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郁达
一、从天气说起
都说昆明是一个特别适合人生活与居住的地方。赞成的人赶紧找出“气候温暖、四季如春”等等证据来支持。“气候温暖、四季如春”好不好？就常识来讲，没错。多数人都不喜欢太冷或太热，所以，一般都不会住到南极和赤道上去，南极比较适合企鹅居住。赤道呢，不太清楚，反正能够常住的生物肯定不多。不过，也应该允许有些例外。我杭州的一位朋友就特别怕来昆明，他从小在海边长大，每次坐车从翠湖爬到黄土坡，就开始“高原反应”，天旋地转，其状痛苦莫名，真是生不如死。还有一些皮肤白嫩的美媚，一提到昆明的紫外线，无不深恶痛绝。所以，昆明皮肤白嫩的女孩比起重庆、成都就少许多。当然，滇南的佤族女子以皮肤黝黑为美，那是另一种审美标准了。再说，云南的太阳那么烤人，白得了吗？
有人说，思想深邃的人才大都生活居住在四季分明的地方。所以，明清两朝，云贵两省考中举子的许还赶不上江浙一个县，而状元之类更是有如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除经济文化之外，气候是一大问题。
“气候温暖、四季如春”的好处，大家说得太多，我说点不好的。昆明人自称“家乡宝”，多不愿出门，就是出门回来，也还是感叹：家乡如何如何的好，外边如何如何的险恶！这，大概是被四季如春的天气养出来的吧：总之是一种温温吞吞的保温瓶性格，缺乏爆发力和张力。昆明这个城市的性格大体就是这样，好是好，就是不太痛快！据说，“云南王”唐继尧当年雄视西南，每天喝一种草药与乌鸡炖的汤，保养极好，面如玉人。如果不是湖南“犟驴”蔡锷将军血性火爆的振臂一呼，“护国起义”的那一枪在云南恐怕是打不响的。为什么呢？云南的天气太好了，大家生活得安安逸逸的，谁都不想闹事。云南是生活的地方，不是干革命的地方。所以，二十年前，大毛他们要革命，只好背井离乡，远走上海、南京去闯荡艺术“江湖”。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些悲壮呢。
二、“江湖”也有游戏规则
云南偏远而开放，矛盾而和谐。现代艺术的发展自有其文脉和传统。远的不好说，最近这二十年，最有影响力的事件，第一是“新具像”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第二是昆明创库艺术主题社区的建立。我观察云南当代艺术，常常会拿这两件事来说话。先说“新具像”，当年大毛、晓刚、老潘、叶帅他们“起义”干革命,实在是被逼无奈：美协的展览他们参加不进去，人家不要他们。就是要他们参加，设置的条条框框也让人无所适从。所以大毛后来说，在八十年代，他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艺术家——当然这个“艺术家”的标准是他们自我定义的。这实际上是争夺话语权的一场艺术运动，“八五”时期各地的许多青年美术运动大都具有这种性质。就是要打破铁板一块的艺术文化生态，为艺术争取自由表现的新空间。“八五”的话语方式是精英的、集团主义的，比较强调对抗。所以，到了“八九”年以后，这种话语方式慢慢地失效了，反抗没有了对象，而且，反抗的方式也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二元式、非此即彼的反抗，谁赢了，谁输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新的专制和新的“日月神教”：一统江湖。所以，“新具像”与“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它所遭遇的问题，实际上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市场化转型有关：一个狂飙突进的文化浪漫主义年代已是日落黄昏。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叶永青开始在昆明做上河会馆。从上河会馆到创库，其间的脉络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当代艺术的日常化、本土化与市场化转型这艘轮船已悄然起锚。叶永青的思路很清楚：就是要将当代艺术从精英话语方式转变到平民与草根话语方式上来，削弱艺术本来就不该有的区域性。使艺术交流在多元共生的格局中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因为艺术的每一次交流都会产生一个比较，每一种艺术都是在比较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尽力将多种艺术样式拿出来交流，最起码能够使我们不断有一个新鲜的参照体系。而创库正是展示各种艺术样式的新空间。这与“八五”和“新具像”时期，类似群众运动的“艺术窜联”的交流方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作为中国最早的艺术家自营空间之一，创库上河车间在2005年作为一个艺术空间与创库二十多位云南当代艺术家，入选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别样——另一种现代性的艺术空间”。与香港艺术公社、上海比翼艺术中心、成都蓝顶艺术中心一起，展现了中国当代艺术与现实逐渐结合而呈现多元化的过程。
“新具像”和“创库”，代表了云南当代艺术两个重要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在艺术史学上具有断代性标识的意义。作为发起人和实践者，大毛和叶帅所起的作用是历史性的：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时也塑造了自己在艺术史中“英雄”与“大佬”的形象。艺术“江湖”的游戏规则也由此得已建构。因为，无论是“新具像”，还是“创库”，都已经是云南当代艺术历史的一部分了。后来者是绕不过去的，更不可能视而不见。
三、不能只看结果
记得是在诺地卡的一次有关《江湖》的座谈会上，大毛与于坚有过一次争论。大概是围绕“理想主义”展开的。大毛说他对那些虚假的“理想主义”感到厌倦；于坚则坚持认为，当今艺术最为缺乏的就是理想。也许他们说的“理想”表述各异，但都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八五”二十周年的时候，以思想启蒙为诉求的新潮美术运动，尘埃落定，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视觉记忆的一部分。新潮人物全盘“收官”，大获全胜，成为新体制下“封神榜”上名利双收的最大赢家。所谓“当代艺术”已经被注册为一种品牌与标志，当代艺术的展会类似于“家乐福”与汽车4S店的买场。像王广义的“政治波普”图像、方力均的“泼皮幽默”图像、蔡国强的“奇技淫巧”、徐冰的“文字游戏”与谷文达的“水墨唐装”，还有以所谓“暴力化”表演惊世骇俗的行为艺术，等等，都已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的体制所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标准像”。许多所谓70后、80后的“新艺术”，其实大都是在抄袭和消费这些结果。他们只想成为神话人物，而不想去创造神话。
艺术民主化的时代，使得在今天，人人都是做艺术家，一切都太快、太多，制造出很多平庸的、粗制滥造的东西，就像超市的商品。艺术品过剩、批评家过剩、媒体过剩、策展人过剩，什么都过剩，东西多的时候就不管钱了。所以，市场也是把双面刃，有点像《金瓶梅》里说的：“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杖斩愚夫”，就看哪些弱智艺术家冤死在市场这把美人剑下了。所以，现在看结果，未免太早了些吧？
四、《格斗橙》及其它
现在的展览越做越漂亮、华丽、干净、规矩，像超市或体育运动会，越来越体制化，缺乏活力与野性。一点都不好玩。这些方面，王南溟有许多批评，说得一针见血，狠、毒。所以，我到现在还一直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些“地下”展览的现场。
《江湖》每次展览都有很好的人气，参展的作者，还有来看展览的人，大都是青年群体和艺术圈外的人。总之，用昆明话说是“乱B麻麻”的，让人很兴奋，有参与的欲望和可能。我想，所谓实验性，就是要探讨可能性吧？你都说完了，做完了，叫别人来干什么呢？
我女儿已经八岁，读小学三年级，也被邀请参展。我陪她去参加，其实是作为监护人的义务和责任。不想小林在海报上竟将我也列为作者，浪得虚名耳。女儿的“作品”是她自己编的“脸语”词典与“手语”词典，大概是受象形文字启发吧？反正只有她能懂。我陪她做这些东西，就是在和她一起玩、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现在的艺术不太好玩，缺乏游戏精神。大都是装出来的，缺乏真情实感和智慧。装神弄鬼、鸡零狗碎的东西居多。这是因为艺术家出了问题，假酒喝多了，你给他喝真的也辨不出来。这些都是被艺术“搞”的。脑子搞坏了。
女儿不是艺术家，但是她真诚、率性。画画是一种快乐的游戏，我们从小就有涂鸦的冲动。关键是，你能走多远？不论是为了钱，还是为了名。我们都要快乐地、创造性地游戏与工作。在这一点，《江湖》，特别是《格斗橙》做得比较好，它就是不太像一个展览，不装羊，真诚、野性、充满活力与动感，而且不乏思考。“混乱”产生活力，艺术总是“春天”怕也是不行的吧？还是四季分明一些才好。
据说在云南，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彩云之南真是卧虎藏龙啊！少数民族人人都是艺术家。在这么一个老天养起来的好地方，艺术家多少还是要有点文化野心和抱负的。所以，我希望《江湖》中的朋友们还要加倍努力，把“江湖”搞乱、搞热闹，“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要被云南的阳光烤懒了，温吞吞的；更不要被艺术“搞”废了——胸无大志，成天跟在画商、策展人、批评家的屁股后面，满足于做个艺术“江湖”上游手好闲、投机取巧，四处传播小道消息的小混混。
2006年10月11日于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