个大量翻译美国诗人普拉斯作品的翻译家，又可谓中国译界第一人；作为一位普拉斯学者，得一忘二通读大量普拉斯研究的学术著作，他个人最新的普拉斯研究论文考察了她的视觉诗学，这也令他能够超越“自白派”诗歌中的私生活主题处理，而更加注重她诗歌的语言艺术与技巧。
得一忘二获奖作品：《普拉斯诗选》（2000—2008）
得一忘二简介：
得一忘二
得一忘二，原名范静哗，生于60年代中，毕业自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曾在南京某高校教书十三年，现居新加坡。主要研究领域是英语文学、诗歌与视觉艺术的关系、文化研究等。除专业学术论文之外，有译著数部，而以中英文创作的诗歌除少量发表在境外杂志上，主要发表于自己的博客和专栏。
得一忘二获奖感言：
我和江雪先生并不认识。然而，我读过他的诗歌，也知道他主编的《后天》是一份高质量的民刊。这令我钦佩。不是小圈子的民刊不多，没有圈子，因此就更能保持开放、平等、尊重，而《后天》不仅开放，而且还凝聚了一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学人、诗人与艺术家。“圈”字，是一个多音多义字，如“小圈子”，如“圈养”；这个字暗示一种封闭。
独立精神的人，目标可能是异质的，而精神却是同质的；他们以各自的招数在当今社会这一江湖中或行或止，相望也相忘，惺惺相惜而不会炒作、奉承，这江湖因而死水微澜，令人感到仍有生机“在水底思想”(江雪语)。
当江雪先生问我是否愿意接受《后天》翻译奖时，我很感意外，但稍作犹豫后，就接受了。犹豫的原因是，我不过就是在自己的网络菜园里，尽量负责任地翻译介绍一些英语诗歌，这本来只是自己的专业爱好，从未想到过任何奖挹，而还有很多人是有理由获奖甚至需要褒奖的。对于一个没有奖金也无任何附带条件和义务的奖，我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更何况，这样的奖来自一个坚持批判精神的民间杂志。感谢江雪先生的提名，我因为这样的奖项而能够和一批令我尊敬的人士具有进一步的精神联系，深感荣幸！
三、【后天小说奖】——华 秋、杜 撰
华秋授奖词：
诗人华秋在小说中勾勒了一个个青春时代的欲望叙事场景，同时也在试图驯服诗人关于过去时代的记忆，如何在理想主义（往事）、英雄主义（暴力）和浪漫主义（情欲）的争斗与纠缠中得以重新审视“我们”（70后一代文艺青年）的生活，从而在后改革时代的天空中捏造一个形而下的巴比塔。
华秋获奖作品：《杀李哥》（长篇小说，2008）。
华秋简介：
华秋
华秋，1971年重阳节生，2000年开始写小说，次年开始写小说。作品有诗集《诗无邪》、长诗《33岁》、长篇小说《只和我有关》、长篇小说《杀李哥》。
华秋获奖感言：
感谢《后天》评委对我的鼓励。我了解并赞赏《后天》杂志的主旨以及江雪等人独立的民间态度，此次获奖所产生的荣誉感对我来说是真实而可靠的。
《杀李哥》主要内容是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很长时间作为我难以安息的隐私而存在。写作之初，我没有“70后”的意识，也无意写成评论者所说“70后的阳光灿烂”。但因我恰好生于1971年，青春期正好经历八十年代中期社会思想和行为剧烈变化以及后期突如其来的惨烈事件。正是结束时候的惨烈，构成八十年代的悲剧性，因此也是最具“青春性”的。这“八十年代”异乎寻常的现实，令我感觉青春期之后的经历都无足轻重，——这是我写作过程中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的。
初学写小说的人如我，提笔自然前往那韩东所说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东西。横亘在前的记忆，其“现实性”超过所谓的当下何止百倍。
这篇小说之所以写，是因为不得不写。我需要消化那段经历，甚至寄希望于小说的一个“解毒”功能。——我以为，把记忆写成故事，便可以束之高阁，便可以睡个好觉。事实上，效果适得其反。我写完《杀李哥》后，反倒对“八十年代”更为著迷。也许这个年代需要我用一辈子去琢磨，甚至需要几代人去琢磨也会说不定。
目前我在写一个新小说，用的是一个流浪汉的身份，其游历仍然以八十年代为主。还是那个时间、这个社会，但此番换了角色，一个流浪汉，一个比我大的人，一个纯粹体力行事的人，他会对八十年代得出个什么样的结论？我不知道。看得出来我已经受到“八十年代”的蛊惑，上帝保佑我，以及同龄的朋友，保佑我们驯服青春期的记忆。
杜撰授奖词：
诗人杜撰的小说，讲述的是几个文艺青年在一个偏远小镇上的故事，杜撰让我们看到一种“后来写作”正在成为可能，并且真实地凸现70后一代人全新的写作观念，如何与时代流行文化保持清醒的警惕与反思——“这一切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独立的写作往往在友谊中完成，从而成就独立的思考。
杜撰获奖作品：《这一切比你想像的还要糟》（2008，长小说）。
杜撰简介：
杜撰（左：儿子杜一诺）
杜撰，男性汉人，祖籍宁夏隆德杜川，1970年生于甘肃广河，现居甘肃河州。生有杰作杜一诺。撰有自版诗集《十二》、《暗质制作b002》等，长小说《这一切比你想像的还要糟》及随笔集等。
杜撰获奖感言：
我真的写了小说吗？
一年多以前，医生嘱咐我在硬板床上躺二十天。这二十天时间让我暗喜，每天除了吃饭和睡眠，除了和钻进床底的孩子做游戏、听磁带，我开始了一次难得的集中阅读和写作。几天后，我感到待写的小说在胸中翻涌，搅得我不能安心平躺。我背着老婆离开床板，找出家中陈年的稿纸，拿到餐厅，用钢笔写下了小说的几个章节。
这是我一直计划着的小说，也是我一直在写的小说，其中最早的章节写在十二年前的笔记本上。四年前，受朋友音乐专辑名的启发，我想好了小说的名字。随后我想好了它的字数，我想把它写成一个十二万字的长小说。我反复离开床板，坐在电脑前查看字数。我躺在床上反复设想结构，直到坐在床边小凳上，用直尺在稿纸上画出了一个坐标轴。
二十天很快过去了，后来的日子，我通过电子邮件请远方的朋友录入手稿，请远方的另一位朋友帮助校对三次，同时我完成了打印稿的修改。经过半年之久的存放和调整改换，这个小说在年底之前最终定稿。春节之前，我曾有个想法，用电子邮件向几个诗人朋友们拜年时，把小说的电子文本当做礼物同时发给他们，顺便问一问他们的看法。年关的匆忙和我的懒散，使这一想法仅仅成为想法而没能成为行动。
春节时一次酒后，我向回家过年的大哥二哥提到了我的小说。我没有请他们阅读，也没有问他们是否在网上读过片断。二哥说好，并说要向他的朋友推荐。随后我们的话题很快转移了。另一次酒后，大哥带我们兄弟姐妹斗地主，大哥侧身对我说，你还是继续写东西，走文学的路。他说起我的某首诗写得很好，很感人。我没有问他是哪一首，他肯定读过我的很多诗。我想起以前大哥回家时，也曾鼓励过我写作。大哥二哥很早就知道我在写诗，那是我还在偷偷写诗且羞于示人的时候。那一年二哥得知我写诗的时候，还曾劝我说，你写诗可不要写疯了。那时刚好有个第三代诗人疯掉了。
二十年过去了，我没有写疯掉。我一直在写诗，因大哥二哥的支持和朋友们的错爱，诗歌散见。写小说，是我写诗之后的事情，因诗人江雪的错爱，我的小说得以第一次发表在纸质刊物。此次获得“第二届双年度后天小说奖”，这来自民间的奖项，是我半生写作所获的处女奖。这个上午我敲打键盘，在电脑上写这篇获奖感言，不时抬头望向窗外飘落的雪和隐现的阳光，想像持续干旱的河湟土地春雪初霁，难道我要像那些满天飞的地震诗人一样写一首干旱诗吗？年迈的母亲在厨房里做馍馍，我闻到了面粉和菜籽油混合在一起的焦烘烘的香味。我想起多年以前，母亲坐在冬末的阳光里织着毛衣，她忽然问我，你还不写吗？
杜 撰
2009.2.25
四、【后天音乐奖】——万晓利
万晓利授奖词：
有人说，万晓利像是古龙先生小说中长发飘飘的剑客；也有人说，万晓利是在现实中的城市与乡村之“文化边缘地带”流浪、思考的音乐人。我们热爱万晓利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他的音乐品质的朴素与尖锐，音乐精神的独立与反抗；他的声音与我们的时代有关，与时尚前卫的艺术姿态无关。
万晓利获奖作品：《走过来，走过去》、《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音乐专辑）。
万晓利简介：
万晓利
万晓利，1971年生于河北。1990年至1994年在酒厂上班，其间加入过一些文艺团体。1997年，来北京做职业酒吧歌手。2002年7月，签约Badhead厂牌。2002年12月，首张个人专辑《走过来，走过去》由Badhead发行。现居北京。
万晓利获奖感言：
2月4日，北京很冷。诗人、小说家杜撰在网上转告我，他的一个朋友江雪很喜欢我的专辑，他创办了一本以文学艺术为主的民刊《后天》，并决定把今年的先锋音乐奖颁发给我。提起民刊，让我想到《下半身》和《低岸》，诗我是不懂，但这种形式，我觉得好玩，兴趣大致相同的朋友凑一起交流，简单又纯粹。
江雪嘱咐感言一下，我就说几句：
1：凡事要能抱着玩的心态，就不会有压力，不脸红。
2：孤陋寡闻的，刚知道《后天》，有机会一定要拜读。
3：不管哪张吧，感觉都像是上辈子的事儿，不知从哪说起……前几天和朋友酒聊，他提到了《鸟语》，说每次听到“有一天满天的羽毛飞舞 /夕阳染红大地 /鸟儿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 /至今没人能懂……”的时候就难受，说那个人自杀或是被干掉了，我说那不是我的本意，解释的时候，随口说他只是像狐狸一样逃跑了。这么一说也让我意识到原来《狐狸》和《鸟语》是一个东西，都是说的失望和逃跑。原来几年来一直在这个情绪中，改变的只是形式。这也正如我愿，一直觉得形式最重要，对音乐来说尤其是。我现在对音乐的理解是气质第一，说气质是因为更好理解。音乐（还是叫歌曲吧）的本意是什么？一旦你要唱出词来就会被定义，被词所束缚，词就涵盖了音乐，这不公平。但丝毫没有办法，人们更愿意听你在唱什么，在表达什么内容，然而音乐是没有内容的，固定的情感都没有，一段纯音乐可以随便臆想它的所指。写歌儿是件尴尬的事儿，尤其是你已经自讨苦吃的自我定义。这么说的道理是，我喜欢音乐胜过歌词。说多了，祝大家好！
——万晓利 08.12.5
五、【后天独立电影奖】——应亮、赵大勇
应亮授奖词：
导演应亮的处女作《背鸭子的男孩》，不仅是一部关于意志与复仇的诗意沉思的电影，同时也是一部对平民暴力美学进行深度阐释的电影。同样，他的第三部电影《好猫》（2008）同样折射出了中国当下新锐电影人继续背负愈加独立的人文艺术精神，并开始新一轮社会电影的历史反思与诗性追问，同时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更多来自过去时的未经加工的社会影像史。
应亮获奖作品：《背鸭子的男孩》（2005）、《好猫》（2008）。
应亮简介：
应亮
应亮，1977年生于上海，现定居四川，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接受电影启蒙教育，后毕业于重庆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至今共拍摄各种短片十四部，长片处女作《背鸭子的男孩》（2005），先后参加30多个国际影展，并获得香港、旧金山、东京FILMeX、新加坡等五个国际奖项。第二部长片《另一半》（2006），作为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当代亚洲”影展开幕电影，在纽约连续放映六场，至今获得包括全州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内的四个国际奖项。第三部长片《好猫》（2008）获得布里斯班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联盟奖。
应亮获奖感言：
实际上，我是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昨天江雪给我电话，因为是第一次和他通话，我还在琢磨他的湖北口音，他忽然就问我，你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奖呢？我当时就呆掉了，心想还有这么一问吗？随口就答，当然，难道可以不接受吗？现在清醒下来有两点感言：第一，确实是真民间，可以平等如斯。第二，实在怪我冒失，我本不该得这个“双年”电影奖的。
在我的概念里，电影这个词要更宽泛些。而在这个宽泛的领域里，07—08年度的独立剧情片有所进步，但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相反，纪录片作者们进展迅猛，他们以更独立的立场与方式对当今中国社会进行着个人的客观“纪录”。所以我建议，江雪和双年奖的评委可以考虑给某位纪录片作者一个奖。如果我有机会与某位当代纪录片作者并列这个双年奖，那将是莫大的荣幸：）
“本不该得”还有一个理由，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所谓导演，电影界也离我非常遥远，《背鸭子的男孩》拍完之后我也没什么计划拿出来给太多人看，因为我不太觉得那是部“电影”。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拿DV拍些东西的人而已，生活在文化与空间双重边缘的四川自贡。
但我既然答应接受了，所以奖还是要的，不然错过，就不知道还要多少个“双年”之后才有机会了：）这个奖对我的意义在于，它会提醒我，独立剧情片是很受关注的，人们也希望电影可以与其他艺术门类进行平等的对话。我接受这个奖，接受这个提醒，谢谢！
赵大勇授奖词：
赵大勇在《南京路》中将镜头对准了社会最底层的流浪人，赵大勇在纪录片中不仅仅在追求现实世界的客观真实，而是试图通过独特的人群影像，构建一个时代的真相与隐喻，从而让我们感觉到纪录片中到处充满福柯式的悲欢，以及无能的力量；正如赵大勇所说：“我无法忽视活生生的现实在我精神上造成的巨大影响，我必须要借助一个有力的主观渠道来解释我所生活的时代，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就必须要共同对它进行检视”。
赵大勇获奖作品：《南京路》（2004—2006）。
赵大勇简介：
赵大勇
1970年出生于辽宁。1992年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1992-1995北京职业画家。1995-1999广州从事广告导演。1997创建广州大客设计公司。1997主持出版当代艺术杂志〈文化与道德〉。1999-2001于美国哈佛大学做东亚艺术交流学者。2002开始云南纪录片《废城》《上帝在中国》拍摄。2004-2006独力制作纪录片《南京路》，并获得第4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评委会奖，《废城》获得2008年第5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最高奖“独立精神奖”。
赵大勇获奖感言：
为中国的当代文化作出奉献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影像的力量让我意识到这是天下最有力的武器。
关注现实，好像是变得比经艺术的名义更重要。
为了尊严，我会坚持拍更多影片。
赵大勇
2009.2.27
六、【后天艺术奖】——向京、卫保刚
向京授奖词：
向京在利用雕塑的形式，在中国进行着一场关于身体的艺术革命，并且在实践着她个人化的身体诗学和政治隐喻，重新解构艺术的“轻”与“重”，通过夸张的肉体来重塑一代人的灵魂焦虑，在观念视觉中还原历史的在场感，从而达到追述一种本雅明式的艺术救赎理想。
向京获奖作品：《保持沉默》（2005，文汇出版社）。
向京简介：
向京
向京：1968年生于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毕业，在上海蛰居十年之后，今年春天迁徙回北京。
重要个展：
2008年 《全裸-向京2006-2007作品亚洲巡展》•香港/曼谷/北京•唐人画廊
2007年 《一百个人演奏你?还是一个人?》•台北•诚品画廊
2006年 《你的身体——向京作品2000-2005》•上海•上海美术馆
2005年 《保持沉默——向京作品2003-2005》•北京•大山子艺术区北京季节画廊
2003年 《镜子里的女人》•厦门•欧洲艺术中心
重要联展：
2009年 《天使的传说》•伦敦•红楼基金会
《人体》•南京•南京尚东当代艺术中心
2008年 《革命在继续——中国新艺术》•伦敦•萨奇美术馆
《“人民•中国”——20世纪中国美术中的人本主义》•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个案——艺术史和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北京•圣之艺术空间
2007年 《中国——面对现实》•维也纳•MUMOK美术馆
《今日中国》•阿姆斯特丹•Cobra现代美术馆
《Art Lan Asia》•横滨•ZAIM艺术中心
2006年 《入境――中国美学》•上海•上海当代艺术馆
《江湖》•纽约•Jack Tilton画廊
《双性社会中的女性》•曼谷•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独白：中国印度尼西亚当代雕塑展》•雅加达•印度尼西亚国家美术馆
向京获奖感言：
对我这种经常被提名却老也得不了奖的人，对这个后天奖原本也没在意，后来是看到江雪先生寄来的两本杂志才看出有点认真。杂志是用很传统的方法包裹寄到邮局，我要拿身份证去取才行。我刚刚搬回北京不到一个月，找邮局就找了几天。这样的方式、速度和杂志拿到手里的感觉都让我回想起那个现在可以叫“革命的浪漫主义” 的年代。也有一些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和现实的价值观做着有用或者无用的对抗，坦白地举着“独立”“先锋”这样的旗号，不管这样的词汇是不是在现在的时代由于使用过渡而变得完全庸俗苍白。《后天》杂志的内容让我有些感动，这个时代已经无所谓救赎了，大家都只是在人山人海里胡乱地突围着，沦陷着，因为个人主义而显得“独立”，但谁说这不是进步呢？在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外衣下，现在的人们刚刚进入对人性内部的审视，下面的革命才会发生在内省的深处。致敬！
向 京
2009年4月17日
卫保刚授奖词：
卫保刚的绘画把中国当前架上绘画带到了一个高度，形成了中国绘画特有的语言，重新为我们打开了绘画的平面，在表面上打开了一个平淡空寒的诗意空间，也为我们思考余像绘画或中国当代绘画的可能性提供了机会。卫保刚的绘画在技术上结合流淌和涂抹，把西方富有表现力的颜料笔触的涂抹方式转变为更加轻柔的带有水性的流淌笔意，彻底转换了传统水墨的书写性，流淌的情绪中渗透了生命的无奈无力，却又有着内在的柔韧，并且形成自己特有的“云笔”。 画面的未完成状态，打开正视现实、正视记忆以及到来者敞开的维面，抽象出时代的废墟，记忆的残骸，从而形成独特的“余像绘画”风格，准确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情绪。
卫保刚获奖作品：《逍遥游》、《自语系列》（2001-2008）
卫保刚简介：
卫保刚
1968年出生于湖北省黄石，1986年毕业于黄石美专。2000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版画助教班。主要艺术作品有木刻《足迹》、《尘世之恋》、《蛙人》等，油画《江南系列》、《云水之诗系列》、《西行记》、《肖像系列》、《如烟系列》等，先后在纽约、北京、黑龙江、湖北等地参加艺术展20余次。现居北京宋庄。
卫保刚获奖感言：
应《后天》杂志主编江雪先生的热情邀请，希望我也说上几句。其实文字这种表达方式对于我来说，是比较生疏的。虽然感触万千，但意味难叙，一如夏花冬雪、浮云烟雨，不易捕捉那其中蕴含的无穷美妙之意趣。对于艺术创造，我越来越倾向于欣赏那些不被潮流和传统淹没的开拓者，他们独立，自由且逍遥于广漠的天地之间；他们是上高高山巅、行深深海底的独孤英雄；他们心无挂碍，坦坦荡荡，放达自然。
绘画通过一种方式回归自然的本真之道，记录心灵震颤的缘发玄妙之音。若不感悟天道之至理，必将堕入工匠技艺之俗术。当代艺术因时趋潮流之汹涌，泥沙俱下，多元混杂。不少从艺者无所适从，更是向外求法而不观自家本性之可贵，甚为可叹。
真的艺术是用生命去体会抒写这个存在的世界，用当下全部的身心去感知这活生生的周遭境遇。艺术，人，生活，本是浑然一体的。我确信好的艺术创造者必是近乎纯然一心的人。艺术本为无用之用，在生命一呼一吸的过程中，我愿守护内心点滴的真切感受，也更乐于表现心海里去来过往却又挥之不去的人生体验。打开层层障碍与遮蔽，让灵魂之眼自由地触碰那鲜活的象外之味。
艺术是在前牵后挂的笔意中缘构出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流动之境域。在恍兮惚兮的生发中，挥写出一幅玄妙无穷之意境。
卫保刚
2009.3.9
七、【后天学术奖】——夏可君、吴冠军
夏可君授奖词：
【夏可君以其对思想的虔诚，在中国文化传统心脉的隐秘承传中，接续西方解构学派思想的彻底性，以其带有绝望气质的绝对风格，尤其独特的书写语言，集中于其对有余和无余的思考，与他的朋友卓青一道，使汉语思想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可以与世界对话的哲学，标志着属于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的真正开始。夏可君从孔子儒学“感通”的思想出发，重新打开了《论语》解释的可能性，以对《中庸》之中心论的解构发现了天命缺失的内在危机，以“剩余的思想”重新打开了《庄子》，同时，夏可君以“礼物”的三个绝对命令思考了传统礼物交往以及礼物经济的（/不）可能性。夏可君和卓青对艺术创作、经济生活与剩余生命的多重对话，触及了我们这个层层叠加的混乱时代的深层结构。作为一部思想严格的哲学书，从“余”这个唯一词出发，作者揭示了汉语思想与中国文化生命的秘密：总是通过留有“余地”以及对“剩余生命”的征用来滋生生活世界的幻像。】
夏可君获奖作品：《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学术著作，2007）。
夏可君简介：
夏可君
夏可君，男，1969年出生。2001年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究海德格尔的世界问题和无人称句思想；2001-2003 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2003,-2004, 德国KAAD奖学金，弗莱堡大学研究；2004年，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从2005年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跟随让-吕克•南希教授学习。
主要学术成果： 1，著作：今年即将发表个人专著：《感通的思想——<论语>之变异的传释》（作为《开端文丛》之一） 2，著作：即将发表个人论文集：《心魂书写》。 3，与其他朋友一道主编系列丛书《开端文丛》，今年即将出版。准备系统翻译、介绍和研究法国当代思想，已经开始和朋友们一道编辑翻译Levinas, Derrida, Jean-luc Nancy, Blanchot, F. Jullian, Jean-luc Marion, Allan Badiou等人的著作。主要论文：（1），《Fuge：海德格尔（M. Heidegger）的世界问题，《江苏社会科学》，2000，5。（2），《海德格尔与世界问题的发生》《现代哲学》，2003年，1。（3），《徳里达书写死之绝境——对Heidegger，Levinas，Blanchot死亡问题的解构》，发表在《论证》第三期，近四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布朗肖（M. Blanchot）的写作》：《东方》杂志，2003，11。（5），《礼物的精神——Derrida思想礼物及其对神学的解构》，发表在《道风》，香港道风山神学研究期刊，2004年。（6），《无题的礼物和思想发生的位置——Derrida论馈赠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发表在《生产》第一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The Community of Love and Ethos Of Giving: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anity in Jean-Luc Nancy. 2004年在台湾中原大学“上帝与公共生活”的国际会议论文。
夏可君获奖感言：
感谢这个来自后天的礼物！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回应来自后天的召唤！
后天，一直是一种机会，对于我，一直就是如此，我甚至想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尤为如此，后天的召唤尤为紧迫，后天已经在要求我们回应它似乎有些遥远的召唤！后天，这是一种对思想和创作机会的召唤！一种几乎没有了机会却还有些许剩余机会的召唤，不仅仅是明天，而是在后天，我们还有时间，还有不多的剩余的时间，这剩余的时间带来微弱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等待，等待一个全新的未来！
很久以来，我一直都在倾听这独特的来自后天的时间性的召唤！
很久以来，我一直惊讶民刊《后天》的生长力：我要感谢有着柔韧性格的诗人江雪，是他把对后天的希望播散在每个阅读这个民刊的朋友们的心中！
后天，那是超越了时间的时间性，因此它一直可以生长。
从后天的时间性出发，我们可以站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上？
后天，当然不是昨天，我们这个二流时代已经过早地就开始怀旧了，时代在普遍的自我总结中也在加速自身的终结！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出现可以站在世界的边缘言说世界的思想者。
后天，也不是今天，这个追求速度的现时代在快餐的消费方式中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耐心，它无法安静下来，哪怕停止片刻都不可能，它也就根本无法倾听到卑微的声音和来自未来的召唤。
后天，甚至也不是明天，一个缺乏等待的文化，一群几乎从不知道等待为何物的族类，一种从来没有为等待而等待的思想，依然是一个被明天所拒绝的时代。
后天，这是超越了时间的时间性。后天，这甚至是多余的一天。卡夫卡曾经在他的随笔中留下了一段谜一般的文字：“拯救的弥赛亚只会在他不再必要时才会来临，他只会在他抵达之后才会来临，他不是在最后一天来临，而就是在末日那天来临。”——这最后一句话可以翻译为：正是在后-天来临！这是多么奇怪的时间性悖论：一方面确实在末日，拯救者会来临、会审判——升入天堂和打入地狱的将被彻底分别开来，这即是末日；但另一方面，末日却又不是末日，因为拯救的弥赛亚是多余的，似乎还有机会！它一直为我们保留了一个后天，一个剩余的时间！
后天之为后天，就已经为我们这个时代打上了一种末世论的音调！因此，每一个现在，当下的每一个瞬间，都已经被后天这末世的时间性所渗透，都已经是最后的一天！因而，“后天”之为“后-天”一方面看起来是太迟了，一直已经是太迟了，如同我们的文化总是处于为时已晚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灾变后果之中；但是另一方面，这来自后天的末世的预感，恰好不再允许拖延，一种紧迫感逼近了我们，后天以其提前的力量，以其无比等待的激情，已经先在地逆转了昨天的记忆，已经在当下的写作中留下了印记！
因此，后天处于一个没有位置的位置上，一个不是时间的时间性节点上。因此，后天的写作立场必然超越我们时代所谓体制的、各种政治派别的、市场经济化的以及消费趣味的生活方式，来自后天的压力迫使我们不与这个时代妥协！无疑，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者和写作者与这个二流时代妥协的太多太久了，因而根本无法获得一种超越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时代。
如果后天不是重复从昨天到明天的进程，它就可能打开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如何感受到后天这个如此之后的时间性？我们如何进入这个后天的时间经验之中？
在后天，会有谁来到我们中间？也许，后天，一直在召唤更多的朋友进入对后天的等待之中！
夏可君
2009．2．
吴冠军授奖词：
吴冠军在此书中重新提出不合时宜的哲学现象——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深度。他的社会性思考，独特、深刻而锋利，他的极富想像力的批判与追问，更是让人振奋；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有责任、有担当的中国激进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以及追求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
吴冠军获奖作品：《爱与死的幽灵学》（学术著作，2008）
吴冠军简介：
吴冠军
字子极，号仁轩、铭幽，吴县人。文革末年生于上海，当过专栏作家、小资白领、商业网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洗尽浮世之铅华后，现为澳大利亚墨纳什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个人学术著作有《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性”论说》（上海三联书店，2002）、《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后“9•11”时代的意识形态批判》（新星出版社，2006）、《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吉林出版集团，2008，荣获“第二届双年度后天学术奖”）、《爱情•国学•精神分析》（两卷，即出）等。曾兼任学术网站《世纪中国》编辑、“世纪沙龙”论坛版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精神分析，与中国古典思想。
吴冠军获奖感言：
两种学术写作
——“后天学术奖”获奖感言
哲学概念是对人——以及，对总体意义上的人类——的一个袭击：从日常性开始探寻，驱向事物的根基。
——海德格尔
一 学术写作作为“介入性”的行动
很荣幸同夏可君先生分享2007-2008“第二届双年度后天学术奖”。对于我，《爱与死的幽灵学》是一个思想实践，它是一个行动。在今天，学者们很习惯地将自己的学术著述看作是标有自己名字的“作品”、“文本”、乃至“产品”。然而，写作本身，却首先就是一个行动；而发表于公共媒介（书、期刊文章、乃至网络“帖子”或“博文”等等）的公共写作，则是一个伦理-政治行动。写作者通过这个在语言媒介中展开的行动，而将自己同他/她本人被抛入其内的当下现实——一个特殊的意识形态秩序——关联起来。
意识形态是这样一种无形的符号性-话语性的巨大网络，它以自我总体化的方式，将我们所体验为的“日常现实”组织起来。借用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经典表述，意识形态即是“人们与他们的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或者是这一无意识的关系的一个反射性形态”。 意识形态向人们提供一整套符号性的坐标，霸权性地规定了“正常”状态（“日常”状态），规制了“现实世界”的边界、及其内部的等级结构（社会“秩序”、知识“秩序”、道德价值“秩序”、审美品位“秩序”……）。换言之，意识形态全盘地、独断地规制着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理性与疯狂、正常与病态、可见与不可见、可想像与不可想像（……）的关系。正如《庄子》所言：“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有分，有辩，有竞，有争……” “道”本身，并没有各种符号性的“分界”、“区划”；而“言”，则没有恒常的定说。正是为了规制“是”（即，确立出一套什么是正确、正当、正常等等等的意识形态坐标），日常现实中那种种特殊的符号性结构、界线，于是得以形成、以及不断被改变或再强化。因此，意识形态秩序（即，我们所体验的“日常现实”），同“真实”或者说“道”无关；它是一套符号性的“矩阵”，一套特定的话语-权力结构。也正因此，它并非是恒常的、是可以被激进改变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写作，总是对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一个“介入”（intervention）。挑战、质疑当下意识形态之话语-权力结构、乃至激进地“改写”意识形态、开创现实世界里全新的开端（Beginning）的写作行动，便构成了“批判性的介入”。而那些在相反向度上展开的写作，则是这样一种话语性介入：它们融入、壮大、并稳固当下那套既有的意识形态秩序，为之粉饰，使之“和谐化”、被体验为美好的“盛世”，从而，使其内在的权力结构永恒化。就其作为一个在当下意识形态秩序之内所展开的伦理-政治行动而言，公共写作，就形成了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类型。只要是以公共的方式进行写作，那么，就总是会对当下意识形态产生出或大或小的影响，而不管影响是大到如那热卖出去几千万册的“于丹心得”、“感悟”，还是小到像无名网友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网络“跟帖”。
公共写作总是对当下意识形态的一个“介入”，这，便是《庄子》所说的“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对于一个经由语言之符号性链条而编织生成的意识形态秩序（“现实世界”），“言”（而不仅仅是“吹”），本身总是一个伦理-政治上的介入性行动，“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而之所以“所言者”总是“特未定”，那是因为真正的“大知”或者说“道”本身，是前语言（前意识形态）的，是无法借助语言——不管是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还是英语——的那一套符号性链条而“言”出来的。这即是《庄子》所谓的“道昭而不道”，“道之为名，所假而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所以论道，而非道也”（《老子》中则有更多关于“道”的前语言特质之论述，诸如“道隐无名”，“道常无名”，“始制有名”，“道可道，非常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等等等）。 然而，尽管《庄子》强调“道”是无法“言”的，强调“辩不若默”、“至言去言”，它本身，仍恰恰正是选择了“有言”：“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 正是通过那一“言之”的行动，《庄子》的读者——甚至是两千多年后的读者——获得了对自己被抛入其内的那个日常现实进行重新审视的视角，从而能够以一种彻底不同的方式将自己同当下现实关联起来。
故此，在作为意识形态矩阵的“现实世界”中，公共写作（“有言”），总是一个伦理-政治的行动，稳固或突破既有意识形态所规制的那一套符号性矩阵。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伦理-政治上“中性”的写作，即使是那些以引介、传播“知识”为名义的学术写作、教科书编写。
二 作为“玄学”的幽灵学
尽管《爱与死的幽灵学》中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用到了思想前贤们所创造的许多专门术语（尤其是哲学-精神分析术语），但它却并不是一本“引介知识”型的著述。它不是某类西方最新“学术话语”在中国的“理论旅行”（借用萨依德[Edward E. Said]的一个术语）。对于我，那些理论话语，构成了我对今天的意识形态秩序进行激进批判实践的思想资源；而不是反过来，用我对于当下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状况所进行的批判实践，来证明或印证那些理论本身的“正确性”与“普适性”。我选择“有言”、选择进行公共写作，不是为了给自己多制造一些“作品”、“论著”。作为思想实践的写作，对于我，起自于我自己——一个被抛入到当下意识形态秩序中的生命——所体触到的那种种存在性遭遇与事件。《爱与死的幽灵学》这个写作行动（言），不是言说“真理”或“道”本身、不是“天府” 式写作，而是以起于自己生命性体触的思想实践，去言说我们被抛入其内的日常现实被激进改变的可能性（即，“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性），去言说另一种同当下现实进行关联的可能性（即，通过“爱”与“死”同现实世界关联）。
我一直很欣赏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这个说法——“生命的学问”：“生命之学问，总赖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无真生命与性情，不独生命之学问无意义，即任何学问亦开发不出也。”什么是“真生命与真性情”？如何“契接”？对此，牟宗三的回答是——“存在之感受”。 对于我而言，学问，是自己同自身被抛入其内的当下现实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存在性的“关系”：学问产生于当一个人遭遇生命性-存在性的焦灼，乃至危机。在遭逢这样的生命性-存在性焦虑之前，他/她接触的只会是“知识”、“话语”、“文本”，而非“学问”。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得以重新切入“五四”时期的那场“科玄论战”：同生命-存在（当时的称法是“人生观”）相契接的，必然是“玄学”。“玄”者，黑也，幽深也；这样的学问，超越出话语-意识形态之域，而进入存在论的地层（用道家的术语，即“道”、“至知”、“大知”的层面）。因此，学问（生命的学问），起于对自己之存在于当下——即“此在”（Dasein/being there），借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核心术语——的追问。没有对自己的当下存在产生焦灼性的不安和追问，则不可能产生属于自己的学问，不可能有通贯浸润自己生命的“知”。在《爱与死的幽灵学》这本书的最末，我谈到了“学问的入路”：
做学问若无“入路”（此乃指生命性层面上的触通，而非知识性层面上的进入），就暂且放一放，硬来亦至多是知识性的“了解”，完全外在于自己的生命。然而，做学问若有了“入路”，便定然会“投入”，一鼓作气贯通到底。这是因为，做学问并不是知识层面的“学习”，可以现在告一段落以后再来，今天学一点，明天学一点。与之相反，……若不一口气彻底贯入穿通，那是生命受到阻隔了，那是活也活不下去、活不通畅的境地。
故此，对于我，学问，或者说思想实践，就是生活/生命本身。《爱与死的幽灵学》是一个生命-存在性的行动，以一种伦理-政治的激进介入，将自身同当下现实作出了一个特殊的关联。“爱”与“死”既是当下日常现实中的两大“关键词”，同时，它们本身又恰恰指向这个符号性的意识形态秩序之外。遭逢“死”的人，以及，真正在“爱”中的人，便正是——从现实世界的角度看出来——不属于这个日常现实秩序的“幽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与死的幽灵学”不仅仅只是一套理论性的阐述，而且首先是日常生活中的思想实践，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批判性介入。换言之，“幽灵学”不是一套纯话语性的“知识”叙述，而是有牟宗三所说的在存在（论）层面的“真生命与真性情以契接”。我最近接连收到几位素不相识、而且并非学界人士的读者的信。尽管不像我的学界朋友那样，信中往往涉及很多思想性-学理性的交流与商榷，但让我感动的是，我从他们的信中，看到的分明是一种存在性的感受与呼应。他们也许只是在书店闲逛时，觉得书的题目有意思而买下《爱与死的幽灵学》，但书中诸多哲学-精神分析术语却并没有使它立即被束之高阁或改换角色成为桌上碗垫，这几位读者朋友不但读完了全书，而且还提笔给作者写去了包含个人性生命体验的阅读感想（自然，这些体验之感想也并未用学术语言而组织成“论述”）。那些信中文字，不是知识性的“交流”与“沟通”，而是纯粹生命性-存在性的感应；那些个人性的笔记，尽管没有包含任何的学理术语，但却恰恰是“生命的学问”，是超越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玄-学。《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对于《孟子》，“学问”即是去求得所丧失的“心”——“赤子之心”。今人会说孟子学是“玄学”，但它恰恰是直指现实生活的最日常的实践。王阳明曾诗云：“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便正是此意。
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被广为看成“玄学”的，当属海德格尔的思想（海氏思想确实同中国古典思想渊源极深）。但海氏却恰恰认为，对于总是被抛入到世界之内的人们——“此在”被抛到“此”——来说，日常性是无可逃避的，是“最首要的”（firstly/zunächst）、“最大部分的”（mostly/zumeist）。正因为它是如此接近于我们、如此熟悉，它经常被忽视：“实在地（ontically）最接近、最熟悉的东西，便正是存在论上（ontologically）最遥远的东西，我们对它的存在论意义是无所知晓的、惯常忽视的。”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every day”并非是人们生活中日常的“每一天”，而恰恰指向那贯穿人们（“此在”）整个生活/生命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存在。换言之，日常性便指向了“这个如何，此在便是在这个如何之中，‘一天天地生活下去’，无论是就其所有的行为而言，抑或是那些由彼此间存在（being-with-one-another）所规定的行为。” 而哲学，在海氏看来，则是对日常现实的一个“袭击”，因为哲学追问的，就是这个生活/生命的根本性问题——“如何存在”。与此同时，海德格尔也反过来强调，“在洞察的瞬间中，存于此在的生命（existence）确实能够掌控日常，当然，那经常仅仅只是‘一瞬间’，它永远无法消除日常。” 对于被抛入“世界”内的“此在”而言，这个日常现实是无法彻底摆脱或超越出去的。哲学的思想实践能够不断地“袭击”它，但却永无法除去它。是以，“如何存在”的问题，是“此在”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性焦灼。当海德格尔哲学被看作“玄学”时，他的洞见却恰恰是：哲学需要“此在的日常的亲密性”。正是在这种“亲密性”中，“此在”得以做出“自由的日常的扫视”。
超越话语与意识形态的“玄学”，非但不是远离日常生活，而恰恰正是指向“日常现实的变态核心”。它起自于生命最首要、最密切、甚至往往最为创痛的体触；易言之，它起自于存在性的焦虑。这种生命的学问以刺入性的方式，使得人们将自己同其所处身的日常现实，刺痛性地关联了起来。
三 当代中国学术黑话，或/和，于丹式“超女写作”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作为玄学的幽灵学，却恰恰仍是一种“论”，是“有言”，因此，它不是指向“六合之外”（不可言的“大知”/“道”的深渊），它仍是指向“六合”，从意识形态秩序自身尚未被符号化的深渊性缺口-创口（“玄”）中，刺入进日常的现实世界。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学术生产”的一个根本性症结，便恰恰是太远离日常生活——在各种“思想话语”、“知识体系”、“理论流派”、“学术文本”轰炸性泛滥的同时，根本性地缺乏同“存在于当下”的关联。
就当下中国的学术界而言，我们触目所见的，就是各种各样充满怪语异词的“黑话”，以至于刘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评论文章中，将当代学界直接称作为“黑话公社”：
我们的学术训练就是学习掌握一大堆黑话，然后进行“非物质性生产”，创造出更多的黑话。所以，学术界这个“专业术语共同体”说得通俗点就是“黑话公社”，而学者就是这个黑话公社的社员。大家辛勤劳作也互相竞争，谁创造的黑话产量高且质量好就是“优秀社员”，被授予“教授”和“博导”等等头衔。……学术界的不同专业以及专业中的不同学派，都可以看作是一个个小型的黑话公社。公社内部分享黑话密码，学派的权威或者领袖往往是主要黑话的发明者，或者是权威阐释者，成员之间可以展开密切而有效的交流。而不同公社的黑话之间展开不断的“对话”与竞争，结果导致淘汰、胜出、吞并和重组等“学术史事件”。当专业越是分化、学科越是发展，黑话就越多、越深奥，与社会实践的意义关联也就越来越间接。
今天的学术写作之面貌，在刘擎的笔下被鲜活地勾勒了出来。就仅仅翻阅一下今天国内那些治海德格尔的、治国学的学者之写作，便足可窥见学界之大貌端倪。学术大师们并不在乎“与社会实践的意义关联”，而习惯于面向各自所属的“公社”成员们，津津乐道一套编码“黑话”，致力于对这套特殊符号系统的“非物质性”的复制、再生产，推进它的跨时间、跨地域、跨语种的“旅行”。尤其是当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古典政治哲学”一路“旅行”到中国、并横扫学界刮起旋风卷起热浪后，学者们的写作更大为“黑话化”，学术界到处弥漫着那神神鬼鬼的“微言大义”体。一些原本以文笔优美流畅而闻名的作者（如刘小枫先生），写作的风格也遽变为精心布置的隐微诡异，并以“哲人”、“智慧者”、“知识人”、“卓越者”的精英主义姿态，来睥睨“常人”、“市民”、“庸众”、“老百姓”、“废铜烂铁”……
尽管同日常社会实践毫无关涉、并自视为高于社会大众的另一社群（甚至“另一种群”），这些学者一旦成名后（成为某学“大师”），开起讲座来，在今天网络“信息经济”的时代，也往往能够受到上百个、乃至成千个学生粉丝的追捧。看到这个规模的“粉丝团”（内中更有铁杆的所谓“私淑弟子”），“大师们”泰半也已自我陶醉得飘飘然，并不觉得自己的学术写作存在着自绝于读者群体之外的“黑话”乃至“过度黑话”问题。对于社会上百分之九十五的阅读人群对于他们黑话写作与讲座的冷漠，这些享受关起门来做“大师”的当代学者们，则也早已提出了一系列的“论题”、“诊断”——“大众文化的泛滥”、“人文精神的消褪”、资本主义-市场主义-商品逻辑的“全球化”等等等。一言以蔽之，问题出在读者一边——今天的社会公众已经普遍性的精神矮化、平面化、物欲化……
同样是这些学者大师，当看到于丹关于《论语》、《庄子》的《心得》、《感悟》等书能以百千万册的销量畅销热卖时，则是简单地讥讽对方实质上是一个“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荒悖无知”、“古汉语知识连初中文化水平都达不到” 、仅仅倚靠大众传媒走红的“学术超女”了事。即便于丹确实在“用《心灵鸡汤》般的语言来猥亵孔子”，即便在今天“那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学问充盈的人士会变得很穷，而那些最浅薄的作者，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于丹确实以她特殊的、个人性的公共写作，对当下意识形态作出了一个介入，使她的读者同其所处身的日常现实获得了某种“联接”，尽管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介入与影响，可能是“媚俗”式的，“巧言令色，谄视媚行”，乃至是“把厕所当客厅”式的，散发“死尸的臭气”、“缺乏起码的文化良知和基本的人文素养”、可以和“饭岛爱的性爱光碟”相比拟……
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于丹表示道：“我把我的这种解读，解释为一种体验式的、感悟式的阐发。什么是体验？我的大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所谓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浸润。我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进入《论语》，又以感性的方式，并且借助我熟悉的传播学的东西，把它给转变成了当今的故事。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角度。” 于丹之所以获得如此广大的阅读群体，正是因为她把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同当下现实中的日常生命“关联”了起来。而在我看来，需要作实质性关注的却是——这是一种怎样的“关联”。我们看到，这种“关联”是以把古典文本改编成“心灵鸡汤”的方式，来使得生活在市场社会中的人们能够“生活”得更“淡定”、更“平和”、更“安贫乐道”（所谓来自《论语》的“心得”），更洒脱、更“逍遥”（所谓来自《庄子》的“心得”）；一言概之，从《论语》、《庄子》中感悟出的“心得”，能够使人们更为适应当下那竞争激烈的市场社会之日常现实，从而“就会抓住我们眼前的每一个机遇”。
于丹自己在书中已写得很清楚：“安贫乐道，在现代人眼中颇有些不思进取的味道。在如此激烈的竞争面前，每个人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事业，收入多少、职位高低，似乎成了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但越是竞争激烈，越是需要调整心态，并且调整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如何为人呢？”“……内心的淡定与坦然。孔子说，‘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的强大可以化解生命中很多很多遗憾。”“幸福快乐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说白了，《论语》就是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这便是于丹式写作同当下日常现实所作出的“关联”。这样的介入（公共写作），正是使得意识形态秩序更为和谐化、稳固化的一种介入——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农民工被欠薪本应该‘淡定’，下岗工人失去工作也应该‘淡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更应该‘淡定’” ，因为根据于丹的“心得”，日常生命的关键在于——“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于丹要读者们“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去“平静应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不公，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是要“苛责内心”，“那么那些烦恼也就没有了”，“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抱怨社会不公，抱怨处世艰难。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于丹自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并声称让“经典能够活在当下”，是为了“能让今天的中国人获得一种可以幸福的依据”。 确实，于丹的写作字里行间处处一派“乐观”、“幸福”，即使是那些深深陷入当下社会秩序所造成的诸如“三农问题”、内部殖民、弥漫性腐败等等厄境中的人们，也只须抱持据说是“孔子”的人生态度——“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 “汶川大地震”后，于丹站出来号召人们“替死者把好日子过下去” ，而根本不去考量，在当下现实中，有多少人是在确实过着她那样的“好日子”。因此，钱理群先生的批评击中于丹式写作的真正要害：“于丹的《〈论语〉心得》，却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责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诺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支持现状’的。”
每一种公共写作，都不是伦理-政治“中性”的。于丹的写作，对于当下现实秩序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功能，已是显而易见。贝淡宁发表在《读书》上的文章《〈论语〉的去政治化——〈于丹‘论语’心得〉简评》中，曾详细分析了于丹如何“将论语去政治化”，“隐去了批评性内涵”。并且，贝淡宁于文末进一步提出：于丹对《论语》的去政治化阐释，“并非像表面是那样与政治毫无干系”，而恰恰具有着稳固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话语功用, 因为于丹的写作“转移了实际上造成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以及导致人们生活巨大改善所需要的种种集体的解决办法。比如，如果我缺乏工作机会，我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败，而不是思考社会和经济结构和财产所有权模式。实际上，她倡导安于现状，其观点是保守的、支持保持现状的。孔子的在天之灵一定十分不安。” 相对于于丹这种致力于保持当下意识形态秩序、“倡导安于现状”的话语性“介入”，目下真正缺少的，便是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激进思想实践——对当下现实世界日常生活的批判性的介入。
指责“学术超女”于丹的无知与浅薄、叹息社会大众的庸俗化平面化的学者“大师”们，自己却满足于龟缩在学院小圈子内，用学术“黑话”将自己的写作同百分之九十五的阅读人群彻底“断绝往来”，从而完全丢弃作为马克思（Karl Marx）墓志铭的“thesis eleven”（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在这些学者大师们看来，我研究海德格尔思想、我研究国学，我的写作是“纯学术的”，不必有伦理-政治的向度，不必同当下现实的意识形态发生“关联”。然而，我恰恰要指出的是：今人研究海德格尔也好、孔子也好，都必然是从当下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坐标——用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术语，即一个前定的“视域”（horizon）、一个“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出发去对那些文本作解读、阐释，换言之，这些“纯学术”的写作，里里外外早已经浸入了各种当下的意识形态（各种有形或无形的“先入之见”），早已经同它具有着千丝万缕的前批判的“关联”。是以，没有不包含意识形态“偏见”（prejudice）的“纯学术研究”。而哲学的实践本身，就是去洞穿意识形态这种无所不在的无形支配，尽管如海德格尔所说，那种洞穿“经常仅仅只是‘一瞬间’，它永远无法消除日常。”
而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的进驻中国，不仅使得学者退缩于学院小圈子进行黑话写作之风更盛，而且还在这方面专门提供了一套精深的“古典理论”。施特劳斯指出：哲学实践（如苏格拉底[Socrates]的实践），总是会对现实秩序、对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威胁，乃至像火药桶一样，对它造成致命的颠覆与破坏。于是，在社会中展开思想实践，哲人实际上就将自身致于一个十足危险之境，很容易重蹈当年苏格拉底之死的厄运。于是，施特劳斯主张一种经过重重编码化、充满黑话的“隐微写作”（所谓被遗忘的“古代写作技艺”），来进行哲学写作。而哲人面向大众的“显白教导”，则是一些迎合主流意识形态、对日常现实不造成威胁的话语。这样的写作实践，不仅保护了哲人自己不受迫害，而且保护了现实社会不被颠覆。哲学只在一个少数人的小圈子里进行“秘传”；对于施氏，真正的“哲学化”乃是“从公众的教条上升到本质上是私人的知识”。 这种协调哲学与社会之间关系以使之和谐的知识，即施特劳斯所指的“政治哲学”。在施氏这个学说中，哲学写作，实质上从公共写作转变成了私人写作；而面对公众的，则只是谎言写作——那所谓的古典时代的“高贵的谎言”。对于施特劳斯，哲人应该有两种类型的教导——“作为隐微教导的真正教导和作为显白教导的社会性有用的教导”，前者仅仅只面对一个由“智慧者”组成的精英小圈子，隐秘地进行思想交流；而后者则采用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读懂”、但实质是谎言的“显白写作”。 是以，施特劳斯的“古典路向”便是：对于当下日常现实的意识形态（“公众教条”）不去触动、改变，保持表面的迎合，甚至让主流意识形态觉得“有用”；而另外，用经过重重编码、充满隐微黑话的写作，在哲人小圈子中“秘传”作为“真理”的“私人知识”。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给当代中国学界的黑话写作之自我正当化，提供出了一份在很多中国学人眼里强有力的学理依据，并使得学术界的“黑话化”如江河肆滥、一发不可收拾。然而，反过来，它恰恰也把黑话写作的意识形态功用给点出来了。施特劳斯认为：“思想必须不温顺，而是无畏的，如果不说是无耻的话。但温顺是控制哲人言论的美德。” 他要求哲人们“从‘癫狂’返回到‘节制’与‘温顺’”，“返回到正常（sanity），返回到‘常识’”；具体来说，便是采用迷惑性的谎言，以温顺的方式进行公共言说，从而“社会性有用”地维护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连贯与稳定，以及，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这种迷惑（obfuscation），这种对政治视角的接受，这种对政治人的语言的采用，……似是温顺之美德的最高贵的操作”。 施特劳斯很清楚哲人的写作，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介入，而且是一种批判性的、给当下日常秩序会带来火药桶般威胁的激进介入。然而面对这种状况，施氏提倡转用隐微诡异的黑话写作，来抹消思想实践对当下意识形态秩序的这份激进介入，而代之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温顺的迎合。施特劳斯在中国的主要追随者和阐释者刘小枫，直接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来解释哲人为什么必须要进行这种黑话写作，并进而强调施特劳斯主义“写作技艺”的“有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