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26日 23:11:04 ，艺术国际首页推荐了发表于“艺术国际 > 新闻 > 业界动态”栏目下的一篇文章：《他山之石：一位西方收藏家对于“中国当代艺术院”的看法》（http://news.artintern.net/html.php?id=8375），此文为吕澎先生推荐的一名西班牙收藏家Josep先生所撰，作者在文中对欧洲艺术管理体制做了简短的介绍，并认为无论是“欧洲大陆型”还是“盎格鲁撒克逊型”的文化机制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权力的制约。继而Josep先生表示：“ 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首要的理由是“当代艺术第一次被政府认可”。他认为：“不管在哪，政府都会试图掌管人们的大量活动，中国也不例外。”并好意告诫我们：“但是你们的处境正好相反，你们国家政策独特并是中央政策，他们开启了一个小小的门，如果你们去反抗它，将会头破血流，政府的力量在各个地方都很强大，但是你们能做的，就是联合起来把这扇门开启得越来越宽，如果需要去反抗，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里面去改变而非从外面。”
我个人以为此文的观点在国内并不少见，但现在还要以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来自“发达的欧洲”的收藏家的角度来重复强调，也算是对众多批评的一个婉转回应。上个世纪90年代，艺术家从国外获取荣誉再荣归故里大红大紫的成功经验已经提示出国人“自我他者化”的潜意识，尽管从一开始就有批评家关注这种东方学下的后殖民阴谋，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许多术语最后竟在被曲解后用于国家主义的论证，以至于至今普遍流露着的仍然是民族主义下的洋奴心态。在“中国当代艺术院”受到广泛批评的情势下，搬出一个西方人来作辩解是很有说服力的。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到一个语境的关系问题。就像奥运闭幕式上英国人的表演在他们国内广受非议一样，西方社会的相对开放性意味着它们对任何事情都很难形成众口一辞的状况，这也就是我们的媒体可以轻易找到西方社会问题来说明西方体制缺陷的原因。但由于缺乏对语境的考虑，我们常常会以国内的情形来看待一个西方权威发表的言论，认为其观点意味着代表社会全体成员对某一事件的最终判决，这种误解十分危险。
不过，艺术国际在这个时候将这篇文章推荐出来很有意义，它或许可以将“中国当代艺术院”所引发的话题深入下去。目前的话题还是就事论事地集中在艺术家体制化后的操守问题上，虽然有些讨论涉及到经济体制(如天乙的《国进民退昭示新一轮转型——谈谈经济兼并与艺术收编》 )或政治制度(如吴味的《“中国当代艺术院”的国家意志 》)层面的问题，但仍然没有涉及到更具体的艺术传播机制与大众传播效应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可以借《他山之石》作为一个开头，对中国和西方的艺术管理与传播机制一个较深入的比较性探讨，这或许可以把问题更具体化。
我是一个从未迈出过国门的人，虽然从书本和各种媒介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但所得的仍然只是一些十分抽象的知识，所以在言论中涉及到许多关于公民政治和开放社会的地方免不了带有不少猜测和想像的成分，因此倡议在艺术国际的旅居海外的博友能够关注此话题，从自已的个人经历来谈谈对西方当代艺术管理与传播机制的一些看法，也顺便介绍一些具体的艺术事件以供国内的朋友开阔视野之用。
另就我自己的一些疑惑在此冒昧地为该讨论提出若干问题，以供参考：
1、西方国家(最好是以具体的国家或者城市来谈)有些什么样的国立艺术机构，这些机构的宗旨是什么，它们的工作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会有哪些具体的效应？
2、西方国家除了国立艺术机构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艺术组织来实现艺术的传播？这些组织和国立艺术机构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3、西方国家的收藏家通常是些什么身分的人？他们在购买艺术作品时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
4、西方国家做艺术评论工作的人通常是什么身份？是否存在“批评家”这样一个专业群体？评论通常以何种媒介进行传播？公众对评论的态度如何？
5、西方国家的艺术家通常的教育状况如何？他们对艺术之外的其他知识兴趣怎样？
6、西方非盈利性艺术机构对所资助的艺术家是怎样进行最终评估的？
或许像我一样有许多问题的朋友还很多，希望大家能参与探讨，从文化语境层面对国内外的当代艺术现状做一些较深入的交流。谢谢!
