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出生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毛泽东几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小将，向他们发出了“打倒一切”的号召。这是来自最高上层的造反指示，有了这样一个指示的庇护，以下犯上便找到了革命夺权的合法性理由。于是，武斗开始蔓延，串连之风遍及大江南北，其乱纲乱常的势头不亚于过去的“安史之乱”。我就是出生于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虽然当我出生的时候，最高上层已经将革命的重心由武斗转到了文攻，但在我出生的那座南方小城，仍然是干戈云扰，继续着武斗的余震。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张自己刚刚过百天的照片，是邻居家的一个“红卫兵”姐姐抱我到照相馆拍的。那个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姐姐，就是在抱我拍完照片之后不久，惨死于一场两派势力武斗的火拼。所以，我对她本人并无印象，只有一张生死相联的照片握在我今天的手里，让我不时还能透过她楚楚动人的身姿想起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沈从文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对于我，美丽不仅愁人，更是一种从小就有的心碎。也许，这就是我一生与美术结缘的潜在原因吧。
野地穿越
（一）
我出生的时候，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毛泽东几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小将，向他们发出了“打倒一切”的号召。这是来自最高上层的造反指示，有了这样一个指示的庇护，以下犯上便找到了革命夺权的合法性理由。于是，武斗开始蔓延，串连之风遍及大江南北，其乱纲乱常的势头不亚于过去的“安史之乱”。我就是出生于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虽然当我出生的时候，最高上层已经将革命的重心由武斗转到了文攻，但在我出生的那座南方小城，仍然是干戈云扰，继续着武斗的余震。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张自己刚刚过百天的照片，是邻居家的一个“红卫兵”姐姐抱我到照相馆拍的。那个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姐姐，就是在抱我拍完照片之后不久，惨死于一场两派势力武斗的火拼。所以，我对她本人并无印象，只有一张生死相联的照片握在我今天的手里，让我不时还能透过她楚楚动人的身姿想起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沈从文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对于我，美丽不仅愁人，更是一种从小就有的心碎。也许，这就是我一生与美术结缘的潜在原因吧。
自从我能够记事起，印象中父亲就已经被下放到了农村。那是一个又一个革命运动接连不断的年代，作为知识分子的父亲，在这些翻天覆地的革命运动中几经淘汰，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被打倒在地，排除在了主流社会之外。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先秦时期开始奠定“四民之首”的地位以来，遭到的一次灭顶之灾。生不逢时的父亲赶上了这场历史的大劫难，是他的不幸。然而，不幸中往往也孕育着万幸的胚胎，比如我，就是由于父亲的扫地出门，反倒获得了心灵的放飞。正是因为父亲下放农村，我可以随之逃离城市的阶级斗争，故而童年记忆没有那些喧嚣与纷扰，有的只是湖光山色和天水连绵。我始终觉得，这是我生命的福祉，是构成我宁静致远的一种人生基调。据悉，诗人顾城的少年也曾跟我一样，由于父亲的下放而在农村度过。难怪他的诗歌悠然纯净，能够引起人无尽的遐想。因为乡村的自然之风早已荡涤了胸中的尘埃，消除了世俗的惆怅。我还记得顾城十四岁在农村时写的一首诗：
野花，
星星，点点，
像遗失的纽扣，
撒在路边。
它没有秋菊
卷曲的金发，
也没有牡丹
娇艳的容颜。
它只有微小的花，
和瘦弱的叶片，
把淡淡的芬芳
溶进美好的春天。
我的诗，
像无名的小花，
随着季节的风雨，
悄悄地开放在
寂寞的人间……
如果一个人跻身闹市，绝对不会有如此的畅想，如果一个人没有体会过天地间的博爱，也不会将如此的深情返还给自然的生态。这一切都是自由舒展的乡村经验赋予的，野花的悄悄绽放，犹如夜空下闪烁的星星，不仅只是点缀了黑暗，也可以照亮迷失的人间。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崇尚自然，将人间的道德恢复归于乡间田野的纯朴之风，当然有其自出机杼的道理。因为文明即枷锁，而城市作为文明的象征，无不包含了利益的束缚。但乡村却不一样，那是欠发达地区，物质生活的贫瘠与落后，恰恰少了利益的纷争。因而，它还能保留某种原始的自然属性，并由此构成人类道德净化的思想源泉。我现在回想起自己童年的那段乡村生活，脑子里装的确实都是一些憨态可掬的形象。那时候的农民还没有受到今天商品经济的洗礼，城市与乡村还泾渭分明，“乡下人”作为他们的一种卑称，也成了他们抵挡文明侵蚀的性格屏障。我记得那时候他们会把一些城里的年轻人叫着“街痞子”，可见他们对城市文明的恐惧与抵触，还是带有格格不入的心理。不过，“街痞子”里面不会包括我和父亲。因为父亲和我跟他们一样，也都是社会的弱者。弱者同情弱者，虽然不是什么古训，但却深埋在乡亲们的心底，繁衍出了一种善良纯朴的民风。父亲在下放期间，就曾得到过无数乡亲的照顾和帮助，以至于父亲到今天都念念不忘，每每提起那个年代，全然忘了自己的痛创，而只剩下感激之情。
当然，关于那段记忆，父亲有更深的心理纠葛，我的理解不会有父亲那么复杂，也不会有父亲那么深刻。作为一个孩子，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自由自在的野趣，是与那些赤脚光屁股的泥孩子们一起疯淘的记忆。乡村没有城市那么多人为的条条框框，可以不受时钟的控制，也没有教条的束缚，一切都是遵循着自然的规律，靠天吃饭。在这样一种无拘无束的状态下，我怡然成了一棵蛮生的野草，终日淘气在泥地里，与泥孩子为伴。跟那些泥孩子在一起，我会了如何爬树掏到树梢上的鸟窝；如何在稻田里发现隐藏起来的泥鳅并捉在手里；如何用竹匾在晒谷坪上罩住那些择食的稻鸡和麻雀……这些原始的生存技能，虽然简单，也非常残酷，但它教会了我一种野生的能力，也赋予了我某种不拘格套的性格。
多年以后，我读到鲁迅的一些文字，感触最深的不是他对黑暗社会的批判与揭示，而是他对自己小时候在乡间生活的描写，还有他听少年闰土讲各种乡野的趣事，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完全没有他后来文字里透出的尖刻与冷酷。我想，鲁迅之所以深刻，往往能够将一个事物的本质看透，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有一种幸福的底色吧。
（二）
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逝世，挥一挥衣袖，带走了他的那个时代。也是在这一年，唐山爆发了举世罕见的大地震，将强压多年的地火释放出来，象征性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早在两年前，即1974年，我已随父进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我的家位于我们小城的南面，是一片旧宅区。台湾作家林海音以老北平（北京）的旧城风貌为元素，写过一部小说《城南旧事》，那种落寞的印象跟我家的周围非常相似，只是南方要比北方潮湿，因而我家所在的那个南城要比林海音的城南更显斑驳与陈腐。我对城市的记忆，就是从这样一个历史衰落的纵深处开始的，首先感受到的并不是新潮，而是一些旧东西的复苏。这些被囚禁多年的旧事物，从脱落的“大字报”下面悄然浮现，犹如一枚枚绽放的春芽，摧开了早春的绿色。我还记得离我家不远处，有一个残疾人摆的“小人书” 摊，大概是1976年前后，骤然间冒出了许多五十年代版的古旧书，比如《三国演义》、《说唐演义》、《水浒传》、《说岳传》等等。这些旧版的“小人书”，从民间的箱底幡然复出，给了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以勇敢的启示，尤其是里面的英雄人物个个身怀六甲，一改过去革命故事里的单薄形象，让我们这些孩子终于明白了英雄的分量。于是，满街的孩子都开始模仿，满街的故事也开始转变……这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之后，我最深刻的一个印象。革命只是革除了前朝的官职，破四旧也只是破掉了旧时的坛坛罐罐，但历史的本质并没有死，而是转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城市深处蔓延，激发起了过关斩将的理想。这也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春风吹生起来的其实不是别的，正是那颗不甘禁锢的心。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明确提出思想解放。这是主流社会在经历了几年的喘息与摇摆之后，向着人民的意志迈出的一大步。对此，我深有感触。因为我身在的那座小城为此专门举办过大型的庆祝活动，我也曾随父亲步入庆祝的行列，目睹了兴高采烈的神情。不过，最让我记忆犹新的还不是这些主流的欢庆仪式，而是民间的变化，悄然无声却又沁人心脾。大概是1979年前后，国家取消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让许多曾经插队农村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加之那两年初高中毕业生加剧，而国有企业招工名额有限，致使大批的年轻人滞留在城市里无所事事，成了“待业青年”。我最初感觉到的社会变化，就是在这些待业青年身上。毛泽东说过：“青年人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想，这话除了夸赞年轻人的朝气，恐怕也含有他们能够引领时代潮流的意思吧。只是毛泽东并没有想到，在他身后的这些年轻人会走向他那个时代的反面。这也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往往就是一种悖论的循环。正是这些滞留在城市里的待业青年，闲来无事开始邀伙结伴，相互传播起一些外来信息。于是，资产阶级趣味进来了，喇叭裤、迈克镜也进来了，还有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也跨界而至，掀起心潮澎湃……
我始终觉得，那些年的中国是近代以来少有的一个自由蓬勃的年代。因为权力上层还没有完全巩固，几派势力的拉据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使民间社会能够游离出来自由选择和自由追求。所以，思想解放作为一面文化旗帜，我认为应该特别送给那几年。当然，那几年也有那几年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的剧烈转型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体制下摆脱出来提供市场化的出路，因而使大批的城市青年无业可择，造成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同时，也给社会治安埋下了动荡的隐患。我甚至觉得1979年中国对越南反动“自卫反击战”，将大量城市青年征兵入伍，送往前线，不仅只是为了惩罚越南的背信弃义，更是对内部就业压力的缓冲。不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此愿望收到的却是彼效果。当战争很快告捷之后，城市兵退回到大街小巷，不仅没能安邦，反倒加剧了城市的混乱。1983年，中国施行“严打”政策，严厉惩治社会上的违法乱纪，将大批不安份的年轻人收监入狱，就是权宜之计。我从小学到中学，一路走过来，正好经历了这个历史的断层，耳闻目睹，产生了许多自己的看法。我后来一直认为研究中国当代史，这是一个最为关键的地方。其实，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因而研究也忌讳平铺直叙。西方的历史学家非常注重历史转折时期的研究，认为这是产生研究方法的基础。而中国的历史学家却常常回避这一点，只涉及果而不追究因。造成这样的原因之一，恐怕还是一种坐享其成的思维方式在作怪吧。
当然，我有这样一种思想的出现，也是后来受了西学的一些影响。在我还没有被思想启蒙之前，我的兴趣点根本不在如何获取知识，而在于如何能够逃离父母与学校的管束，成为一个游荡在街上的“流打鬼”。 为此，我从初中开始，就背着父母和学校偷偷跟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这些游手好闲的家伙经常能够越过学校的围墙，勾起我对自由的想象，让我的思绪不宁，无暇再来顾及自己的学业。因此，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以至于后来作为劣等生不得不中途退学。我必须承认，那是我人生走过的一段弯路，因为它让我心智早熟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学业的荒废。但我丝毫没有后悔之意，不后悔的原因是知识可以弥补，而如果心智打不开，那么再多的知识也都是材料的堆砌，注入不进人性的温度。事实上，一个人走一段弯路有时候恰恰是好事，至少可以让人感受到人生的丰富，从中产生更多的比较。美国作家赛林格的早年就曾经出过轨，后来他将此写成一部小说《麦田的守望者》，以少年的放逐与叛逆为反思对象，几乎成了整整一代美国青年审视自我的镜子。我觉得，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就在于此，在于西方人敢于走出自己的边界面对黑暗，而东方人则喜欢守着人为的戒律循规蹈矩。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暮气沉沉，既缺少发现，也没有活力。
我很幸运，因为我从儿时放之乡野，到少年流落街头，没有感染到这种暮气。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上天赐予我的恩惠，是命运之神对我的眷顾。当然，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的人生是多么一帆风顺。事实上，我的经历比多数同龄人要曲折得多。比如我很早便弃学在社会上游荡，就与许多同龄人形成了极大反差。这期间，我受到的社会冷眼不必说，只说我的父母，为此也是伤透了心。要知道那会儿我都快成“严打” 的对象了，堕落的样子简直不堪回首。我的父母当然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就这样沉沦，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实行拯救，包括把我再次放回农村，希冀通过浓郁的乡亲拴住我这匹脱缰的野马。但都已经无济于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很难再收回。心碎的父母无奈之下只好转移方式，终于，他们从我喜欢糊涂乱画的兴趣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便帮我请了美术老师，让我安心坐下来学习画画。我这才被自己的兴趣所降服，不知不觉戴上一个紧箍咒，走上了艺术的取经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