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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其︱疯狂消费是我们觉得真实或者踏实的存在

2012-12-27 21:27:16 来源: 新浪读书频道 作者:朱其

何森布面作品(图片资料)

亚洲大众社会对城市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就是高楼林立和购物天堂。比如在东京,一个城市到如此精致和系统的地步,世界仿佛已经走到了尽头。什么哲学、历史和知识分子的艺术,似乎都是多余的。大多数人好像真的不需要这些,除了虚无感,没有什么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剩下就是泡吧、婚外恋、情人旅馆、成人漫画、涩谷的酷街、村上春树的小说以及金融、科技。东京的年轻人坐在街头,或者看着天空发呆,或者在一起说一些很具体的事情,彼此心领神会、眉目传情或者笑个不停。东京的现代美术馆和画廊也观者寥寥,市民社会更爱看古埃及文物展和中国的明清家具展。这是我去年在东京看到的景象。

国际化的大都市如此彻底埋葬了形而上学,知识分子和先锋艺术家也不再那么愤怒,大家在教授体系和基金会体系下,也过着一种安逸的有点凝重的边缘生活,但却能够经常在世界各地坐波音飞机飞来飞去参加国际艺术展或者国际会议。

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在九十年代后期差不多也开始这样演变。一些艺术家也开始表现消费社会特征进入中国城市的后社会主义语境。广州的大尾象艺术小组比较早的对广州社会带有珠江三角洲地区特色的商业主义环境做出了反应。像梁距辉的《游戏一小时》(1996)是一个象征性的行为,艺术家坐在一个施工电梯里疯狂打了一个小时的电子游戏,同时电梯在不停地上下移动,这个作品试图将一种虚无的消费性体验以及心理承受极限作一个具体实验。艺术家林一林在1992年前后一直做将人民币和砖墙结合在一起的装置,使人民币开始被体验到一种实在性,一种真正意义的唯物性。林一林有时候也把自己的身体镶嵌进人民币砖墙里,使个人融入这种淹没个人周身的物质感。

陈绍雄在1994年前后作了一些反映电视消费节目对于大众消费心里意识的影响,比如装置《改变电视频道,改变新娘的决定》(1994),让一个真实的女性婚礼服贯穿通过电视机屏幕框架,使屏幕内外一体化。自1997年开始,他将所有广州九十年代出现的街头景观做成立体照片景观集锦,像麦当劳、时髦女孩、广告牌等。艺术家徐坦在1996年前后一直在痴迷于拍摄广州白云机场飞机起飞到半空时的广州景观:飞机下是一片低矮的穷街陋巷,半空一架机头朝上的巨型波音飞机,因为摄影视角的关系,在照片上飞机贴着房屋只有几米间距,仿佛要掉下来似的。事实上,在九十年代中前期,一架架国际飞机就是这样疯狂地将一批批跨国经济人运进中国。徐坦后来又拍摄上海、北京在1996年前后完成的玻璃幕墙楼群的外观摄影,表达中国疯狂的城市化建设初期庸俗的包豪斯风格泛滥。在用摄影表达这种中国城市与日俱增的高度和密度扩张以及商业渗透景观的同时,徐坦也用视频深入都市虚无的青年一代的室内生活,他拍摄了女作家绵绵对于城市越来越没有情感的痛苦,一个被上海音乐学院退学的英俊的唱蓝调的同性恋男孩,以及一个美国的同性恋研究生。

90年代艺术对于商业主义和消费文化进入中国的反应态度事实上在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90年代前期的主要倾向,是从文化批判性的角度进行象征性的反讽;90年代中期则是开始进行一种非批评性的感伤基调纪录日渐成型并且疯狂的消费社会的亚洲特点的表象;90年代后期则主要是反映新一代人在这种过激社会转型期间的青春虚无和受伤经验。

居住在深圳的艺术家杨勇在90年代后期一直将摄影镜头对准各种虚无的新城市女孩,她们已经看上去跟前几代中国青年女性的气质完全不同,这是由于她们接受了90年代消费社会的青春残酷训练。她们穿着跟香港、东京的女孩没什么太大不同,带一点颓废气息,眼神和身材的性感很全球化,也许她们还带有一些从中国小城镇或者农村来的纯朴气息,但她们也许要比香港中环商业区的白领女孩还要开放。杨勇拍了一批女孩的室内的性欲化——女孩斜躺的照片后,开始表现一种模拟化的都市个人孤独的瞬间。但那些孤独者都是漂亮、性感和质朴的深圳女孩,她们或者站在一个桥洞下,午夜的灯光忽明忽暗,投下后面高楼的阴影,或者在黄昏的阳台栏杆边,用一把玩具手枪瞄准远方的一座高楼。

另一个广州附近的新兴商业城市阳江的艺术家郑国谷,则试图通过虚构的表演化的摄影追踪新一代亚洲消费文化下成长的一代风格。他在1997年前后拍了一些染黄头发,纹身,以及拿着大刀像香港古惑仔电影那样不良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游戏。郑国谷的摄影具有中国小城镇转型期间的一种残酷的感伤性,这些原先半自给自足还处于清末民初的小城形态的地方,在90年代一下子与商业体系、有线电视体系、亚洲流行文化体系接上了轨,商业主义、没有现代性精神的以日本和香港为代表的亚洲资本主义流行文化和消费文化事实上是这些地方唯一的现代启蒙文化,他们的意识形态基本上来自电视、盗版光盘录像带和小城镇的情色文化。那是一个只有消费亚文化,没有文化主体性的地方。郑国谷还制作了大量消费物品的集锦照片,这些物品包括各种福建产的好莱坞来样加工玩具,何种牌子的可口可乐塑料瓶等,他甚至用喷火器去烧光一堆商品,他将这个行为命名为《消费就是解恨》。

青年雕塑家李占洋在1998年前后,用一种漫画彩色雕塑的形式,翻制中国社会在经济转型成型之后欲望无禁区的私生活场景。比如老板和三陪小姐打麻将、吃火锅,婚外情在市内的阴柔气息,发廊和按摩房的现场,以及迪斯科舞厅的疯狂的摇头青年。在90年代后期,消费文化事实上在消除中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北方的年轻人同样受港台和韩日商业流行文化的影响,从上海越过长江往北走,会发现越往北的城市青年比南方青年要更时髦、更开放,更具有消费行为的彻底性和单纯性。

青年女画家杨帆画了一批漂亮女孩系列,这些女孩是来自各地中国中小城市以及乡村的广州外来女孩。她们打扮得像亚洲资本主义肥皂剧中的时髦女孩,用颓废的姿态抽烟,年轻的脸上充满着单纯的沧桑感。她们已经看不出来自中国的哪里,在清一色的全球化的化妆品工业和亚洲服装工业提供的服饰和化妆品的装点下,完全地去掉地方性了。她们来到南方之前,也许没有去过任何地方,但她们通过有线电视播放的港台、韩日肥皂剧和流行女性杂志,建构了关于南方消费乌托邦的幻想和在这种城市物质环境中的浪漫情感故事的假定方式,于是,她们义无反顾地来到了南方城市。这事实上是许多封闭的中国年轻人通过消费意识形态获得自我救赎走过的一条脱离地方性的必然之路。

这种模式演变到90年末期,表现在尹朝阳和何森的青春残酷绘画中,则是一群日渐小布尔乔亚的女孩、男孩在无聊而虚无的抽烟。她们的形象开始具有富有社会阶段的气质特征:她们有细腻的情调,不缺钱花,有慵懒的时间,也有教养,但她们坐在室内的沙发上,觉得不快乐,感受不到激情和幻想。只有一种莫名的青春感伤。这是这十年物质文化变为一种内心经验产生的一种时代的精神结局。我们获得了消费,但我们不再知道消费的本质,只有消费以及消费物品才让人觉得是一种真实的或者令人踏实的存在。总之,我们需要实在的事物,我们害怕因为不消费变得更加虚无。

 
朱其1966年生于上海。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1992年开始从事艺术批评。在《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书城》、《今日先锋》、《城市画报》、《现代艺术》、《艺术当代》等重要的媒体上发表了大量艺术批评文章。从1996年起,先后独立策划过一系列有影响的重要的前卫艺术展,包括《以艺术的名义──中国当代艺术交流展》、《青春残酷绘画》等。1998年—2000年,担任《雕塑》杂志执行主编。2000年,参与创办中文艺术网站“世纪在线中国艺术网”任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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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明军︱修辞的密度,与波普考古学

2015-01-07 14:14:58 来源: 鲁明军豆瓣 作者:鲁明军

何岸““硬汉不跳舞”展览现场,2014

我试图勾勒一条何岸个展“硬汉不跳舞”的清晰线索,但发现越是如此,似乎离展览本身反而越远。甚至觉得,任何试图说清何岸艺术实践的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何岸本身是含混的,模糊的,恰恰相反,日常生活中的他,意识、思路和立场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身边的朋友都曾目睹过他的“爱憎分明”和他的“职业洁癖”。而他之所以惯性地使用一种压迫的、粘滞的、曲褶的、甚至有点“拖泥带水”的修辞方式,或许,正是出于对这种“明确性”的警惕、怀疑和不信任。

迄今为止,我相信没几个人能够真正弄清展览的标题“硬汉不跳舞”及其文本背景与展览作品之间的关系。何岸的解释是,都是一种修辞。而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修辞,不如说是一种感受,一种情绪。“硬汉不跳舞”源自美国犹太裔作家诺曼•梅勒(1923—)的同名小说,吸引何岸的不是它的叙事情节,而是其独特的言语方式,确切地说,是其中一段关于主人公在沙滩上谋杀妓女的情节描写。很遗憾,我没有读过这段描写,但是耐心地听了何岸对这段描写的转述以及他真实的体会和感受。此时,小说底本其实变得次要了,艺术家的转述才是新的事实。而与作品相关的也正是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即便我们认为展览主题或艺术家的描述与作品之间没有关系也不再重要,它的描述本身已经构成了一个自足的作品。

就像“硬汉不跳舞”这样一个短语,它所传达的就是一种修辞的张力,一种异质的身体与心智意象。何岸认为,这种修辞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即是说,这也是一个关于空间的展览。当然,这种空间不是一种简单的意象和幻觉,而是源自修辞的动力机制,具体而言,就是我们在阅读和感知语词密度和节奏时的时间性所建构的一个新的存在维度。我们可以将这一构成归结为时间层次的一种叠加,但通常情况下叠加到一种不可消化的地步时,何岸又习惯以轻描淡写——而非嘎然而止——这样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将其化为虚空。就像他把所有不管是刀郎还是非刀郎的歌都唱成“刀郎”一样,包括日常微信上的“吐槽”文字,没有标点,没有起伏,没有结构,甚至没有“逻辑”,只是一种语词和节律的平均叠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极端”的修辞将自己压迫到喘不过气来,直至“最后一刻”轻呼一口气,以一个卖萌的语调或表情给自己一个“安全着地”的台阶。何岸清晰记得一次车祸发生时“传达到颅底的那种震荡,不是轰的一声,而是砰得一下,身体就如泄气的气球”。而此时对他来说,这就像是“一种悲观的态度转化为波普的情感”。

写到这里,或许我们才能理解,何岸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方式、这样的材质,以及这样的修辞方式。这些同样形制、同样规格、由钢结构支撑的铁盒在铲车的重击之下,自然会延异为各种不同的几何关系和空间形态。这其中,物性与重击本身已经构成了一层物理的修辞,但同时又演化为一种形式的修辞,但何岸并未就此止步,或者说,作为第一步,它还不足以构成一种压力的铺排和释放。所以,在既成的物质和形式基础上,他又覆盖了一层蓝色即时贴。正是透过这关键的一步,我们才能探得何岸的真实思路。毫无疑问,这不仅是物质性之间的相互化解——说白了他就是用即时贴之轻来稀释钢铁的重量,同时也是两种不同力量之间的“抵消”,即即时贴与铁板之间“临时”的粘贴关系对于铲车与钢结构之间撞击关系的一种“力的消解”。而这一点也足以解释他不选择油漆、丙烯或其它材质作为覆盖物的理由。关键是,我们不要忘了,上世纪70年代商标纸的发明就是受即时贴的启发,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波普从不回避商业和资本的一种暗示;而且,这种近乎“复制”的方式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波普意识。

如果说即时贴是为了表明一种主观化解的话,那么,附着在作品表面、更像是重击下的挤压物一样的那些不规则形状的黑色树脂,则意味着一种自觉的释放。一方面,物质的属性消解了重力及其压迫感,另一方面,色彩则是一种重力的延续,而这种融合更像是在上述两者的“若即若离”之间附加了一个层次。于是,从钢结构到树脂再到即时贴,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恰切地回应了他对于语词的修辞自觉,即如何将一种深度演化为一种表皮。诚如他所说的,这样一种实践就是为了将一种悲观转化为一种波普。但是,这不同于我们经验中的波普艺术,更多的时候,后者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结果。通常情况下,我们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沃霍尔、利希滕斯坦、杰夫•昆斯带给我们的流行文化的一个表皮,而忽视了支撑这个表皮的深度结构,以及他们悲观的态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何岸的工作不是提供一个波普的结果,而是用一种高密度修辞揭橥了波普的内部机制,这更像是一次波普考古学的实践。所以,它的结果并不波普。

展览的现场,何岸指着展厅窗户外的一排彩钢板建筑,用以“比附”他的作品。蓝色的彩钢板也是“临时”的,但是它所撑起的则是一个鲜活的、沉重的现实生活结构和文化政治系统。我想,何岸眼中的波普亦复如此。而没顶画廊之所以继王思顺“真理”之后,紧接着推出这个展览,也是意在诉诸一种新的植根现实的文化感和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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