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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掠文物的追讨回流不能民间化或政治化 当以国家可持续战略化

2009-03-23 13:21:18 来源: 艺术档案网 作者:artda

 『法批准拍卖圆明园兽首』

【酷爱博论/吴建勋/2009.02.25】

        时事焦点:法国法院驳回中国圆明园兽首禁拍请求、中国网民掀抗议法国潮 促全球华人封杀拍卖公司、外交部称打人权旗号侵犯中国文化权利很荒谬。

        解读:“圆明园皇家鼠首兔首被拍事件”只是中国人屈辱历史的“牛毛细雨”之情,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瑰宝被掠流失几近“惨绝人寰”,仅仅靠民间热力或一时国际政治化都难以为国战利,因为那是被黑历史的残页,无法澄清、裁决,而且涉及西方列强、列族,切莫因小失大、全盘散沙。当卧薪尝胆、立志图腾,多学学“美国作风”,靠实力摆平诸多民族利益。

       法国是在故意试揭中国人伤疤、逞能西方辱华势力“鼠首”,上窜下跳欲盖弥彰、围护盟友(国家、皇家、世族)既往不正当利益。

       因此,中国被掠文物的追讨回流不能民间化或政治化,当以国家可持续战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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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最贪婪(图)】

王羲之在日本的真迹《丧乱贴》


中国的甲骨片,超过1/3在日本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 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 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藏点网,摘自《看世界》,文/王在水)

 
【小日本,你掠夺了中国多少文物?】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诞生了无数物质财富。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两百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4万件中国国宝,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则是少是馆藏数量的十倍。 日本是第一个掠夺中国文物的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国宝始于明代,不过当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一万尊金佛被悉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四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一千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三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十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三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九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一千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中国自2003年7月开始启动国宝工程,宗旨是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就目前而言,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讨还和捐赠。

       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大多是民间富商捐款给博物馆购买,或者民间藏家自己购买。近年来中国文物在世界市场迅速升温,中国藏家购买实力也大大增长,对于购回流失在外的国宝很感兴趣。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牵头举办的“国宝工程·海外淘宝行动”2006年5月已经在日本展开。但在当年的日本全国古玩博览会上,中国“淘宝兵团”的收获并不大,因为日本人似乎没打算将中国的国宝拿出来。作者:ChinaRen专栏作者陈猛
 

【自北京『伊渊文堂』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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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前卫精神——后社会主义的混合艺术

2009-12-11 17:01:53 来源: 今日艺术网 作者:王春辰


20世纪的世界历史是一种伤痛的历史。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留下的创伤亘古未有,由此形成了两大东西方阵营更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民族国家对立,其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军事、外交,等等。虽然这场全球范围的冷战结束了,但它造成的民族国家格局、文化意识心理的博弈并没有终结,随着全球化的来临,一场更深层次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文化关系出现了。地缘关系上的东西方仍然存在,文化差异上的并列仍然普遍,无论是留恋与彷徨、革新与保守、悔恨与激动,都是现实中的社会心理现象,它们一再地反映在艺术中、反映在人们的行为表达中。

  在艺术上,因为冷战的关系,现实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主要创作思想,它正好相对于欧美的现代主义发展。正因为两大政治意识形态对立地选择了不同的艺术观念,使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成为对立的艺术形态,在二战后的世界艺术格局不断演绎着各自的艺术走向。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公开出现了大量吸纳现代主义风格与方法的艺术现象(之前则处于地下边缘状态),与原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完全不同,也因此引起了剧烈的社会、观念反弹。也就是说,这一类在欧美存在已久的现代主义艺术已逐渐失去了它们所曾具有的前卫性和观念革命性之后,竟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产生了前卫的效应和政治性。从现代主义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生过程来看,它们产生的语境和针对的目标都不一样,但产生的文化观念震荡以及社会批判性是一样的,都是对某一类艺术程式和模式的反抗。现代主义在欧美的发生也是针对写实再现的传统而展开的一场艺术革命,当两大社会阵营产生后,对艺术形态的选择又成为了判别社会意识形态的试验场。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功能为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不强调个体性、甚至曾一度不强调独立的艺术性,因此它被视为社会主义集体意志的体现,是共产主义信念的产物,所以80年代前苏联、东德、波兰、南斯拉夫、古巴等国家出现了这一类现代主义的艺术以后,被看作是社会在变革的信息,它们是文化反叛的一种折射,虽然这些艺术形式来自于艺术家的自觉选择,但他们面对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变革前的社会氛围,而且是以批判的姿态出现,正因为如此,这些已经在欧美不再“前卫”的艺术形式才引起关注,引起争议,从而印证了个体艺术家是观念冲击的先锋,艺术的背后是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如大量的艺术家借用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图像资源及符号,以期对他们的社会进行讽喻或怀疑,而艺术手法又都是经典的现代主义形式,但它们足以产生巨大的冲击力,对现有的艺术形态和艺术观念造成震荡。历史而言,没有这些压制的社会关系,这些“前卫”的艺术不会有如此强烈的社会影响和视觉冲击。例如在中国发生的那些新潮美术、社会转型中的新艺术等等都具有这样的文化语境针对性问题。

  当东欧前社会主义转向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后、当中国拥抱了部分的资本主义机制后,艺术又经历了一场新的挑战。这就是商业化与市场化。在政治是艺术挑战的对立对象时,艺术可以呈现为强烈的“前卫”姿态和视觉,而在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忽然间“前卫”艺术失去了它的着力点,而变得庸俗起来。这不仅是社会主义进入后社会主义时期之后遇到的艺术问题,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艺术所遇到的同样问题。即今天的艺术难以重现当年的“前卫”艺术的视觉冲击力和观念吸引力,似乎一切都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一切的对象都被商业消费同化。过去是以政治意识形态为主要针对对象的前卫艺术,在今天所面对的是商业资本的权力,过去可以用“实验”的名义进行前卫的艺术实践,而今天这一点似乎已经不具有合理性。在东欧诸国相继加入欧盟或北约之后,他们发现期待的社会自由、富足的景象没有像想象的那样出现,相反,不断遭遇到全球化的冲击而经历了心理的冲击、怀旧的伤感以及文化的怀疑,而他们抛弃的社会主义似乎又成为他们的乌托邦梦想。东欧以及中国的当代艺术都遇到这种双重的迷失:社会转型之后出现的普遍商业化消解了人们的批判意识和能力,而全球化的影响又抵消了他们曾经试图要建立的文化自主性和独立性追求。商业均质化与全球文化的雷同化大大减弱了东西方“前卫”艺术的能量和意义。

  在今天,“前卫”不再,作为理念,越加模糊起来。前卫在商业化面前成了一件道具,这是后社会主义的艺术要应对的挑战。那些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东欧国家既在欧美的后现代艺术包抄下在进行着独立的回应,而且也在对他们曾经拥有过的一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资产进行着再思考、再反思。这是他们的文化使命的双重性,也是他们再生的新机会。特别是,正因为有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采取着社会主义制度,使得社会主义继续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一种国家理念问题,转而仍然成为艺术创作的来源之一。此一时的来源,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全球化与商业化背景下的一种新的社会反思。首先,它不能保守,退回到简化的社会主义之路上,而是它要迎接混合的后社会主义时代。在这样的格局下,艺术才能够重新以提问的方式来作出艺术的表达,以混合的艺术及观念来确证自身的历史价值和地位。

  在其中,无论东欧的艺术家,还是中国的艺术家都面临着这样的混合艺术——它们不再是单纯的前卫,也不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艺术,而是在混杂的世界文化影响下的又一场自我反思与批判的艺术运动。

  发表于《艺术世界》(上海)200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