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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大为︱ 再造“八五”简史

2008-03-17 15:10:42 来源: artda.cn 艺术档案 作者:费大为

一次戴两条围巾的费大为是典型的上海男人造型,很爱惜自己,这是我喜欢的性格,已经是接近老年的费老师,能找到尤伦斯策展人这样的好职位养老,真是一件很称心的工作,总算开幕了,费大为笑得像朵“花”!

(Hi 艺术=Hi 费大为= 费)

“八五”是我熟悉的历史

Hi :为什么要做“八五”新潮这个选题?
费:开幕展是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决定做“八五”这个选题的。我们的开幕展要做一个比较重要的展览,什么叫重要的展览?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比较重要的展览呢? 那么我们可以面临着一些选择,比如说,做一个中国当代现状的展览;第二个选择是做一个外国的当代艺术的展览;第三个选择是做国际跟中国结合在一起的大型展 览;第四个选择是做一个中国的个展;或者做一个国外的个展;或者是把一个国外的大展览搬过来,这些都是选项。这些选项我们看下来,比如做一个中国的当代现 状的展览的话,首先我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强烈的主题;其次如果做一个国际的展览,我们时间有点紧;要做国际和中国结合在一起的展览,如果我们进口一个大的展 览,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样对我们的形象不是很好,最好是我们自己策划一个展览,能够显示我们学术的分量以及策划的力量。如果说做个展,这样的挑选太困难 了,一个人要给整个美术馆的未来定调,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八五”新潮,这个主题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Hi:因为你熟悉。
费:当然熟悉了。

Hi:在吕澎1989 年写的书上写道:“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还是美院学生的费大为作了如下的记录?
费:没有。如果这样写的话,那是写错了。

Hi:那就是说从当学生起正好参与到“八五”新潮。
费:是,我是从开始就参与到“八五”新潮,从准备的过程和掀起的过程,我都是在其中,可以说是在漩涡的中心打转的。

Hi :“八五”为什么能搞得那么声势浩大?
费: “八五”新潮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国外当代艺术的信息、图片、哲学理论结合起来产生的一个奇怪的东西,它不完全是一个西方现代艺术的抄袭,是通过自己的需要 来拼凑起来的事物,这个需要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走出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唯一的艺术模式 - 一元化的模式。当时艺术家就是真心诚意把内心表达出来,这个东西就是当代艺术的基础,就是一个
有活力的、真实性的创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的学生都是国家分配的,你不听话,就被分到农村去,所以这帮学生在1983 年毕业以前,他们是不敢造反的,他们是偷偷地在看书,但是一旦毕业如果留在大城市,他们就不会再害怕被分配到外地去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无法无天了,这个 无法无天是在1985 年才爆发出来,是因为1984 年还有“反精神污染运动”,当时很多艺术家都会被抄家,还要被抓起来的,这是一个要纠正改革开放过头的,往回收的一个运动。到1984 年年底,“反精神污染运动”就停止了,从1985 年就开始了一个空前开放的局面,一个政策宽松的局面,正好这些艺术家正在毕业,而且正在留校,他们已经在大城市里开始在营造自己的阵地,有的人已经进了杂 志,像高明潞、栗宪庭进了文艺研究所。

当年就是比智商

Hi:当时哲学书很流行对吗?学哲学到了几乎疯狂的地步!
费:当时就感觉看了那么多哲学书,都是人类的问题、存在的问题、虚无的问题,都是些大的哲学概念,在这个情况下,整个艺术的基本的方法就彻底的崩溃了,这 时候全国各地都爆发出无数个全体展览,都被警察关掉了,但是警察也不是说国家政策所规定要他抓,他们是一个本能的反应,他觉得这是没有批准的活动。这些展 览虽然在地方上被关闭,但它会在美术杂志上被发表。当时关于艺术的讨论、辩论,好象到了一种疯狂的地步,大家见面都是在那里谈想法,比如:“我昨天看了什 么书,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好像在比谁的智商厉害,谁的想法多,谁的想法好。

Hi :肯定也有现学现卖的情况。今天晚上背完,明天就出去用。
费:有,比如有人当时说想写一本没有人能看得懂的书,或者是说想做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是10 年以后才会有人发现其中有什么秘密,总之就是不考虑实现的可能性。记得当时我和徐冰经常在一起讨论,到后来就拿录音机把讨论全都记下来。当年艺术家跟评论 家的交流也很多,像高明潞也组织了各种讨论会,但都是地区性的,怎么样把信息集中起来,能够再散发出去呢?

Hi:好像是地下党那个时候似的。
费:对呀,因为我们在没有上网,连传真都没有的情况下,虽然创办了一些报纸、杂志,像《美术思潮》、《中国美术报》等,但远远不够,好像每一两个星期思想 上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很快就传遍全国,当时就靠口耳相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到做幻灯展,当时我们把几千张幻灯片打包,寄到上海去,把上海 美术界的人都集中起来看了几天,一张一张地看,看完以后,把上海新的幻灯片加进去,再寄到湖北去,再看几天,然后再加进去,像滚雪球这样走,这是巨大的宣 传系统。
Hi:就是最早的图片杂志。
费:对,幻灯片在信息交流上起了很大作用,像1988 年的黄山会议也是集中了全国100 多个人,有各地集中上来的幻灯片。其实也有点要摆擂台,看谁厉害,谁的东西更激烈,更刺激,更加特别。

黄山会议就是华山论剑

Hi:华山论剑吗?
费:对。最绝的是黄永砯了,他做以前就是有点担心地问我:“你看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听完以后我说:“不过,一点都不过,你这样做就是很好。”然后他 就放幻灯片,放的就是西方19 世纪的油画,跟他的作品完全没有关系,他就说:“拿错了幻灯片,拿错的也没关系吗?反正都是幻灯片,是不是我的作品根本不重要吗?”

Hi:就是要“绝”对吗?
费:对,把他们全杀了,看谁下手狠。其他群体都会很生气的。

Hi:当时就没有人站起来攻击他?
费:没法攻击,太绝了。这招太毒了,你说怎么谈。1988 年底的黄山会议是为了准备1989 年二月份的展览,八卦地说,当时各地的艺术家都来了,他们是很害怕在展览上的呈现被排在次要的位置上,因为当时谁接近高名潞、栗宪庭,谁就有可能被重视。 所以当时艺术界比较混乱,他们寄过来的材料都是一些很偶然的东西,甚至冒充别人的作品写上自己的名字寄给高明潞,恰好被真的作者看到了。所以在1988 年的黄山会议上,大家讨论不能以谁接近组织者来排位,各个省份要平等!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站起来说,绝对不可以搞平等!

Hi :为什么呀?要竞争对吗?
费:对,我们这个展览的目的是要破掉全国美展的模式。好和不好是组织者的选择,这个选择可能是错的,你认为不对,你再做一个!就这么简单。但它不是全国美 展,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性,我这个话刚说完,高明潞“嘡”的一声站起来就说:“大家不要听费大为说的话,他的说法不代表我们组委会的意见。”我也不知道这 是什么意思。当时黄永砯就发抖,站起来说我坚决反对搞平等!黄山会议里面故事很多,还打架,很有趣。

Hi :黄山会议上好像还有苏群和王度的舌战?因为什么?
费:没什么问题,就是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北方艺术群体是紧紧贴在高明潞那里的,像王度这些广州艺术家,跟高明潞是搭不上边的,就是手不够长。当时王度说话 是非常霸气十足的,在比较接近领袖的北京艺术群体的人看来就是需要灭一灭,应该让他头脑清醒一下。那就是进行了辩论。辩论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我都完全忘掉 了。

为什么作品都是黑白红

Hi:虽然当时大家玩得很high,但是我看那些画,都不是一些令人非常痛苦的画面?
费:国外的记者也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都是黑白或者加点红,而且那么痛苦。我也问过栗宪庭,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是比较同意栗宪庭的说法,其实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无意识里面,前面的苦水太多,这种苦水是通过非常无意识的一个状态流露出来的。

Hi :“八五”期间的作品,我觉得质量也不好,有些像搞封建迷信似的,有点邪乎,是不是大家都忙着PK,所以作品就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感觉,赶紧回去弄一篇,出来好PK。
费: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就是好的艺术家比例总是千分之一,1994 年我到俄罗斯做讲座的时候,莫斯科艺术界的人都到了,他们就提问题说中国在1985 年开始当代艺术,大概有多少人在做,我说大概至少有1000 多人吧。他们一听就吓坏了,说这么多人啊,那比我们多多了。

Hi:你策划的这个展览,还是做了减法,为什么你选择了这些艺术家?
费:减法依据的是我的直觉和我对艺术经验的判断,但也有一些客观限制,比如说像李山那些作品丢了,没办法,找不到了,夏小万有几件作品也找不到了,曹勇是 一个甘肃的艺术家,但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他,他人在纽约。那主观上的限制就是我的看法,可能跟有些评论家是不太一样的,有些艺术家不在我的视野当中,有些艺 术家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客观的标准,这只是我自己的东西,别人可以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历史是可以涂涂 改改的,历史是可以被重新改写的。因为我曾经问某个人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合作这个展览,他的回答:“其实“八五”没有什么合作不合作的,就是现成的历史只要 把它还原就可以。”当时我提出就是要重新思考“八五”,他说:“没有什么思想的东西,就是还原历史就可以”。我觉得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历史永远是一个涂 涂改改的过程。而每一次涂改都不可能是没有一个正确和不正确的关系,是这样的。

我只按照我的喜好

Hi:是不是可以说你们可以各自写一个“八五”历史了,到今天也是各占江湖的时候了。
费:大家可以自己去写,这个无所谓,我的选择是从这个展厅的限制出发的,也许现在这个展厅能够放比现在多一倍的作品,但那样会很拥挤,我希望在展示上跟 “八五”的状态是拉开距离的,因为“八五”那个时候是乱糟糟的,所以我要做很干净而且要跟“八五”拉得很开的展览,在这个情况下,我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就达 到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八五”有距离的观看,而不是贴在“八五”上,我并不主张说“八五”什么都是最好的。我觉得已经过去了20 年,历史在前进,年轻的一代站在舞台上,我们应该思考现在的问题,这个展览对我来说,是对当下所提出的一个思考,而不是说一个怀旧的展览,更不是一个普通 的回顾展览。我们现在是通过一
个很漫长的时间来观看,这个距离体现在我的呈现方式上,完全是跟“八五”的呈现状态不一样,就是非常干净和有呼吸的空间,这个空间是可以
让人思考的,而“八五”是一个情绪化躁动的空间,是一个骚乱的时期,暴乱的。所以这个艺术家重要还是后来变得不重要了,跟我构成这个展览没有任何关系,我 不会根据某个艺术家发表作品的数量来定他的重要性,有的艺术家很会炒作,好像很有名,可能在所有的美术史上都有他的作品,但是我认为他的语言是不成立的, 他的语言是无效的,我就没选他。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一定要非常的清醒,要理解自己的眼光是什么?

Hi: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次展览,实际上就是一个费大为关于“八五”新潮的一个简史。
费:是这样的。同时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宽广的背景,这个背景是我们做的大时间表,我们做的所谓的资料选择是我们通过几千份原件选出来的最重要的原件,我们扫描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文件、文献、手稿、信件和图片,这些东西加起来有两万张左右,这些资料将来是开放给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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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瀚如︱国家馆是最难策划的

2008-06-10 10:48:13 来源: 新京报  作者:侯瀚如

本文原载:新京报 

从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传出消息,旅法华人策展人侯瀚如出任即将在6月开幕的2007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他将和艺术家贡献怎样一个中国馆成为艺术圈的热点话题。作为目前最为活跃的海外华人策展人,这已经是侯瀚如第三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相关展览的策划,第一次是1999年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国家馆,第二次是2003年参与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紧急地带”单元,把超过20位广东艺术家以“广东快车”名义推到这个国际著名大展中。

侯瀚如在上世纪80年代参与过现代艺术大展的组织工作,是20年来中国当代艺术变化的见证者之一。他对艺术市场的变化感到惊讶,感觉国内商业力量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之大超过很多海外国家,他期望能在资本无所不在的控制中催生更有批判力的作品,如何把这个目标转化成现实,对他和其他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名片

侯瀚如

1963年出生在广州,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为美国旧金山艺术学院展览策划与公共项目系主任。长期以来作为独立策展人活跃于国际艺术界,曾经调动了全球140位艺术家参加“运动中的城市”,巡回世界7个城市,并在1999年、2003年成功策划了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馆和“紧急地带”单元,也是2000年上海双年展和上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展人。去年底他进入英国《艺术评论》评出的2006年“当代艺术影响力100人”。

威尼斯中国馆

不是文化形象,是艺术环境

新京报:虽然你强调对明星艺术家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出于某种策略考虑,这次的中国国家馆是否还会有著名艺术家出场,毕竟这有明星效应,能吸引大家的更多关注。

侯瀚如:展览的具体组织当然有策略性,但是我觉得艺术不单纯是个策略,首先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我并不排斥有名的艺术家,重要的是我选择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他有名,而是看他的作品是否合适。

现在中国的艺术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出现了某些重要的课题,要看看艺术家的创作是否敏感,对这些话题的回答是否有创造性。国家馆等于提供了一个机遇,让我们可以通过它来肯定一种艺术语言,而不是市场上最火的那些东西。

新京报:为什么要等到3月才公布参展艺术家名单?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吗?

侯瀚如:一方面我现在还有很多事不确定,正在和艺术家沟通,有可能有变化,等艺术家、方案有定数了才公布比较好,这也是对艺术家工作的尊重。如果现在就公布艺术家名单的话,今后几个月艺术家会有非常大的压力,因为很多人都会关注和议论;另一方面,什么时间公布很重要,一些事情确实需要一些神秘感,这样更好玩。

新京报:你也策划过199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法国国家馆,现在又策划中国国家馆,这两次策划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吗?

侯瀚如:我觉得国家馆是最难做的,因为牵涉到很多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家馆的含义是什么?传统的国家馆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这种方式的起源是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把各个国家的东西集中到一个地方来展示。矛盾的是,现在已经不是世界博览会的时代了,而且威尼斯双年展展示的不是科技成果,而是当代艺术的活动。今天的艺术创作、内容、社会角色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作为国家馆来说,确实和国家的文化形象有关,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展示一个国家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特色,而是为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提供什么环境,让艺术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发挥创造性,让艺术家把自己对艺术、社会的一些很私人的感觉用原创作品表达出来。

新京报:从广州三年展到法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好像“实验室”这个概念是你最近一个时期特别关注的。

瀚如:我认为艺术从本质上说就是不断实验、形成和突破的。

中国艺术圈

他们太追求效率,太着急了

新京报:中国当代艺术是当今艺术世界最热的话题,很多人也看到了其中的很多问题,作为一个策展人,你觉得中国当代艺术未来会走向哪种状况或体制?

侯瀚如:西方和中国的体制很不一样。西方的文化体制———博物馆体制、教育体制等是几百年不断积累起来的,而中国还在剧烈的变化过程中,我觉得不应该关注最终形成怎样的结果,而是关注艺术家们正在做什么。我觉得中国艺术界的问题是太着急了,追求效率,做什么都要马上见效。

新京报:在当代艺术生态中,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国内现在比较缺乏基金会这样的社会组织。

侯瀚如:悉尼双年展也是一个很有钱的意大利家族支持的,我策划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9月份要开幕,这个展览就是私人基金会发起和支持的。

土耳其的文化预算基本上都用于保护古迹了,而这个基金会不仅组织双年展,也做电影节、戏剧节,发挥了非常大的文化作用。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做事方式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现在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很互动。

在当今世界,很多文化机构不再是公私很清晰的状态,而是一种更加复杂、敏感甚至脆弱的情况,这个时候怎么重新定义文化机构的性质、位置、做什么就变得非常重要,也让我们有机会探索如何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方式去支援、促进艺术家的创作,对变化做出更积极的回应。

独立策展人

我们离不开体制,体制也需要我们

新京报:你去年参与策划的法国当代艺术三年展在法国艺术圈很有争议,你怎么看这种国家财政支持的大型展览的意义?

侯瀚如:我也是偶然参与的,因为我一直在艺术圈子里,其实跟官方有距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叫我作为策展人之一去策划那个展览。我愿意参加也是因为我可以借这个机会表达其他人不会说的看法,所以我策划的部分叫“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的实验室”,把一些主流不接受的艺术家和带有批判性的作品推出来。

当时法国总理提出办这个展览,他的政府处于很大的危机中,他是为了拉选票,为了在文化上树立形象。而艺术圈确实需要公共资源来做一些事,所以很多人参与到中间来。这个项目有意思的是政治上的运作让展览的举办有了可能,但是又把艺术推到一个更加矛盾的状态中,就是艺术家如何在这样的展览中保持批判性。

新京报:你原来的角色是独立策展人,但是去年应邀到旧金山艺术学院担任教职,你的朋友汉斯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HansUlrichObrist)则到伦敦蛇形画廊担任国际项目总监,有人说你们这是被体制“收编”。

侯瀚如:到了一定年纪,进入学院也是一个选择,我进入这个学院也是想尝试创造新的可能性,看看进入能做些什么有意思的改变。我接受这份工作当然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体制化”,但是今天就像《帝国》一书解释的,全球性没有所谓“体制之外的”,即使说一个人是独立策展人,但还是必须依靠各种机构来工作。

我和汉斯进入机构,说明这个体制本身也认识到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没有我们这样的新鲜血液进入,他们自己本身就会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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