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书写亚细亚
亚洲当代艺术的全球身份
欧宁
站在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主展场Antrepo三号码头，隔着欧亚两洲的分界线博斯普鲁斯海峡，我第一次有机会从一个欧洲的视点眺望亚洲。我的视线很快越过伊斯坦布尔亚洲区层层叠叠的城市建筑，进入脑海中的地图，飞越土耳其国境，掠过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进入我来自的中国，最后抵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在我脑海中展开的这一大片连绵的疆土，就是西方人所称的东方，根据与欧洲距离的远近，它又被细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一直以来，像我这样的中国人，虽然已经熟习由欧洲人通过航海和测绘而建立起来的现代地理学知识，但在日常生活和思想习惯中，还是常常将东方这个概念等同于中国一个国家，而把其它亚洲国家忽略了。这与中国一直自视为天朝大国、世界中心有关，也与我们没有太多机会离开自己的国土，前往其它国家游历有关。有趣的是，很多欧洲人也把东方只等同于离他们最近的土耳其，特别是伊斯坦布尔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文化的城市，更是他们想象的东方的完美化身。从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内瓦尔(Gerard de Nerval)到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莫不如是(1)。
这种经验和认识上的盲点，来自时代的局限性。在一个前现代的社会里，我们无法轻易获得远程旅行所需的高昂成本和社会条件，无法把自己的肉身运送到更遥远的国度去亲历他者的文化。除了地理上的阻隔，政治制度、语言文化和生活习俗上的障碍也把我们的体验和知识局限在相当狭窄的范围。我们都曾被牢牢困在本土的有限时空中，为相互之间的距离所苦，所幸的是这种距离保护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差异。而现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2)，本来以为是客观的、无法撼动的物理距离被这个时代发明出来的惊人速度克服了（达到这一速度已经不需太高的成本），新技术和互联网开始为人们提供快速压缩时空的魔术，地理边界开始消失，巨量的流动资本穿透了所有的政治壁垒和文化障碍，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它以消除贫困的名义试图抹去一切差异，甚至开始动摇国家统治的基础，要让国家政权沦为跨国大公司的“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3)。以前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归属感随着频繁的跨国旅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淡漠，民族主义被视为不合时宜的观点，人们开始按照自己定居的城市（或者更具体一点说是城市里的社区）建立新的认同。这就是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的、被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它永远是一个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4) 这种新的价值和社会分层的标准是由性喜游牧的跨国资本决定的，因为它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它把世界搅动起来，把它自身的特性（流动）锻造为普世的准则。艺术家们无疑属于这个时代拥有较多流动自由的阶层之一。冷战结束后，原来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竞赛模式开始让位于以城市为单位的竞争，各个城市不仅争夺奥运会、世博会这种全球顶级盛事的主办权，也通过举办各种文化和艺术的节日和展事来争夺国际资本和旅游者，从而凝聚城市的经济实力和精神认同。国际艺术双年展的流行便是这种竞争的体现，它为艺术家们创造了大量跨国旅行的机会，让不同文化的互望和转换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参加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我才有机会通过地理和文化的位移，置换一个不同的视点，重新凝视我来自的亚洲，亦即西方人所谓的东方。
毫无疑问，今天我们所共享的一切现代经验和知识谱系都是以西方（特别是欧洲）为主的，亚洲和其它地区在同构全球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并未占有多少份额。在以西方为中心的视点下，亚洲（东方）一直是个遥远的他者，是殖民的对象，是西方寄存在地球另一端的文化想象，是西方因为自己的话语论述需要而不定期提取的一个参照。这种长久以来的他者属性造成了亚洲的焦虑，它随着19世纪末亚洲封建帝制相继瓦解、殖民主义不断扩张、现代民族国家艰难建立的风云动荡，贯穿于近百年的亚洲历史之中。以中国和土耳其这两大东方帝国为例，它们在追寻自己的现代性的过程中几乎同步并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清王朝与奥图曼王朝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崩溃，孙中山和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urk)也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崛起，他们都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对长期积弱的国家忧心忡忡，为了学习和追赶西方，他们亲手缔造了各自国家的共和政体。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不同是，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中，土耳其仍然急于“脱亚入欧”(5)，要投入欧盟的怀抱；而中国在经历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在全球的坍塌后，仍然坚持中央集权，并以一种亚洲特有的威权资本主义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不断坐大。
亚洲的政治家们也曾有过结盟的努力。成立于1967的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曾在2003年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希望藉此来形成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加强区域竞争力；而成立于1989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则是一个涉及更多亚州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计划。这些结盟行动反映了亚洲各国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热情拥抱，可惜的是，它们仅限于在经济层面上进行合作，而无法在政治和文化上形成一种共同的“亚洲价值”。谙熟西方文化的前新加坡领袖李光耀曾一度强调“亚洲价值”的建构，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抗避亚洲国家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但李的所谓“亚洲价值”也只是强调血缘关系、家庭观念、合理等级、权威的重要性、节俭、礼仪等儒教价值，虽然它被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儒教文化圈内的国家所共享，却无法吸纳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价值。因为亚洲在人种、文化、宗教等方面非常多样化，而且各个国家发展程度不一，有的相互间还存有很深的历史芥蒂，它一直无法形成一个像欧盟那样高度统一、超越国家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来与西方集团抗衡。
在文化领域，亚洲当代艺术在近二十年里逐渐兴起，仍然依赖西方的主导，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全球化和多元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流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和苏联的解体，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宣告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它决定性的胜利，继而加快步伐、加大力度向世界各地推进，全球化运动由此肇始。政治铁幕被撕开了，不仅西方资本可以输入曾经对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术也可输出到西方。1993年，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冲突将转化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特别是亚洲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将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这一论断引发了西方文明的危机感，进一步推动了多元主义在西方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令他者文化的引入变成了调和文明冲突的一项重要策略。最早引入亚洲当代艺术的西方国家是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在1986年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日本前卫展”(Le Japon des avant gardes:1910-1970)之后，又在1989年举办了“大地魔术师”展(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除了大量非洲当代艺术家参展，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也首次在欧洲展出。自此，亚洲当代艺术开始频繁出现在西方各种重要的美术馆和双年展。
在冷战结束后的首个十年，西方对亚洲当代艺术的展出还沿袭着某种程度上的冷战思维，也就是它偏爱那些反讽地区政治、认同资本主义全球价值的作品，作为西方胜利的佐证。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在一种持久的惊栗和恐惧经验中，西方世界进一步服膺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先见之明，严重的挫败感放大了来自地球远处的他者形象，它从未如此清晰、贴近，甚至存在于每天的衣食住行之中。出生在纽约、现在工作生活在芝加哥的伊拉克裔艺术家Michael Rakowitz曾在他的作品《敌人的厨房》)(Enemy Kitchen,2006)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美国的年轻一代在厨房里学习伊拉克的烹饪，以此来了解这个国家的“敌人”。这个作品反映了人们对理解地球上其它文明的渴望越来越具体。在新千年之后，关于全球化必然导至文化趋同的论调被重新反思，“他者”这种带有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大大弱化。与此同时，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文化凝聚开始增强，区内当代艺术的联展、交流和合作越来越频密，新一代艺术家层出不穷，他们与西方的心理距离日渐缩短，导至全球艺术生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如果说“亚洲价值”在政治家们的努力下悬而未决，那艺术家们的作为又如何？在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图景中，他们是否也在努力构建一种亚洲身份？黄海昌(Wong Hoy Cheong)是一个具有强烈亚洲意识的马来西亚华裔艺术家，他从1993年开始创作一系列的作品，关注亚洲地区的殖民历史、政治冲突、移民身份和家族传承等问题。黄海昌是第五代的马来西亚中国移民，他出身在槟城的乔治敦市，母语是福建话，但从小接受英式殖民教育，后来又到美国学习，同时能说中文、马来语和英语，本身就是亚洲驳杂多元的历史和文化的产物，所以他在早期作品中对个人记忆和家族历史的挖掘折射出非常典型的亚洲性。在2000年的光州双年展中，他收集大量有关亚洲历史的书籍，烧掉之后再用纸浆重新聚合，做成纸砖铺在展场中，让观众可以脚踏着不同版本的亚洲历史，辨认着那些曾影响亚洲命运的各种政治人物的模糊图像。一切身份的建立都必须倚重历史，只有历史才能界定你是谁，你来自何处，你往何处去。在对历史资源的开采和调用上，艺术家们比政治家们更加富有成效，因为他们总是从个人角度入手，强调体验，因此更易形成认同。
在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中，黄海昌又开始关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历史社区Sulukule，这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罗马社区，吉普赛人从公元1000年起就在此定居，此后他们一直用音乐、马戏、说书、算命等为这个城市提供娱乐，现在则面临拆迁。黄海昌把照相机和摄影机交给Sulukule的儿童，还教他们使用动画的形式，让他们表达对这个社区的记忆、认识还有想象，以此来呼吁对这个社区的保护。Sulukule和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大栅栏社区(6)极为相似，它们都拥有悠久的历史，但在城市不断找寻发展新空间的过程中慢慢被人遗忘，然后走向衰败，进而变成贫民窟，现在又要被连根拔起。这种历史社区的命运既纠结着全球化时代不同利益集团对生存空间的争夺，也隐含着趋同和求异这两股文化力量的冲突。贫民窟里的弱势人群不仅是流动资本所造成的社会分化的表现，也是地区文化面对强势全球文化的艰难处境的隐喻。对于那些不愿沦为全球化同质文化一分子的艺术家们来说，对历史的捍卫正是保存地区差异、建立地区身份的关键。
同样的努力也体现在越南艺术家阮初枝淳(Jun Nguyen Hatsushiba)的作品中。在2001年的横滨三年展上，他本来要建造一个三轮车的博物馆，但因空间不够无法实现，于是便在越南邀请芽庄(Nha Trang)的渔民在水下表演拉三轮车，然后制作成录像展出。三轮车是越南最古老也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凝聚着越南人的生活记忆，但它也许要与代表着效率和秩序的全球一体化城市交通系统争夺生存权——它在海底艰难前行的影像，“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比喻抗争和生存” (7)。与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想象相比，它所激起的求异冲动似乎更广泛地演变为既成现实。从客观上来说，同质是全球化的一个片面的概念，而差异才是全球化真正深刻的特点。我们已经看到，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对某些人来说是自由选择的东西，落到其他人头上就成了残酷的命运”(8)，民族主义并未像大家所唾弃的那样在世界上消声匿迹而是越演越烈。虽然多数艺术家们都不愿意在自己的身份和作品上贴上国族的标签，但他们很难超越自己的成长经验、历史印记、语言和思维上的定势。差异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任何资本、政治或其它人为的力量所无法抹杀或改变的。
因此，不管涉及何种内容或议题，取用何种媒介，一个亚洲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中总存在着可辨识的“亚洲性”——这一特性有时出自他们的自觉，有时则并非刻意而为。阮初枝淳最近开始实施一个名为《呼吸是自由的：12756.3》(Breathing is Free:12756.3)的计划，他要在一定时间内在不同的地方跑完相当于地球直径12756.3公里的物理距离，并由别人把这一过程拍摄下来。这一次，他不再雇用演员，而要亲自“运动和抗争” (9)，用自己的身体来度量和体验地球的距离。在这个计划中，身体作为艺术的媒介，与许多西方艺术家的观念迥然有异：它既不是用来裸露或展示，亦不是用来挑战禁忌，而是用来磨炼意志，让它成为精神与物质对决的战场。这种苦修式的艺术实践在其他亚洲艺术家身上也曾发生：旅居美国的台湾艺术家谢德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纽约实施了一系列为期一年的行为艺术，例如生活于一个笼子内一年，每小时打卡一年，生活于户外一年等等；中国艺术家何云昌在2006年9月24日至2007年1月14日间，从英格兰北部Northumberland海岸边一个叫Boulmer的小地方拿了一块石头，围绕英国海岸线走了一圈，回到Boulmer后把石头放回原处。这些作品除了使用身体作为媒介外，最大的特点是通过无意义的行为来彰显意义，这也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亚洲思想。
不过，就像政治实践中无法达至统一的“亚洲价值”一样，亚洲当代艺术所努力构建的全球身份也是碎片化的，就算是最高明的观察家，也无法概括出一个任何亚洲成员国都适用的完整属性。也许我们可以说，碎片本身就是亚洲的一个贴切的形象（如同它的地理版图），因为它的混杂多元其实正好符合全球化时代能量生产的公式。不论使用何种描述，今天的亚洲确实已经走出一条与西方不一样的现代性之路，在全球权力谈判的圆桌上，它不再是一个无关的他者，它发出的声音人们已经无法忽视。拟定本文标题的时候，我特别使用了亚洲的早期中文译名——亚细亚——在中文的语境中，亚细亚带有更浓的前现代色彩。亚细亚再不是世界的孤儿，它今日的进步，已远非昔日可比：它已到了需要重新书写历史的时候。
2007年12月5日
注：
(1) 奥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在他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Istanbul: Memories of a City)一书中大量引用这些法国作家和诗人们关于伊斯坦布尔的旅行记录以及他们对“东方”的印象。柯布西耶则著有《东方游记》(Le Voyage d’Orient)一书。
(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3) 来自墨西哥印第安原住民运动的领袖“副司令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在《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 p4-5, August, 1997)杂志上写道：“在全球化这场卡巴莱歌舞表演中，国家要跳脱衣舞。到节目结束时，它光溜溜地只剩下了遮羞布：镇压权。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了，主权和独立被剥夺了，政治阶级被消除了，它也就成了那些大公司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保安部门……”
(4)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全球化：人类的后果》(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商务印书馆，2001，第3页。
(5) 土耳其自1987年起就申请加入欧盟，至今未获通过。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脱亚入欧”的想法。
(6)曹斐和我合作的《大栅栏计划》也参加同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关于此计划请访问：www.dazhalan-project.org
(7) Jonathan Napack: Vietnam’s Artists Try to Break Free of Their “Velvet Prison”，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9, 2005.
(8)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全球化：人类的后果》(Globalization: The Human Consequences), 商务印书馆，2001，第71页。
(9) Uda Motoko: Interview with Jun Nguyen-Hatsushiba, ARTiT, Summer/Fall,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